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何处咒此生——忆老友甘铁生
作者：仲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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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洒何处咒此生——忆老友甘铁生
作者：仲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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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洒何处咒此生——忆老友甘铁生 七月十七号，友人从北京传来消息，五十五年前，一九六三年相识、相交的清华附中老友甘铁生，于十八点五十二分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有悲欢离合……但是天人一别，对生者却是撕心裂肺，哀恸逾恒，让你痛到麻木；和你关系密切的亲友让你再次深切地体会到离别对于生命的意味——我们再也不可能相逢、相聚，一起面对人生、人世间的各类问题，面对各类美景，各类困苦……。一切的一切，从今后只有在梦中！
我和甘铁生在清华附中不是一个年级的，他比我高一级。六三年我上初三的时候，他考入我们学校的高中。就在那年秋天我认识了他。 考进清华附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栋梁，未来将会创造出一番事业，一番如同教科书上记载的那些名人那样的贡献，或是科技发明，或是隽永的文学、艺术创作。但是，就在那个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学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首要的是必须追随一贯正确的共产党，做共产党指定的革命事业的“革命接班人”。为此，大约从六二年开始，铺天盖地而来的是革命教育。 那时的革命教育使得学校大力推动朗诵背诵革命诗歌。而我就在这浓烈的革命诗歌的气息中认识了甘铁生。 那年，他所在的高一第一次在我们学校举办了诗歌朗诵比赛。我从初二开始，就一直大量摘抄、背诵贺敬之、郭小川等人写的各类革命诗歌，所以当然特意去了他们比赛的现场聆听观看。甘铁生参赛朗诵的是“雪松”。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站在台上的甘铁生的神气、声音。他精瘦的、充满棱角的脸上，两只眼睛木雕一样地浑圆突出，说它有神，它却没有光泽，说它没神，它却让你感到，它在空中穿过不受任何东西的干扰，也不和任何东西交往。既好像“是”却又好像“不是”性格使它如此。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它如此。 这个感觉大约贯穿了我一生对甘铁生的迷惑，看来有性格，却又没有性格的光彩，看来没性格及才华，却又有如此的傲然不群。那个年代把握不住这一切的我们这些少年，最后只有把“机会主义”这个词送给他，和他联系在一起，叫他“甘机”，而甘机这个绰号伴随了他一生。这个绰号竟然如此广袤，因为它听来竟然还有“干鸡”的意味。所以一经叫开就再也没有人去细究这两个字的意味，甘机实实在在地成了他的符号。 我相信，凡是他的朋友听到甘机，就立即会想到那个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甘铁生，这个甘机，很多时候甚至让人感到在社会的巨大的起伏中他有些没情没义、寡廉鲜耻。可你无法说清那是他的错，还是社会的扭曲，是他对社会的报复，亦或不得不如此。 六三年初冬的甘铁生，双眼的眼光凝结在空中，字，没有标点符号般地一个一个地喷吐出来。因为我抄写过这首诗，所以没想到会有人以这种方式朗诵它，于是这词句及声音就更深刻地记忆在了我的脑海中，至今还能够复述出不少： “沿着边疆的小路，复员队伍走上了山岗，朋友啊，你看山峰又高又陡，你背着行李已难行走，为何还背着这盆雪松，你说这盆雪松吗？ 它不是普通的一株雪松……”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朗诵会的另外一个极具特色的朗诵声音。我的乒乓球队的队友——张开显。他和甘铁生是一个班的，那天他朗诵的是张万舒的“黄山松”。开始两句： “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他竟然在静场几乎半分钟后，突然从脑后拔起来一声由低走高的“好嗷……”的长腔。然后水银泻地般地洒出来九个字，“黄山松，我大声为你”，紧接着又是一个拖长的“好”。随后犹如机关枪一般地喷射出“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 如此不寻常的朗诵……虽然当晚的竞赛甘铁生和张开显没有得奖，可这两个城里考来的学生也让大家开了眼。而甘铁生也用他那独特的朗诵声音和腔调，致使我不仅从那时就认识了他，而且那晚他的朗诵，诗句的韵律，甘铁生的在台上的表情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我甚至在朗诵会后就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出甘铁生的朗诵，让听到的人叫绝。这个模仿也伴随我到今天。但是我却没想到的是，那首诗的所谓审美口味，竟然如此深切地融化到了甘铁生的血液深处。这个本来不是共产党血统的甘铁生，一生的文字及情绪特点，竟然永远地被禁锢在那类诗词中，那个共产党真理部锻造的文学传统中。此后的一生，无论甘铁生在政治上持什么观点，无论他是痛恨还是无可奈何地跻身于共产党社会中，无论他是在民间文学、地下文学阶段，还是在官方的刊物中，他的语言和精神其实都散发着那首“雪松”的气息，那个共产党的文化及时代的气息。这是让我听到甘铁生辞世的消息后，我的悲痛充满纠结的原因。那道带有毒刺的绳索，终生捆绑在甘铁生的灵魂上，混合在血液中在他的全身游荡。它让我悲痛欲绝，却哭不出声来，让我空对星空，却不知哭向何处！
