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来好口述村史
作者：崔来好、田小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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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来好口述村史
作者：崔来好、田小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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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来好口述村史 田小熊编者按： 崔来好生于1952年，是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西南什轴村的农民，他1973年参军入伍并加入共产党，1977年退伍回村。1989年起至2006年，他担任了17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搭档赵英在与他同心协力配合，当了17年的村主任。 我们1968年从北京到这个村庄插队，崔来好和赵英在也从中学辍学回村，下乡与返乡，我们与他们，留下了一段共同的难忘记忆。去年9月，崔来好开车从呼和浩特火车站把我和中陆、燕子、立珍4人接到村里，住在赵英在、王明明夫妇的家里。回京后，我建了“南什轴口述村史”微信群，广州的籍红和远在英国的龚玲也加入进来，籍红拿起了画笔（本文插图为籍红所做）……
崔来好：西南什轴村在解放以前，村民最早都是从山西和陝西迁徙来的，以山西为多。最早来的有二百五六十年了，卢家杨家，杨家只有杨如如了，截止杨如如这一代已有九代人了，其他的姓氏都是五代六代。具体年代，哪年来的没有考查。 从人员结构看，西村就是个贫民村，因为没有地主，最大的富农连别村的中农也不如。最富的安家，也就是勉强解决了温饱。其他姓氏的人都是当长工和打短工的。解放前出了两个有文化的人，安贵怀的大爷安重山在国民党三十五军说是当大军官，至死都没有回家；赵宝元的四叔叫赵斌，也是有文化的人，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也没回村。全村最老的党员程存用1949年入党，当时是民兵连长，他原是北什轴村人。 村民在解放前，大部分当长工打短工，后来慢慢转入农耕，人越来越多，形成村庄。开始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少数几户，如安家、赵家、巩家、李家有一点儿土地，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解放时土地改革从丈房村的程家地主、东南什轴村的地主、黑河村的地主那儿分得的土地。而且没有好地，零散的，全是盐碱地，我们叫“时程地”（意思是如果上午不种，下午就不能种的地）。 解放后第一任支书韩挨何，没有文化，后来学了点文化，能看报纸。韩挨何以后村支书是赵计元，赵计元走了(去世），赵还在接任，赵还在不干就是我和赵英在，从1989年干到2006年，干了十七年，我们不干了，由韩计换的长子韩俊亮干，韩俊亮不干就是韩喜俊到现在。 西南什轴村解放初的人口是170人左右，1989年1990年我接任时，人口405人，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实有人口464人。农村发展是从解放初的原始耕作到半机械、机械化作业逐渐发展过来的。 直到到近年这些村民的户口基本还在村里，外出在城市生活有户口的不多。年轻人考学出去的户口都迁走了，老人的还在村。在外打工没迁户口的很多，城市农村来回跑。家家户户基本都是老的在村种地，小的在呼市、包头或其他地方打工，农忙就回村帮忙，回不去就雇人。平时村里头人口就是三分之一或更少，过节时人多点。 赵英在(老村主任)：我们赵氏家族源于山西省，走西口来到土默川定居下来。截至今日已有七代。赵氏家族虽然没有出过名扬四海、出类拔萃的大人物，但在一代一代的族人中，也有对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人，有做出过一定成绩的族人。 赵计元就是其中之一。解放以后，他当书记三十多年，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直到去世前，还在为村里的用电照明奔走。 赵氏家族的第二个村干部赵长计，他农业合作社开始，就一直担任村里的政治队长。 还有第三个(村干部)，第二生产队副队长赵挨元，担任副队长十几年来，不怕苦、不怕累，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后来东村西村两个大队合并，赵挨元又一直担任赶胶车队长。人们编下顺口溜，大队有我四哥(指赵计元)，小队有我五哥(指赵长计)，车头还有六哥(指赵挨元)。意思是村里掌权的都是姓赵的。 改革开放后，我先后担任过村里的村长、书记，连任五届17年，被人们称作“我们的贴心人”，因为我除了把村委会工作搞好，还要为村民的家事操心。