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型革命接班人——秦晓

作者：朱维毅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2011年第5期《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人物是一个西装革履、形容枯槁的瘦老头，看上去很眼熟，细细辨认，秦晓是也。

秦晓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班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了招商局集团董事长。20多年未见，他老成这副模样倒也正常（毕竟已是快70岁的人了），其仕途发展和在央企的显赫地位也在意料之中。以他的能力、学识和太子类出身，不成大器也难。

多年前一个在中信的哥们儿告诉我：秦晓属于异类太子，锋芒过露，在中信公司“不得烟儿抽”，不得不从总经理位置下来，被安排到招商局养老去了。但从《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秦晓，走出乌托邦》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秦晓去招商局绝不是通往赋闲养老的过渡，他的集团董事长位置不仅显赫，承担的责任也十分重大，而且他赴任后也的确大刀阔斧地开创出一番斐然业绩。他近年来频频亮出的市场经济观，在国内更有着重大影响。

秦晓既长期保持着批判性的社会思考，又能长期位居高端央企把握着运作与话语权，这个现象至少从大局上让人们看到了两个时政亮点：其一）我们的社会还能够容纳批判型知识分子存身于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队伍；其二）在前辈既得功名的基础上走入社会要位的“革命接班人”群体中，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深刻分子。

去年7月19日，秦晓出席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此写道：

作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台下的人们已经大体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无外乎我很荣幸、希望你们今后能为国家多做贡献等。秦并没有客套地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开始回顾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紧接着他的话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字眼，这是他那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接下来秦晓分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论”的关系：

“‘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正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最后，他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秦晓的这次讲话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口诛笔伐者纷沓而至。一家网站称他为“西奴”，还把他的头像放在绞刑架下。批判浪潮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他的红卫兵经历一直追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重大资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秦晓对此似乎并不介意。他对记者张欢说：

“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经过去30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尽管已经多年未见，并彼此毫无联系，但他的这番高论却让我有了一种重逢故人并深谈的感觉，更让我重新认识了老同学秦晓。

与握有社会主导话语权的绝大多数体制内精英不同的是，他具有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公民意识和现代型社会意识，其思考和言论，已完全突破了守护自身利益所必需的思维桎梏。

秦晓与怨言满腹的愤青型批判者之不同之处，在于他反思的思想基础，这里面包括了他作为高干子弟在几十年个人命运沉浮中的深切体验、他作为接班人型红二代在长期介入高层的政治和经济操盘中对高层施政思维的全面洞察、以及他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型企业家对历史、政治、经济和人文在宏观上的认真思考。

把这两方面的不同加在一起，就让他在社会发展的历史及方向上的考察具备了不同凡响的说服力。尽管秦晓同样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开对当前政治的议论，但他的犀利剖析却有振聋发聩之效。在《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中他直言：“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经过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演变，从最初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一步步异化，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他在列举了立国后的一系列“左”的错误后指出：那些在文革前曾经反对纠正错误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文革中也都受到迫害，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后人都没有将这一反思追溯到文革以前，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这番让我深以为然的宏论，不自觉地让我对秦晓的记忆再次浮现。

1980年我考上研究生后，和秦晓分在一个公共班。所谓公共班，是指把不同专业的十多个硕士研究生凑在一起上两学期的公共基础课，然后才开始各做各的课题，在3年学习期间，这个班一直作为一个学生单位存在。秦晓当时是班级党支部书记。

现在，秦晓年过60，我年近60，基本上属于同一年龄段的初级老头儿。但在当时，按照5年一代的概念，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异几乎可以算作隔代。当时北京的老三届中学生在论资排辈时喜欢以文革开始的年头为界，1966年我是初二，而秦晓是高三，差了一个教育档次。即使在14年后的1980年走到了一起，彼此之间似乎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

那时的四〇后和五〇后同班，有点像大人遇到“小嘎崩豆”。正因为这层原因，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思想交流。我只知道秦晓是“部里来的”，曾脱产学过英语，后在煤炭部干翻译工作，因此他可以免去和我们一起上英文公共课。

