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虽然任性，但还是没有把77、78级大学生轻抛。不管是其中“红的樱桃”，还是“绿的芭蕉”，都镌刻在厚重的年轮里。特别是近几年，电影电视、书刊网媒，反映这两届学生的作品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

然而时光又是如此无情，不经意间，就把这两届年龄悬殊的考生照进了人生斜阳——有些已含饴弄孙，有些将届退休，年龄最小的亦从知天命向耳顺迈进，挥斥方遒的岁月与这两级学生渐行渐远。

由于77、78级考生是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是不可复制的一代，所以相当多的作品聚焦于这两届学生种种的不易与成功，可谓喝彩声一片。然谈及他们的不足及两级学生同与不同的文字，似未见到。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遭际，为记录中国现代史者提供若干细节，并求教于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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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级与78级，那些大学生的同与异

   两级学生的相同   

77、78级考生绝大多数被“文革”十年所耽误，来源庞杂，经历丰富，志趣广泛。既有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也有面朝黄土的农村青年，还有被改造或待改造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工农兵学商，各种成分都有。他们在社会上摸打滚爬多年，栉风沐雨，受冻挨饿，经历过世态炎凉。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这批阅历不同、年龄参差的青年聚拢到一个群体中。

这两届学生是从2000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是通过“独木桥”的幸运者；骤然之间，他们从社会的底层变成了令人称羡的“时代骄子”。因为饱尝过失学的痛苦，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加之服膺“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我有个同级室友，总是早晨六时左右出门，晚上十一时左右归舍，四年下来，几乎天天如此。这样的执着，既有自我期许，又因负有家庭和社会的重托。倘有心人能将这两届学生的刻苦攻读景象汇集，应当是中国“科举”史上一部“春天的故事”。

还别有一景的是，这两级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1966至1978年的13届高中生，都有代表会聚于此，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有兄弟、姐妹、叔侄、师生、夫妻、妯娌同年考入，入校读书的序列完全被打乱。

而这一序列的“打乱”，完全得益于邓小平的坚持。1977年9月6日，邓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说今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并附上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邓小平年谱》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于是各个年龄段的大学生聚集一堂，有饱经风霜的，也有风华正茂的，还有稚气未脱的，各色脸庞济济于同一级的景观，成为十分罕见的历史画面。

笔者所在班级发生了这样的真实故事：1978年10月，78级新生报到，77级一位17岁的同学，与其他几位一起，举着“新生报到处”的牌子到杭州火车站迎新。未几，一个熟悉的身影迎牌走来，两人大眼瞪小眼，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原来，他接到的新生竟是他中学老师，一位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老三届”（指66、67、68届中学毕业生）！又是这位77级同学，在“迎新会”上代表“老生”发言，欢迎新同学。而台下坐着的一群新生中，就有他中学时的班主任。河北师范大学则别出心裁，把录取在1977级数学系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单独编成一班，戏称“老头、老婆混合班”。呵呵，这种别开生面的“喜剧”，只能由那个时代制造。

无疑，恢复高考以后的这两级考生的成才率很高。77级于1978年2月至3月入学，1982年1月至2月毕业，78级于同年9至10月入学，1982年7月毕业，相差仅七八个月。毕业那年，国家百废待举，各个岗位都缺人，社会对这两级学生翘首以待，因而成了“抢手货”。加之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适逢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因而大多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乃至栋梁。如果排列其成功者的姓名，不啻是一个亮丽华彩的方阵，世称“77、78级现象”。

    两级学生的稍异   

虽然两届学生入校、毕业都是同一年，大多数情况都相同，但还有稍异之处。

77级考试方式特殊，所有考生都须参加初试和复试，这种两次考试的方式至少空前，也可能绝后。录取率之低也是前所未见。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但难题马上出现，报考人数远远超出预期：有1966至1977年的高中生，有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报考，还有允许在读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总数多达2000余万人。由于管理部门的准备时间短，加上高考废止了十多年，工作失去了连续性，物质和心理准备都难以适应这场规模空前的高考，因而许多省市只得采取先行初试一次的方法，淘汰一批人，初试合格者才允许参加正式高考。

浙江省的初试以县市为单位出题（时间在11月中下旬），分数上线的参加12月6至7日省里命题的正式高考（上海是12月11至12日）。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400分，不考外语。作文题目是《路》——相信当年的参考者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作文题。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拦截”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全国参加高考者仍有570多万人。第一批本科生共录取17.7万人，录取率约为3%。

