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31号，我被抽调回城，当了一名集体企业的工人。彼时，仅差25天，就整整下乡九年。

那是我当知青已精疲力竭，正要死心塌地的时候，也是我当了四年民师，刚刚从小学调去教初中的时候。

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并没有一点征兆。

那天，天气阴沉，寒气逼人。我正在上课，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窗外晃荡了一下，又有意地回头与我示意，哦，是公社秘书王述先。

我素不与官家打交道，于他，却是一个例外。

料他找我有事，下了课就直奔办公室。

果然，矮矮胖胖的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也不回避其他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来来来，快把这张表填了”。

接过一看，是《招工登记表》，咋回事？

老王把我重重一拍”这回你走定了“。他告诉我，成都市棉织公司在我们公社内招他们的子女，都是七四年下的，有二十多人，这次一锅端。

公社考虑你们六九年下的知青只剩4个，再不走的话，难，不晓得还要等好久。

公社做了决定，与棉织公司讲，必须把这4个老知青一起搭起走，否则免谈。几经谈判，最终棉织公司让步，接受了这个方案。

所以，这一次招工是板上钉钉，连那些啥子推荐、体检、政审都通通免了，你放放心心的走哈。

我晓得，老王为我的事，一直在想办法，这次公社的决定，肯定与他的努力分不开。

我千百回的想象过、憧憬过回去当工人，犹如我千百回的想象过、憧憬过我未来的爱人一样，他们是我苦闷时、绝望时，无比美妙的灵丹妙药，给我信心、力量和支撑。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比那些已经调回去当了工人，已经结了婚的人还要幸福，因为，在这两点上，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和想象。我有些犹疑，想到那些刚刚才熟悉起来的学生，但，只是刹那间，我明白，无论什么样的迟疑都只是娇情而已，回去，回到自己的故土，才是坚定的，才是梦寐以求的。哪怕自己已没有了那么多的惊喜和快乐。

随即就是一系列的交接和忙碌，好在那个时候想当民师的多了，并不影响学生。与生产队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就是结算。从会计那里、出纳那里、一直到保管那里。

然后是称谷子、碾米、卖米、清账，足足用了三天。不欠生产队一分钱，不欠任何人一点东西。忙完这一切，已经是30号。

这天，同队的好友自新冒着严寒专程从成都赶来接我。下午，我们去了廖场街上（离街不到300米）。

廖场不大，石板破旧的街面不足三米，不少板屋已然歪斜，唯独场口那棵硕大无朋的黄果树，给这个贫瘠的乡场带来不少生机。

寒场天基本没有人，廖场和对面的邛崃临济场仅一沟之隔，沟边洗菜，手伸长一点，可以把菜递过去。

廖场离蒲江的甘溪铺仅12里，这里三县交界，赶场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当时的声望，仅次于离他二十里地的邛崃平乐镇。

在这九年的时光，我的不少光阴是在这里渡过的，茶铺、供销社、理发店、缝纫店、代销店、小饭馆这里的每一个小街小巷我都十分地熟稔，不论是街上的居民还是社员，基本都叫得出我的名字。

临济街上的邮政代办所，更是我必去之处，在那里收发信、看报、聊天，得到代办员碧霞的许多帮助、关心，在我人生的最低谷，给了我不少温暖。我与她无话不谈，成了很好的朋友，至今仍有联系。

在名山县这个偏僻的小场镇上我与那些曾帮助我、关心我、友善我的居民和社员一一作别。

当天晚上，我的知青小屋来了不少的人，同队的社员、教过的学生、几家特别好的堡垒户更是全家出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我送走客人，正要收拾停当，准备休息时，却又推门进来一人，是堡垒户“师爷”的女儿。她带来一床崭新的床单要送我，但我决绝地不能要，那时候生活艰难，一床新床单对农村女孩子有多重要我是清楚的。送她出去，在田坎边道别时，我特感动，想起不知道哪本小说里的话，自己竟也文绉绉地冒了一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两年以后，我正在大学读书时，收到一位和我在一个生产队的老师的来信。他说你走的时候，对“师爷”的女说了什么，人家现在天天都望到成都方向，她叫我问问你，说话要算数哦。