这家娶媳妇我代东，那家为老人办丧事我主持，夫妻闹矛盾我调解，儿女不孝敬我劝说。…… 崔来好：1958年大跃进，农村也大炼钢铁，我没看到炼出什么钢铁。都吃集体大食堂，不让家中做饭，每家不能私存粮食。那把人们闹的，开始的时候管饱吃，后来分份儿吃，有限制，再后来就分各家自己做的吃。由杨蛮有给分，拿称按人头分，就像吃供应粮，每人都想多要点，可杨蛮有是党员，认真，想称高点不行，只能平，所以人们都恨他。现在想来，那时干群关系很难处理，违反原则不行，达到群众满意也不行。 在我的记忆中，1964年是“四清运动”，当时两个小队的干部都让说清楚，叫“上楼”，就是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也包括队里有没有偷分瞒产？有住村干部工作队，什么时候说清楚了，就“下楼”。我记得要“说清楚”的小队干部受到管制不能回家，家人给送饭。“下楼”了就没事了。 多吃多占包括给加班的社员在场面的小房里吃饼子、给每人发一斤全麦面的大饼都要说清楚。清算生产小队的账务，干部做检查，承认错误，刹住吃喝风。我记得审查王香香、赵计元，好像还有田云岗、赵挨元。第二年开春开始劳动就没事了，本来就没有大问题。 那个时候西南什轴村就是两个小队。东边这个队是王香香的队长，西边儿那个队是张存高的队长，那是四清运动刚开始，四清以前也是他们干的。四清完了1966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学生串联，那个时候村里特别乱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要领导人了。有了群众专政了，成立了“群专”。 突然就开始“破四旧”，拆除了东村的大庙，那个大庙建的特别好，和呼市的大召寺有一比，有钟鼓很气派，也很壮观。可惜拆了，位置就在后来的小学校，还有我们西村的观音庙也拆了。每家有旧的都要打碎。 有呼市开车到公社和村里搞宣传的，造反派的组织什么一师、三师，发放传单，张贴大字报。我跟着看热闹。到了1966年阴历十月家里就要我学医了，跟着邻居家住的杨先生学医，我只学了一年他就死了。…… 过去时代西南什轴村出外当过兵的有5个人：乔存举、韩玉明、赵宝元、赵在在和我。 乔存举和韩玉明是解放前入的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当时有抽丁募兵的规定，乔存举的姐夫李贵宝有弟兄三人，三丁抽一，必须走一人，就是他姐夫，他是替他姐夫李贵宝当兵走的，傅作义起义后乔的部队改编入朝，参加了朝鲜战争，乔存举是从朝鲜回国后返乡的。 韩玉明的部队没有入朝，是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去了新疆，娶了个山东籍老婆回来当农民。赵宝元1956年应征入伍在内蒙骑兵师，赵在在1970年11月入伍，部队是六十五军后勤部，他是库管员、班长。退役后上了呼和浩特气象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气象局农气室任科长。我是1972年11月15日入伍的。 赵宝元（西南什轴村民，男，生于1938年）：我本人于1956年应征入伍，在内蒙骑兵五师十三团（9025部队）一支队当骑兵。部队在集宁、萨拉齐都驻扎过，1958年8月赴青海西藏参加平息叛乱战斗，先后到达过玉树地区6个县和昌都地区，我在部队加入了共青团，196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荣立三等功一次，通令嘉奖两次。 由于家中有年迈的父母，我是独子，1963年3月申请退役回村。之后担任大队副队长兼治保主任，我们这族赵姓和本村赵计元家的赵家，据老人说在山西就是世交，但不是一家，走西口时还是一起来的，在西南什轴村生活截止到现在已九代人了。 祖上在山西忻州刘家亥原村，据老人说是走西口挑着担子来的，兄弟五人，返回山西一人，留下四人。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乔存举还当过西南什轴大队长，两村合并以后，不当大队长了，去当了良种场场长。乔存举参加过抗美援朝，我们进村后，他给我们讲他参加了上甘岭战役，讲当时敌人打炮时他们就躲进坑道里，等炮火过去他们就出来打，炮火很密集，震的耳朵什么都听不见。我们问他那时害怕不？他回答“那时什么都不想，简直就杀红了眼”。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那年乔存举的同母异父弟弟程贵云的河北媳妇要带着老家的爷爷奶奶弟弟到咱村落户，他让我和燕子拿着纸笔一家一户去征求签名同意，也有不同意的哈，比如张文奎他爸张润宽。后来落户成功，大概为了表示感谢，他请我和燕子到他家吃他烙的糖饼。
