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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泽俊，1954年3月出生。中国作协会员。当过三年工人、四年兵，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读研，获法学硕士学位。在兰州大学任教20年，曾任兰州大学出版社社长、华夏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宋美龄大传》、长篇小说《工人》、长篇历史小说《大风》等。

 

“亲爱的同志”是梁晓声的口头禅，他用它称呼所有他喜欢的朋友。熟悉梁晓声的读者都知道，梁晓声的作品受苏联小说影响很大，可能是从小看了太多的苏联小说，才把亲爱的同志总是挂在嘴边上。

他的这个“同志”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同志，而是一种对朋友充满爱意的表达。说话一兴奋、一激动，嘴上就冒出了亲爱的同志。他关心你时，会叫你亲爱的同志；他要用某种观点说服你，反驳你时，也是亲爱的同志；你若把他惹怒了，他或许还会叫一声亲爱的同志，但是伴随着这一声同志的，可能是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痛批怒骂，那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叫你同志，从此，你已经不再是他亲爱的同志了。这最后一声同志，也许更能体现梁晓声的性格，或者是他性格的另一面，大家更熟悉的一面。

 

站直了不容易

站直了不容易，是梁晓声的名言，也是他人格的写照。几十年来，梁晓声一直是以这样的形象站立在公众面前。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顶的事他敢顶，无论遇到多大压力，他的腰从来没有弯过。从他身上，我看到了鲁迅的影子。

有一次，梁晓声随一个文学代表团出访，在中外作家的座谈会上，梁晓声正在发言，随行的一位副处长打断了他，说：“梁先生，请你说话注意点，这是在国外，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说的。”梁晓声当即拍案而起：“我说错了什么吗？如果我说错了什么，由我个人负责，该杀头该坐牢那是我自己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吗？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这位副处长本是某行政机关的随行工作人员，既不是代表团的领导，也没有给代表团把政治关的权利和义务，这样说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回国之后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

还有一次，有关部门的领导建议梁晓声写一部电视剧，题目是《政协委员》，梁晓声欣然允诺。剧本写到一半，梁晓声拿出来向大家征求意见，几位领导看了非常紧张，因为剧中有大量针砭时弊、揭露腐败、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情节，他们认为剧本暴露社会阴暗面太多了，害怕承担责任，丢了乌纱帽，七嘴八舌地指责梁晓声怎么能这样怎么能那样，征求意见会变成了梁晓声的批判会。梁晓声一拍桌子说道：“亲爱的同志，你们不要说了，我不写了还不行吗？”

梁晓声愤然而去，随后把稿子寄给了当时的政协主席贾庆林。过了几天，贾庆林主席的秘书给梁晓声回电话说：“贾主席认真看了您的剧本，看完之后马上要出访，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他委托我告诉您，您的剧本写得很好，希望您尽快把它写完，拍出来。”但是，与这几位领导的关系闹成这样，梁晓声已经没法再写下去了，剧本最终还是未能面世。

站直了不容易，也是梁晓声为人处世的切身体验。要站得直，不仅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时还要面对人们对他、对他作品的误解、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曲解、歪曲和利用。

前两年，梁晓声又完成了两部知青题材的大戏——电视剧《知青》和《返城年代》。《知青》播出后，受到许多观众的好评，但是也带来一些误解和指责。有段时间，网上骂声不断，有的观众质问梁晓声，上山下乡运动中，那么多知青受到迫害、那么多知青不明不白地死去，你为什么不写？写出来的知青生活好像是一首青春无悔的浪漫诗，这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其实这不能怪梁晓声。梁晓声的确是浪漫的。知青生活有浪漫的一面，也有苦难的一面。对知青的苦难没有人比他了解得更多，没有人比他对知青命运的同情更深。不仅是北大荒，梁晓声对全国的知青状况做过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他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比谁都多。电视剧是有严格审片制度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被这不行那不行限制住了，再加上拍完之后的审查、删改，出来的东西已经和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我看过《知青》的送审样片，原剧是60集，而播出的只有45集。我不想过多地批评审片制度，他们这样审，有他们的不得已之处。由一个委员会来审片，众人莫衷一是，往往一个人反对，整部片子就通不过。看到观众的批评，我很想写篇文章发到网上，消除一下误解，梁老师说，算了，让人们自己去评判吧。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话，要想让这部电视剧能够问世，就只能这样写，否则就永远出不来。我想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梁晓声曾说过一句话，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跳楼。这句话是针对有些人对现实不满，发牢骚说“还不如回到文革去”说的。结果这句话被改成了“十年后中国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跳楼”，在网上到处流传。

