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情人
作者：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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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情人
作者：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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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情人 ——《中国之毁灭》(代跋) 晚上九点三十七分，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拿起听筒，是我先生郑义。 和每天一样，他问我“工作"得怎样；和每天不同，今日工作顺利，我告诉他立刻要起身回家。他竟没有向通常那样惊喜，却怏怏地说：“我本来打算带咱们女儿上你那儿去的。” ——有时候，往往是周日或周末，我在办公室逗留太久，他写作完，会带孩子来，顺便带晚饭来吃。然后，他在我桌上的电脑上网看文章，女儿则东跑西颠，上下楼乱蹿，横行于我工作的录音室和办公桌之间。等我干完工作一同回家，也算是他出来散散心，女儿也出来淘淘。这次不同，我立即下班回家也没有让他稍有快意。 我说，那你要来就来吧。他说我来了就夜里十点多了，马上就得往回走。你怎么？闷啦？我问。什么都读不进去，他说，然后就让我唬了一跳： “孤独得不行。” 这从来不是他的语言。我还没认真反应，他又说，“情人也死了。” 这人今天真的不大正常？我的脑子里一根筋绷了绷，满世界快速地翻检他的情人。一边找，一边强作温柔：“什么情人呀？死了吗？你不要紧的吧？” “可不吗，三年半了，现在她死了。”电话中声音完全彻底认真严肃。乐的是我，恍然大悟：“你说的她呀！你跟她鏖战三年半，死刑终于宣判了？” 那边不置可否，仍然魂不守舍，“那你就回来吧，我和孩子看看电视就先睡了。” 太阳真的可以从西边出来了！否则他从不追著星星月亮睡觉。 浓重的夜色中我开车回家。走过华盛顿市区坑坑洼洼的街道，走下波多马克河上的大桥，驶上河畔的华盛顿公园路。九零点九双频道波段上，今天不知怎么了，把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的乐章们播放得完完整整，中间不带一句通常会有的讨厌的插话。我放足音量，一路顶窗大开，让音乐渗透星斗稀疏的夜空。明确意识到：郑义的那部研究中国生态环境灾难的大书终于脱稿了。 连续三年了。每年秋叶从树上往下飘摇时，郑义都会怅然若失地告诉我，秋天了，我该要写完了……一连说了三秋。第三个秋天之后，我便习惯了这样的宣告而不再认真对待。所以，当去年秋叶落尽，复又冬雪溶化，转眼春风再起的时候，他再度宣告说还有三个月杀青。而我只当耳边风又刮了一次。心想，好，写吧写吧，写吧写吧……朋友们照例把这儿那儿收集到的有关环境的资讯通过电脑、邮件、电话、见面源源送来。我照例将不拘什么地方撞到手边的有关文献消息统统摞到他案头。他的书房从地下室到楼上搬了三次，照例所有的平面上都铺满各类资料，仅留下门口到桌旁的一条通道。还有一条通道从桌旁通过房顶——那是一条“烟道”。“万宝路”牌香烟过滤著不绝如屡的写作思绪，并一路向上分开布满空中那看不见的思绪的网，从抽风机口直出屋顶。 我不等待结束。中国也从来不等待。终于有一天，他从打印机上取下一摞字纸：第一章出来了。次日，又从打印机上取下一摞，是第二章。日复一日。好多次，好多章。 我还是按部就班上班下班。那日和他一起买文具，在那家大文具连锁店，我帮他打听印满了字的纸们装订在一起成一本书，一共十本，要多少钱？我还是没往心里去。 直到昨天，他在某商店遇见插队时的老同学。老同学曰，我弄了好些年的博士论文前天终于通过了。他便回复说，我弄了也好些年的中国生态环境的书，也总算写完了。言毕，二人决心祝贺一下，共进晚餐。我在办公室接到他那从友人家打来的电话，禀报他在人家“蹭饭”的原委。我听得清清楚楚，但仍然没往心里去。 那书的写作已经雄踞我家生活方式之首。写得熟人朋友见面问候，问来问去关照人成了关照书，一开口就问书写得如何了。