实在说，甘铁生在清华附中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学生，而是挣扎在跟随者的队伍里。可是就我的了解，和我们这些人不同，他其实一直志在文字及人文学科，而不是理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对他来说似乎是个解脱，在同辈的同学中，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声誉及活跃程度远过于前三年正常的上学时期。 清华附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一九六六年的四月开始的，那时候伴随姚文元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伴随林彪推出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以一小部分干部子弟为主的学生对于已经极左的校领导提出更极左的要求及批判。所以我们这些平民子弟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到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来。现在想那是因为清华大学蒯大富的女友刘刚所致，她是我们学校高六五六的学生，因为和老蒯的关系，也因为出身好，是我们这派的挂名头头。而这就让我们这派也沾上了中央文革的边。 那是大约十点多的样子，戚本禹和王力来到了我们的宿舍楼。一楼有一个里外间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附中井冈山的主要人员，还有临时召唤来的一零一中的造反派组织，以任功伟为头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那是我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见到“中央首长”，我的几乎可称为小老乡的戚本禹。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他那时年轻，只有三十六岁，可说是仪表堂堂。他和王力一起来的，可听他讲话，看他的神气，王力倒似乎是他的助手。所以我那时很有几年真的是很佩服戚本禹。 那晚，最出风头的是任功伟，因为在挤满了人的两间加起来也就四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中，居然只有他能够有条不紊的侃侃而谈，并且在谈话中提到了联动们提出的我们这代人二十年后的对抗问题。我疑心这看来很有远见的考虑也打动了戚本禹。为此，从那晚开始，我们清华附中的造反派就和一零一的有了紧密的联系。而这个联系我也想不起来为何从开始就是由我来参与运作的，或许可能是我和师大女附中的史保嘉在那时认识，而由她通向了一零一中，以及城里的很多学校的人。而史保嘉是我在大学的范希安那里认识的，范希安是我们学校六二级的，六五年考入大学。由于他曾经也在学校乒乓球队，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妹妹范希芸跟我一班，哥哥范希明是我校六零级学生，六三年考入清华大学，一家子清华附中，一家子清华大学，是清华附中的标杆性的学生。文革开始后，他负责大学井冈山的中学部，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拿各种材料，为此也认识了徐一飞，以及师大女附中的史保嘉、潘青萍和戎雪兰。 就在六七年初的那一段，我逐渐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城里学校造反派的人，尤其是在四月三号中央文革讲话后，在中学出现了四三、四四派后。因为那一段时间，很多学校的四三派的负责人甚至处于被隔离审查，被整肃状态。究竟为何清华附中井冈山的对外联系，竟然几乎都是通过我，现在回忆大约就是因为大学范希安负责的中学文革办公室。通过他们，我认识了很多中学各派的人。 甘铁生在文革中的活动跨越出清华附中，我想应该是通过我，至少是和一零一中的联系。现在回忆，我认为最早是女一中高三的一位认识我的女孩子，到清华附中找我，我不在，甘铁生接待了她。后来他们自己有了直接的联系，我那时疑心甘铁生对她产生了好感。 六七年夏季，由于各地武斗加剧，出去串联的人重新又多起来，学校里无事，于是大家开始读书、讨论，消磨时间。大学造反派的头头蒯大富的好友北航的韩爱晶也在和地院的朱成昭对峙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未来问题，他在中央文革的所谓接见中谈过几次，受到江青们的重视。如是，韩爱晶甚至为此和我们这些孩子，中学造反派座谈过几次，部分是为了了解老红卫兵们的思想动况，从而了解中央的动态，部分也是交流思想。这个交流的对象自然包括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任功伟。因此，这个考虑未来，以及开始读书倾向，在我们这群无学可上的孩子中开始蔓延发酵。 我记得到六七年春天开始，我们这个经常来往的四三派群体除了师大女附中、一零一中的外，已经包括五中的何玉舟、八中的华友群，三十五中的常汝奇、郝仁，六中的李丰、女八中的周虹、外院附中的杨志栓、二十八中的王宇、侯英等。我由于在附中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和我结伴参与这个交往，于是找到甘铁生，他对此很有兴趣，也就此走出了校门。由于任功伟那时候可说是核心人物，所以甘铁生也从此和一零一中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 六八年四月，四三派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所谓党内斗争更加激烈，于是我和甘铁生，以及其他同学一起讨论总结起草了一篇中学运动的七十一个为什么？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谁能够抢在党内斗争的风头上发表些东西，未来受到中央的肯定，谁就能够及时扩大个人及组织的影响。为此我们的这个讨论稿连夜由甘铁生总结出来，并且大家一起抄写成多份大字报。就在那个周末，甘铁生和我，以及三四个别的同学，蹬着平板社，拉着几桶浆糊和写好的大字报、大标语进城，一夜间在东西单，东西四等几个主要地方贴出“中学运动的七十一个为什么”，以及相当数量的大标语。第二天清晨六七点钟才返回清华附中。在回程的路上，有同学蹬着平板车几乎就睡着了。甘铁生和我则都属于那类精力充沛的，永远不知疲倦的人，我们一路开玩笑让大家免于睡着。 那篇“七十一个为什么”，不谈内容，单就影响来说，应该说是甘铁生第一次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字。还不仅如此，这篇文字可以说是甘铁生六六年参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想他自己也会觉得的是最重要的一篇文字。在我看来，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可以被称为那几年的文革中，一个派别中最重要的写手了。就我对他的了解，他也是希望得到这个承认。