老天爷，这真的只是临时学来的一句说词，我对她没有丁点那样的意思，解释了好久好久，后来她的父亲和哥哥也给她讲，别人知青虽然在这个家进进出出这么多年，但他从来就没有那样的想法，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好说歹说，这个事才搁下来。

多年后，听到《小芳》，也就依稀记起来这件事，我自己知道，没有，压根就没有。

31号一大早就出发，离开这个我住了7、8年的知青点，多少晨晖和夕阳、多少欢乐与忧伤、都留给了这一排默不作声的房屋。两个社员执意送我，一行四人往蒲江的甘溪去搭汽车。

甘溪在成雅公路的101公路处，是我回成都搭汽车的首选之地。

自新在甘溪进场口的国营食堂有一个认识多年的老熟人，我们都叫她廖姐。

廖姐不到四十，穿作利利索索，常常围一条阿庆嫂一样的蓝底碎花围腰。个高、人白、嘴甜、说话绵绵的，从没有看她发过脾气，她认识不少司机。好多司机不在前面的大塘和后面的黑竹吃饭休憩，据说都与她有关。但廖姐正派、人缘好，并没有那些小镇上常有的飞流短长。

有自新一路，再加我是调回去，廖姐格外高兴，非要请我们吃饭。她的家就在食堂对面，推开一扇门板，里面住了4、5家人。廖姐只一间房，大约12.3个平米，收拾得清爽干净。在食堂端了一些现成菜，三个人围着火炉说了不少话。我是很感谢廖姐的，为搭车，给她找了不少麻烦。一边吃饭，一边联系车，廖姐进进出出的很是忙碌。坐上汽车，和廖姐挥手作别的时候，已经一点了。

棉织公司把我分在了南郊的红牌楼。报到时间是1977年12月31日。

我有些着急，幸亏廖姐嘱咐了司机，让他开快点。即便如此，到红牌楼时，也快6点了。薄雾起来，灰茫茫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已经开始亮起来。

自新对我说，你直接去报到，东西我带回去。明天元旦，工厂放假，要是过了今天，你工龄要少一年，还关不到半个月的工资。

这就吓人了哈。

我匆匆忙忙下车，满街去找我的组织——那个成都市线制品厂。

红牌楼是一条弯曲的独街，道路凹凸不平，行人稀少，一些摊点正在关门闭户。

打听好方向，从一个道口拐进去，一条宽宽的马路映入眼帘，右边是一溜灰扑扑的水泥墙壁，左边是一片田野，麦苗郁郁葱葱，让人仿佛又回到生产队。

慌慌张张前前行不到二百米，一个大大的吊牌赫然在目：成都市线制品厂。

铁栏大门紧闭，但小门虚掩着。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毅然推门进去。“找哪个，都下班了”门边收发室冒出一颗头来，“我知青，来报到的”那颗头看我一眼，昂起来，用尽嗓子吼了一声：“彭头，活路来了”“噢”从收发室后面那排深邃的房屋处传来一声长长的回应。

“你去嘛”那颗头缩了回去。

办公区是一排长长的平房，一个大汉裹着一件厚厚的黑不溜秋的棉衣，戴一顶灰不溜秋的棉帽，立在一间办公室门口等我。

过去一看，门楣上一个小木牌写着“供销股”三个字。

彭股头身材魁梧，大大的脸庞，嗓门极大“你咋才来哦，不是等你，我都回青白江去了”我把烟递过去，一面给他点火，一面连声抱歉。

接过我的报到证，他一面锁门一面对我说，就这样，算你已经报到了哈，放心回去过元旦，2号八点准时到厂头上班。

忐忑着的心终于放下来，我回身要走。

“不忙”，彭头叫我一声。打开他刚刚锁好的门，进去拿出一个比皮鞋盒子还大的盒盒交到我手上。“这是厂头过节发的东西，你也有一份三”安逸哈，刚刚才报到就享受工人的待遇了。

是啥子嘛，打开盒子，我稀奇极了：有黄色、白色、咖啡色、黑色鞋带一大把；有粗的细的，圆的扁的、长长短短的松紧带一扎；有各种颜色的宝塔缝纫线及五颜六色的的丝线和棉线。

哈哈哈，至今想起，还是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