写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早在三年前就“宣布”郑义已经变成生态专家了，和他聊天，无论天南地北从哪儿说起说什么，到第三句半，就一定谈到中国生态问题。写得刚学说话的孩子就用“花儿凋谢了”表达她的气馁，开口发出第一句关于中国的天问，就问“什么是苦难？”写得斗转星移，而我家客厅、厨房、床头、院落到处充盈流溢的中国生态状况的闲谈话语或慷慨陈辞却无法稍有改变。 坐著写，写得臀部肌肉萎缩，每周必得到医生那儿按摩方能稍有缓解。继而站著写，写得腿部肌肉生疼，脖子不是自己脖子，不摞著贴双层膏药不能支撑。再后跪著写，写得膝盖疲软，双脚转筋，裤子磨破两条。写过又一年，支起了高度不等的放胳膊肘的三个木头架子，来回换姿势，绒衣又磨破两件。然后以成摞的书籍杂志将电脑这样那样高高矮矮摆来摆去，妄图找到缓解颈椎肩背疼痛的角度。最后龙年开春了，乾脆与正在家中客居的作家张郎郎商量：能否从天花板上栓根绳儿，吊张床，将躯体背朝上四肢朝下吊起来写？如此就能放松各部筋骨肆无忌惮地劳作，就能毫无肉体痛苦地与中国恋战了。大家都进入了他那艰苦卓绝的写作程式，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认真研讨之后，没有实行。——因为这种“吊床”毕竟工程不小，还需要反复琢磨。 一日，我回答友人对他此书的问候之后，恍然有悟：果真写书写到如此田地，已然残废在即，实可休矣！ 那时大约是早春二月。他已经将三个月结束书稿的说法在我耳边如春风一样吹了又吹。我自是春风多情，杨柳无意。突然，他来电话告诉我“孤独”，向我宣布他的“情人死了”，我幡然猛醒：他的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那浩大的写作工程终于竣工了。 先生的“情人”是他的故乡中国。 我的先生爱中国。但是中国自己不知道，也不爱他。不仅如此，“八九六四”一声枪响，“情人”以他敦请体制变革的和平表达认定他是仇人异己，通令缉拿。一张天罗地网大江南北黄河东西举国上下，追捕了他三年，直到他决心忍痛出走逃亡大洋彼岸的美国。他不是不知道“情仇”的厉害，一日从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归来，说，那么多的中文书，居然没有他这个“本地”作家一本！他反省说，想想也对：当地出版物中没有他的作品，因为他似乎不是当地作家；台湾出版物中没有他的著作，因为他不是台湾作家；大陆出版物中没有他的书，因为他的书在大陆已经被禁。“情人”不仅逼迫他远走他乡，而且隔绝了他的几乎所有读者。可是他隐忍出走八年以来，对她仍然一往情深。已经写了一、二、三、四、五本书，全是写她的。——他依旧痛爱故乡中国。 在我早出晚归我们相互难得见面的日子，我的先生曾经对著我在厨房里留给他的一个纸条面露璀灿的笑容。那个纸条上写著：“中国不是一个女人。若是，你娶了中国，中国一定幸福无比。”? 中国不是一个女人，而郑义是有妻之人。所以中国只好屈居情人位置，让郑义整日魂梦牵绕，让郑义在家从不纳福，只是出血。? 这个情人是媒妁之言，指腹为好，没有选择的。在爹娘肚子里面就以遗传基因前定终身，百死不悔。所以情人无论什么成色，都能使他牵肠挂肚，面面俱到地恋恋不舍。可惜的是我先生郑义的情人年年苍老，日日衰败。她的森林所剩无多，她衣不遮体，裸露著土地；她早先玉洁冰清的身躯沙化碱化，连可以水土流失的本钱都已经所剩无多；她的资源迅速消耗、大量浪费而没有补偿；她空气污染，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最严重污染的城市；她的水源耗尽，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她的河流正在泛滥与乾涸的轮回中迅速消失；她养不起孩子，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她精疲力竭，难以为继；她老态毕现，却被花花绿绿地装扮一个窈窕新人，骇得世人圆睁双目，莫名其妙。哪怕是思想超前的知识份子，也只是关注她的政治情势，忽略了她的身体机能。然而郑义用详尽的资料和事实、统计和分析告诉国人：政治可以改革，少则十几年多至几十年而已；文化可以引进可以继承或者嫁接，百年孤独不会到永远；但是毁灭的生态环境，却不是一个时代变迁之短短疗程就可以恢复的。