六八年春天后，学校中的派斗更加激烈，甚至开始了武斗。当然我们也就更加闲散。已经两年没有课堂学习，大家都开始考虑未来以及自学。当然对于未来的考虑及自学都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派斗。最早考虑这些的是最早被排斥出运动的，早期充满野心地到处进攻，迫害“阶级敌人”的老红卫兵。因为出乎他们所料的是，竟然只有四个月，到六六年十月他们就被打到舞台下面、出局了。所以从中学到大学，考虑未来的那时只有他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有那个所谓的底气来考虑未来。出身不好的人那时考虑的只是如何避免直接的、眼前的迫害。而后来，六七年下半年开始考虑的所谓未来两派人的对立问题，其实也是被迫做出的反应。因为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他们不仅有受迫害的经历及记忆，而且潜意识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亲儿子”，没有本钱和那些占有血统优势的人对抗。尽管如此，他们当然也不会甘愿束手就范。 对于未来的考虑，到六八年春天已经开始成为时髦题目。记得有一次到师大女附中去，朋友告诉我地下室的大会议室中，老红卫兵，干部子弟郑中伟正在主持举行一场关于未来的两派的讨论会，来晚的人只能够拥挤在会议室门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四三派的活跃分子六八年夏季也从专注于派斗转向了思想交流。 那年夏天，可以说以一零一中的任功伟及其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如包国路，即后来的作家柯云路等人为主，开始组织周末娱乐性的聚会，聚会的地点在颐和园、香山，以及城里的各个公园等公共场所。现在想来这大约就是当年北京中学生沙龙的前身。 我和任功伟的性格先天不合，我不喜欢那样的说话气质和表现的人，此外坦率说，大约受了上学时的潜意识的影响，我不大看得起一零一中，乃至四中的学生，认为一零一的太假正经，四中的则太市井气；一零一中的学生被彻底地装在了盒子中，四中的则是在市井胡同中。前者造就的是牢牢地被栓死在社会中的部件，后者的校风则造就了一批混迹于社会的高手。为此报考高中的时候，我和班里五六个相好的同学报考志愿中填写的都是第一志愿清华附中，第二志愿四中，第三是一零一中，很有些疏狂宣示的意思。这个看法一直存在到后来的潜意识中。北京的中学，当时我只看重师大女附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甘铁生和任功伟的交往已经开始比我更为紧密。那年夏天，任功伟通过甘铁生邀请了清华附中高六五六的陈丽萍，高六五五的陈淮子，初一的张欣、张力思等参加他们的不定期的聚会。这几个人，除了陈丽萍我交往不多外，后面三个人都和我交往很多，尤其是陈淮子，是当时和我经常谈论未来，所谓有相同抱负的好朋友。我现在已经不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是什么心理极为轻视他们这个活动：是完全不看好任功伟及一零一中的所谓有为青年们，还是对于自己的朋友被自己看不起的圈子吸引感到被冷落了，亦或只是不经意的调侃？总之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和我的同班好友，也是高中及文革时的室友高嘉琳闲聊的时候，随手从那时正在批判三十年代的“二流堂”的文章中拈来，戏称任功伟组织的这些人的团体为“二流社”——意思是他们的谈论及品味还不入流。而这个标签也就真的一直贴在了他们这个群体，以及他们那年夏天的活动上。三十多年后，甘铁生耿耿于怀地在文字中提到，我刻薄地给了他们这个绰号： “真有意思！今日接史保嘉一电话，说美国来一朋友，欲与当年的参与‘二流社’的人聚一聚，聊聊当年的情景。嗨，看来还是有人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感兴趣！我不免有点像打了吗啡一般来了精神。”提起所谓的“二流社”，我至今也不明白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只记得，当年跟仲维光（即绰号“洋人”的朋友）聊天时，聊到当年的各种沙龙，我大言不惭地对我接触的这帮朋友推崇了一番，洋人，这个个性尖刻的傢伙，略有贬斥地嘲讽道：“哼，二流社！”似乎从此，二流社的名字就不胫而走。如今，很多人在考证那个风云际会的年月时，竟将它抬到如此高的境界，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引自网路上的甘铁生回忆） “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和探讨政治社会问题为纽带的群体，也可以叫沙龙吧。我介入的一个群体被称为‘二流社’，我至今不知道它典出何处。这是一个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101中的任功伟可以算是它的核心，包国路（柯云路）也参加过它的活动，但他与任功伟等人不和。除101中的学生外，经常参加‘二流社’活动的还有35中的郝仁、孙康、常汝奇，清华附中的甘铁生，8中的华友群，四中的范文辉、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等。此外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等人也参加过‘二流社’的活动。‘二流社’的活动方式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三天，自带粮食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快乐。“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任功伟等部分活跃者曾搞过一个分工，计划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研究，我和同学杨志拴分工研究经济。不久大家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这段经历，我本来想以后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记述，但是没想到现在老甘竟然如此匆匆地去了。