崔来好：像程贵云这样跨省娶媳妇的，咱村还有，张福刚也是这样的。咱们村本来就是个穷村，在我记事时就很多光棍汉，一个村的男人将近半数，全村人口也不多200来人。那是1960年，甘肃省闹饥荒，咱们村去甘肃领回媳妇成家，就那一年，有张文奎、卢万才、王香明、褚金玉、褚金宝、安补元、赵补元，张称心、崔柱柱、韩全全、赵长计、赵来计，由此咱村人口有了很大发展。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光棍汉们那年多大岁数呢？张称心和张文魁比较年轻吧？ 崔来好：他俩也就二十八九、三十左右哇，主要就是刘来如、韩跟换30多岁这一代人，还有更老点的，40多岁的，像褚金玉、崔柱柱、褚金宝、卢万才这一代。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听说乔存举老乔也娶过亲，也是1960年那批的吧？他脾气太坏，媳妇跑了。在村里时听老乡说，媳妇吃辣椒，他一生气把一碗辣椒全倒在媳妇碗里了。 崔来好：老乔是娶了，他女人从甘肃带来两孩子，他嫌三人吃的多不要了，村里人们都说老乔自己还嫌肚子大吃不饱呢，那时的生活养不起。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我听说1960年的时候咱村里有个胆大的能人领着光棍们去甘肃找媳妇的，这个人是谁呢？ 崔来好：最早去甘肃接媳妇的是张存高带他儿子张称心。第二批就人多了，第三批，第四批，有时某个人去甘肃，带几个女人回来给别人，谁要就领走，也不要钱。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来回路费还是要给那人的吧？ 刘中陆（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这些甘肃女人，她们来南什轴村也就十几岁吧，都成年了吗？她们后来和甘肃老家还有来往吗？黄河成是生产队长赵长计的老婆，从甘肃来年龄不大吧？今年多大了？ 崔来好：黄河成今年80岁哇。甘肃女人有回去看望亲人的，安补元的媳妇回去就没回来。她们的子女都在这村成家了，大多也不怎么与甘肃来往。带孩子过来的女人多，甘肃的男人饿死的也有。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女人都是为了活命为了孩子才来的。这次回村我才知道她其实是姓洪，咱们那时听不清甘肃口音。推算一哈，黄河成1960年22岁。 崔来好:：1980到1990年，咱们东村西村娶四川、云南媳妇的也不少，在住的不多，有的跑了，让骗了钱跑了，有的那边过来让迁返了，还有把儿女放下跑的，不回来了。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这以后就大多是骗子了。1960年是个特殊的时期。我插队的时候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村里有那么多甘肃来的媳妇，内蒙人为什么不娶内蒙媳妇？语言都不通，村里人说话我不懂，她们甘肃女人说话就更听不懂了。 籍红（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这种婚嫁情况成了咱南什轴的一大景观，当年在村就听说谁家谁家是甘肃媳妇，有的回去就回不来了，这边有孩子，那边也有孩子，回去家人拉后腿，丈夫、孩子不让回，来好能说几个例子吗？幸福的？不幸的？我看赵长计家过的挺好！
北京女一中我们10个同学的知青小组被分配在西南什轴村。 崔来好：1968年，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我当时16岁，只知道要来北京的学生，而且分到我西村生产队的是10名女的。村里群众有的说，女的就是来找对象的，安家落户扎根农村的。村里有没成家的男人，都很新鲜兴奋，说这说那的都有。你们知青一进村，人们就围着看，好像看外星人，咱们农村平时也没有什么新鲜事。 队里给10名女知青安排了吃住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韩挨何书记和赵计元、赵宝元、赵长计、王香香等村里的干部开会以后叫韩计换告诉我们，每天夜里安排巡夜，一是保护村里的安全，二是保护女知青的安全。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民兵巡夜工作，有时在你们住的院外呆上一晚上。 你们几个人在村里很吃苦。和群众同劳动，本来就是女孩，还总要表现到艰苦的地方、干难干的活儿。 平时也给我们带来快乐，我记得有拉手风琴的，拉小提琴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群众慢慢地接受了你们，也同情你们这些远离父母、胸有大志的女孩子。 我们年轻人都愿意去你们的住处谈天说地，刘中陆的小收音机，挂在高处让大家听。虽然你们是女娃，但你们把自己不当女的，和男劳力比着对手地干，在地头读报纸，晚上收工后还组织学习，节日组织年轻人在戏台演出，把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给搞活起来了。 但是你们的积极和坚持原则，也给农民群众带来忧虑，农民肯定没有你们觉悟高，有偷分瞒产的错误怕你们知道，包括村干部，都提防着你们，这是真的，干部老乡怕你们向公社（乡）上级汇报，这是事实。 所以，第一同情你们小小年纪来和我们受罪，我们生在农村没办法，你们从北京来这里受罪很可怜，不过嘛，是当时的国家政策。但是好多人对你们是很有看法的，你们表现太积极，第二农民怕你们的积极影响人们的生活，比如向上级反应瞒产私分。 