被拒之门外的优秀生实在太多，不少考生到教育部质询，为什么不录取他们。教育部将此情况紧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又是邓小平发话：那就扩招吧（《邓小平年谱》252页）。于是扩招工作在第一批学生入学两个多月后进行，录取工作延长至五月份才告结束。加上第一批学生，全国共录取本科生21万，专科生6.3万，共计27.3万人，录取率也只有4.8%；如算上初试参考生，录取率自然更低，淘汰者之多，简直“惨不忍睹”。

《羊城晚报》首席记者，1977级学生樊克宁曾撰文谈及，他们农场600多名知青参加高考，正式录取的只有两个人。这年高考，由于参考人员众多，当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无法供应，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待印《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应急。纸张问题解决以后，有些地方又出现了试卷运输、保密物资不够，像云南省最后动用战备物资，征调了2000多条麻袋，才解决了试卷分装和铅封问题。

也许有关部门觉得分两次考试有违公平，所以从1978级开始只举行一次考试；高考试卷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时间统一在7月20日至22日。这一年参考者有610万人，录取本、专科学生40.2万人，录取率为6.6%，也非常低。自此以后，社会上渐有“金77、银78”的说法。

77级高考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我们几位考生，包括当时一些“内行”人，根本没有搞清楚大学与中专是两个不同的招生系统。自以为是：报考大学分数不够，就降级到“中专”好了。“内行”人士还如此这般悉心指导，纷纷在“志愿表”的备注栏写上：“如大学不能录取，愿到任何中专学校就读”。当时农村师生和家长的普遍心态，只要有书读，不管什么学校都可以。这种现在看来很幼稚的想法，就是当时当地的真实水平。当然也反映出不少人对“高考”已是多么的生疏。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

77级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成绩、体检、政审都合格的本科生，在1978年2月底3月初入学；第二部分是扩大招收的本科生和专科生，在5月入学；第三部分数量非常少，但与第一部分学生入校时间相同，他们是从历届优秀中学生中选拔，不用参加高考，采用与“工农兵推荐生”相同的入学路径。据说，之所以还要以这种方式招一部分学生，目的是为了对比到底哪种方式录取的高考生更为优秀。

77级的扩招之举，还直接推动了一批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由于扩大招生的人数较多（占第一批录取生的35%左右），原有院校的校舍和师资都成了问题。于是将录取在大城市本科院校的扩招生，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在地区级城市入学的，则将一些老牌中专升格成大专。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4月以前称绍兴师范学校，后改为绍兴文理学院）为例，77级学生是以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名义招收，国务院批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之名是在1980年8月，其时该校77级学生已进入毕业之季。

自习照称77级也好，81届也罢，实际上是同一批学生，然而其数序“名实不符”。恢复高考后，要给入学学生确定序列，“级”、“届”不能随意称呼。教育行政部门最后统一规定，入学之年称“级”，毕业之年称“届”。如照此处理，77、78级的学生都是1978年入学，1982年毕业的，同一年不是有两批毕业生了吗？于是管理部门对77级来个“溯源去尾”，1978年春季入学是实，但考试在1977年冬举行，那么就定为“77级”；1982年1月底毕业也是实，这“一个月时间”可忽略不计，就称“81”届。浙江大学有方姓资深教授戏称：“名为七七级，却是1978年入学；算作八一届，实是1982年毕业”。

毕业论文初稿这一“名实不符”的届次，终给后人带来某些困惑乃至混乱。有不少媒体往往将两级学生混同，如浙江大学的民间校友会办得风生水起，点子迭出，还不时推出“校友名片”，影响越来越大。但一不小心，也闹过“乌龙”，其校友介绍中多次将“77级”误成“78级”，依据的大概是77级学生亦是1978年进校。“校友会”是介绍校友的权威平台，这种“误会”，或许会带来更多的后续“误会”。

此类例子不一而足，俯拾皆是，这种差错甚至国家级的信息平台也时常发生。

从78级开始，大学有了“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再无推荐入学生；考生能知道自己的分数，政治审查也大大放松，“次”、“届”序列开始名实相符。这些细节的变化，客观上反映出中国历史的演进。

    两级学生的特质与不足    

77、78级毕业生大多有几分理想色彩，较能独立思考，不大肯随声附和，内心颇有几分“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狂傲。这样的特质，遇到开明的领导，会因势利导，用其所长；而碰到嫉贤妒能的，给你小鞋也不难。这两级学生包括稍后79级等届次的毕业生，较多集中于党政机关。他们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竞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有血气方刚、互相不服气的争吵。

