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蓉：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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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晓蓉：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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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作者：卢晓蓉 来源：微信公号-汉尊 《现代汉语词典》对“忏悔”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到痛心”；二是“向神佛表示悔过，请求宽恕”。这两种说法在形式上都是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内省。至于是否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或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那部分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公开的忏悔，词典上没说，这符合中国国情。当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中死难的千万生灵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应该为在内战、在“饥荒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屈死的数千万同胞和侥幸没死却生不如死的数亿万生民忏悔？我们历史上有几位皇帝曾下过“罪己诏”，但我们现在没有勃兰特。 因此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为自己与忏悔无缘。因为我自幼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册，备受歧视和屈辱；我高中毕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在农村度过了“文革”，既没参与对老师的批斗，也没欺侮过农民，更未动手打过任何人；我在爱国知识分子父亲和信仰基督教的母亲言传身教影响下，始终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对施害者也多所原谅。我下海之前在体制内领到的工资、奖金、福利总和不足六千元人民币，下海之后参与或主持引进的外资却超过千万元美金；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我都没有沾边，故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 但是，当我读到镌刻在美国波士顿“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的德国马丁神父的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时，受到深深的震撼。从此，一些曾被我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镜头便常常浮现出来啃噬我的良心： 反右运动时，我和小伙伴们曾追着“右派”邻居高唱当时流行的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见邻居低垂着头，沉默无语，一脸的痛苦和无奈，我们还得意洋洋地接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文革”中，我参加了区上召开的一次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一个衣衫褴楼的人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他的罪名就是把那块关乎千万知青命运的语录牌摘了下来，并在上面放了一封写给我们农场知青的信，信中婉言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不要留在农村给农民增加负担。一个义愤填膺的青年农民跳上台去，当胸一拳把他打得口鼻流血，台下“×××，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的批判声浪中也有我的吼叫声。 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毛泽东说过，他是不能忘记的人，蒋介石对他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民族英雄。这个人是谁呢？一个不能被忘记的重庆人，他就是卢作孚。”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无地自容。因为卢作孚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历三十年之久。 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我再也不能毫无愧色地面对祖父在天的英灵和马丁神父高尚的品格。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蒙昧的起点马丁神父所言“我不说话”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因精神养分短缺带来的无知愚昧盲从迷信，当事人真诚地以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另一个是由接连不断的人为惨剧所引致的常态化的恐惧氛围，即如杨继绳所言，“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从“我不说话”到说假话、套话、做伪证、栽赃陷害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正如一头驴，可以拉磨碾米，也可以拉炮打仗。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着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造神运动，打开了“潘多拉瓶子”，放出了大大小小的“魔鬼”，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使自己深受其害。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应该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每一个盲从迷信参与者都难逃其咎。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无知愚昧盲从迷信是从六岁开始滋长蔓延的。1952年3月中旬，父母亲带着六岁的我和幼小的弟弟从香港回到了家乡重庆。