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的一天，听说原青年农场有一辆嘎斯51卡车，现在先锋公社的老知青（我们习惯将文革前下乡的知青称为老知青）那里，便想去找他们把车借来给生产队拉木料用用。于是和同队的几位同学一起步行到了先锋公社。

到了认识的老知青队上，却见大家神色慌张，一问才知道出大事了：邻队一位知青被农民用锄头钉耙打死了。

问起原因，据说是因评工分引起的：当时正值收小春时节，工分是按每人实际脱粒的小麦重量计算的。农民都是用的手摇打谷机，那个队的知青到泸沽铁矿借来一台柴油机，和打谷机的转轮连在一起，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工手摇，效率当然提高了很多倍，脱粒的小麦重量自然远远超过了农民。

结果记工分时农民不干了，说知青用机器是“偷奸耍滑”，不是真本事，不能按重量计算。这一来知青当然也不干了，和农民争执起来。很快事态急转直下，几个农民竟动起手来，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

被打死的知青名叫周大成，据说是来劝架的，结果农民看他身材魁梧，怕他动起手来吃不消，竟然对他先下了毒手，几个人同时用锄头钉耙向他头上砍去，竟然将他活活打死。

听说死者叫周大成，又是1米8几的个头，心中不由一惊：难道是他？文革串联时在火车上与他曾有一面之交。当时邻座几个成都口音的年轻人正在大声武气谈着什么青训班、农场之类的事。

和他们交谈起来，才知道是几个到北京去告状的成都老知青。那个最高的就是周大成，是成大子弟（现西南财经大学）。

后来得知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周大成自然也就与读书无缘了，文革前便下了乡。

“要走就要搞快！”来报信的那个老知青催促大家，并说他们几个队的知青都跑光了。据说农民怕知青来报复，已经放出风来：只要知青敢来，就以放炮（疑为火統之类）为号，把住先锋公社几处山口，把知青当成土匪来打，打死无论。一席话把我们听得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

“跑也不是个办法，跑得了初一，跑不脱十五。”此时一位壮实的老知青说道，“还是要拿个办法出来才行，知青的命硬是就那门不值钱嗦？”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起来。

最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到西昌高草去搬救兵，一路去沙坝公社找七中的知青求助。到高草，是因为那里武斗尚未结束，知青手里有“家伙”，到沙坝，是七中的学生人多、齐心又“落教”。我们几个便加入去高草的一路。

卡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颠簸疾驶，黄昏时分终于颠到目的地，车还未停稳，车上的老知青便大叫了几声“张司令！”夕阳中只见路边一土墙后闪出一条瘦高个的汉子，虽然才是五月，这位老兄居然赤膊上阵，浑身上下只穿一条红色的火幺裤，腰间斜跨一条带枪套的武装带，手中拎着支五四式手枪。

早听说过张司令的鼎鼎大名，他也是来自成都的老知青,为人豪爽义气。如今得见真身，又见他手中有“家伙”，心中顿时踏实了许多。

司令听说来意，腾都没有打一个：“虾子连知青都敢打，敢杀，这还了得！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明天我们就去捉拿凶手！”如此豪爽，活脱脱一位绿林好汉，此情此景，竟然令人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410厂的宿舍。由于武斗，偌大一栋宿舍早已人去楼空，但室内的衣物洗漱等器皿仍未带走。听司令讲是同一派的职工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连带给他们守守家。不知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心中仍然忐忑不安，好久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便被叫醒，匆匆吃了点东西上车。司令还带上了几个“兄弟伙”。上车前再次清点了一下所带的“家伙”，心中顿时感到有点不妙：长长短短的家伙加起来只有五六枝，一枝五六式冲锋枪居然还没有撞针，只能拿来吓人。

最砸秤的是一挺五六式轻机枪，但子弹不足二十发。僧多粥少，我们自然与“家伙”无缘。

卡车在清冷的晨曦中向泸沽疾驶，我们也在车上冷得打抖。车快到礼州时，见远处路中间站了一个小伙子，路边有几个女孩，一看就是在拦车的知青。但因为赶路，车只在他们面前点了一下刹车，小伙子身手矫捷地向旁一闪，车子便擦身而去。

突然我看见这位老兄手里还拿着好大一个鹅卵石，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揚起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我们几个本能地双手抱头，向下一缩，等待飞来的石头。

就在石头即将出手的一刻，那位仁兄大概看见了车上几个兄弟手中的“家伙”，于是顺势旋转身体，手臂优美地划了一个圆圈后轻轻触地，松手，石头稳稳地放在地上。

一切瞬间发生，化干戈为玉帛，这位老兄的反应之快，控制肌肉的能力之强，实在令人惊讶、钦佩。大伙哄笑起来，这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吧。

车到泸沽安宁河桥头天色已大亮，沙坝来的同学也到了，几路人马汇合起来倒还是有些气势。桥上架上那挺五六式轻机枪，桥后便是先锋公社，那天好像是赶场天，已陆陆续续有农民从桥上经过，于是被告知只能出，不能进。