笔者当时所在机关，有两个77级本科生，四个78级本科生，还有相当数量恢复高考后及以前毕业的大中专生。工作之余，常到单位食堂买几个菜，沽酒聚餐，高谈阔论，其中有一个老三届的78级生也时常参加。他为人处事，机敏练达，颇受领导赏识，不知不觉间成了众同学的顶头上司。

有次聚会，不光有十多位大学生，还有几位领导参加。因是周末，大家酒喝得不少，话题天南地北。哪知在酒酣耳热之时，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插曲：一位77级的同学突然向78级的上司喊话：“来，师弟，给师兄敬上一杯酒。”78级那位也许没有听到，也许懒得理会，依然与其他人高谈阔论。77级那位以为是故意不理他，面子上挂不住，追问道：“叫你给师兄敬酒，没听到吗？”那位78级的顿时反诘：“什么师兄师弟，我与你同一年，我还是全国出卷的重点大学生。”77级的声调立马升高：“我是首届的，有我在，有你这种重点大学生吗？”“我第一年是所谓‘政审’，没进校，要不，我也是首届的。你牛什么？”“既如此，我们两人再考一次，你敢不敢？”……

众人一时惊愕，因为按照这两位平时的处事风格，是不会这样激烈交锋的。然而酒精发酵时那番控制不了情绪的对话，还是颇值得玩味。

不过事后还好，这两位同学都未记隙，工作依然合拍。再以后的人生经历证明，这两位确实不同凡响。

77级那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创业，筚路蓝缕，企业办得有声有色，手下有多个上市公司，多次跻身“福布斯”百强之列。

78级那位，凭着出色的才干和综合协调能力，在政界崭露头角，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孩子变成省部级官员，实在不易。

当然，这也许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但这两人的奋斗历程，实是77、78级学生的缩影。

不过，这两级学生大多也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第一至第四期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之所以纵横当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坦率说，77、78级学生有许多先天缺陷。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工科生，大多欠缺学问的“童子功”，外语基础普遍较差（许多学生，包括笔者在内，英语是从ABC开始学起的）；加之地域的局限，视野也不那么开阔。如今互联网时代来临，77、78级学生的知识和年龄结构方面的缺陷，露怯得更加明显。尽管他们力图融入，但毕竟是“外来移民”，与往后几届，特别是当今大学生的“自然居民”身份无法相比。在这一领域，作为学长的他们，似乎难以与后辈同场竞技。

是的，对于77、78级大学生，历史有过误会，但历史还是公平的，最终对他们还是青睐有加。青睐有加的结果是对社会感恩式的回馈。发光于未来，还要从脚下的路开始。

以杭大历史系77级为例，该级毕业生在大学科研单位的，已成为各专业学科的领军人物。不少人成为一线企业家，有多人次多年入列“福布斯”。10多年来每年捐赠数量可观的资金，分别投向教育、文化、贫困山区等。目前有三家有影响的公益基金，七八个资助项目在正常运营。搞写作的，作品曾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还有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硕果累累，其中有在美国和中国著名大学同时讲授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的，这样的教授世界上屈指可数。他们懂得一切都会过去，但文化传承对历史推进将是永恒。目前正在或计划的有：影印《四库全书》，参与组织全国一流专家编纂中国现代史，与海峡两岸学者共同书写抗战历史。将茶文化与欧美多方位互动，共享共荣，共促共进。“安得广厦千万间”，引领同行为老年社会提供安享晚年之所。探索城市反哺农村途径，打造农业小镇，策动新一轮农村建设。在山东曲阜打造建筑规模、收藏内容均将首屈一指的孔子纪念馆等等。

收笔之时，我想起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册》中的一段话，就以这篇文白相间的“序言”作结。文曰：

杭州大学历史学系一九七七级同学以毕业离校三十旬岁，乃摭拾旧影，掇集成册。众同学肄业于史学，虽多未以习史为业，然久聆师训，岂不知世事之远袤。以不百之群好，倏尔之记忆，本无足称。乃汲汲者，盖有说焉。想我七十同学来自南国，于浩劫之后，长者或有家室之牵，少者甫及弱冠之年。共读成均，携手西子湖畔。“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同窗相亲之谊，历时弥坚。读史知世，豁达人生。学教政商，挥斥纵横。更以知非耳顺，曾无金瓯之缺，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众同学咸曰：物变无穷，人灵有常。同窗契心，厚地高天。掠取旧踪，以志此盛。

文章来源 | 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