老甘在清华附中学生时代的经历虽然似乎不很辉煌，但是如果回忆思索这个二流社的出现，他却实实在在地是清华附中老三届学生中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对于清华附中的学生走出校门，关心更多的未来及思想文化等大问题，在从六八年起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一段时间，不仅在清华附中而且在北京市的老三届学生中的影响及地位，都是相当独特的。在文学及思想的追求方面，虽然清华附中七十年代中期后出了很多共产党社会的著名作家，如陶正、史铁生、张承志们，他们也都比甘铁生有名，然而我必须要说的是，甘铁生远比这些人觉悟在前、追求在前，远比他们在思想和艺术领域中涉及的问题及范围要广。无论后来他走出去多远或多深。他，不过只是因为思想及出身都不正统而在那个社会无法发达起来。因为他所有的思想及感觉，虽然现在看来谈不上深刻，但是真的是也足以让他无法能够进入那个变态的社会，找到和那个社会的文化及政治发生共振的位置了。 虽然如此，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是我现在必须要说的，甘铁生的悲剧在于，他居然终生没有走出二流社的思想氛围，这个二流社和那篇“雪松”一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意中送给他们的绰号，我以为是真切的。在历史和文化思想的历史潮流中，我们那代人，包括这个团体，是货真价实的“二流社”。要冲破这个“浊流”、“涡流”，需要勇气，需要清醒的头脑，需要敏锐的感觉与才能，即否定自己、反叛及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启蒙和重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初，甘铁生插队到山西太谷县，六九年四月我插队到吉林洮安县。但是我们走到这一步都是和六八年夏天后的思想及活动有关。而我和甘铁生之所以终生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思想上我们彼此相信与对方永远有着根本相通的地方，这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更因为清华附中的经历、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六八年夏天开始，我们那代人走向了上山下乡的高潮。大家开始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另外一种生活。从去内蒙和东北兵团开始，第一批大规模的几乎可说涉及所有人的插队是去陕西。由于那是过去的所谓红色根据地，所以我们学校的老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去了那里。也正因为如此，平民子弟大都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不愿再看他们的脸色。而集体选择了第二批去山西太谷。可以说我们这一派的学生大多数都去了太谷，包括我的同班同学及甘铁生。我那时虽然因为独子及烈属而没有被分配去插队，但是因为一腔热血，信奉年轻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经决心离家去插几年队，只不过不甘被学校随意分配到哪儿，而是想要自己寻找一个较好的、适宜自己发展的插队地方。为此，在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决定跟着到山西看看，而混在了他们的专列上一起到了太谷。我在太谷县呆了三天，虽然那里有几百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分散在不同的公社、大队。但是我只去了甘铁生所在的大队，窑子头公社杨庄大队大坪甕小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想要离开清华附中这个环境。八年的清华园的生活让我感到，清华园的土地和空气培育出来的是能干的工程师式的人才，是好工具，而这就使得清华园的人缺乏思想及眼界，缺乏贯穿古今、人生的气质。因此，从六八年秋天，我已经自觉地有计划地要离开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中和我还有着类似冲动，有着交流的就是甘铁生所在的集体户——窑子头公社杨庄大队大坪甕小队的知青点的人。这是插队在太谷的几十个清华附中学生的知青点中唯一一个有意识地不按照党的上山下乡精神继续生活的青年点。这个点的陈淮子、郑光召（即作家郑义）、甘铁生，都希望除了所谓改造思想的锻炼外，在精神和文化思想领域有更大的发展。 我跟随他们到达太谷县城，又搭车进入太行山深处的大坪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山西的县城及农村，因此印象极为深刻。县城不大，虽然有不少砖房及院落，但是只有很少的柏油马路，到处都是土路。过去只有在照片、图画和电影中看到的太行山，如今像无边的森林连绵屹立在眼前，汽车在山峰之间的谷地徘徊、逶迤行驰在从太行深处夺路而来的涧水的上下左右，凌厉地刺向山林深处。而大坪甕小队就在太行深处，在只有崎岖的山路才可以到达的半山腰。它的正下方是哗哗的涧水，山村不过一二十户人家。一切的一切对我新奇极了。因为我第一次到一个县城，第一次到农村，第一次进入太行山，第一次经历漆黑的，除了天上的星星，只有些许煤油灯火的自然。第一次在寂静中只有大自然的风声，山涧的水声，间或的鸟兽声。它让我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不可测的未来生活开始了。我在大坪住了两夜然后就返回了县城，继续向晋南旅行。 第二次到大坪是四年后的七三年夏天。那时，经过了四年的摸索，和我那一代人，那些跟着命运走的中学生不同，我们那个群体都已经基本上走入了自己为自己设计的生活及思想的道路，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拍节。虽然这道路是苦是涩、是美是丑、还是变态，领略此中三昧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七三年七月，我已经离开吉林洮安县转回北京将近一年，有了女朋友，为此决定利用夏天到山西走一圈。我和女友还学文及三十五中初中毕业的孙康及女友周秋君结伴从北京出发，搭返回山西的运货卡车先到了还学文插队的大同县，然后还学文留在村里，争取被推荐上大学。我和孙康、周秋君则去浑源县，北岳恒山及悬空寺，然后由浑源县出发经平型关去五台山，再从五台山到太原，然后过榆次到太谷，再次造访了大坪甕。 我们在大坪甕住了几天。记得那几个晚上，郑义、甘铁生、孙康、周秋君和我，在漆黑的屋子中，喝酒闲聊，屋外是漆黑的深夜背景下的影影绰绰水墨画般的太行山，山谷中夜间的涧水分外喧哗、充满生机。