宣布了纪律，强调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好像还交代进时高中生在前，退时断后，初中生就在中间。手中有“家伙”的几个弟兄也被反复叮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如果开枪也只能打手脚。出发之前赤手空拳的我们便到农民家去“借”些扁担、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权且充当武器。

要去捉拿的凶手所在的生产队在坝子的另一侧，必须穿过坝子才能到达。同班下泽远公社的鲁蛋和我走在一起，他好心地悄悄告诉我，尽量和有枪的人靠近一点，这样安全些，打不赢撤退时也跑得脱。

一两百人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对面的村庄走去，我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跳得呯呯嘭嘭。早就听说过冕宁的农民彪悍亡命，还听说过胡宗南有支部队是在西昌被打散的，很多散兵游勇就留在了当地。农民多半早有防备，看来今天会有一场恶斗，不知今天将会如何结束？我想，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的盟军和防守的德军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吧：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周围似乎安静得出奇，安静得不详，莫非埋伏早就设好，口袋已经张开，就等我们自投罗网了？！队伍终于接近村子了，突然传来一阵喧嚣，由小而大。只见众多的村民向山坡涌去。见此情景，心中倒一下子踏实起来——原来不只我们害怕，他们也害怕呀，看来不会有什么恶战了吧。

村里空空荡荡，村民全撤到村外的山坡上，蹲在那里看着下面。一个老知青将轻机枪对着山坡架在土墙上警戒。其余的人由该队的老知青点水带路，直奔几个凶手的家。哪里还找得到啥子凶手，人早就撤得干干净净了。

于是报复行动开始了：有的上房揭瓦，用锄头钉耙一阵乱砸，美其名曰“开展大生产运动”，粮食被倒进粪坑，圈里的猪被用匕首和刺刀捅死，有人将屋里的铺笼罩被堆在院子里，点上了火。

一股黑烟升起，山坡上的人群中有人叫了起来：“烧火了！”随即村民一阵骚动，有几个人似乎还向下冲了几步。大家登时紧张起来，只听五六式哒哒哒朝空中来了一个点射，向下冲的村民马上又转身跑走了。

虽然知道枪能镇得住堂子，大伙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几个老知青用从灶膛里淘出的木炭很快地在墙上写了一些标语，还记得有这样两条：“严惩杀人凶手！”“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凶手虽然没有抓到，但知青也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便撤出了村子。

此事早已惊动了县上，县政府派出包括武装部长在内的几位官员来处理此事，承诺定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大约到了中午，所有的知青被招待吃饭，免费！我们去的泸沽街上那家饭馆里坐满了知青。我们几个初中同班同学坐在一桌，大家兴奋地谈着今天发生的一切，觉得只要一条心，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知青了。

等着上菜时邻桌传来阵阵大笑声，回头一看，只见旁边的几桌老知青，有的光着一只脚蹋在条凳上，有的戴着墨镜腾云吐雾，有的胡子巴叉，手臂上青筋暴绽，有的赤裸上身，一身肌肉疙瘩配上胸毛，好不威风。

最提劲的是他们的桌上要么放着“家伙”，要么插了几把匕首，简直就是梁山好汉的聚会。回头看看我们，实在有点无地自容，虽说下乡几个月来已经晒得黝黑，但却没有得体的“行头”助威。和邻桌好汉们一比，简直太不般配，太不应景了。

于是搜遍衣袋，总算找出一把小水果刀，插在桌上。另一个同学也掏出一支指甲刀，摆在旁边助威，大概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又悄悄收起来了。

终于上菜了，为了有点好汉气势，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适时地加上了些语气助词来装老：“锤……子！菜咋个上得阵门慢哦！”下午抬尸游行，周大成的遗体从泸沽镇上的医院移出，放到一辆卡车上。大家纷纷戴上白色的纸花。突然有人说道，“让一让，周伯父来了。”只见两个女知青扶着一位消瘦的老人战战巍巍地向灵车走来。

老人看见儿子的遗体，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大家说，“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冷静，要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会处理好的。”老人刚坐火车赶来，身为成大教授，又是右派的周伯父，还能说些什么呢？

灵车开到先锋公社的场上，顿时引起一阵混乱，赶场的人一定已听说了上午发生的事，于是崩山一样拔腿就跑。一位老知青又朝空中开了几枪，人群才停了下来。

只见一位清瘦，蓄着长发，脖子上搭着一条围巾的男知青站在灵车车门的脚踏板上，一手握着一卷报纸，一手将额前的长发向后潇洒地一掠，开始了讲演：“乡亲们，不要怕。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宣传真理，告诉你们真相的……”他的声音抑扬顿挫，说到动情处有点梗塞。周围的好几个女知青默默地淌下眼泪。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那一幕，竟然有恍若隔世之感。知青和农民，同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比起知青，农民的日子还更苦，更无助。但他们却被推向了对抗，卷入了一场注定没有赢家，只有受害者的争斗。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文章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