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我的祖父走完了不到五十九岁却功业卓著、自身修养近乎圣贤的人生之路。为了实现“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他一生曾作过无数次选择，却从未偏离初衷。结束生命、魂归信仰是他最后的选择。我的父亲在遭遇这一灭顶之灾时，没有忘记祖父生前要他“早点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叮嘱，作为长子他还要承担为中年丧夫的母亲尽孝道的责任。父亲回来后放弃了去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研究院所或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毅然落户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这间工厂是我祖父继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于1928年底兴办的。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生公司的船队修船和造船。祖父的挚友、著名作家李劼人曾任过该厂厂长。 我在重庆上的小学是民生厂子弟校。老师们对我的祖父和民生厂知根知底，且大多有很好的学养，使我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发蒙教育。怀抱“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理想的祖父，把民生厂所在地青草坝也建成了一个大花园。我在这个一年四季都绿茵葱茏、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度过了快乐纯真的童年和部分少年时代。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被告知红领巾是党旗的一角，“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们就推行“小五年计划”，比如把梧桐果炒熟以后在锅里熬成汤再加点盐作成酱油，自己都不敢喝，却被选送去市里参加成果展；党宣布“总路线”，我们虽不能领会，却载歌载舞到城里街头作宣传；党发动“大跃进”，我们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半夜起来背石头砌土高炉；党下令“除四害”，我们就停下功课到郊外轰打麻雀……作为少先队和班级的主要干部，我是这些活动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只要是党的需要，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率众趋之若鹜。五年级时学校带领我们下乡劳动十天，我一边想家想到抹眼泪，一边却给学校出的《简报》写了一首小诗《青松赞》，表示“要像青松一样，不怕风吹雨打，傲然挺立在山崖上”。 我初试阶级斗争的“风吹雨打”是小学三年级，即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厂里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参观，要我们学校派几个少先队员去献花，我也被选上了。哪知就在献花前一天进行彩排时，我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献花的资格。在同学们一片质疑的眼光中，我走出教室的腿重如千斤。虽然这个打击比起我后来的诸多遭遇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我第一次受挫折，所以很难受。母亲很镇静地安慰我要经得起考验，学会忍让，还叫我把她专门进城为我买来献花穿的一件新毛衣，借给没有新衣服的同学穿着去献花。就在那些时候，我们家中与祖父有关的物品，比如他的照片，他的重要文章印制的单行本等等，都悉数不见了踪影。父母在我们面前从此再也不提祖父的事，大概是怕我们年幼无知，祸从口出。 很快，反右运动开始了。就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唱骂“右派”分子之后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事。有次全校做早操时，和我同班的厂党委书记的女儿，气势汹汹地领着两个女同学走到我跟前，当众说我偷了她的钱。我受家庭熏陶很看重人品，听了此话不由怔住，脸唰一下子就红了。她见状越发得意，并借题发挥在班上孤立我。她诬我偷钱的理由是，前一天我看到她口袋里掉了两毛钱在地上便告诉了她，所以我知道她身上有钱可偷。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好几天。校长知道后，很快就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了她，还说了句我一生一世都不曾忘怀的话：“像卢晓蓉这样的家庭教育，别说是两毛钱，就是二十块她也不会偷！”校长是女的，叫周淑芬，人和名字一样文静。我真不知道斯文瘦弱的她，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敢于公开批评党委书记也就是她的顶头上司的千金！就在“偷钱”事件之前不久，这个党委书记曾亲自到我家里，动员我父亲给党提意见。父亲很真诚地回答，“我有意见平时都提了，现在没意见了”，让唯一一次“作客”我家的书记白跑一趟。后来父亲为自己那次没有中“阳谋”当成“右派”感到庆幸，但他终究没有逃过“文革”的炼狱。 我从母亲的宽容博爱学到了善良，从父亲的慎言笃行学到了忠厚，从小学校长的仗义执言学到了正直。然而，时隐时现的政治斗争、血统歧视和人格侮辱所引致的恐惧感和疏离感，却像黄曲霉菌一样在我的血液中发酵生长，并从此在潜意识中左右着我的选择。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我唯有不断努力紧跟主流意识，却无形中掐断了智慧树上独立思考的嫩芽，隔绝了通往祖父那个世界的道路。我曾隐约感到“取消献花资格”、“偷钱”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如其来的波折与祖父的“消失”有关，但很快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我相信祖父是个好人，这是在青草坝这块土地上时时可以感受到的，我以为这就够了。大炼钢铁时，我曾和小伙伴们到民生厂的防空洞里去掏拣废铜烂铁，拿去喂“鸡窝炉”挣表扬，却不知道这个防空洞是抗战时厂里的干部工人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开凿的；也不知道在这个绵延1英里的地下工厂里，每天都有上千的工人和技术员昼夜不停地生产零部件，以满足战时修造船舶的需要，从而保障了唯一连通前线和后方的水上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我在那块埋藏着无数历史遗迹，闪耀着人性与智慧光辉的土地上足足生活往返了28年，却从未想到去探寻这方面的事迹，开发这座“金矿”。我与盲从迷信越走越近，与祖父和他的精神事业渐行渐远。数十年后，当我有了寻找真相的冲动时，民生厂已变成一堆废墟，青草坝也成了一座荒山。 历史的盲区1959年秋天，我考上了巴蜀中学。