我们海阔天空地议论，依然充满憧憬，不知道正在消磨的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其实那时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同的人生的十字路口了。我和孙康都已经转回到了北京，周秋君正在办理病退。老郑在为他的女友奔忙上大学的事情。只有老甘，似乎还看不到转变的可能，也没有女友。但是二十多岁的我们，并没有想到很复杂的人生，顾及到更多的悲欢离合。所以套用当时流行的术语说，那时可谓是“狗欢喜的年代”。在大坪甕我混了三天，然后和老郑一起下山。这一次到太谷我还去了西吾，那是我在清华附中的另外一位挚友所在的青年点。然后在那里我和在白卷英雄张铁生冲击下，白白参加了考试的还学文会合，去了华山和吕梁山。 现在回想起第二次到大坪甕，那时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个岁月是一代人的悲哀，因为那是人生最宝贵的年代，最宝贵的四年，我们居然在环顾对比左右同辈及社会的时候，充满豪气与骄傲，以为自己充分地利用了青春岁月，超越同代人，已经走了很远。而那一年其实是老甘最困惑的一年，由于有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有了抽调工作及回城，人生的不平等再次展开，他未来的不定数也再次展开。
就写作来说，从六八年年底到七三年夏天，那五年其实是老甘最突飞猛进的年代。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锲而不舍地写作，不管外界说什么。他似乎是一个写作机器，从写大字报开始，到写大作文，写革命抒情诗，写插队的故事，写粉中带黄的青春爱情故事。这也就是说，几乎从六八年二流社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相信，在我们那群中学生中当时没有人比他在码字上更勤奋；我更认为，老甘通顺的文字，小说简练的结构是在勤奋中、生生地硬写出来的。 谈到对老甘的文字的评价，我从来不掩藏我的看法和评价。所以老甘如何看待我对他的创作的评价，我也心知肚明。他一定也是用“尖刻”二字。我以为，三十年后他说出“这个个性尖刻的傢伙”不是偶然的。或许从插队的时候，当然也可能如他说的，从六八年时我对于二流社的评价的时候，他就得出了对我的评价：“尖刻”。 最近这些年，偶尔认真、仔细地思索老甘如何，以及为何如此的时候，我才想到，他的出身和境遇，早就让他明白，他没有任何反叛的资本，也没有能够出格到让人们放到聚光灯下来看的资本。任何与社会稍微异质的行为都会为他引来杀身大祸，生死危机。所以老甘其实是有意地缩在一个坚硬的思想及感情的硬壳之中，绝对不让别人感到和想到他的锋芒及存在。久而久之，从十几岁开始的保护技能事实上就萎缩了老甘的感觉及思想。假作真来真亦假。老甘的人生被他的出身，被社会，被残酷的专制定格在某个地方，被变异了。就像时下转基因的西红柿，不再具有多汁植物稍碰就会出水，乃至腐烂的本能，而是具有了扔到地上都会砸一个坑的坚硬外皮和内质。但是这类植物，失去了本来的味道，缺失了作为生物的植物及人的很多特质。 然而，变异归变异，老甘毕竟是我们那批四三派平民子弟群体中的一员，毕竟在我们那个崇尚反叛的群体中滚过，六十年代末期后我们形成的小环境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甘就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更何况他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六三年的清华附中高中入学成绩在北京市可是最高的。所以七二年开始，老甘决心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展示他也有写那些个让社会感到难受的作品的能力。为此，在七二年到七三年的冬天，老甘推出了一个中篇小说，“第四次慰问”。而这也确实成为我们当时那批参与过文革的中学生、乃至大学生中最具影响力的手抄本小说了。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七三年二月左右，孙康联系一零一中的黄以平及其他一些人，在中关村的王一平（？）家，又是一个里外间的套间屋子中为甘机举行了朗诵会。我记得，王一平的父亲是王玖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翻译者。他家的人都下放了，所以两间屋子中只有床和桌子等少许家具。我们大约有二三十人拥挤在屋子里。早来的就盘腿坐在床上，也有坐在地上的，后来的就挤在门口。甘铁生朗诵自己的作品，大约朗诵了两个多小时。听完大家一起谈看法。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甘铁生几乎把那几年我们这个群体中的那些骇世惊俗的行为都罗列到了小说中，把当时社会的黑暗赤裸裸地抖落出来。正统的人听了感到震惊，因为这个写法和事实，竟然和社会现实，人民文学几十年来的调子和气氛如此不一样，这不一样让人强烈地感到它的乖戾。这个乖戾，据老甘说，在有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参加另外一次朗诵会中，不少大学生听了几分钟后，自我保护的本能立即发作，赶紧悄悄地走了，以免沾染上硫磺气，招来警察调查。然而老甘笔下的这一切，对我们这些人却是太熟悉了，且久闻而不觉得有味，只是感到还不过瘾。为此，在讨论中我坦率地对老甘说，所有的人物及细节都有出处，但是你却没让它们有机地融合到一起，而只是把我们经历的一切缝了起来。此外这个缝制后的展现还缺乏美感。它说明，还需要提高艺术的驾驭能力，还需要更地道的写作能力。 我那时还什么都没有写过，所以我的看法，我想老甘绝对不会服气。 那次朗诵会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他的“第四次慰问”的文字稿。据他说，他从来不传给别人，后来销毁了。所以现在只能凭借回忆来谈。就我回想当初的印象，我以为，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所谓伤痕文学其实都没有超过老甘的“第四次慰问”。大约也正因为这篇文字对社会是有杀伤力的，所以老甘再也没有拿出过原文，他可能也不希望让人们仔细去看，从而充分看到原文所具有的揭露性，反叛性，以及野性。而就这些特点来说，七六年后，那些含着真理部的奶头儿，带着真理部的奶味儿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和他七三年的这部作品相比，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篇《第四次慰问》可以说是重现了民间的很多真实气氛，并且有意识地在摈弃党的文学传统，反叛出当时的社会。 