无论篡改者是怀着什么样的用意，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梁晓声来说都是一个陷阱。两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关系到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的表达，梁晓声不得不公开向媒体作出解释，说明这不是他的原话。于是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说梁晓声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了，梁晓声害怕了，梁晓声这个硬汉当不成了。媒体就此事专门采访过梁晓声。

我看了网上的访谈录，记者提出的问题充满玄机，也可以说充满陷阱。我不是说记者不怀好意故意给梁晓声设陷阱，记者这样做或许只是他们的职业技巧，他要从各个角度特别是当事人不防备的角度，逼出你的真话。崔永元的访谈节目就经常给人设陷阱。作为当事人，如果不小心，很可能就被绕进去。梁晓声的回答非常机智巧妙，既不失自己一贯的原则，也不为他人所左右。他说，没有人给我施加压力，也没有谁能对我构成压力。对于文革，我是深恶痛绝的，那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批判都不为过的。对于现在，我的观点也是明确的，虽然依然问题多多，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但那是可以改变、可以改造的。不要因为对现实不满，就要回到从前去。

 

家国情怀

梁晓声的写作，始终离不开家国天下。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兴亡以及人、人的发展、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这些关系到国家、人类的最根本的问题。他的文章写的是这些，平时谈论的话题也是这些。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常常评论时政的得失，国家未来的发展，令人担忧的问题等等，有些话不合时宜，有些话有的人不爱听，或许还会带来麻烦甚致招灾惹祸，但是梁晓声不管这些，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在朋友面前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就像当年苏东坡的家人评论苏东坡“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梁晓声有时也是这样的不合时宜。他的文章和观点经常遭到批评、指责甚至围攻，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他曾说过，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民主、自由、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在最初的知青文学创作告一段落之后，梁晓声的创作一度转入了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在他1600万字的作品中，散文和杂文占了三分之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1996年，梁晓声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又一次引起轰动。这本书不是一本理论著作，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对中国现状的理解、表现和批判可以说入木三分，至今仍然不断再版，畅销不衰。

对于中国的过去，梁晓声是对文革反思最多的人，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涉及。对于文革中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人性泯灭的分析和批判之深刻程度不亚于鲁迅。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只把他的结论性的一段话列在下面：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对于中国的未来，梁晓声最关心的是民主化的进程。他在很多文章中谈到民主问题，有些文章就是以民主为题目。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起文革，已是天壤之别；要到达理想的境界，也许还难以一步到位，也许还需要时间，但是总得有人带头呼吁。前驱者的命运往往是悲壮的，法国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血腥战争，才得以诞生，中外历史上为此而流的血已经流成了河，刀搁在脖子上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相信梁老师的愿望终究是会实现的。

 

甘为孺子牛

梁晓声于我，亦师亦友亦兄长。我上大学时就读梁晓声的作品，《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母亲》《年轮》等作品都曾深深地打动过我。一提起梁晓声的作品，我便会想到《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李晓燕光着脚，挽着裤腿，一个人在河边像只仙鹤一样偷偷跳舞的情景，那是一幅多么优美的图画！看《父亲》《母亲》，我一边看一边流泪，因为小说中的父亲母亲和我的父母亲太像了。我知道，普天之下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父亲母亲，梁晓声的作品表达了千千万万儿女的心声，这是梁晓声作品能打动人的根本原因。

我是搞出版的，因为向梁老师约稿而认识了他。当时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大风》，想请梁老师作序。我们只有一面之交，提出这样的要求有点过分，不料梁老师满口答应。我知道梁老师很忙，80多万字的稿子哪有时间看，我问他，您还看全稿吗？梁老师说，要看，不管是谁让我写序，我都要看。我说要不我先打个草稿，您在上面修改就行了。梁老师说，不行，你要我写，我就一定亲自给你写。梁老师很快就把稿子看完了，除了写序，还给我题了一幅字：