尽管如此，秦晓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他有超出同班同学一大截的成熟。此君身材瘦高，脖子略长，喉结突出，象有一块鸡骨头卡在那里不吐不快，让我看上去总有些不忍。

他走路时上身直挺，两腿紧倒，有点卡通人效果。他待人平和，说话吐字清晰，逻辑性强，反应敏捷，没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那种“狂”劲，显示出了良好的教育素养。

但他也无法免俗，身上明显带有不屑与芸芸众生为伍的高干子弟气质。虽然官居班支书，但他参与班级的活动并不多，一有时间就骑辆自行车往市里跑，读研究生倒好像成了他的副业。

他的朋友基本上是一群部级干部的子弟，据我所知，曾在文革初期和他共掌“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领导大权的中调部部长之子孔丹就是他的铁哥们儿。

那时的社会还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但他在众多平民出身的同学中间显然已属于社会高层的圈子。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十分典型的精英型高干子弟的特征：在体制之内忧国，在大众之外忧民。

在体制之内忧国，意思是江山是咱父辈打的，接班人要操的心是如何使这个江山不改颜色；在大众之外忧民，意思是对民生的关注不必通过与百姓休戚与共来体现，民众永远是要被政治家所左右的，革命接班人的“忧民”更多体现为关注民生环境的构造，而不是追求社会待遇的平等。

所以，这拨人喜欢批判时弊，却不甘立足基层。几十年走下来，他们一方面观察历史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另一方面也比他们的父辈更加远离民众，无论是从社会地位上，还是在话语权层次上，他们基本上具备了俯瞰苍生的资本。

秦晓在上学时和班里所有同学的交往都不算深，更没有酒肉学友。他如天马行空，似乎不屑与任何人为伍，有时我们好多天也不见他人。对此，研究生部倒也无人问津，因为那里的领导对他都抱有三分敬畏，见到他时经常要把老脸改造成一副稚嫩的笑脸。

至于他的出身背景和在文革中的老红卫兵领袖的地位，我都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的。为此，有的外地同学对他颇为崇拜，还一厢情愿地发出响亮的马屁宣言：“毕业后哥们儿认准了紧跟秦晓！”而我们在北京长大的一般干部子弟，则习惯于对地位和身份这两件事淡然处之：高干子弟？战争中幸存老农的后代而已，就那么回事吧。

不过秦晓的质量也非浪得虚名，毕竟他是北京四中出来的，还插过队，接过地气，所以既有超凡脱俗的见识，亦有返璞归真的简单。他的牛气，是从身体由内往外渗的，与他接触不多的人，会觉得他貌不惊人，平易随和。

高干子弟和民众间距离的产生从建国后就开始了，这种距离的放大，明显表现在他们成年后初上职场的时期，而我们旁观者看到的只能是这些人面对平民时的一面。对秦晓，我感受到的也只能是他的这一面。

上学时，我们彼此间较多的交往只出现在球场。每天下午4点以后，我们一群同学都要扔开书本下楼打篮球，秦晓也算其中一员。他喜欢对抗，往往刚练了没一会儿就张罗着“分拨开始吧”，而且还主动包揽运动员、场上裁判和记分员3职。分数一有变化，他就积极报数，谁打手犯规了，也是他来裁定，当然，带有明显的向着自己一拨的倾向。

研究生部有一些教工子弟常来给我们裹乱，在同一个篮球场上就踢开了足球，也不管个先来后到，还把两个篮球架子当作大门，导致两哨人马总在同一个场地上展开不同项目的两种体育竞技。有时我们激战正酣，那群小子就带着足球冲进了我们的队伍之中，形成了足球攻门和篮球上栏齐头并进的混乱局面。遇到这种情况，火药味就起来了。我们喊：“嘿！这是篮球场还是足球场？”但是秦晓并不发火，而是礼貌有加的对那群比他小一、二十岁的毛孩子说：“师傅，我们正比赛呢，一会儿再踢行吗？”不过对秦晓的球技我实在是不敢恭维。此人一旦持球就立即失去对全局的观察，眼睛只盯篮筐，基本上不会传球，只会中投，而且命中率还不怎么样。你好不容易抢来一个球给他，被他那么一投八成就丢了，因此他被我赠送了个外号叫“秦老臭”，后来干脆去掉了姓氏，简称“老臭”。因为这个称呼简单而形象，慢慢就在班里叫开了。

