我的太阳谷前堡纪事(续篇)

没想到让我去开会

一九六九年年底，插队整一年了，雁北地区要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大队通知我作为知青代表去开会，我感到非常意外，全公社100多个知青只有一个名额，我们村20多个知青中可能我的家庭出身是最不好的。我猜测可能生产大队并不了解我的档案情况，看我劳动表现不错，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

因为这里离北京比较近，其他同学隔一段时间可以回北京住上一阵。我家文革一开始就被赶回山东老家，父亲很快就去世了。我很清楚我的处境，我无家可回，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别人回家了我还要每天下地干活，春节期间其他知青大都回家了我也没离开村子。加之我体格比较好，初中时我是北京三中航海比赛的舢板选手，用学生的话说，有点“块儿”。干农活我是不惜体力的，扛麻袋，搬石头，轮镐头这样的粗活我不输给村里的后生。说我劳动表现好，我也用不着谦虚。为什么让我作为知青代表去开会的内在原因我不知道，我只能这么猜。

代表天镇县去开会的知青代表一共四个人，其他人是北京七中和太平桥中学的，有两个女生，我都不认识。一个男生叫辛永平，在张西河公社刘申屯插队，虽然我不认识，但是听别人在歌里唱过他，这个歌用的是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的曲子，歌词是这样的，“刘申屯的小辛盘儿多么靓啊，一只眼睛水汪汪……”“盘儿靓”是当时北京街头的黑话，意思就是脸蛋长得漂亮,一般特指女性。从歌词里我知道这个同学只有一只眼睛，那时学生中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取笑并不以为耻。通过短暂的接触觉得这个人特别老实，难怪别人敢编出歌来欺负他。

带队的冯老师是县中学临时借到县知青办工作的，男性，40多岁。出发前冯老师给我们开了个会，让我们讲讲各自插队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先进经验，以备会议中需要发言时免得措手不及。他们几个都中规中矩地讲了，我说我实在讲不出来什么先进经验，我说了我们村知青分家的事，又说了我们挨饿的事（那时尚秀颖还没有死），我没说偷土豆的事，实在没有什么先进可言。我看冯老师面有难色，冯老师是个温和的人，他没有为难我，过了一会他说，这样吧，你们算是搞得不好的典型。──这真是个好主意。

知青工作会议包括三项内容，开幕和闭幕时领导讲话，中间是先进知青典型的发言，还有一项是去大同矿区参观万人坑，好像还招待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记不清了。我暗自庆幸没有分组讨论这一项，因为我既不想昧着良心说假话，也不想口无遮拦地给自己找来麻烦，最好就是不说话。

知青的先进事迹已经打印出来了，代表们人手一份。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篇。一篇是浑源县知青代表计三猛介绍他们知青集体的先进事迹。计三猛在北京就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是北京八中红卫兵和“西纠”的头头。开会的时候也显得与众不同，一是会议已经开始了好一会他才到会场，风尘仆仆的样子。他一进会场好多人站起来看他，指指点点地说这个就是计三猛。二是他的穿着打扮，别人都是学生打扮，只有他穿了件农民的白茬羊皮袄，散着一股羊膻味，在人群里特别显眼。

宣传材料里说他们一到村里就积极参加村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这些内容在五个月前，也就是刚插队七个月时，雁北地区知识青年讲用团到我们天镇县巡回讲演时计三猛就讲过，我很惊叹他们到农村刚刚几个月的时间就干得这么风生水起，虽然内心里也有一点点怀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到他们还进行科学实验。雁北地区不少县都有地下煤炭资源，他们所在的浑源县也有一些小煤窑出产褐煤，褐煤是一种变质程度较低的低阶煤，含有大量的腐殖酸，腐殖酸是庄稼生长的好肥料，他们想把褐煤转化为肥料。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后来怎样了不得而知，估计是没搞成，如果搞成了早就宣传开了。

另一个先进典型是朔县的徐小宁。徐小宁是个初中的女生，刚下乡不久，在一次给铡草机续草时不慎将一只胳膊卷了进去，最后导致右臂被切掉了。一个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刚下乡几个月就丢掉了一只胳膊，我想象着她在北京的父母不知要心疼到什么样，她的遭遇非常令人同情。我感到吃惊的是宣传材料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大家忙着抢救的时候，徐小宁大声喊：不要砸机器，那是集体的财产！一看就是瞎编的，铡草机我们也经常用，发生这样的事故唯一的办法就是停电后用扳手把相关的部件拆下来，根本不可能去砸机器。我不相信在那样的场合徐小宁会喊出那样的话来，一定是搞宣传的人为了找出先进人物的闪光点编造出来的。结果是弄巧成拙，人们对徐小宁满满的同情心立刻打了折扣，这些文宣人员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的胳膊没有了不可能再生，对于徐小宁来说一定是一辈子的后悔。