胸中自有豪气在，

敢遣雄霸上纸端。

梁老师说，序言你可以根据需要随便改。序言的题目是《家天下是不可持续的》。我看了一下，写得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充满了激情，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历史散文，我哪敢改一个字！

写完《大风》，梁老师问我还有什么写作计划，我说想写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梁老师非常感兴趣，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很深的工人情结。梁老师的家庭出身和我很像，父辈都是建筑工人，改革初期同样有几个兄弟姐妹下岗。在他的鼓励下，我用了86天的时间就把《工人》初稿完成了，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修改，改完已临近春节。

我把打印好的书稿交给梁老师，梁老师要回哈尔滨过年，就背着那一摞厚厚的书稿走了。大年三十、初一、初二，梁老师都在看我的稿子，45万字的稿子他三天就看完了。

初三一大早，梁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稿子看完了。当时我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为了我的稿子，梁老师连年都没过。我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迫不及待地问：“梁老师，你认为我的作业及格了没有？”梁老师连说了三个好：好，很好，非常好！因为相似的家庭出身，共同的遭遇，作品感动了梁老师，他告诉我他是流着泪看完的，我听了之后对自己的作品有了几分信心。

这一次没用我说，梁老师主动为我写了序，并且把稿件推荐给了文化艺术出版社。董耘编辑是梁老师多年的朋友，她也很欣赏这部小说，在她的努力下，书很快就出版了，反而出在了《大风》的前面。

事后我拿了一万块钱给梁老师，说实话，这点钱真的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130万字，就是按出版社编辑审稿加工费的标准给也得几千块钱，何况还有两篇序呢。可是梁老师说什么也不要。

梁老师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所有的朋友都是如此。他给别人写的序、跋、书评至少在百篇以上，从来没要过一分钱。年前他去看牙，给他看牙的医生恰好刚写了一本牙病防治方面的书，见了梁老师，也要他给写个序，梁老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牙医要给他减免一些镶牙费，梁老师说，该怎么收还是怎么收吧。

 

家里的顶梁柱

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首先要看他对父母如何，对自己的亲人如何，一个连父母亲人都不能善待的人，无论他怎么自我标榜，都是不可信任的。

梁晓声对父母亲的感情如何，孝敬与否，在《父亲》《母亲》这两篇小说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无须赘言。看过梁晓声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哥哥，曾上过大学，是学理工的。据梁晓声说，哥哥远比他聪明得多，不幸这么聪明的一个哥哥却得了精神障碍方面的病，从二十几岁开始，到处求医治疗，始终没有彻底治愈，时好时坏，还不到三十岁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如今梁晓声的哥哥已经七十岁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是梁晓声在照顾哥哥的生活。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四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一个病人，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四十年来，梁晓声承担了哥哥的全部医药费和生活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梁晓声很忙，到了北京之后，他不得不把哥哥托管在精神病院。别的不算，光是一年在精神病院的托管费就是七八万，再加上吃穿用度，十万肯定打不住。平时只要一有空，他就要到医院去看哥哥。我不知道他一年去多少次，但是在我与他有限的交往中，有几次打电话他都是在精神病院接的。

每逢年节，梁晓声都要把哥哥接回家来，亲自给他搓澡，换洗衣服。也许是病的原因，哥哥沉默寡言，很少说话，梁晓声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心里那份对亲人的依赖之情像个孩子。每逢这种时候，梁晓声便把手里的活全部放下来，陪哥哥坐着，兄弟俩有时会这样一坐一整天，以默默无言完成心灵的沟通。哥哥喜欢抽烟，但是梁晓声不抽，他绝对不动，让他抽他也不抽。梁晓声抽烟很节制，一天也就是五六支，为了哥哥，他不得不打破常规多抽几支。