“老臭”的自我保护意识一般来说还算强，在比赛时常游走外围，等人“喂球”，但遇到胜负关键时刻，他偶尔也会冲到篮下拼抢，而且显得异常彪悍，一把瘦骨头能把对手撞得生疼。

我们当时把打球凶悍者统称为“橄榄”，借以描述以橄榄球作风改造篮球运动的队员。班里有个姓杨的同学永远是球飞到哪儿他飞到哪儿，而且在狂奔之间的打手犯规“啪啪”之声不绝于耳，故而荣获“杨橄榄”之称。不久，秦晓因犯规较多也被授予“秦橄榄”美誉，不过他更多地还是被称为“老臭”。“老臭”个子比我高，但在争抢篮板球时却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就以其治学的严谨目光对我进行审视，问我是不是胳膊比他长。

有一次，“老臭”在拼抢中被碰到了鼻子，当下热血长流。他对此自有高招，立即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闭目静养，我们几个帮不上忙，只能围着他做“瞻仰”状。一个路过球场的妇女见状大惊失色，质问我们怎么不救人……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手纸堵住了鼻孔，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

接下来篮球就不打了，他就那么鼻孔塞着手纸，带着血染的风采卷进了旁边排球场的战团。

排球比赛不会和对手激烈碰撞，“老臭”应变能力和思维理性可见一斑。

1983年毕业时，同学们都在为工作分配找门路，而秦晓的出路却早早确定了，这或许就是平民百姓和官家子弟的区别：我们是人找路，人家是路找人。

毕业分配时同学中有人向老臭推荐我：“这小子笔头了得，你推荐推荐，看能不能到哪个部当个部长秘书？”他平易近人地笑着回答：“没部委工作经历的人哪行啊！”在我尚且处于“只要留北京就行”的分配诉求层面时，瘦长的秦晓早就上身挺挺，两腿紧倒地进了中南海，成了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接下来他又干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石油部副司长，后来应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1988年我在出国留学前去中信看朋友，朋友说，你们同学秦晓在我们这儿当头儿，要不要看看他？……不一会儿，已经进入中信公司高层的秦晓来到了我朋友所在的员工大写字间，脸上挂的还是那招牌式的礼貌性微笑，说话还是那缺乏激情的平淡声调。这是我毕业后见他的唯一一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当时的人际往来还比较简单，秦晓送了我一包（不是一条，是一包）三九牌香烟以示款待，然后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当时他问我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你还学啊？”说这话不像他的性格。我不相信像秦晓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会甘于把自己的学历停留在硕士。果然，他在9年后也跑出去了，在剑桥大学拿了个博士。我想，以他的社会职务不大可能像我这样在德国傻乎乎地一学就是4年，估计应该是国内在职学习，结业赴英答辩。这种高官利用业余时间的“深造”，无论他们论文写得如何，学位是断然不会从手上漏走的。

但秦晓的博士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他的能力、水平、勤奋超群，我相信他拿出的是一篇优秀论文。

2018年12月秦晓在三亚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会议上高干子弟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走上高段位的体制内仕途，对我们的社会而言是必然的现象，毕竟国情如此，只要能把握住“出以公心”这一原则，这些人好歹还是能做一些事的。我们几个同学明白这一点，当然会以实为仆人的主人身份仰望秦晓这位实为主人的仆人类老同学，对其敬而远之，望其好自为之。

然而，《南方人物周刊》把秦晓同学又突然带到了我的面前，让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个老同学。

