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向香港的红色知青 作者:李晓芳


晚上八九点,夜幕已经落下,邱兴和两个朋友摸黑潜水下海,游了半个多小时,到了接头的破旧渔船边,三个人矮身躲在狭小的机舱内。渔船一路晃荡,目的地是对岸的香港。


邱兴没有别的选择,家里有父有母,还有妻子和几个年幼的孩子,全都嗷嗷待哺,“那时候我家里很贫困,饭都吃不饱,所以决定到香港揾食(谋生)。”当时逃港的人一律被冠以偷渡犯、逃亡者的罪名,抓到要被批斗坐牢,他在渔船里不敢出声,又惊又怕。


机舱里的味道并不好闻,他形容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只记得“很臭很臭”,还有很多机油,全部滴落在脸上,一直到了香港他才擦干净脸上的油污。


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他还未晓得变革的曙光已隐隐挂在天边。

“去香港喝咖啡”


今年71岁的欧阳东也曾是一位逃港者,他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在1978年逃去香港。


最开始,欧阳东并没有想着去香港。1965年,他从广州主动来到深圳,当时还叫宝安县,欧阳东成为海水养殖场里的一名知青,工作虽然艰苦,但生活还过得去,他并没有非去香港不可的念头。他还参加了当时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带领大家排演节目,因为外形很好,他经常在戏中演主角,例如当时十分红火的一部歌舞戏《红色娘子军》,他就在其中饰演主角洪常青。


因为文艺特长,欧阳东在海水养殖场养蚝五年后,如愿调到宝安县蛇口公社,成为一名专职文艺宣传员。


蛇口公社对面就是香港的流浮山,水性好的人几个小时就能游到香港。他的朋友大多在船上作业,通常是一早上开船出去,晚上回来时,只剩一个人把船开回来。也有人是在海上作业时,直接下海游泳到香港。


广州人把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当地甚至掀起学游泳热,民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父母也告诉孩子,好好学游泳,长大游到香港去。


欧阳东听说,每个人到香港后,都会说自己喝上咖啡。久而久之,每有一个朋友消失,就会说:“某某喝咖啡去了”。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最后一次就是1978年到1979上半年,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香港的新界原本并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全部是从深圳罗芳村过去的。


就在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1978年4月,×××来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他一上任,就提出要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面对面开放交流。


1978年7月5日到10日,×××在广东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他来到当时外逃最严重的宝安县。彼时的县委书记方苞将×××带到沙头角镇中英街,那里是香港与大陆的一条分界线,不过一街之隔,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县冷落萧条。据媒体报道,×××心中难受,对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去过中英街后,他们又来到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学习班,方苞对在场的人说:“×××是来调查情况的,大家不用怕,就大胆地说吧。”当时一个先进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大胆进言,“×××,我对你说实话,政策不改变,人都跑光啦!


据《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回忆,“×××到中英街去看时,当时就有一些逃港的人又回来,偷偷地把加工工业带过来,一般都是插塑胶花,深圳的劳动力便宜,就插好花后,再送到街对面,然后出口到国际市场上。”陈秉安认为,这其实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工业。


那次考察后,×××大受震动。当时宝安县的干部就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经济事件向其请示,×××当场拍板,“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


邱兴当时不知道政策已经开始松动,改革开放也已在酝酿之中,他看到的是老婆孩子实在没吃的了,家里一根红薯都找不出,有一碗稀饭都已经是奢侈。而一些从香港回来的人,会给老家的乡亲们发烟、发酒,还有糖果、面包等新奇食物,“他们还给我派了个利是。”1978年,他最终还是冒着危险去了香港。

 

“留住老百姓的脚”


和欧阳东一样,同在蛇口的张志聪1979年逃港,当年才15岁。时隔四十年,他还记得那部《红色娘子军》,“我记得,这部戏我看过四五次”。


“欧阳东”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就是一抹正统的“红”。


除了这部戏,还有一些宣传香港不好的戏。欧阳东等人用快板形式说唱,内容都是香港跳楼、卖儿卖女、抢劫的内容。欧阳东相信香港是悲惨黑暗的,还是祖国社会主义好。当年,欧阳东选择对象的条件之一也是“不逃港”。


张志聪在学校墙壁上、大街上也经常能看到一些标语,呼吁人们不要逃港,抵制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但宣传归宣传,年纪大一点,要养家的人没有办法,还是要去香港发展。


陈秉安总结,对于逃港潮,大陆有关部门最开始是强行阻拦,后来采用怀柔政策,排一些歌舞戏等劝导群众不要逃港。但最终,领导人发现发展经济才是良策。2000年他曾问过×××对群众逃港的看法,×××回答道,“脚是生在他们身上的,政策不改变,经济不搞上去,他们只会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


陈秉安强调,“这是他的原话”。


欧阳东在1975年成了家,当时他和妻子两人每月能挣七十多块钱的工资,在周围环境里,条件已经算很好了。然而,从1978年开始,挣了钱的同乡从香港回来,经常带一些饼干、粮食等反哺乡亲,“像三明治不是要把面包皮切掉吗?面包皮他们带回来,我们都当宝啊,当点心送人,所以那个差距太大。”欧阳东说。