我们村的偷分瞒产是长时间的历史问题，从1960年代就存在，偷集体的庄户（地里的农作物）那更是家家户户，地里熟什么，就偷什么，主要是饥饿，有的人己经浮肿了，不够吃，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的。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我们1968年到村时，一个整工是4角8分。到我走的那年（1978），一个整工只合到8分钱，越来越穷了。所以在我离村前，有个农民对我说了句话，“快走吧，咱村这么穷，都是你们知青‘妨’（我不知道这到底应该是哪个字）的。从你们来了，我们一年比一年收成低”。虽然说这话的人已经离世，而越来越穷的结果并不是我们知青造成的，更何况这也不代表村里大多数农民的想法，但也表达出村民对当时一系列极“左”做法的愤怒发泄。 毕竟知青是被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化身推到农村的。其实就像田小熊文章中说的，我们不需要表达空洞的感恩，我们需要反思需要真诚道歉。 崔来好：这都是实话！……粮食不增收，还要承担各种赋税，人们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全村最少有30%到40%的户不够吃，农村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饿大的。 那时还革资本主义尾巴，东西两村合成一个大队，由刘根鱼带领几个人检查每家房前院后种的各种经济作物，特别是枸杞，看到就统统拔了，当时人们都恨他，好像那时他是治保主仼或是民兵连长。 接着大队团支部带着青年突击队的团员和年轻人，去一家家铲掉枸杞树，我正在努力争取入团，于是义无反顾的加入，当时还认为自己很革命，这是革命行动，……我还能想起那些看到在自家院子里被我们铲掉枸杞树的老乡的眼眶里转动的泪花。 崔来好：你们知青在我们农村也做了好事，籍红在小学校教书，学生们对知青老师印象深刻。还有就是龚玲在村里当赤脚医生。 籍红（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我当时在小学校干的很投入。每天加班加点，备课、家访、给宣传队的小朋友们排练小节。班里有个闹将张在在(据说现在瘫痪在床)是东村的，把班里秩序能搅活的一塌湖塗，是我重点的家访对象，去了才知道，他家一贫如洗，跟着爷爷生活，爷爷对我说想让他退学，从此我对他格外关心帮助，用了心血，后来他成了我的小帮手，管住其他闹将，班里秩序井然。学生褚虎虎、赵立平、赵栓小他们说起我那时常背着生病的小同学去东村上学，我一点也不记得，但他们记忆犹新，说赵再平脚被扎破，背了他半个月。 这个学校的王明明老师1982—1985连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优秀教师，1985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省级劳模，1988年被评为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劳模。 1990年王明明成为南什轴学校校长，直到2010年农村小学解体。 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的赵青春、秦占军、安白白，考上专科的陈滿生、韩引弟、赵威在、申铁忠、韩美英、王丽君、陈发珍……他们进入城市，进入机关、学校、医院、银行。还有不少高、初中毕业生闯世界，下海经商、打工办企业当老板、开诊所、开加油站、开歺馆。……这是一代有文化的新军，是村脱贫致富的福星，他们的全覆盖，给各自的家族及家庭带来福音，有些孝顺儿女还将父母接到城里生活。更多的学子留在了南什轴村，在村干部带领下，用辛劳的双手，一砖一瓦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建设美丽新农村。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从小学校的校史看，学校里最突出最优秀的教师并不是知青，而是本村的女青年王明明，作为一名终身的乡村的小学教师，王明明作出的成绩非常人可比。 龚玲（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关于当赤脚医生时做的事情，在之前的《我在土左旗当赤脚医生》文章中写了一些。我觉得有趣的是我们赤脚医生不仅给人治病，猪、羊、马病了也找我。给这些动物打针有特殊的针管。是金属材料制成的，中间有带刻度的玻璃窗。针管直径大约2厘米，针头比纳鞋底的锥子还粗，针尖是一个斜面，针上有一个把柄，可以控药量。进针得眼疾手快，对准猪或马的脖子，一刺二推，速战速决。羊浑身是毛，只有尾巴下边没有毛，所以给羊打针需要一人抓住羊，另一个人往尾巴上打针。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牲口得了什么病，只是打一针抗生素，好了就好了，不好也没辙。 当时村里真是“缺医少药”。5里地之外的公社所在地有一所公社卫生院，只有两名医生。60里之外的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有一所旗医院。