秦晓不仅具有一般“接班人”的政治眼界和经验，而且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改革诉求，并能带给社会一些关乎大众价值观的根本性和突破性的新分析和新观念，和其他多数红二代高官囿于一己之利而采取的“既得勿失”、“变不离宗”的习惯性政治操守大相径庭。这一点从他1997年以中信总经理身份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时在《资本论》课上对老师的提问就可以看出。《南方人物周刊》刊出了他当时的原话：

“《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他的假设资源是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个，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由此，我不能不佩服秦晓的胆魄，也同样感觉到了他强烈的倾诉渴望。在此之前，体制内理论家思考和讨论最多是一个多世纪前出现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指导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行，而秦晓的思考却追溯并质疑了这一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无论是否精确和深刻，仅仅是这种探索立场本身，就让人刮目相看。

秦晓的思维理性，鲜明地反映在他对激进主义的认识上。在这方面他早已超出了多数同龄人对红卫兵、知青时代的经历回顾，而更注重分析造成一代人此番命运的社会进程。他说：“总体来说，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激进主义主导的过程，激进主义的产生在中国有它的合理性，但也难以摆脱失败和异化……它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并将之构建成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试图解释历史、指导现实、预测未来。这首先偏离了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一种乌托邦，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各种不同的观念不能包容，并将之视为异教徒和敌人。”从秦晓在对异化根源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在中央党校的课上提出前面所说的问题。他说：“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最根本的原因，并由此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本人注：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最终走向僵化的、专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之结束。……我们的反思是首先要把毛讲的和毛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来看，我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都有缺陷。”我了解到，秦晓一直到1995年信奉的还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但如今他已成为国内罕见的既深谙自由市场经济、又能深刻研究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央企高管。

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这种转变？是基于多年实战所产生的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反思？是在澳大利亚和英国考察西方现代经济的思想收获？还是通过持续的读书著书达到的一种新的思考境界？

我想都有，但最根本的一条可能还是源于他在文革之后逐渐形成的社会批判意识。

社会批判意识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然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和表达，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中并不多见，放在秦晓身上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为，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最忌讳的是反思、批判和突破，而置身于这个集团之中的秦晓却开始挑战维系这个集团存在的观念体系了。

秦晓的官商地位和卓越业绩，都决定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异见人士。作为大型央企里炙手可热的强势人物，他对国企问题的诊断简单而精准：横向的发展多元化和纵向的法人多级化。他改变这种状态的优势，在于他既有理论支撑，又有操作平台。

天降大任于斯人，秦晓绝非那种端着一顶接班人帽子盛饭吃的既得利益享用者。到他去年卸任时，他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身份在十年里实现了自己“再造招商局”的宏大计划，招商局的总资产从496亿增长到3243亿，年利润从近13亿增长到217亿。《南方人物周刊》分析：“就增长率而言，净利润高与净资产，净资产高于总资产，表明是以效率和盈利而不是以投入和规模驱动的。”老臭兄之所以敢于在政治上如此直抒胸襟，我想他对体制容忍度的把握和在高层的人脉根基是其中两个主要原因，而他业已被实践所证明的央企业绩，也给予了他一个不可小觑的话语权。换成一个普通的学者，说这样的话你敢吗？就是敢说，你的底气何在？又有谁敢给你刊登出来呢？

以秦晓的本色和质量，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只做诊断不开药方的大夫。他在提出一种质疑的时候，解决办法必定已经熟于腹中。以我的了解，他习惯于启发式的理论阐述，先提问题，再给答案。1983年初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先后做了论文答辩。秦晓在他的经济论文答辩结束后对我说：“我的报告方式是先把问题摆出来，等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都有好奇心了，我再一步步地端出自己的解答”。我问他解答的结果怎么样，他说：“全体鼓掌几分钟。”我不知道秦晓如今的这番宏论是否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掌声，因为从《南方人物周刊》对他的报道中，我还不能系统地了解到他对自己提出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但从他对自己经历过的三大变化的阐述中，我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他说自己的第一个变化是“从盲目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转向崇尚科学精神、关注社会问题”；第二个变化是“从把对国家民族利益置于最高的价值和使命转向对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追求”；第三个变化是“在经济上从相信新权威主义、通产省模式、东亚模式转向更相信有限的政府，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企业家的精神。”我能感觉到，秦晓所说的前两大变化在研究生部时就处在“进行时”了，而第三个变化则发生在他多年后由政转商的实战过程中。有前两个变化垫底，他的第三个变化是必然的，他需要的无非是积累实践。