会议开完后就回到了村里，一切照旧，没有人要求我去汇报，也没有要求传达会议精神。我的收获就是享受了几天顿顿都有肉的伙食。

《白毛女》演出了喜剧效果

村里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偶尔可以看一场露天电影，电影的内容基本就是革命样板戏和新闻简报。有一次放正片前的新闻简报里有做广播体操的镜头，老乡看了居然哈哈大笑。他们没见过做体操，说这是在鬼抽筋，后来又放映了交响乐《沙家浜》，他们看到乐队指挥在那里比比划划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那一年，不知大队干部动了哪根筋，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演出晋剧《白毛女》。恰巧村里有一个人曾经在北京一个文工团工作过，后来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这个人就成了艺术指导。

肖燕生是我们知青中的美女，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有些唱歌跳舞的基础，当然是喜儿的不二人选。没想到排演中出现了重大问题，肖燕生不会唱晋剧，喜儿大段的晋剧唱腔是个跨不过去的坎。艺术指导煞费苦心，一句一句地教，企图“速成”一个晋剧的喜儿，无奈效果不佳，最后只好忍痛割爱。人们期望中的北京美女饰演的“角儿”已经把人们的胃口吊起来了，突然一下就消失了，导演很不甘心，一定要给肖燕生安排一个角色。最后给肖燕生安排的角色是只有道白没有唱的地主家的狗腿子穆仁智。从纯朴美丽的女一号一下变成了凶狠猥琐的男X号，这样大的反差肖燕生都坦然接受了。

中学时候的肖燕生演出效果是出奇地好，这种角色反串带来的是满堂喝彩。台上在努力演绎着阶级压迫下喜儿的悲情故事，台下面后生们眼睛紧盯着地主狗腿子穆仁智的一举手一投足，特别是带着京腔的晋剧道白引起的是叫好声一片，笑声一片。

谁也没想到《白毛女》演出了喜剧效果，应该说演出很成功，乡亲们很快乐，肖燕生功不可没。第二天地头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那个穆仁智真漂亮。

我写这段文字的前不久才知道，肖燕生在几年前已经病逝了，她家先生更是早她几年去世。夫妇两个都只有六十多岁，甚为可惜。

最苦的活是锄苗春天地里的庄稼长到大约半尺高的时候需要间苗，这个活对知青来说最苦。一只手拿着小锄头除草、松土，另一只手拔掉多余的苗，体力消耗并不算特别大，难受的是必须光着脚而且是蹲着走。望着好几百米长的地垅，风刮日晒，老乡们干得习惯了不算什么，对我们来说真是苦不堪言，我们紧着忙活也赶不上趟，一天下来两条腿生疼，晚上上炕和蹲下来解手都觉得很痛苦。

干得快的就在地头休息，我们总是落在最后，有些好心的老乡会帮着我们干，但是有的知青和老乡关系处得不好就遭罪了。有个男知青本来就身体单薄，干活又不得法，碰上个不通人性的副队长，总是被呵斥。这个知青也不是好惹的，他想出了应对的办法，他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牡丹烟，干活中间休息的时候给大家发烟，唯独就是不给身旁的副队长，弄得这位副队长脸上变颜变色的，又不好发作。一次两次之后，再干活休息的时候，副队长就躲得远远的。

干活太累了就到别的知青点住几天，既可以休息又可以聊聊天。我们村地理位置好，来的知青相对较多，大家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胡吹烂侃也挺有趣。记得水磨口的李健给我们讲他被薄一波的警卫员开枪打伤腿的故事。他上小学六年级时（1963年），晚上爬到了薄一波家的枣树上去偷枣，被警卫人员发现，他翻过墙头逃跑，被人开枪打翻下来。发现是个小孩，被送去医院。薄一波还派秘书提着苹果去看望。李健还脱下裤子让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