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就连自行车也只是少数较富裕的人家才有。有了病得搭乘队里的马车去看病。公社卫生院离我们村虽说不算远，但老乡要去找医生看病也很困难，当时大队部只有一部摇把的由接线员接线的那种电话，打了电也不一定能找，因为两个医生有时会到各村巡诊。 村里患关节炎和气管炎的人非常多。我从北京带来的伤湿止痛膏、止痛片、消炎药等，很快就发放完了。于是我开始给老乡扎针。我白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去给贫下中农治病。 记得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住在村头的贵和伯。有一天他突然胃疼，让他的侄子来叫我。我知道胃疼应该针“中脘”、“足三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扎过腹部的穴位，不免心里打鼓。带上自制的针包，我到了贵和伯家。只见他紧锁着眉头，双手捂着肚子卷曲在炕上，痛苦地呻吟着。他见我来了，对我说:“快救救我吧！我要疼死了!”我知道针灸有“前如井，后如饼”之说，即腹部的穴位比较深，没有什么危险性，而背上的穴位比较浅，不可以深刺。我壮着胆给他扎上了针。大约停了半个小时，他的胃不疼了。贵和伯到处跟人说“北京来的知青龚玲会治病，扎针可神了！”此后村里的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我看病。 “赤脚医生”是不脱产的，背着一只药箱，随叫随到，哪怕是深夜。“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有一次，韩板脸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满炕打滚，我检查了她的腹部。她左腹痛，拒按，并无反跳痛。她的月经已停经两个月，我考虑可能是“宫外孕”，赶紧把她送到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给她做了“后穹窿穿刺”，确诊是“宫外孕输卵管破裂”，及时做了手术。医生说，术中发现腹腔内有大量的积血，若再晚来一步就会有生命危险。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燕子还记得夏天咱俩在大渠里游泳的事儿吗？我记不清哪年，什么情况了。好像还有立珍吧？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游泳的事记得。那是1969年夏天，不止游了一回，是在浇地的大渠里，就是咱们村北边的大渠，那个大渠是浇地的总渠，到浇地季节总是满满的水。 我们下乡时就把游泳衣带来了，看着满渠的水，天气又热，我们几个会游泳的就说，去游泳吧！当时几个人就去游了，也有宋立珍吧。我们在水里游，年轻后生跑来偷看，女人穿泳衣游泳在村里可是没有过的事。 第一次游完泳意犹未尽，于是咱俩商量哈，还要游。但得偷偷的不能让别人知道，于是一次去东边干活，那块地就在大渠边上。我们两个出工前就把泳衣偷偷穿在衣服里边，事先你还准备了个小红旗。收工了咱俩故意磨磨蹭蹭的走在后边，等到大家看不到我们了，赶紧往大渠那跑，把外衣脱下卷好绑在脑袋上，你把小红旗插在肩膀的带子上，说是这样能看到标志。我们一路向西游回来了，那个高兴！到咱们村口上岸，湿淋淋的穿上外衣往回跑，这时村里人都午休了。 那次游的距离挺长的，下水前，看着水挺深的，你问我敢吗？我说没问题，我能游1000米呢。于是两人就下水了。可是游的也不容易，还得顾着头上的衣服，头老得保持抬在水面上，凉鞋没法只能穿在脚上。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游泳的细节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只记得把小红旗插在游泳衣的肩带上，在水里尽情游，一直向前一直向前，那是插队生活最浪漫的记忆了。好像因为我们女知青游泳，带动了村里的闺女们成群结伙去洗澡？在村里引起震动，这大概就是城市文明的冲击。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是的，我们游泳之后，村里的闺女们也到北边的大渠里玩水，不过她们穿着长衣服长裤子，挽起胳膊卷起裤腿。 龚玲（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第一次大渠游泳我也去了。记得当时我没有游泳衣，只是把外衣脱了放在岸边的树坷里，穿着背心裤衩下水游泳，水挺深的。那天察素齐一中的冯老师来找我参加旗里的篮球队，我急忙上岸套上外衣，湿漉漉地站在他面前，很不好意思。 刘中陆（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插队第一年吃的是国家给的供应粮。每月要套上马车到30里外的毕克齐镇粮站去买粮。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杨如如那时特别喜欢到我们小组来找田小熊玩，也总帮我们做事。刚到村的第一年，我们吃供应粮，每月要到毕克齐粮站去买口粮，有时是队里有马车去交公粮时顺便给捎回来，有时是我们自己去买。