如果仅是哥哥一个人还好办。哥哥的问题刚刚安排就绪，还没容梁晓声喘过气来，妹夫又患了肾炎，病情来势凶猛，很快就发展到了肾衰竭，要靠透析维持生命。透析的费用一年要十万多，那时还没有医保，单位效益不好，负担不起这么大的费用，全部要自己承担。梁晓声毫不犹豫地把这笔费用承担了下来。在那个低工资的年代，十万元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梁晓声虽然有一些稿费收入，承担这么大的开支也是相当困难的。

稿费挣的是心血钱，和打工族的血汗钱没什么两样。梁晓声的稿费能有多少？最初拍电视剧《年轮》的时候，只给了梁晓声一台彩电，价值1500元。当然后来稿费的标准也在逐步提高，但还是堵不住家里这么多债窟窿。

梁晓声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当工人的。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工人纷纷下岗，梁晓声的弟弟妹妹也未能逃脱下岗的命运。一夜之间，两个弟弟一个弟媳妇同时下岗，妹妹内退，和下岗也差不多。这一下三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梁晓声不得不时常在经济上接济他们一下。弟弟妹妹们的子女还算有出息，长大之后纷纷到北京来发展。在北京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买不起房，梁晓声刚刚积攒下的一点稿费，又给侄子外甥们付了首付。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梁晓声的妻子焦丹，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惠的妻子，没有焦丹的支持，梁晓声这些事一件也做不成。焦丹家里想必也有不少类似的困难，但是从未听他们夫妇提起过，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梁晓声的哥哥没有子女，他打算搁笔之后便把哥哥接出来，到南方哪个小城租一套房子，一心一意照顾哥哥的生活，让哥哥有一个安定幸福的晚年，给哥哥养老送终。他自己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还要去照顾比他更年长的哥哥，这与雷锋精神虽然不同，却站在了同样的道德制高点上，放射着同样的光彩。它必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流传下去。

 

平民的代言人

梁晓声是大家熟悉的平民作家，其实他的基本身份就是个平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不过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而且时间不长就离任了。有人说，梁晓声的性格不适合做官，那是大错特错了。以梁晓声的智商，难道不懂得一点韬晦，一点妥协？他只要稍稍屈就一下就可以当大官。就算别的官都当不了，当个作协主席还可以吧？管不了全国作协，当个省级作协主席还够格吧？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国家，一个省作协主席也是厅局级待遇，起码在分房、用车方面能得到很多实惠，可是他连这样的官也没当过。房子、车都是用稿费买的，司机就是我们那位可敬的大嫂焦丹。

面对种种的社会不公，面对百姓的疾苦，面对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妥协，大家都不敢说话，那就我来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个人的升迁荣辱、官大官小根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并且，他只有把这些大大小小的乌纱帽统统甩掉，才能站得更直，骂得更痛快。

梁晓声住的小区在一条小巷子里，街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店铺，店铺门口摆满了做各种生意的小摊，开车进出很难。有一次我开车去拜访他，在他家门口堵了足足二十分钟。梁晓声自己也曾感叹，难道此生就终老在这条巷子里？他出门很少坐车，几公里以内的距离一般都是步行。穿着很普通，夏天常穿一双轮胎底的布鞋，冬天戴一顶廉价的棒球帽，这两样东西，最多也就值五十块钱。出门的时候，肩上总是背着一个白布兜子，里面装着书稿、花镜之类的用品。从那条小巷里走过，和出门买菜的大爷大妈一模一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人认识他，更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蜚声文坛的作家。

梁晓声很少在外面吃饭，请梁老师出来吃饭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偶尔出来，也绝不允许铺张浪费。他在儿影有一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老式住房，大概是他当年的职务分房，平时写作、接待朋友就在那里。有两次我去拜访他，看见他在啃干面包，想请他下楼去吃饭，他说什么也不肯。年前我和刘庆邦老师又去拜访他，事前说好不吃饭，但是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谈到中午梁老师又主动提出去吃饭。他把我们带到儿影厂的一个内部餐厅，点菜的时候，他指着菜单说：“我就要一个疙瘩汤，你们俩自己点自己的吧。”