听房村里有听房的风俗习惯，新婚夫妇的第一夜允许别人在新房外面听，这是后生们的一大乐事。刚到村里，在地里干活时听后生们津津有味地谈论头天晚上听房的经历。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惊骇，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吗？知青们分散在各个小队干活，回到宿舍大家交流各人的见闻，才知道这里听房是很普遍的事。不仅仅是听新婚夫妇的房，村里有不少男人在大同煤矿做工，老婆在村里，男人回来休假的当天晚上就是听房的最好时机。

后生们消息特别灵通，谁家的男人回来了他们都一清二楚。听的和被听的似乎达成了默契，没有听说因为听房发生过纠纷，一般男女主人即使知道有人在外面偷听也都不会怎么样，他们知道，要是和后生们结下梁子，老婆在村里的日子不会好过。也听说一个男主人装作不知，推开门把一盆冷水泼向窗下听房的后生们，后生们嘻嘻哈哈落荒而逃，好在大家心照不宣，并没有因此结下仇恨。

也有老乡邀请男知青和他们一起去听房，那时我们还坚守着知青的底线，认为这是很下作的事，没有人去和他们“同流合污”。不过回到宿舍大家交流着地头听来的现实版的黄段子也算是一个乐。

后来我去大同煤矿当了矿工，井下工人聊天，关于听房的段子内容之丰富真令人大开眼界。一个家在朔县的工人说，他们那里不但后生们听房，姑娘们也听，还唱了一首关于小姑娘听房的民歌，歌词是这样的：“一更里来鼓打一更，小姑娘今年一十六岁整，一心呀一意呀要把那房来听；二更里来鼓打二更，小姑娘反穿皮袄出了家门，慢慢地悄悄地来到了窗根底；三更里来鼓打三更……”后面的词涉黄，不能再写了。大意是小姑娘听房听到精彩之处，自己欲火难耐，急急忙忙去找情郎哥哥了。有意思的是歌的曲调，曲调流畅还透着酸溜溜的俏皮，在山西民歌里应属上乘之作，可惜我的音乐素养太差，没有能力用简谱把它记录下来。

雪夜惊魂

插队到了第三个年头，人心涣散，没有一个人愿意继续留在这里。知青们回北京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在北京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有一次别的知青都回家了，我一个人留守在空旷的大院里。白天下了大雪，晚上又停了电，我蜷缩在被窝里，就着油灯看了一会闲书，早早就睡了。

半夜里有人敲门，我急忙爬起来问谁啊，外面是个年轻男性的声音，说我们是抓小偷的，有个小偷跑到你们这里了。说的是普通话，但肯定不是北京口音。我说我这里没有人来啊，他说你把门打开，我们进去看看。我心里一阵紧张，从窗户缝向外看，月光下雪地里站着两个年轻人，我分明听见我的心砰砰直跳，心里有些害怕，又强作镇静。我借口找火柴点油灯，磨蹭了一会，心想他们要是来硬的，我住的小屋屋门一脚就能踹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点上昏暗的油灯，打开了屋门。

这次轮到他们害怕了，望着黑洞洞的屋里，他们两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进来，我心里倒是踏实一点了，说别害怕，进来吧。他们两个进了屋，屋里也确实没有能藏人的地方，气氛缓和下来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说，他们是大同的知青，在火车站一个小偷偷了他们的提包被他们抓住了，那个小偷自称是北京的知青，当他们准备把小偷交给火车站的公安的时候，小偷撒腿就跑，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这两个大同知青打听着北京知青的住处就找到了我这里。

他们讲的我一开始还将信将疑，他们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说那个人缺了一颗牙，耳朵后面长了很大的包，我彻底相信了他们说的是实话。那个人我认识，外号就叫大包，在十五里地远的水磨口插队，而且我也知道他经常在火车上偷东西，小偷行话叫做“蹬大轮的”，他甚至还经常给同学讲他在火车上“出货”的经历及和警察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但是我还是跟他们说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们抽着烟聊了一会，气氛缓和多了。他们的东西没有丢，事情也就作罢了，我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走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在通往水磨口的山路上看见了大包，很多天以后我见到大包，问他那天是怎么回事，大包并不避讳偷东西的事，他说那天夜里他从车站跑出来后藏在了水磨口村在火车站的大车店里，跟车把式们挤了一宿。