记的非常清楚的一次，杨如如套了一辆毛驴车带我和田小熊去买粮。回来时田小熊说如如累了，换换如如，她拿过缰绳坐车前边冲着小毛驴“驾”一喊，大概是她的嗓音太尖，小毛驴惊到猛跑起来，如如赶紧跳下车跑上拉住惊了的毛驴。后来如如不敢让田小熊赶车了。我两个坐后边，田小熊一路唱着“长鞭那个一甩叭叭的响—”，就像是昨天的事情。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我对农村的有限记忆都在文化生活方面。冬天农闲时候，闺女们到我们知青的家里，教她们识字和唱歌，我记得老师就是我和燕子两人，也不知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反正记得什么事都是和燕子在一起。中陆生肝病回村后被抽调到旗委宣传组，她是凤毛麟角的学生党员，整个土旗1070名北京知青，恐怕就她一个是预备党员，没听说过还有谁。 识字班的闺女们学习时间长了就不愿再识字，要学唱歌。我记得的一个歌就是《歌唱麦贤得》：湘江水长南岳高，松柏常青花常笑，……当时闺女们天籁般的声音很有震撼力，特别是明明领唱，无论什么歌，只要我唱一遍，明明就能唱下来。 还有韩板脸的女儿韩英英，也和我混的很熟，她不识字，却能把整台的晋剧唱下来，我记得看过英英在台上唱晋剧，听说她专门跟戏班子的人学过。在地里劳动时，英英还教我唱过晋剧《红灯记》。 我们西村和东村还有过文艺汇演，两村中间一个戏台子，西村人上一个节目，东村上一个节目，比着来，结果好像是我们西村占了上风。 1988年我和中陆回村时，计换说，你们知青走了，村里就再也不红火了，那时到晚上大家在一起学习，说说笑笑，唱唱跳跳，多红火！现在都个人在个人家里，没人出来了，没意思！ 农民和农村从根本上并不需要知青，因为知青是极“左”政治的产物。但是相对农村的落后的来说，知青还是给封闭的农村带去了微弱的城市文明的小风，比如说知青担任村小学的老师毕竟与本土的老师不同，还有，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当赤脚医生治病救人，都会留下良好的印象。当然就农村的发展来说，这是微乎其微的。农村面貌的真正改观要靠国家的政策，要靠农民自身的努力。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龚玲扮演《逛新城》里的阿爸，我们给她用松香粘胡须（那时真傻）烫的龚玲直个劲儿的叫唤。 田小熊（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龚玲后来多次提起这事，说我把松香烧化了给她粘胡须，烫了个大泡。那时少不更事哈，只知道松香可做粘合剂，而且必须液态，就把松香烧化了给她粘胡子。 龚玲（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记得有一张照片咱们知青小组10个人吹拉弹唱。……你们提到的我和宋立珍表演父女《逛新城》，我记忆犹新。我把棉裤捆上裤脚，扎块白毛巾，眉毛、胡子用白棉花贴。田小熊慷慨地拿来她拉小提琴用的松香融化了给我粘胡子，把我烫的够呛！现在想想挺好玩的。我上台后老乡们认不出来是谁，知道后笑翻了天。 籍红（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拔麦子，是村里最苦重的活计了，蹲着拔，不用镰刀，用双手！一人六垅，向前挪动，玩命地拔，连滚带拔地拔，生怕落在乡亲们身后。拔了几年麦子，后半生都不能圪蹴（蹲）了。大娘、闺女们教我一个绝活，做3个手指的小指套，防止一开拔就皮肉受苦，每次，我都备上武器才上阵。 刘中陆（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老乡说：女人怕生孩子，男人怕拔麦子。麦子要连根拔，是因为村里缺烧的，麦根是好柴禾。麦收后麦根由生产队分给各家。 拔麦子时蹲在麦垅中间，左手拔一把，右手拔一把，左右开弓，麦根带起的土扬得四处都是。休息时，特制的拇指手套里进了土，小拇指外侧皮已破了。休息后再拔麦子，真是不咬牙下不了手。中午收工后，队长跟换说，回去烧盆开水，把小拇指外侧慢慢放进开水里，把嫩肉烫死，要不下午拔不了麦子。 宋立珍（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记得那时老乡家白面少，平时都舍不得吃。拔麦子时因为太辛苦，才吃几顿白面。玉米熟了，赶上在玉米地旁边干活，就架上锅煮一锅老玉米，中午当饭吃，大家吃得可香了，有时还吃小米饭。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后来我们知青都离村了，农村建立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个人种，公社变回到“乡”、大队变回到“村”的称谓。西南什轴村，在来好和英在两人的带领下，发展变化。这次回村，来好开车接送我们，一路上讲了许多他和英在努力奋斗17年的事情，我感受很深。
