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写点儿遗憾吗？

作者：：郭莲莲（1964届高中）

来源：微信公号-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征文  刊《口述春秋》

母校的百年校庆在即，这样的日子，一个人一生中有幸的话也只能遇到一次。在一篇篇怀念、颂扬、赞美的文章里，昔日朴素可爱的校园、可敬的学校领导、授课精彩的各科老师、兢兢业业坚守岗位的员工，都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让人激动、感动，进而心中充满对母校、对老师们的感谢和感恩之情。

最近一段时间，在与往日老同学共同回忆在母校六年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都会谈到某某校长、某某老师。除了正面的印象，也难免触及到近十位当年被剥夺了上大学，甚至考大学的权利的同班同学。她们的学习成绩都不错，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家庭出身问题，成了“不宜参加高考”，或参加了高考，却是“大学不宜录取”的名单中的成员。近十个学生，几乎是我们全班人数的五分之一。据我所知，同届其他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学生进入这个名单。这些同学从女附中高中毕业后，或去了北大荒农场、山西农村务农，或去了新疆地区做了小学汉语老师，或进工厂务工。当然，女附中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有着扎实的文化基础，她们先后基本都被抽调到教育系统，在小学或中学当老师教书育人，多数成了优秀教师。还有通过努力，考上了十几年前就应该进入的大学进行深造，更有人去了国外奋斗。

真正触动我心灵深处，觉得不吐不快的是听到一位同届的校友在几十年后提起的一幕：当时她在得知自己获得初中银质奖章，可以申请保送本校高中时，非常高兴。交了申请等待保送上高中时，等来的却是没有被批准的结果，而且还错过了考取本校的机会。雪上加霜的是，班主任不但没有安慰她，却劈头盖脸地数落她：你也不想想，就你这出身，还想保送上本校高中，真是的！你只能去上农校！结果她就真去了一所职业农校。而另一个班的处在同样情况的一个学生，在她的班主任私下的好心建议下，怀揣银质奖章，“知趣”地没有申请保送，而是凭着实力考上了本校高中（当然，三年高中毕业后，她还是被划入了不能考大学的名单，这是后话了）。在说到当年班主任训斥她的那段话时，年近古稀的她竟然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可见她心上的这道伤疤有多深，多痛！

正是这凄凉的嚎啕哭声，几天来总在耳边响起，使我最终决心写下这篇不合时宜的小文，作为另一种声音，留给母校。

当年如此的“政策”，完全违背了所谓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虽然这绝不是小老百姓能追究清楚的，但是作为一位班主任，一个教师，哪怕作为一个成年人，怎么能对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自己班上的小姑娘，又处在这种境地时，说出这样的狠话？恐怕就不能全都怪罪到政策上了吧？一个人起码要有做人的底线，人性的底线：一句好言暖一生，半个恶语冰三世！这样的老师是否也该扪心自责一下了。

还有一位学校领导层的干部，当年召集干部子弟开会（当年我没有被叫去参会，可能是我父母的级别不够高到能接触到国家的高级机密），告诫她们，如果在家里“偶尔”接触到父母的保密文件，千万不能把看到的内容告诉班里出身不好的同学。因为这样的人有可能回到家里，把秘密泄漏给那些国民党残留分子，或被斗争管制的家长，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唉，让人说什么好呢！其实，当年我身边的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同学，都积极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团。但是往往要对她们考验、考验、再考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她们与家庭划清界限。有一位同班同学，也是到了近七十岁时告诉我，她这一辈子最后悔，最不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该在中学时代积极争取入团！团的大门那时根本就不会向她那样的人敞开。“我傻了吧唧的，还故意疏远被不公地打成右派的父亲（几十年后已经改正，可是老人早已作古，而受到影响的儿女也都带着深深的伤痕步入老年），真是太幼稚，太……”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其实，在同样的形势下，甚至在阶级斗争日渐紧张的1964年，我的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高考后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一纸“大学不宜录取”通知！当她心情黯然地做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另一种准备时，收到胡志涛校长的一幅毛主席织锦像以示鼓励。她把这幅毛主席织锦像一直夹在日记本里，每天写日记时，都要取出看看，心中就会涌出一股暖流。多年后的一天，她从一位当年“荒友”口中得知，梅树民先生曾托她照顾在沉重的体力和精神压力下的这位同班同学。她“当场有被击中的感觉，非常意外。几十年前，竟有一位老师如此坚持自己的责任，对一个出身不好的，已经离开学校的学生如此尽心尽责！因了胡校长、梅先生，我心中的六年女附中生活油然增添了最温暖的一抹亮色。”“文化大革命”前，我的生活学习可以说是平平静静，一帆风顺。小学毕业时，校长帮着改志愿，从女一中调到实验中学，初中获得银质奖章保送到本校高中；高中毕业又被国家选送到法国学法语。而一切在“文革”开始后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1967年2月回国途中，就经历了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刚刚还在火车上给我们讲述参加革命的经历的驻罗马尼亚参赞王栋、驻丹麦大使夫人一下车，就被红卫兵围起来批斗，驻罗大使，满头白发的曾涌泉也被拉来陪斗。

我的父母不久也受到批斗、抄家。父亲头戴五顶罪名的大帽子住进“牛棚”。我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周围人的冷落。到了部队农场，积极劳动，斗私批修，仍被人说是假积极：“父亲那样了，哥哥又是反江青的反革命，她还像没事儿人似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切肤地体会到当年那些所谓出身有问题同学的处境和心境。这时我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和内疚：高一我入了团，高二当了团支书。我怎么就没有更多地关心那些背着沉重的出身十字架，可是还想奋力跟上大家步伐的朝夕相处的同学呢？为什么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当她们一次次被判定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时的无奈呢……

“文革”时有人宣布与走资派家长断绝关系，可我怎么都不忍丢下有“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嫌疑的父亲，去和他划清界限呢？一想到这些，我真想握住这些同学的手，向她们道歉：原谅我当时的无知幼稚吧，原谅我无意中在你们的伤口上又加了盐。

现在我无意声讨任何人，更不会，也不能控诉任何领导。只是想在母校生日之际，替那些当年和我同样年轻，现在又同样变老的校友姐妹——她们受到不公对待，憋了一肚子的委屈，至今不愿回忆这段往事，不愿提起女附中，不愿回来参加什么校庆，甚至说出“别跟我提女附中啊”，呐喊一声：母校，在您的百年生涯中，就没有遗憾吗？

同时也真心诚意地和我的校友（包括“文革”中有很过激言行的学妹）说一句，放下包袱，回来吧！跟老同学见见面，聊聊，给过去画个句号。不能总带着删节号和感叹号终伴晚年，毕竟我们都不再来日方长了！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