这所中学与同名小学及幼儿园统称巴蜀学校，创建于1933年，从彼时到如今都是重庆的名校。我的父辈中有不少人在那里读过，当时是只看成绩不看出身的。到我进入这所学校时，它被坊间称为“两头尖”，即干部子弟和民主人士子弟都比较多。这一点我父亲是不大清楚的，他对自己的判断和我的学习成绩很有信心，所以要我务必把巴蜀中学作为唯一志愿。结果我一举中榜，父亲如愿以偿。但他后来很可能为这个选择后悔终生。为了宽解他的自责，我从未和他提起这个话题，直到他离开人世。 我中学班上的同学主要来自重庆市的三所重点小学，即也是“两头尖”的巴蜀小学、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人民小学和以军干子弟为主的八一小学。我们这些来自其他非名牌学校的学生，不足全班四分之一。同班同学中有江姐的儿子彭云，有双枪老太婆的外孙，还有不少同学的父母都是地下党或南下干部，并且正担任着该市党政军要职。在这个红得发紫的新集体里，我感到非常陌生和孤独。刚进中学时，我也曾有过一次反叛。我们班是住读班，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再说我的家离开学校很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也不可能天天回家，因此我很想家，很怀念小学同学。第一个周末回家，我缠住母亲哭闹着要求转学到我家附近的中学走读，最后当然以我的失败告终。 如果在巴蜀的路让我自己走，我只需管好我自己，有时间读一些课外书，也许会养成多向思维的习惯，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然而，开学不久，班主任就把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交给了我。因为初中同学大多还是少先队员，所以中队长不是一个闲职。我要么坚持不就，要么不负责任放任自流，要么挑起重担让这个原本就非同寻常的集体名副其实。我的天性和潜意识决定了我只能选择后者。我内向而不善言，和一个个背景、资历、见识、能力都远在我之上的同学相比，我就像一头“大驴子”（我在中学的外号叫“大卢子”，四川话中两者发音相同），只能靠“勤能补拙”为全班同学服务，为班级争名誉，不惜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社会工作上。上高中后，我的职务改成了班长和年级主席，社会工作更多了。据说有一次团市委来学校检查学生干部的课外负担，把“卢晓蓉一周开了23个会”作为典型上报。这个调查结果未免太夸张。真实的情况是，我以“服从党的需要”为宗旨，放弃了自身的知识积累和人格修养，退化为没有灵魂的“砖头”和“螺丝钉”。 上初中不久，全国性的饥荒就开始了，由于四川省的极“左”思潮和浮夸风领先于全国，所以饥饿的时间、强度和饿死人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这个重点中学也不例外。也正是那时候，小说《红岩》出版，很快就风靡全国乃至海外。《红岩》代表人物江姐的儿子就在我们班，我们不带头谁带头？我们把江姐在狱中给亲戚写的信，“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作为战胜饥饿、刻苦学习的座右铭。我们主动申请“为党分忧”，将原本就吃不饱肚子的每月定量男28斤、女25斤降到男女平等的21斤。经过中间层层克扣盘剥，到口的粮食就更少了，饿得我们常常以盐巴、酱油汤充饥。其实我当时就知道，许多干部家庭是没有定量限制的，米饭馒头鸡鸭鱼肉随便吃，我以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不享受谁享受。而我班非干部家庭的同学却跟着饥民一起挨饿，特别是一些活动量大的男同学，不知道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几年之后，我和一批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去了农村。初始办农场时，又一次经历了饥饿的煎熬。由于定量低、缺油少菜见不到肉，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我们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有的同学就用家里带来的零用钱到集市上加点餐。上面知道后，要农场党支部书记传达指示，进餐馆说明我们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不彻底。我当时担任农场团支部书记，当即从命把一个到场里来卖包子的小贩阻挡回去。这虽是后话，但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个性的泯灭将会带来人性的麻木。我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却闭目不见身边的同窗和战友。无论他们是否责怪我，我都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1963年我们上高二的时候，红岩精神还炙手可热，“为人民服务”的御笔题词又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江姐等英雄人物虽令我们崇敬，但他们要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行动，我们无法仿效。而雷锋则是新时代的代表，很容易学以致用。我就曾经帮人家推平板车上坡；我和弟弟还把迷路的小女孩送回家，并相约做了好事不留名。那一年全国上下以军队为榜样，兴起过一阵“评功摆好”的活动。自我记事以来，就那次群众运动不是批判人而是表扬人的。可惜好景不长，雷锋刚学了一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我们学校我们班，成立了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蓝本，按照家庭出身把全班同学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对象”和“斗争对象”，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沦为“斗争对象”。一位初中和我同班的干部子弟多年后对我说：“你真糊涂，我早就看出他们对你有阶级歧视，心中很为你抱屈，你怎么就没感觉到？！”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师形容我当年就像一头“被蒙上眼整天围绕磨盘转的驯良动物”。我纯属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这时曾动员我担任年级主席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要我批判我祖父，说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与人民公敌蒋介石有过往来等等。接着班上的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也要我揭发批判祖父的“罪行”和交代自己与家庭划不清界限的问题。所举例子有，我说过祖父是靠勤俭起家的，不是靠剥削起家的；说过自己是家里的孝子贤孙；有同学揭发我们家平时吃得比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过年还好等等。