就七三年初时的甘铁生的眼界、经历，思维能力、写作能力，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其实都远过于后来成名的，我们学校的比他低一级的高二的张承志以及二龙路学校初中的王小波等人。如果从那时，他就有意识地发展下去，我认为，到他七十二岁驾鹤西去的时候，他留下来的文字就会完全是另外一幅画图了。可惜那从六十年代初期就渗入到他的基因的自我控制，自我消遣限制了他一生。而这其实就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的真理部灌注给社会及后代的，被称为“止罪”的思想基因。我感到，甘铁生明白，这肯定会造成他死却不能够瞑目的痛苦，所以他后半生的岁月宁肯采取不去看这些，他希望能够合眼而去。而正是为此，作为旁观者、朋友的我，又能够说什么呢？所以后来我和他的交往只是默默地观察他，祝福他而已。 这就是人生，老甘和我经历的那一生一代的人生！
我和甘铁生的交谊在六八年年底插队后的那些年，不但没有中断而且联系更多，尤其是开始那几年每年冬天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因为他住在电报大楼后面的北安里六号，我住在西单商场后的背阴胡同，从我家到他家不到一公里，中间只有两条东西向的街，太仆寺街和李阁老胡同，因此很多传阅的图书不是从我这儿到他那儿，就是从他那儿到我这儿。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说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就是甘铁生特别告诉我的。那时书很少，只要是书，不是党的知识分子主持撰写的书，我们看到就会拼命地阅读、传递、交流，力图从中汲取到那个社会所没有的知识。甘铁生，这位文学爱好者得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九年翻译出版的《计划时代》，作者是美国的劳文，谈的是经济问题，但是他不但拼命地去阅读了，而且特别注意到该书谈到思想和方法的变化的时候提到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对当代人的思想及认识的影响。我还记得，那天我到他家去玩的时候，他拿出《计划时代》对我说，这本书很值得你读读，你听说过测不准原理吗，你要好好看看这个注释。那个注释当时就让我觉得好像发现一扇通向你所不知道地带的窗户，我如获至宝拿回那本书，逐字逐句地把那个注解抄写下来，反复看。这个注释让我对现代物理学和人的认识的关系更感到奇妙。它和在那前后我得到的一些科学哲学书籍以及那时所了解到的一知半解的术语、概念一起，让我感到，一个人如果不掌握物理和数学，就一定要明白自己进入思想研究领域谈问题，是有极大的缺失及遗憾的。因为人类的智力所达到的领域中甚至可说是最重要的一块，他并不知道。为此，我决心一定要把理论物理学完，彻底掌握了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后，再来谈思想问题。而这就使我从七零年开始，从阅读哲学等文史书籍有计划地转向外语和数学物理的自学。从而这本《计划时代》，甘铁生的建议，以及那条注释，成为此后我一生思想发展路上永远不会忘掉的插曲。 我从甘铁生那里还拿到过不少在我们那批人中传阅的其它的书，但是都没有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这本书和我从保嘉那里拿到的《被背叛的革命》、从潘青萍那里知道并且借到的《凯旋门》、《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带星星的火车票》，从孙康那里借到的《人?岁月?生活》一样，成为我青少年时代知识和精神追求中的无法忘却的一页。 除了图书，在人事来往上，我也开始得益于甘铁生，由于他比我更多、且更规律地回到北京，更由于他从七零年开始就不断有作品拿出来传阅，尤其是《第四次慰问》写出后，他在当时北京的那群正处于无所适从的文革期间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中声名鹊起。三教九流的各派人士都去找他。就我所知，老红卫兵的如徐浩渊，当时有名的拍婆子及以情色写法而著名的景山学校的毕汝諧，以及老一代的翻译家傅惟慈，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多多等都间或去他家，和他有书籍或文字的交往。我记得，好像具有收集手抄本爱好的赵一凡也去过他那儿。自然他非常小心，而没有轻易传出手稿，而这才使他平安活到八十年代。 我依稀记得在他家，和毕汝諧的几面之交。第一面，甘铁生对毕汝諧说：你要认识清华附中的漂亮女孩，就要找他了，他是我们学校的有名的“洋人”。不想第二次在他那里再见到毕汝諧的时候，毕汝諧一看到我，就缠上了我，说：我打听了，你是清华附中有名的风月老手，千万别小气，一定要帮我介绍几个朋友。这让我哭笑不得，也是我人生中遭遇到的又一幕尴尬境地。 这些个往事说明甘铁生七十年代在北京，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风景。一道比那些沿着真理部的阶梯，在真理部的园地上成名成家的人更为靓丽、丰富多彩的风景。
一九七六年之后，坚硬的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为了生存，再次把一些螺丝放松，重新为一些人，一些能够顺从这个制度的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大多数人立即因应，努力在这个一时稍微放松一点的机器上寻求空隙，发展自己，亦或掩藏自己，匆忙从空隙中逃离。甘铁生自然也是如此。他抓住那个时机不但在半地下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字，而且也努力在官方刊物上发表。 在这一点上我和甘铁生，以及我清华附中的很多朋友们不同，起于一九六九年的反叛和七十年代的追求经历，已经让我深切地明白，在这个制度的机器上没有我的位置，甚至在这个社会也没有我的位置，所以我没有用我的思想和精神去适应那个社会，去寻找位置。这也是我八八年决定出国，出国后又立即决定，在能够发声的时候就发声的原因，也是我一路走来，就是进了科学院也依然除了思想和知识的追求，谁的账都不买的原因。而这也是我在最近三十年和甘铁生，保持了君子之交，来往不多的原因。因为他在那个社会已经有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位置，部分肉体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一九九四年、九五年、九六年，我三次回国探亲，此后九七年我被吊销了护照，而无法回国。