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我插队的山西沁县后泉村，坐落在太岳山脚下，四面环山，非沟即坎，全村没有一块水浇地，加上那年头的“高征购”政策，老百姓的平均口粮，每年不到三百斤。于是，粮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老百姓们的“天”。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儿”，从小视吃饱饭为当然，认为只有在美国、英国和“亚非拉”，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才饿肚皮。真的，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是“祖国的花朵”，也没有被减定量，也没有尝过古圣人所说“饿其体肤”的味道。然而一到后泉村，就被告知吃饭不可“放开肚”——每月四十四斤原粮，吃亏了就要挨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重要一课从此开始了。

四十四斤原粮，去皮去糠后只能剩三十六七斤。那地方种麦很少，每年只能分上三四十斤麦子。记得有一年，有一个生产队只分了一斤八两。而当地的传统作物谷和豆，又因产量低而不符合“大寨精神”，被限了产。于是，玉米和那又苦又涩的杂交高梁便成了主食。这后者还有一样厉害，那就是吃到肚里大便都困难。食油，每年只能分到半斤，肉、蛋几乎等于没有。“三分盐、五分油”的南泥湾时期，想来也不过如此。

人的适应能力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这些北京的“大学生”们便学会了山区老百姓的吃饭方式，每日三餐，一干两稀。两稀者，山西合子饭是也。几把小米，加上些瓜菜，煮成一大锅汤，开锅后下点玉米面和高梁面的“擦疙瘩”。主食是定量的，每顿饭都要过秤；不够吃，下顿试着再多加水，直到可以把大家灌饱为止。记得有一次，大号搪瓷碗，我一顿灌了五碗。放下碗拍拍肚皮，好似个猪八戒，我当时就想，人的胃肯定要比医院人体解剖图上画的那个要大得多。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男女生宿舍夜间用的便盆，不知什么时候纷纷由小号换成了大号，每天早上稳稳地端将出来，都是满满的。夏季天长，中午一觉醒来，腹中已是空空如也，而一后晌的劳动还没开始。于是到了地里，总是由队长打头，每干一会儿便停下来拄着锄头仰天长望——前晌盼日中，后晌盼日落。古人说：“延颈企踵”，还有什么“如大旱之望云霓”，记得一位法国名画家米勒曾有一幅类似主题的杰作，叫作《扶锄者》，我印象很深，就是那种样子。

四季之中情况也有不同。秋季最美，合子饭中豆角、红薯、南瓜、土豆、萝卜，花花绿绿；夏天可以“野菜和水煮”，地头休息时，每人挖它一大把带回来，同养的那两头瘦猪“二一添作五”；最苦的是春天，村里凡能吃的树叶都被吃光，连小脚老太太都会上树，这也是插队后发现的一大奇观。从小听“忆苦思甜”报告就熟悉一个叫作“青黄不接”的词，然而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对它有了体会。

据说不少地方的“知青”都兼做《水浒》中石迁的那勾当，由于“衣食不足”，我们唯物主义者不责备他们“不知荣辱”。不过，我们村的“知青”确实几年来从未白拿过队里或老乡自留地的一瓜一菜。不仅如此，除了每年春节后从北京回来时带零食少许之外，大家也从不让家里给寄东西。当时革命信念十分坚定——只有如此生活，才真正叫作同贫下中农相结合！

十五个人的集体，不论饭量大小，实行“小共产主义”，也从没有为吃饭发生过纠纷。记得一天晚上下工回来，大家正围着热气腾腾的一锅合子饭跃跃欲试时，做饭的同学不小心把煤油灯掉到了锅里。赶忙把米、菜捞出，用水涮了好几遍，仍然煤油味呛人，只好倒掉——连猪都不肯吃。然而，竟没有一个人抱怨一声，厨房里反传出一阵说笑声。司务长下令每人发给二两粮票一毛钱，到公社食堂买“干馍”吃。月光之下，大路上走着我们这群年青人。天上的星，四面黑黝黝的山，一切都那么宁静，只有路两旁的庄稼沙沙作响，此外，就是我们一阵阵的谈笑声。那个浪漫劲儿，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是一种享受。

到了插队第三年、第四年，自留地种得好了，干活儿也学会如何剩力气了，粮食竟然有了节余。七二年秋天新粮下来时，我们知青点儿还有一千多斤旧粮没有吃完。然而即使如此，每天“一干两稀”的伙食制度也不肯改变。当时我们常年不见油星儿，邻村油坊送货上门，可用五斤带壳的高梁换一斤油，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不换。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一下子说不清。而仔细一琢磨，就可以明白是饿怕了，觉得只有粮食才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无形之中，我们也成了古老中国的农民。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所受的革命教育，似乎都早已淡忘了，而这种惜粮如金甚至如命的观念，却如同烙印一样，无法平复。1990年代初，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即将成为历史，粮票马上就要成为废纸。而直到这时，我才开始舍得用攒下的粮票换一点鸡蛋；但每到这种场合，心里还不免有一种负罪感，还是觉得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原载《老插话当年》，大众文艺出版社，1994年）

熊窝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