其实有些话我没说，有些话是顺口说的，至于“平时吃得好”，则出自母亲有一次为了招待跋山涉水来我家玩的两位同学，特地去餐馆炒了几个菜。再说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何过之有？但是早已习惯单向思维的我，还是选择了接受批判。由于对祖父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对父母的言行挑不出什么毛病，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比如恋家呀，注重学习成绩呀，工作作风主观呀，缺乏斗争精神呀等等，实在找不出什么了，就怀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是已严重到不知道有资产阶级思想了。在麻木与困顿中度过一年之后，我负责帮助的两位成绩差的干部子弟同学考上了大学，我落榜了。 巴蜀中学在庆祝七十周年校庆时出了一本《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32年夏，王瓒绪通过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推荐，聘请江苏教育界知名人士，时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兼附小主任的周勖成入川办学。”又说：卢作孚“与王瓒绪等一起创办巴蜀学校，任首届校董。其后多次出资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成为巴蜀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我这才知道，父亲当年为何非要我考巴蜀不可。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呼吁：“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并强调“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祖父一生坚定信仰，咬准目标，竭尽全力去实现他青少年时期就树立的理想，虽只读了四年正规小学，却成为“一个不能忘记的人”，身后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而他疼爱的长孙女我，却在正规中小学的校园里蒙着眼睛转了十二年半的圈圈后，带着对知识和教育的漠视，上山下乡以求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的代价还在上高三的时候，我就预料自己十有八九考不上大学，因为比我高一年级的几位优秀学生皆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去了农村。我丝毫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只在心里盘算与其落个考不上大学的名声，还不如不参加高考直接去农村。再说，既然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严重到浑然不觉的程度，更应该去农村彻底改造思想。为此，我一连给学校写了六份书面申请。哪知学校不但没有批准，还两次叫我改填大学报名表，把我原先填的第一志愿“北农大”先后改为“北大化学系”和“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事隔七年后我偶尔看到了这张报名表，上面赫然写着“此生不宜录取”并盖上了学校的大红印章。我才恍然大悟，学校当初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我志愿填高了考不上大学的假象。不久前，我当年的一位校友得知这个真相后，曾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像犹太人不屈不挠追踪纳粹逃犯那样，追查清楚究竟是谁有这个权利判决你们“不宜录取”？可惜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多是被阉割和伪造的，有如精神的“三鹿奶粉”，不仅造成我们精神营养的短缺，还患上了不会“排毒”的后遗症。人性的软弱，人格的扭曲，使我们丧失了捍卫自身权利的觉悟和能力，更不用说为社会承担道义的责任了。 没考上大学，我为了兑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承诺，便和本校三十多位同命相连的高初中毕业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与大巴山一脉相连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曾是四县交界、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我祖父在1927年受命出任该地区峡防团务局长剿匪和维持治安。但祖父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消灭土匪，而且要消灭产生土匪的土壤”，要把以北碚为中心的这个区域“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作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祖父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更重视文化建设，在那个地区陆续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和中小学等。“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黄炎培《北碚之游》）194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以表彰它对文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抗战期间，北碚还先后安置了众多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接纳了数以千计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被誉为“陪都的陪都”、“东方的诺亚方舟”。 时隔四十年后我去大巴山时，对祖父这些业绩全然不知。我既无高远志向，也无明确目标，只凭几句口号和发热的头脑就去了穷乡僻壤，非但没有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带给当地农民，反而努力向他们看齐，与他们同化，还阿Q似地自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办了两年农场后，接到省委“拆场插队”的指示，又分散到生产队落户，原因在于“知青集中在一起，不利于思想改造”。当地纯朴的农民其实很看重我们，认为我们有文化，心眼好，信得过，凡是称斤记帐之类的事都交给我们干，也爱给我们讲真话，譬如讲大跃进时，上级为了争高产、放卫星，搞什么土豆播种“楼上楼”，小麦播种“撒满地”，结果不仅颗粒无收，连种子也赔了进去；讲大炼钢铁前，村子里的小道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白天走路都“阴森恐怖”，大炼钢铁时都砍了去炼钢，现在已经光秃秃的；讲吃大锅饭时，村里的家庭都分居，女人孩子住屋里，男人住猪牛圈，家里的锅灶都打得稀巴烂；讲三年饥荒时，村子里原有一百六十多户，死得还剩一百二十多户；讲张国焘在的时候，杀了很多人，还指给我们看，那那就是埋死人的“万人坑”。