那三次回国我都和甘铁生如当年插队前后一样，吃吃喝喝、嘻嘻哈哈、无所不谈。 九四年我们一起去白洋淀参加回忆插队时情况的座谈会，九五年他给我介绍文坛动况，并说自己写出了一部超越昆德拉的书，我对此并不认真。因为无论我如何评价昆德拉，我知道昆德拉那些作家是有传统的作家，和我们这两代彻底地由真理部培养起来的，基因已经癌变了的作家、知识人不同，那是一种你可以评价、可以认真讨论的文字及文学。可这两代大陆所谓文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及知识结构的癌变，没有从根本上一招一式地重新演练，那所谓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东拉西扯。但是尽管如此，我不认为甘铁生比王朔差，更不会不如张承志。相反，单从我前述甘铁生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及七十年代的经历就说明，他和张承志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身上不是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真理部的子宫中带来的气息。虽然他在那个社会似乎也找到了位置，可他是庶出，不是在共产党的子宫中坐胎的文人。 在我看来，虽然八十年代甘铁生在那个社会中找到了位置，让他甘心在缝隙中发展生存的同时，但是也让他停滞下来。他为他的生存付出了代价。二〇〇〇年他出版了《1966前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并且立即送给了我一本。但是这本四十万字、五百二十页的长篇记事小说，这个甘铁生亲身经历的历史故事，他却没有写出特色和深度，让人感到这个题材非他莫属。在我看来，这本书甚至远远没有达到一九七三年他所写的《第四次慰问》的深度和广度，看不到任何他所特有的渲染气氛的笔力。时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甘铁生的笔，他的脑力的激荡，似乎没进反退！这真的让我不解、困惑。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至少他看到的、了解到的、感觉到的，他都能够把它们各自清楚地描述出来、缝补起来，款款地重新讲述出来。可是这一次，时过二十五年，和《第四次慰问》不同，如此精彩的一个题材，他却呈现出如此一本没有灵魂，没有色彩，没有让社会产生有感并且关注的书。 如此一个好的题材，如此一个精彩的经历，为何得到如此的结果？ 仔细思索，突然我发现这本书的封底推介它的文字似乎非常说明问题。出版社在扉页上说甘铁生这本《1966前夜》是： “第一部有实力挑战《青春之歌》；第一部以“文革”前夜青年人行为状态为描写对象；第一部以可考证性新闻体为写作方法的长篇小说。 故事从焦灼的65年夏季开始……”这个评介肯定是得到甘铁生首肯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介绍就根本的审美、思想及历史，以及文化问题的认识来说，究竟是褒扬还是贬义是很值得思索的。 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根本就是置这篇小说于死地。因为《青春之歌》根本不是小说，而是宣传手册。那是按照真理部要求，编好了革命程序生产出来的所谓小说的范本。这部政治领先、贯穿一切的作品可说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文学”代表作，是开启假大空年代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文艺宣传物。 甘铁生的这部《1966前夜》出版于二〇〇〇年五月，甘铁生是可以要求出版社不要这么写的。无疑，他认为如此评价是他的光彩，至少可以增加销路。至于其余那几句评述，都可说是不伦不类只有那个社会才会有的说法。如果倒退三十年，七十年代初期的甘铁生，我相信，如果你说他的作品堪比《青春之歌》，他一定认为你是在骂他。所以显而易见，在新世纪到来时，在那个社会暂且找到了自己位置的甘铁生，无论审美趣味，还是对自己写作能力的期待与追求上，都有些麻木，甚至可说是大大地退步了。 一个甘铁生这样的人，在艰苦的七十年代初期，节节进步，当社会有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时候，却反而步步萎缩，这究竟是为什么？甘铁生的案例不是个案，事实上，它让我们看到，七十年代末期后，所谓改革开放年代，无论就问题的提出，对过去的质疑，反省，对于未来的追求，那类所谓思想解放运动都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都可说是一种继续萎缩。它甚至根本无法和五十年代苏联的解冻文学相比。 如是而已，否则不可能在二〇〇〇年的时候，还在一个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小说上，用导致文革发生的《青春之歌》做标杆。 我和甘铁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我非常了解他的不足，但是也更非常了解他的特长。这本《1966前夜》让我心疼。如果他发挥了写作《第四次慰问》的勇气，以及文字上的努力，那么这本书将至少会如《第四次慰问》那样，在社会上产生广泛持续的影响。但是现在它的影响居然甚至不如《青春之歌》，因为《青春之歌》是真理部的“特产”，而他的却只是民间“土产”。而之所以如此，我以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二十年甚至不如以前，因为就是这个民间土产公司的氛围也被彻底地败坏污染了。没了这个氛围，没了朋友圈、知识圈的甘铁生，如何能够维持住土特产的特质。而这就让人们可以看到，那些个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被头上吊着的剑所恐吓住了的灵魂，在八十、九十年代得到的生存中，精神、思想及生活被置入的是软性腐蚀剂的消融。在极权主义社会，没有平安及自由发展，有的只是用利刀还是软刀子对灵魂的凌迟。 甘铁生本来能够创作一篇谁也绕不过他去的《1966前夜》，可是由于它挑战的不再是那个黑暗的年代，那一段历史，而是想攀比《青春之歌》，——他居然在三十年后把自己放在了和《青春之歌》等同而论，甚至承认它高于自己的位置的那个党文化的场地之上，这如何能够不让他的作品失败！