崔来好：土地承包到户是1981年，按人口分，包括农具、牲口都分了。自从分开以后，人们自产自收，比集体时有所增产。没有劳力的，没有钱投不进化肥的，不能实时浇灌的，产量受到影响。这样有的人家还是解决不了温饱，加上缴公粮和各种税务，加上乡、村两级提留，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重。 从2000年开始不收公粮，减去农业税，农民减负，再加上改善了水利条件，粮食增收，人们生活才真正提高，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开始，由于我村有35%-36%的人没有人均土地，属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土地的，出生晚，赶上调整的也没有多少。过去的办法是要求户口迁走的、死亡的人口要退地，退回的地给新增的人均分。这样地就越分越少。 二轮土地承包怎么才能解决这些人没有人均土地的问题？给我们当时的领导班子出了个难题。 这些没有土地人也都在找我们，说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这部分人和后来新增的人将永远没有土地，怎么生活？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召开了党员大会，充分发表意见，做了会议记录。又开了群众大会听取村民的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地多的不想退，地少的想要地，会议很激烈。最终还是多数人同意重新平均分配。 我们给乡党委写了申请，也给了我们批示。当时的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怕群众上访。 这样我们将全村的土地进行了丈量，通过村民集体评议将土地划分了五个等级，互相搭配分组，有多余地的退出来给没地的补上，没地的通过抓纸球的办法登记，再到地里丈量分配。整整干了一个冬天带半个春季，现在村里土地基本平衡。 这样没地的高兴了，但退地的不高兴。哎，农村工作实在难搞，平衡难平，有人在背后骂我，我也知道，骂吧，我损害了人家利益，该骂，我认了。 我们乡24个行政村，就我们村这样搞了。我们那时还允许小调整，现在不让动了。有的人家没人了，但土地很多；有的人家人多，没地。 农民没地，这是个大问题。 刘中陆（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回村时听你说，土地承包后农村的生产，开始也受计划经济影响，上级命令种甜菜，村里必须完成种植计划，结果呼市糖厂倒闭了，糖卖不出去。农民收了甜菜也就没处卖了？来好说说你是咋样处理的吧。 崔来好：说到计划经济，过去都是计划经济。农民的种植是上级按文件安排每村种植各种农作物面积，有任务。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植甜菜保证呼市糖厂原料的来源，也给农民增加经济收入。但是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呼市糖厂倒闭了，还欠了我们上年的甜菜款，当年我们又种下了，怎么办？不光咱们村，全乡各村都存在这个问题，乡党委乡政府很重视，多次去糖厂要甜菜款未果。 那次我和乡里的王俊俊书记、云满仓乡长又去呼市糖厂找到副厂长，说正厂长出差不在家，副厂长说没有办法。后来副厂长提议去找呼市市长，他带我们去了，但是市长在开会。糖厂的副厂长要我们和他回，这时乡里书记和乡长也没了主意，我说咱们就等！不走！因为我开车，我不走他们也走不了，所以我们一直等到散会。 我们和冯四亮市长谈了村里和全乡的实际情况，他特别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答应市里解决上年的欠款，刘中陆（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那次与市长关于甜菜的对话你讲得特別生动，在村史中，如细节不便写，能增加点儿相关数字吗？ 崔来好：光是咱们村欠款就28万多呢，全乡180多万元，全旗就更多了。当时我和冯市长说，现在我们农民种的甜菜没处收，实在不行就拉到市政府院内哇，我作为村书记也不能回家了，家里院内堆的连门也不能进了，不解决实在是不行了！市长很客气的告诉我们在一星期最多十天内解决，他办到了，还了上年的欠款，还协调把当年生产的甜菜卖到包头糖厂，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我很感谢他。
崔来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是在1991、1992年，收成增产才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 我们上任后认识到只有改变村里的水利状况，才能实现增产增收。农村浇地历史上都是谁强谁浇，没有章程，自从东村因为浇地打死人后，才开始制定了分水的章程，上村浇完下村，时间是按天算，后来按小时算。解放前我们这的永顺渠是日本人开挖的，听说是用白面（鸦片）给民工当工钱，老乡把永顺渠叫“洋面渠”。 先开党员会，第一次党员会议就招来了打架，我和巩连扣打了一架，他反对我有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有些过去的私怨，是误会的看法，其二他说我不懂农业，但是没有影响我们开会解决问题，我也没和他计较。 