另一边,继7月的考察后,同年×××又一次来到宝安县。陈秉安表示,“他第二次来就是对怎么进行改革有所考虑了。”当时×××在宝安县的附城公社召开了一次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座谈会,他就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问大家,“这么多人跑,我也很着急,大家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吗?”有人说,“堵也堵不住,就让他们走吧。


×××没有生气,而是提到,“走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留下的是妇女儿童,谁来养活她们?如果你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我就放他们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另想办法。


底下一片安静。×××缓缓道出自己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团结一心,把经济搞上去,才能留住老百姓的脚。

 


 

“个个偷渡,欧阳东都不会偷渡啦”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那场改变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中南组发言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注意到广东的特殊地理位置蕴含的经济发展机会,表示希望“中央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他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紧接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改革开放方针。


张志聪当时年龄还小,对改革开放懵懵懂懂,浑不知这将改变未来多少人的生活。从1978年开始,蛇口港这边慢慢建起第一套别墅,开始招商、第一家工厂进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年,蛇口水湾村为了支持改革开放发展,在土地使用等方面做出实验性的贡献。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炸山开工的第一声炮响也被视作正式掀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然而,当时改革刚刚开始,许多不明就里的群众反而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据统计,1979年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


×××快马加鞭地筹备广东改革开放事宜,在当年四五月,他多次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大胆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应充分利用,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试办进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6月,在一次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上,他再度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当时,不断有朋友约欧阳东一起偷渡香港,但妻子坚决反对,他因此一直没下定决心。直到一件小事深深触动了他,那天他带着孩子在海边散步,有些香港渔民会到码头卖鱼,一个渔民便随手给了孩子一瓶益力多饮料,孩子迫不及待打开,喝完以后,还对着瓶子用力吸,意犹未尽,“好像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的味道,连空气都吸光。”欧阳东看着觉得心酸。


儿子吸空瓶子的画面一直在欧阳东脑海里挥散不去,“我只觉得,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能力,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买得到,我也可以买,但是没有啊。


1979年11月16日,欧阳东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广州探亲了,没人再拦他了。晚上,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来到位于蛇口公社的大冲,从这里横渡到香港大概十几公里,游过去需要七八个小时。他们各自携带了一个吹气枕头。偷渡都会带些救生用品,比如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据人民网的一篇报道,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


游到半路时,海面中间出现一艘巡逻艇,欧阳东分不清是内地的边防巡逻艇,还是香港的巡逻艇,只看到那个探照灯一晃一晃。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鞋还有通信地址,全部用胶袋封好,带在身边,这些物品不会沉水,都浮在水面。看见探照灯晃过来,他们就放开东西,人潜到水下去。等没光了,再浮起来。每次看见船,就绕远点再游。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就是香港流浮山——那边灯火比较亮。


就这样,欧阳东也成为一名偷渡者,起初,大家并不相信,单位还说:“不可能啦,个个偷渡,欧阳东都不会偷渡啦。

 


 

“可以回家了,不用跑那么远了”


为了能给家里寄钱,在香港的第一天工作,欧阳东就加班到晚上9点,第二天到晚上11点,第三天就到凌晨1点。一天工资三十块钱,加班一个小时五块钱,他拼命做,甚至把第二天的活都干完,然后等老板安排其他工作。


曾有一位香港企业家告诉陈秉安,当年他最喜欢招那些游泳过来的逃港者。“一是意志坚定,二是憋着一股气想要干出成绩,”陈秉安说,“你给一百斤他挑走,一千斤也挑走,没有怨言,这样的工人哪个老板不喜欢。


很多逃港者都干出一番事业。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除了“期货教父”刘梦熊外,还有金利来集团董事主席曾宪梓等人。


与此同时,历史的车轮也在滚滚前进。1980年8月,已经撤县改市的深圳正式设立经济特区。张志聪那几年在香港和大陆间往返多次,“看到一砖一瓦慢慢建起来,那时才明白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1979年他游泳去香港,只是为了找当时离散的同学,却因为不知道电话地址,一个人也没找到。后来受改革开放的带动,他有了更多机会,创立自己的建筑公司,自发创建蛇口同乡会,反而找到一波老同学。


邱兴在1981年和同乡打电话时,才知道大陆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他当时在一家电子厂帮老板做装修,深受老板赏识,获得单干的机会。当时,他原本考虑和朋友一起南下印尼开设电子厂,改革开放消息传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可以回家了,不用跑那么远了”。1983年,他正式回到深圳投资办厂,工人最多时有1200多人。


欧阳东也回来了。在香港拼命干活的欧阳东用两三年时间就为家里攒够了钱,到了1986年,欧阳东在香港已打工六年多,他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一个熟练技术工。深圳特区建立后,香港的服装老板也到深圳来办厂,他随厂回到深圳工作。


回顾当年的逃港生涯,欧阳东说,“香港真的很漂亮,全部是高楼,但是再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待的地方,我想我还是一定要回来。当时没想到,如果想到现在改革开放这个样,我看就没人逃了嘛。现在就没人逃了。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老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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