旧时诗人慨叹“国破山河在”，而今国人应知“国在山河破”。灭顶之灾，已呈泰山压顶之势。说什么，都晚了。 我总是不大相信郑义的情人真有这样可怜可叹，总是猜想他爱得心切，恨她不识他的泣血之恋。他很可能自做多情，无事生非。所以他与我谈起他的情人时就总是就恶言恶语，言过其实，反应过度；而他独自与情人面对时，就浓墨重彩，恣意泼洒，肆无忌惮。 我没有错看他对情人的深厚爱恋，但却可能错看了他对情人的入木三分的剖析。他整日俯首埋没在资料堆中，这一封给中国的情书所花的三年半时间，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研究资料，计算数字，前后核实，正本清源。他阅读情人靠的不仅是眼睛和感觉，还靠计算和触摸。他把情人数字化了，把她掰开了，揉碎了，解剖了，皮肉筋骨斤斤两两地称过了，这才告诉乡亲父老：中国究竟怎么了。 所以五十万字的一封情书，淋漓尽致的对情人的描述，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最后终于把情人写完了，竟然也写死了。那是一部他不能不唱的那个民族生存基础的挽歌。他怎能不怅然若失，孤独寂寞？ 先生的情人曾经许多次乔装打扮，变换面孔。却万变不离其宗，每次都亮亮地打出“中国”的旗号。但就因为如此，每一次都让他呕心沥血，病入膏肓。 记得最早他让情人折磨是《老井》那个后来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金奖的电影，说的是一个缺水的太行山中的农人为找水世世代代在地下凿窟窿打井的故事。当他把自己同名小说改成电影剧本，在西安电影制片场的招待所，把那些文字忍著疼痛抄在稿纸上之后，写字的手和肘就不那么行了。上医院一看□当下就命令住院，立即就得开刀手术，总算是保住了手臂的神经和手上已经开始萎缩的肌肉。 然后情人变成了50万字的《红色纪念碑》。这个“碑”记录赤色政权在大陆中国的恐怖行径并对这类行径的理论依据进行剖析。这个情人的红色纪念碑还在民间收集材料时就让他几乎丧命。除了当局极力阻挠造成的艰苦卓绝，还有采访时心魄的震撼，再有就是长期奔波积劳成疾。采访归来，竟连一个小挎包都背不动了。与人谈话居然成了最大的劳作而力不能支。上医院一看，血压低得可怕，非立即输液卧床休息，医生不答应走人。 后来，情人中国变成了长篇小说《神树》。这株亘古老树镖著劲儿，赖在郑义的286破电脑的“到死”(DOS)上，跟著我们一年之内搬迁了三次，还生了女儿郑美妮。这一回关于情人的描写是中国农村的当代生活。郑义整日黑著脸抽烟，拨拉著时间写字，昼夜盯著小说里的父老乡亲，弄得他自己的现实生活仅剩下吃喝拉撒睡这几样不能再简单的程式。如此与情人日日鏖战，终至弄得心慌气短，并养成了饕餮般进食，□牛般酣睡的习惯。不料仍然时时感到饥肠辘辘，困乏无比。这样坚持一年，末了把情人“神树村”让泥石流给淹灭了。终于休战后，体力透支，无可避免地立即去看医生。一检查，甲状腺亢进，必须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给除去大半。上帝给的肢体全已不全了，还得终生服药，假装还是完人。 病来如山倒，每次都是在与这打不散的情人纠缠厮杀热恋之后。这一次，海誓山盟地一恋三年半，乾脆让情人直面无可挽回的厄运。题目，我看了看，叫做《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想想那个尚未吊在天花板上的“床”，我知道免不了又到了上医生那儿检查并听候训导的时候了。什么诊断尚不敢随便猜想，但是对中国呕心沥血的旷世之爱，无论中国多么荒谬贫困灾难深重都不弃不离为之忧患到永远的病，断然是无须门诊，也无可救药的。 身为先生妻，我也从中国来，自愧弗如。虽然如此，深念那情人是先生生命的支点，心下便时常为他没有回报反而罪加一等的痴情疼出些酸楚和凄凉来。明知情敌中国不会领我情，却暗中梦想她也许一朝变得美丽康健通人性。哪怕仍然对先生不知不觉不解也不爱，先生笃定不移的单恋也值得了。? 记於2000年5月30日凌晨 补记於2001年6月4日深夜美国华盛顿
（注：這本書2002年出版，2003年鄭義被確診为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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