三个矛盾奖抵不上一个副处长

当年梁晓声的一句“三个茅盾文学奖，抵不上一个副处长”，把电影厂的领导搞得狼狈不堪，诸如此类的批评文章他还写过不少，因此很多官员都怕他，和他打交道都小心翼翼的。其实他的文章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也没有私敌。三个奖不抵一个长，是批评分房中的不公平现象，既不是为了自己分房，也不是跟哪位领导过不去。在他工作过的一个单位，一个干部曾利用职权整过他，给他安的罪名是政治问题，那是要置人于死地的。按人之常情，有了这样的过节，两个人就成了一辈子的死敌，但是梁晓声并没有和他计较。后来那人得了癌症，梁晓声正在领导岗位上，他照常到医院去看他，帮助他解决个人和家里的各种困难，病人去世后，他还在根据病人生前的要求，去为他的子女跑工作，直到安置好为止。

梁晓声的影响早已超出了文学界，每到一地，常常是省里领导亲自出面接待、陪同，但是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介平民，始终保持着平民的本色。对于那些自以为是社会上层，对下级、对百姓们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人，他从不买账，但是对待百姓却是竭尽心力，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不仅以自己的文章为百姓代言，平时碰到周围的人有困难，也会主动帮他们说话，帮他们解决困难，哪怕这个人与他毫不相干。

北影厂食堂有位工人师傅，原来也是北大荒的知青，爱人是上海知青，这位师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爱人调到北京，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但是来了之后，孩子的户口却落不上。孩子已经上高三了，马上就面临高考，没有户口怎么行？两口子急得不得了。梁晓声听说以后，便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陈市长的秘书给他回了信，告诉他，他信中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位师傅至今也不知道是梁晓声帮他们解决的。

梁晓声的一个远房亲戚曾用他的身份证买了一辆车。有一次，发生了刮蹭事故，责任是车主的，但是并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对方要求车主赔偿三万块钱，车主认为太过分，没答应，对方便找到了梁晓声。车主告诉梁晓声不要理他，梁晓声为了息事宁人，还是给了他三万块钱。

过了两年，这位当事人的孩子要考大学，不知怎么又想起了梁晓声，打电话来请梁晓声帮他托托关系，解决孩子的录取问题。这事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把电话挂了，可是梁晓声居然给他办了，孩子被顺利录取了。

梁晓声虽然没有做官，但是在文学、电影等领域的很多群众团体中有兼职。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民盟的干部，加上教学、带研究生和各方面的约稿，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很多人请他吃饭请不出来，但是有两种饭局他是必到的，一是教研室同事们的聚会，他觉得这是对同事的尊重；二是他的学生们的聚会，和年轻人在一起，梁晓声会很快乐。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不仅要教他们、带他们，毕业时还要帮他们找工作。

有一次，我告诉梁老师，他的一个学生做事有些不妥，梁老师听了非常难过，连说了几遍，怎么会呢？他是我的学生啊！那神情真的跟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一样。说完之后我很后悔，不该让梁老师这么伤心。

梁晓声忙成这样，居然还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合唱团。他本没有时间参加这种活动，但经不起居委会大妈的软磨硬缠，只好答应下来。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答应了就绝不含糊，真的按时去参加练歌。按我这种俗人的理解，梁晓声参加一个作家合唱团，参加语言大学的师生合唱团，还属正常，参加一个街道合唱团是不是有点掉价呀？在梁晓声眼里可没有这种区别，他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若真请他去参加一个什么社会名流合唱团，还未必能请得动。

梁晓声兼职很多，社会工作也很多，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在教学和写作上。这么多工作，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创作激情，六十六岁了仍处在创作的高峰期，写完《知青》和《返城年代》之后，他又开始写小说，写杂文、散文，每年都有几本新作出版，报刊杂志上也时常能见到他的文章。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吸烟一天只是三五支，酒几乎不沾，不会打牌下棋，生活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了。他几乎不吃肉，对那些山珍海味也没兴趣，加上多年牙病的困扰，每天的饭食几乎就是蔬菜、稀饭、疙瘩汤，他的全部生活乐趣都在教学和写作中。在别人眼里，他的生活就像个苦行僧，但是他自己却乐在其中。他是我们老百姓最亲爱的同志。写到这里，我想说，亲爱的同志，你多保重，老百姓需要你！

2015年2月2日

本文来源新三届公众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