开完党员会我们就开村民大会，讲了我对村里的发展，准备怎么干，支持我们的有村里历任的老干部，韩挨何、赵长计、陈存用、赵宝元，还有群众，大都是老的，刘来如、安福林、张福刚、李仝泉、韩计换等等，他们说，我们村无论如何，想办法也要解决温饱问题，要在增产上做文章。 决定先打井。没有钱，就贷款、向私人借，就这样第一年打了8眼机电井，增加变压器，架设线路搞得热火朝天，村民的积极性很高，赵宝宝、安兰俊都出了大力，特别是英在与我配合默契。 我们与东村的书记申黑眼联手，给南什轴全村安装自来水，这年春节两村家家都喝上自来水，乡党委表杨了我们，也给了我们支持，说我们带动起全乡搞水利，打井。 刘中陆（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村里缺水，盐碱地多，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记得我们插队时到了冬天，没营生可做了，队里组织年轻人打机井。那时打井是十几个人推着钻井的杆子，一圈一圈地转，像驴推磨，24小时不停。内蒙的冬天寒风刺骨，我们跟着男社员去打井，棉袄棉裤毛衣毛裤，围巾帽子，恨不得武装到牙齿，可没干多久就冻透了。那年月可没有羽绒服。尤其是晚班，更冷。那时年轻，能扛，也要强。推着钻井杆，不误乡亲们讲着各种笑话，包括黄段子，图的是个哈哈一笑，忘了冷、累和饿。不记得那口井最后是否出水了，也记不得讲了些什么，只记得打井时反穿白茬皮袄（毛朝里皮朝外不掛面子）乡亲的说笑声。
1989年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组织了红火，当时我和赵英在带头，也算红火了一把，从那以后每年都搞，直到现在。 赵英在（西南什轴村民，1989年—2006年任村主任17年）：我和崔来好共同担任村委干部，崔来好是村书记，我是村主任。在职期间，我们村“两委”班子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为我村的发展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们先对村里的渠道、农田路、水电、机井等村内工作进行排查，做到心中有数。而后召开“两委”和群众代表会议，形成决议，立即行动。我们筹资筹劳，将村里的渠道进行休整。根据我村土地布局情况，我们打机井18眼，成功使用16眼全部配套运行，使我村两千多土亩地实现机井浇灌全覆盖。不管天旱雨涝，都能保障我村庄稼大丰收。使我村村民的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 从我村到北什轴村（通往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的乡政府所在地）距离约2.5公里，过去是一条土路，每到雨季，泥泞不堪，人、车难以行走，限制影响了村内的农产品向外流通。 1998年秋，我们和东村的东南什轴村委会开会商量，修路，——筹集资金，多少不限。倡议发出后，我村考出去的学子和一些外出打工者都积极响应，村里的村民也发动起来，有钱出钱，有车出车，有力出力，这条出村必经的南-北公路很快就动工了。 到1999年底，南-北公路通车了，这条有史以来泥泞不堪的路，终于通畅无阻了！我们特别要感谢村里考出去的学子，他们给予资金的大力支持，在呼市工作的赵青春两次捐资共8000多元，胡文亮捐资1000元，还有捐资300元到500元的。 徐燕子（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我们在村时，村里的猪不圈养，满处跑，拉的猪屎满街都是，家家户户也没有厕所，过去只听说过狗吃屎，来到这里才第一次知道猪吃屎。好像是1973年吧，公社(乡）发出“人有厕所，猪有圈”的号召，大大的白字标语刷在墙上，要求各个大队认真实行。但也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次回村感觉变化很大，整洁的街道，家家有猪圈，村里有公厕，很是舒畅。 【图】1970年燕子在喂我们知青的那只永远长不大的老小猪。 籍红（西南什轴村北京知青）：来好和英在17年连任村委领导，迎难而上，实行了土地承包，村民得到了政府颁发的土地证，确权承包经营年限30年。打井修路，迎难而上，提高产能产量，解决温饱，带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崔来好：不是我的功劳，是两委班子和村民代表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赵宝宝、张三刚、李仝泉、刘来如、赵长计、安福林、巩连扣、韩补明、赵文在、韩引在、张福刚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安二恩会计、刘俊俊都是骨干，我很感谢他们为全村的付出。还有李二毛毛、赵还在。 我本来就是土生土长，为乡亲们办点实事应该的，看到他们的笑容，是我心中的最大满足。我村历任的老干部都是我的榜样，我做的事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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