可是我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根究底。 我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亲眼见到“解放”了二十来年的农民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村里的农民因为穷，买不起衣服，买不起线，只能买一毛多钱一尺的白布，一毛钱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蓝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绳缝衣服，还都是补丁重补丁；妇女来月经，连最次的草纸也买不起，就用破布代替，照样下田下地干活；生了病没钱看医生，死了就说是“天收了”；吃的都是半年红薯半年土豆，很少见到大米小麦之类的细粮，到了青黄不接时，家里还常常断炊，可是却要挑选上好的粮食交公粮……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我居然也是熟视无睹。我原本有的是机会，为农民做点实事，最起码可以做些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证词。可是我光顾了效忠于“神”，却把这些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坍塌的父老乡亲抛在了脑后。人情和人性冷漠到如此程度，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现在每逢看到农村素材的电视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这是感触的泪，更是悔恨的泪。我应该对那些家贫如洗，却毫无保留地收容了我们的大巴山农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深刻的忏悔！ “文革”开始时，我们身在农村，也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动投入了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可是区委书记却在全区“三秋”生产动员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我们就写了他的大字报。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不久以后，我受知青们的委托到北京上访，沿途所见的一切，比如火车上首都红卫兵侮辱隐瞒出身的“地主婆”；北京批斗毒打“走资派”；餐馆里“出身好的坐着吃，出身坏的站着吃”，“出身好的吃馒头，出身坏的吃窝头”的血统歧视以及铺天盖地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等，使我失望而归，可惜却没有因此而醒悟。后来我参加了当地的农民组织，参与了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批斗。虽然恪守不动手打人的原则，但我不能因此而开脱自己的罪责，因为在这场打着“革命”的旗号，行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之实的“大革文化命”运动中，我没有说“不！”每当我想到那位勇敢地站出来，劝我们知青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农民当胸所挨的那一拳；想到因为参加了抗日远征军，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父亲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凌辱，我就不能原谅自己的愚昧与盲从。 我父母亲保存了几封我在农村写给他们的信，其中一封是1971年得知在长春的二姑一家连同我七十岁的祖母下放农村时写的，信中说：“知道保保（即我二姑）一家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和放心。高兴的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也毅然踏上了这光荣的革命征途，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四年前，我走的这一条路走对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放心的是，他们到了农村，到了贫下中农中间，思想就会炼红，身体就会长好，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婆婆年纪虽然老了，但到农村去，对她的身体还适合些。以后，（等）他们的地点落实后再给他们写信。应该认识到，这还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可以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储备一批技术力量！”信中除了“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和“可以……储备一批技术力量”这两句还算人话外，其余那些八股文，等同于驴叫。我祖母那时已年逾七十，在乡下负责为全家做饭烧炕，晚上三代人同床共眠。而她在我写这封信的年龄时，她的丈夫即我的祖父已经在教育、实业和乡村建设三大领域的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并明确提出了以“现代化”为“公共信仰”，以“新的集团生活”取代旧的家族制度，以动员全国人民投身“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国防运动”的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整套主张。祖父绝对想不到，事隔三十多年后，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举着蜡做的芒果游行喊口号，对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红太阳”顶礼膜拜之外，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先听到小道消息。过去无论国家的形势有多么糟糕，我对最高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始终坚信不移，总以为是下面的人不听话，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竟然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开始担忧起来。哪知此事件解密后，县里要我参加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得到如此信任，我很快打消疑虑，重拾信心，并庆幸可以借此机会摆脱几天繁重的农活。