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莳龙：红卫轮的那一响汽笛声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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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莳龙：红卫轮的那一响汽笛声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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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轮的那一响汽笛声 作者：麦莳龙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简介：麦莳龙，广州老知青，在市29中毕业后，1968年上山下乡到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乌石农场，留场十年，一直从事农场生产队或场部学校的教学工作，直至1978年离场回城。现已定居香港，为香港作家。他热心参与知青活动及通联事务，曾任香港知青联副秘书长、香港知青出版社总编辑、香港知青艺术团艺术总监、香港知青联网副总编辑。 大凡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从广州起程往海南的知青们，絶对忘不了红卫轮，也絶对忘不了红卫轮即将起锚启航时那响撕心裂肺、催人泪下的汽笛声。 在那一声汽笛骤然拉响的一刹那间，无论是船上即将离岸远航的知青们，还是码头上送行的亲友们，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汽笛声撼动了，所有人的五脏六腑都被揪了起来，早就在眼眶里积聚但一直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的泪水，就像被阻挡着的滔滔洪流，汽笛声犹如开闸的号令，闸门骤开，洪流汹涌而出一泻千里。被码头工作人员阻隔在十米开外的送行的亲友们，亦仿如听到一声号令，不顾一切地冲破警戒线，涌至正徐徐离岸的船舷边，扯开喉咙大声哭号呼喊，那声浪完全掩盖了欢送的锣鼓声和高音喇叭播出的乐曲声，久久地在洲头嘴码头的上空回荡…… 没人统计过，当时正在船上的知青们，在告别亲友、挥别广州的一瞬间，有多少人热泪满脸放声痛哭，又有多少人鐡石心肠没有落下过一滴泪珠自然，成千上万知青们在那一刻的心境絶不会千篇一律:涕泪横流肝肠寸断者有之，尽显了在莫测命运面前不知所措的青年对未卜前途的旁徨哀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者有之，展现着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少年们“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幼稚的红卫兵气概。 与大多数知青一样，在红卫轮那声汽笛撕心裂肺地鸣响的一刹那，我也流泪了。不过，那泪水不是为我自己而流的，也不是为即将离别这座城市而流的。我相信，那一刻我内心的万千感受，在船上所有的人中间，絶对独一无二。 因为，就在红卫轮拉响那声憾人肺腑汽笛的那个水域位置，正是我父亲被迫投河自尽沉入河床的地方!那天，没有任何亲人来送船，送行的人群中也没有我认识的同学朋友，我是孤身一人告别我生活了十多年的熟悉的故乡广州的。 父亲己含冤离开了人世，母亲还戴着“黑七类”的政治帽子被关在“牛棚”，兄姐各散东西，弟妹扎根海南，就这样，我孤身只影地登上了红卫轮。 那一声汽笛，于我而言，是对我那葬身白鹅潭的父亲的祭祀，也是代表我发出的与父亲最后告别的心声……那时候，我没有再踏上这座城市土地一步的念头。 如果硬要归类，我宁愿把我父亲麦大非、母亲王绍家归类为“艺术家”而不是“国家干部”，虽然他们都有国家正式任命的不算太低的干部级别。 父亲年轻时是学西洋画的，入读著名的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与中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是同学。他同时又十分喜爱戏剧表演和编导艺术，是当时广州颇有名气的‘篮白剧社’的骨干成员。抗战爆发，驻广州的国军12集团军司令长官余汉谋下令召征文代人入伍，组织抗敌文工队开展救亡宣传活动。救国的热血促使父亲随篮白剧社加了属国军编制的文工队北上。期间他不断向抗日的报章投寄文稿，因此认识了正在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等创办的杂志《戏剧春秋》和《救亡日报》任编辑的母亲，编务的接触使两人日久生情，终由抗战同志而成革命夫妻。那是一九四一年春夏，在桂林。 后来父亲母亲同在著名的抗敌流动演剧宣传队铁血剧团工作，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袖周恩来通过郭沬若先生直接领导指挥的抗敌演剧文宣队伍，所以“集体加入国民党”便是不可避免之事，这就成为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革命了一辈子的父母亲不得不备受“历史反革命”嫌疑而必须接受各种政治审查的祸根之一。 