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中的告密时代

读书有益，常读新闻也有益处。媒体上的一篇报道，让我知道《耳语者》入选为2014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按投票数，这部书排第三位。

我看了看给它颁奖的理由，不知为什么，说得那样虚化模糊和笼统简单：“依据大量口述史料，呈现了前苏联20世纪20—50年代的私人生活，展示了那个时代公众如何被迫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耳语者。这种深入到个人生活层面的历史言说，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一段书评，更接近了《耳语者》自身：它“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但是，“年度十大好书”的颁奖理由，会让我们注意到“两种意义上的耳语者”。如果没有读这本书，我们当然不知道，“两种意义上的耳语者”指的是什么。

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里，耳语是指别人趴在你耳朵边上说话，或者是你趴在别人耳朵边上说话，目的都是不让其他人听见。但在20世纪的俄罗斯语言中，“耳语者”这个词语，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怕别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告密者。

“在这部书描述的斯大林时代，耳语者是生存者的常态，有的是第一种，有的是第二种。当然，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被捕，枪杀，流放到古拉格。”作者费吉斯说。

1959年出生的费吉斯，英国人，剑桥大学博士，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写作《耳语者》的素材，一部分源于一个专门收集斯大林时期档案的纪念协会的档案文献，一部分来自他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调查采访。

那是个告密盛行的年代，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还会受到官方的表彰和鼓励。

比如，15岁的苏联少先队员帕夫利克，向政府举报自己的父亲特罗菲姆制作假证件。他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并告诉法官：“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结果呢，他的父亲先被送去劳改，后来遭到枪决。

帕夫利克的事迹通过电影、诗歌、戏剧、歌曲等各种传播手段，成为影响下一代人的榜样力量。不久后，这个少年受到阶级敌人的迫害致死，成为一代人的英雄，作家高尔基呼吁为他建造纪念碑，号召全体小学生学习他完美的少先队员精神。

费吉斯的《耳语者》试图还原帕夫利克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帕夫利克受政府表扬后，接连举报村民隐藏谷物等行为，终于引起公愤。后来他被发现死于村庄附近的森林中，据说是被他的亲戚刺死的。他死后，整个家族受到审判，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枪决。

费吉斯在《耳语者》中写道：“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植入了千百万人的脑子。”另外一种告密，来自人们心内深藏的恐惧和贪欲。如果成为官方需要的告密者，就有了个人安全和荣华富贵。

比如，主持苏联作家协会的西蒙诺夫，可以说是当时最为得意的文人，也可以说是最为著名的告密者。他将其他作家的私下议论向官方告密，于是他的很多同事被送进古拉格，其中还有人丧命。

如果没有读过《耳语者》，我们也多少知道西蒙诺夫的一些事情，在《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西蒙诺夫主导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攻击，使后者处在痛苦煎熬中，没有几年就死了。虽然他在晚年做了些忏悔，但那些因西蒙诺夫而死的人，无法再活过来听他的忏悔，当然也无法对他宽恕。

《耳语者》中的西蒙诺夫，尽管身居高位，仍是斯大林的一枚棋子，一个牵线木偶。这部书的一章以“普通斯大林主义者”为标题，让这个曾被忽略的词语变得醒目。而在书中几乎作为主线描述的西蒙诺夫，就是这样一个“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形象。

在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因为思考素材的缺失，完全忽略了1945年后斯大林时期的改革。在《耳语者》中，费吉斯觉得，这段重要的改革一直持续到斯大林病故的1953年。当斯大林受到二战后整个世界的政治改革冲击，重视和使用了技术管理方面的新一代专业精英。他们不同于战前官员，他们有专业知识，有更加开阔的视野。这个新的专业阶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相应地位和物质享受，付出的则是对于斯大林式主义的忠心耿耿。

《耳语者》写到这里，借用了一名逃亡者的话：这个阶层“虽然不相信政府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通过这些普通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政权趋于常规化，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读到这里，也许我们会想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汉娜·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纳粹时代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的恶”概念。而《耳语者》中写到的“普通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对所处时代的作用，应该是相关学术研究上的一点进步。

“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表演达到炉火纯青。”《耳语者》这样写道。到了这个时期，普通民众发生改变，从耳语者变成了戴面具的人，从小声嘀咕出不同意见变成了将真实想法埋藏心底，完成了人格上的普遍分裂。

于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令人烦恼的耳语者几乎消失，告密者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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