和刚插队时相比，知青们的道德底线已经大大降低，国家一方面在大肆宣传共产主义理想，斗私批修，大公无私，学雷锋，一方面把人们的生存空间压缩得小而又小。一天只有两毛钱的工分值维持很低的生活都很难，为了弄到钱，有些人已经没有了道德和法律的顾忌。我们村有个知青在北京入室盗窃，偷了军大衣卖给了村里的一个复员军人，后来犯了案，北京的警察追查到村里，没收了作为赃物的军大衣，还把那个复员军人训斥了一顿。

一个知青的朋友在内蒙古牧区插队，来我们村住了几天。听他说，他们从北京以一分钱一片的价格买的索密痛，带到牧区以一毛钱一片的价格卖给牧民，赚了不少钱。因为索密痛中含有麻醉品成分，涉嫌贩卖毒品受到打击，所幸情节轻微，打击也不重。

知青中间暴戾之气渐盛，浑源县几个知青准备回北京，需要先到大同再坐火车到北京。浑源到大同没有铁路，他们在公路上拦了一辆去往大同的货车想搭个顺风车，他们好言相求，无奈司机不肯。知青们回家心切，对司机动了武，司机寡不敌众服了软，让他们上了车。没想到到了大同司机直接把汽车开到了市公安局，知青们在公安局门口演出了全武行，一个知青用刀捅伤了司机，后来这个知青被判了刑。

事有凑巧，后来我到大同矿务局十三矿上班，有一次在矿务局第三医院病房里照顾一位生病住院的工友，听到隔壁护士值班室里一个年轻人在和小护士们聊天，年轻人在讲那段雪夜里抓贼的故事。我十分惊讶，走过去一看，果然是那个大同知青，他也认出了我，自然是感慨一番，世界真小。后来和他再无联系，只知道他姓党，是大同矿务局九矿的工人。

出路

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初心”早已荡然无存，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这样的“初心”可能从来就不曾有过。

有人开始想办法离开，水桶寺的知青郭纪林查出了糖尿病，按照政策可以病退回北京。那天，郭从北京来，住在我们村，他已经办好了北京方面病退的相关手续，还缺水桶寺生产大队的一个公章，他不想回村抛头露面，委托我和高凯良办这件事。

天一黑，我和凯良带着郭纪林买的公关武器——几盒高档烟（团结牌）走了十里路到了水桶寺。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俩趁着夜色潜入了村里。敲开了一个女知青的门，在她的指引下找到大队部。农村的大队部白天冷冷清清，晚上是人气最旺盛的时候，管事的人也在，一伙人坐在一起东拉西扯，我们不停地给大家散烟，气氛非常友好，盖章的任务也水到渠成地顺利完成。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女知青给联系的一辆顺路的驴车返回谷前堡。车上还有两个人，车刚出村，一个老太太急急慌慌地追上了我们，搭上了车。老太太挎着个篮子，篮子里有一只鸡，别人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想把这只鸡卖了，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我告诉她，火车站旁边有个肉联厂的收购站，活母鸡的收购价格是四毛四一斤。她说她这只鸡是二斤半，算起来应该能卖一块一毛钱。车上的一个人说，不如一块钱卖给这个大学生吧（当地人称知青为大学生），又对我们说，你们也算行行好，省得她跑那么远的路。对于我们来说，花一块多钱买一只鸡吃也是很奢侈了，我看老太太真的很可怜，给了老太太一块一毛钱买下了这只鸡，老太太千恩万谢下了车。回去我们杀了鸡，才发现那是一只正下蛋的鸡啊。

郭纪林是真的有病，看样子就很虚。我问他以后会怎样，他不无感慨又略带幽默地说，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插队，回去三年学徒，然后三十多岁挣三十多块钱。

渐渐有了招工和招生的消息，最初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女生刘玉英被安排在了供销社当售货员，虽然工资非常低，但毕竟是一份正式的工作。知青们看到了希望，似乎离开这里只是迟早的事。后来断断续续地有一些招工指标下来，能不能走，能去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出身和人脉关系。知青凑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交流着各种关于招工的小道消息以及如何离开这里。

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聊天，有几个女生也在，聊到什么可笑的事，大家哈哈大笑。突然一个姓赵的女生指着我说，哼，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笑！我有点懵了，一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听她的口气还带着点哭腔。不等我说什么，赵xx就拉着和她同住的女生走了。

吃完晚饭，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赵同学的潜台词分明是，你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哪！我要问个究竟。我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她听到了两个招工的人在谈论我，本来有意要我，后来看了我的档案，发现我父亲是反动资本家，招工的事立刻泡汤了。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打击，好在我已经有了这种身为贱民的思想准备。话虽这么说，毕竟心情很沉重。如果大家都走了，留下我这样的政治上的倒霉鬼，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样过。