不过我很快就体会到，批判“纪要”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比如“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被利用变成了替罪羔羊”、“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明明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要在宣讲中说这都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诬蔑，要把它们批倒批臭。我去宣讲的地区有座设施非常简陋的煤矿，工人进矿采煤都是爬进爬出。那天刚下班就赶来听讲的矿工，除了眼白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也听不懂我的口诛。这些年每逢煤矿出事，我眼前就浮现出这一幕。无论历史对林彪事件如何评价，我对自己在那次行动中口是心非、颠倒黑白的言行深感羞愧。 1972年我因为给大队党支部写了一篇《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整党建党》的总结材料，得到县革委和地区革委会的重视，被上调进县革委文教局。命运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我就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因而成为“县革委大院里最忙的人”。但好景不长，半年后接军宣队通知，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怎能在县革委工作，于是便被扫地出门，调去一间边远农村小学。后来虽换了几个单位，在我填写的任何一张登记表“家庭出身”栏里，我自己写的“职员”都会被别人改写成歪歪斜斜的“资本家”。1978年我在县电影公司做办公室工作。公司下辖一个城区电影院和四十多个公社放映队，办公室就我一人，事无巨细，包括党员档案管理均由我这个非党员承揽。有次地区来县里检查档案管理工作，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要去地区开会。单位领导却对我说，按上级规定，管理档案的人必须是党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没有资格参加代表会。此话无异于向我宣告，上山下乡十三年脱胎换骨终成泡影。我从小就“听党的话”“跟党走”，历经二十五年余的刻苦修炼，到头来不过还是一头蒙着眼睛转圈圈的驴！ 我后来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有个“红五类”的出身，并因此而成为“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有资格参加城里的“红卫兵”，我能心明眼亮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吗？在面对专制强权的铁窗和极刑时，我能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们那样挺直了腰杆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忍受酷刑和精神折磨乃至献出生命吗？按照我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准备，我不但做不到，而且很可能还会加入批斗他们的队伍之中。我和王申酉是校友，在华东师大政教系的阶梯教室里，党委书记施平为我们七七、七八两级学生做了一次极具启蒙意义的演讲。施平书记满怀深情介绍了王申酉的事迹，高度评价他被监禁时写的那封公开的“情书”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我当时深受震撼。退休之后，我写了《人格的魅力》和《“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两篇文章，作为对这位英雄校友的深切怀念，其中不无洗刷自己愚蠢盲从的动机。 我原以为作完这番忏悔，就能让心情得到放松，灵魂得到解脱，殊不知我的忧虑更重了。在检讨“我不说话”带来的祸害时，我分明看到“我不说话”的巨大惯性还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盘桓。现实世界的假货泛滥、腐败成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分化、人权遭到漠视等等，岂不都与“我不说话”有关？！等到警告变成了现实，新的灾难“奔我而来”，再说话就来不及了。事不同而理同，此灾难与彼灾难，起因和结果都一样。 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从“驴”变回人，这样就有资格去天堂见我的祖父了。 卢晓蓉，女，1946年生。祖父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曾在四川大巴山上山下乡十三年。华东师范大学七八级经济专业本科毕业。后下海经商，做过企业高层管理、副研究员。现为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水咬人》和《人生的万花筒》，三次获冰心文学奖。 附：卢作孚简介 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在抗战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乡村建设，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他关于“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成功实践，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具参考价值。他毕生从事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其成果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他“大公无私，为而不有”，为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声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本书序言中指出，卢作孚的创业精神和卓有成效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经验等，值得当今企业管理者学习、借鉴。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的“十大文化名人”中，卢作孚名列第一，评语指出，他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本书收录了卢作孚从1916—1951年间的著述124篇，涉及工商管理、企业文化、教育改革、乡村建设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论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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