在甘铁生的七十二年生涯中，他经历了起起伏伏，成功与不成功。在我看来，以他的能力，他是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的，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站立的根基，始终在漂移、游荡。尽管他始终给人的印象是嘻嘻哈哈，非常随和，可我知道，他是一个孤魂，一个一生找不到归属感的孤独者，在家乡问题上、在精神上、在社会中的位置上，以及在其从事的文学上，都是如此。 他不清楚，或者不愿意清楚文学在他生命中的地位，生命在他的文学中的地位。也不愿意完全正面面对文学在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状况，以及社会地位，它和此前的文学，和别的社会及国家的文学的区别。即如他被称为台籍作家，却既不被台湾人认同，他自己也从不会想有任何台籍作家的特色。可是在这模糊中，他又知道文化的广瀚，生命的深邃，岂是一个台湾，或者某一个制度所能够容下的，即如他挂在《台湾之声》那里，只是为了生存。他挂在那个社会那里，也只是为了活着。 老甘活着的时候，不希望听到我说出这一切，所以他认为我“尖刻”。我想，很多时候他也可能如当年的任功伟那样，不愿意我在场。可我知道，那是因为很多问题他自己也是意识到的，他不过是认为，说出来痛苦，无补于事，何苦如此，何必为之，何须搅乱能够苟且安然的睡梦？然而，于我的活法，我认为人生对自己的不诚实，失去的是根本的东西。而我们就是去努力能够看到也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这代人从小被真理部蒙蔽及癌变，甚至就是有勇气我们也不一定能感觉到真实的东西，敢于公开讲出来，更何况如果我们采取自欺欺人的方法，自得其乐了。 饮鸩又岂能够止渴？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到头来不甘心的，后悔的还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实实在在地是因为尊重他的才能及生命，认为他能够更上一层楼才如此。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写作《第四次慰问》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能力也证明，他确实有建筑高楼的本领和底气。 大约四年前，我得知他得了肾盂癌，所以每次与国内朋友联系我都会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如何，希望他能够恢复。二〇一五年，可能是因为重病，感到生命无常，所以他在访谈中谈到他的家世，这才使我较为详细地知道他的出身，证实我以前的感觉。 他出身道地的书香世家。我由于经常去他家，所以不仅和他的母亲熟识，也认识他的姐姐和兄弟。就是在那个年代，万人一律的蓝制服年代，他母亲的气质，走在街巷中，也一眼就能够让人看出独具一格、气韵不凡。她拥有的还不仅是修养，而且身材、相貌非常漂亮，套用现代人的话说，见了他的母亲，你就会明白“梦中情人”四字意味着什么。而这其实意味着的就是在那个年月，你真的不知道她带着四个孩子是如何活下来的。她和她的孩子能够平安活下来，没有发生更大的灾难，甚至就可称是一个奇迹。 读了甘铁生的访谈后，我才清楚他母亲及他的兄弟姐妹的教养及气质来自何方。甘铁生的老爷甘云鹏是晚清进士，后留学日本，民国后几次当选过国会议员。他母亲是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这一切都注定了他家的家风。但是甘铁生一五年重病后的回忆，却依然是不温不火，不浮不躁，丝毫没有这些年司空见惯的那种市井喧闹，小地方、小家子气的叫卖。那种动辄就称自己出身名门，母亲是如何标致美丽，明明是出自哪儿都考不上的中学，却称自己来自名校，如何家学渊源，根本是自爆无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些人大约就是因为不知道中国文化传统是什么，有家教的哪里有如此说话的。读了甘铁生的访谈，你能够体会到，何为京城中的底气，何为经过了急风险浪后尚存的大家“气脉”。 记得七二年夏天，他去白洋淀的时候，可能因为久未和家里通信，他母亲到背阴胡同我家找我询问。我听到在街门口她和我母亲对答。她未开言就笑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对我母亲说：我是甘铁生的妈妈，真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孩子的名字，只知道他外号叫洋人，我想问问，他知道甘铁生的情况吗？他好多天没有来信了，不知在哪儿，怎么样？ 甘铁生在哪儿，怎么样？…… 四十六年前她母亲询问的音容犹在，……可现在传来甘铁生走了！转瞬间，这一切都彻底地随风而去了。想到此，我不由得泪流不止。这五十五年的老友，他的音容，他的抱负，他留在空中的笑声，永远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中、记忆中，不会褪色、更不可能磨灭。这大约才是甘铁生生命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 甘铁生的生命最过人的特点是，他的性格始终是鲜明的、有力度的。他会给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每一个领域中的朋友都留下极有特色的印象。正因为此，我觉得他的悲剧在于，他生在了一个他所不认同的社会，在一个不接受他的制度中生活，却要寻找位置，这如何不是悲剧，不会夭寿。 我和他的区别在于，在这个社会中，我拼命向外寻求我的空间，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削足适履”！ 他曾经是我们那群人中最强健的，可他居然走的最早，我不知道七十二岁的他，是被什么如此早地夺去了生命？或许有比肉体的“削足适履”更为痛苦的精神和生命的“削足适履”，那导致的是更根本的生命和生活的改变。 他没有死于苦难，却早逝于似乎的安乐。我绝不相信他走的甘心……，因为他有一个不安的灵魂！他一定会如我一样地看到，这个纷杂的世界，他身前身后这两代人的糟糕情况，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他，可是他竟然走了。甘铁生实实在在地是不该七十二岁辞世啊！ 泪洒何处咒此生？…… 他所被抛入的时代和社会，他所不认同的生活，竟然让他来也艰难，去，却如此匆匆……！ 2018、8、13 德国 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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