那一年大学开始招生了，招生名额分配给各个公社，然后由大队、公社、县三级推荐，最后由领导批准。在知青出路的诸多可能的选项中，上学和当兵是最好的，这些对于我来说连想都不敢想。

招生过程实际操作起来完全靠的是人脉，再就是家庭出身。我们公社有一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招生名额，这是一个众目所期的名额，谷后堡的女生温炎做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到了大队、公社和县里的三级推荐。更重要的是，她父亲温克敏是教育部的司长，虽然文革中被短暂打倒但很快又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凭借着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资格，以及广泛的人脉，温司长疏通了各级关系，打通了所有关节，大家都知道，温炎上二外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只等着拿到通知书去北京报到。

谁也没想到事情发生了突变，最后一关政审居然没有通过。缘于有人揭发温炎有一封涉及“手枪”的私信，事关重大，负责政审的人自然不敢放行，调查起来需要时间，招生的事又等不得，稳妥的办法就是搁置起来。后来知道揭发的人恰恰就是同在谷后堡插队的一个同学，其时这位同学正在被借到县公安局帮助整理档案。

对温炎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临门一脚被人踢出了局，何其惨痛。谷后堡的知青都见证了那悲情的一幕，温炎不吃不喝，昏天黑地哭了三天，最后竟然说不出话了。

刚插队时就觉得温炎说话比一般的女生更加细声细气，而且略带沙哑，没有人十分在意，其实那是脑子长了肿瘤压迫中枢神经所致。

医学专家说，人的免疫系统有抑制肿瘤生长的功能，人在极度悲痛的时候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崩溃。温炎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免疫系统极可能崩溃，从而导致肿瘤快速长大。温炎被同学护送回北京，医院的检查证实了温炎的脑部恶性肿瘤的存在。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温炎在北京病逝，年仅21岁。

那位揭发温炎的同学顶替温炎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来在国家外贸部门工作，过上了光鲜富足的生活。不过此人不到六十岁便死于癌症。我虽不相信因果报应，似乎也感觉到了天意。

我们谷前堡村有一个山西医学院的名额，大家一致看好高凯良，没想到最后录取的却是另一个知青，因为他的表哥是县里党校的领导。凯良对此很淡然，我很佩服他。

从推荐上大学到高考上大学，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并不理解这中间经历了怎样泣血的路程。没有正常的竞争秩序，给弄权者留下了作祟的空间。告密诬陷行贿之风盛行，“犹大”式的人物层出不穷。国人之间的“互害”模式已经固化，使我们至今仍在享用着那场大革命的红利。

我曾经相信的“同学之间不设防”实乃大谬也。

一九七二年底大同矿务局十三矿来天镇县招工，十三矿是个新建的矿，需要大批工人，男知青只要体检合格基本都能去，我很顺利地被录用了。

大家都知道，矿工又苦又累还危险，不少知青不愿意去，但对我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出路。我看过一篇鲁迅的文章，他诅咒那些坏人到最深的矿井去做苦工，那是先生对矿工的看法，此时此地我却有了不同的认识，能当矿工我已经很知足了。

从招工的那里出来，起了大风，我走在回村的路上，手里攥着招工表，有一种脱离了苦海的感觉，任凭塞北的寒风吹在我二十三岁的脸上。

后记退休好几年了，那是一个初冬时节，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到天镇的火车票。下了火车已经是半夜了，前面不远就是谷前堡村，我站在高处，静谧的月光下，我细细端详着熟睡中的村庄。思绪万千，我问自己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我一直觉得这里没有我值得留恋的东西，可是我竟然来了。面对影影绰绰的村庄，我的心境可谓五味杂陈。我想起了知青们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情景；也想起了饥肠辘辘，到处找东西吃的日子；还想起了本来可以不死的尚秀颖；又想起了跳到井里的焦老汉……心情渐渐变得灰暗了。

我准备就近找个旅馆住一宿，明天到村里看看老熟人。没想到车站的小旅馆太脏，我打了个出租车到4公里外的县城去住。碰巧司机就是谷前堡的人，我跟他打听村里的熟人竟然都去世了，算起来这些人要是活着应该有八九十岁了。

第二天我打消了进村的念头，直接坐火车回北京了。

告别了谷前堡，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来。

2018年5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