有人把秦晓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实则谬误。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具备“三性”：独立性、批判性和原创性。

秦晓具有批判的意识、能力和实践，符合“公知”的批判性特征；秦晓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之道具有系统的研究和理论，也符合“公知”的原创性特征。但秦晓是体制内大员，就连他的经验、身份和地位，也源自于体制内各种营养的供给，因此他绝不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根本无法达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

他本人也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说法，称这个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持不同政见者。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体制内的改革者。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定位，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还能确保他的政经理念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他人，造福公众。

关于秦晓的成长经历、文革反思、经济理论、学术成果和官商业绩，《南方人物周刊》已有详细讲述，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同学对秦晓离校后在官、商二场的作为并不了解。事实上，他在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和硕士研究生期间的所有民间故人，对他而言都不过是“明日黄花”，和他长期并行的人只能是那些“服务于”官、商二场且远离民众的高层“精英”。

这一现象本也正常。即使是西方的民选领导人，不也只是在换届选举时才更多地想到要亲近民众吗？步步走高的秦晓已经不可能再四仰八叉地躺在简陋篮球场地面上自止鼻血让我们围观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和老臭见个面喝个茶都绝不再可能，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官与民的距离在那里明摆着。但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对他的这次报道让我欣喜地看到，尽管秦老臭也高高在上，但他不是在思想、道德和利益上远离大众的“太子”。他所说的“没有公民社会和公共知识分子，这社会也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更证明了一点：一些人把他视为“西奴”，另一些人则把他视为既得利益的守护者，都实在是低看了他。

2019年1月秦晓（前排左二）在纽约《2019中国经济论坛及中美经济二轨对话》国际会议上对秦晓这类红二代来说，“守江山”是“接班”的同义语。少年时的老臭就时时嘱咐自己：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现在他接班了，也尝到了上位的烦恼。和其他接班人不同的是，别人虽烦而不舍，只有他在琢磨：在接过来这些东西中哪些应该舍掉。

他说：“这是一个落后挨打贫穷的国家，我们的父辈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该做什么事呢？秦晓给出的回答是“现在不是革命成功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更本质的是从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变成现代社会的问题”。那么秦晓追求的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形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就要回到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会上对毕业生说的那句话了：“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当前社会出现的严重两级分化和道德危机现象，说明很多高走的接班人是不称职的。但秦晓无疑属于另类，如何归纳他呢？就称作“曙光型革命接班人”吧。不论他的观点能否影响中国今后的发展，其出现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希望。

在他生命的真正曙光期，他曾经为领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句话而苦苦训练自己，生怕辜负了打下江山的先辈们所赋予的重托。而现在他变成了一个普世价值的信奉者。以我的猜测，其父倘若在世，断难接受他这样的接班人，老大耳切子会不会能抡将起来也未可知。

因为上一代的起义农民摆脱不了陈胜吴广李自成。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同时也很难突破自己的局限性。秦晓必然也会有他的局限性，但他毕竟已经在父辈的思想层面上更高走了一步，更看远了一层。因而，他承载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希望。遗憾的是，一个“曙光型”的体制内改革者理当年富力强来日方长，但秦晓已经年近古稀，这一点既反映出在变革一个僵化社会的艰难，也反映出在体制内孕育出一个理性和成熟的改革者需要的是一个何等曲折和漫长的过程。

秦晓带来的“曙光”，实际上是他作为“革命接班人”卸任之时对历史的一个交代。这一线曙光能否最终转化为万里晴空？需要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努力。

（注：作者写于2011年，《熊窝》公众号编者略作文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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