说我父母是“历史反革命”真是冤哉枉也，如果当初他们反对革命或者不参加革命而躲在安逸富裕的家中，我那一岁多的三哥，又怎会在战火威胁之下的逃难途中贫困而夭折!那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长沙、衡阳沦陷后的事，父母逃难到广西钟山，母亲教小学糊口，生活拮据，只得用饼干碎充当奶粉喂养三哥，不久，他因肺病失治去世。抗战胜利后两人回到广州。 我外公王铁公，又名王运孚，是有“铁笔”之誉的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也是湖北一位著名的开明大士绅和慈善家。他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法律，政治上追随孙中山，与同盟会关系密切，辛亥武昌起义后归国，在当时的湖北乃至中国政界很有影响力，任国会众议会议员和湖北省议会副议长。日本侵华后，外公爱国反日立埸坚定态度鲜明，坚拒汉奸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邀其加入委予重职的拉拢，毅然携眷返乡。后成为佛学研究家，是藏密(红教)诺那活佛的五位秘传弟子之一，曾出任湖北佛教协会主席，一九四四年病瘁时郭沬若曾写挽联悼之。我母亲出身这书香世家，自是大家闺秀，从小学一直读到师范大学成绩均优异出众，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在个人感情方面不甘受梏桎约束而离家出走，更踏上了革命之路。我母亲到了解放后的五十年代才第一次回家，外公已经仙逝。可以说，母亲年轻时的经历与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十分相似。 四十年代后期，父亲因在报章刊文公开抨击政府腐败为民鼓呼，被特务列入共党嫌疑黑名单，被迫举家逃离广州赴港避难。身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父亲，甫抵港即积极开展进步演艺活动，两年间导演了不少针贬时弊、向往新生活的话剧和电影，例如《香港暴风雨》、《水上人家》、《想入非非》、《天花龙鳯》、《终须有日龙穿鳯》等，其中一些剧目还亲自执笔编剧。而在改编自赵树理小说的电影《小二黑结婚》中，我母亲还饰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此时的母亲，除在香港《文滙报》任职外，还在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妇女联合会任执行委员，是港九妇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领导和参与为内地解放区筹措药品物资的义卖义演和办劳工子弟学校等革命活动。可以说，父母亲从三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四十年代未的解放战争时期，都从未停止过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
广州解放不久，母亲奉广东省政府调令，离开香港《文滙报》带着一家老少北上，投入了正在展开的国家大建设行列，先在广州《联合报》任职，后参加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被派往广州广雅中学做青年团工作并读高中的大哥，后参军加入了空军部队，十四岁的姐姐也在北京参军当上了公安军文工团团员，以唱歌跳舞为武器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五七年反右运动是我的家庭走向衰败的转折点。父亲的一些现在看来极之正确的观点和看法，如“不应由外行领导内行”等等，乃至一些具体舞台调度的不同意见，如他所导演的某剧中，原有两场同一场景的布景中均有“共产党万岁”标语，他主张撤去前一标语而保留后一标语，以突显艺术反差效果，竟也成了给他招来大祸的“右派言论”，罪名是“反党”!“广东文艺界大右派”的罪名不但使他揺身一变成为劳改农场的另类，没有任何“右派言论”的母亲也受到株连，被“下放”到湛江吴川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从此被迫离开了她终身热爱的文艺事业。哥哥和姐姐也受到连累，先后离开部队。父亲的“右派份子”帽子和其他莫须有罪名，是在他以非常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之后的开放改革时期才被摘去及平反的，但没有补发一分钱被克扣的工资。那是后话。 六十年代中期，一股从北京吹出的所谓“文艺整风”的政治黑风，由弱渐强，开始席卷神州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刚获开恩给予“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久的父亲，还是再一次遇到了灭顶的政治劫难，广东文艺界某政治“红人”竟威胁要给父亲“重新戴上右派份子帽子”，迫令他限时上缴一切“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字画作品和手稿，并上门抄走了一大袋凝结了他一生心血才华的各种文稿、字画和著作，以供批判斗争。父亲并非执政党党员，但他视政治生命比性命更重要，岂容剥夺!就在批判斗争即将展开的前夕，中国知识份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骨气，使父亲毅然步那些以性命抗争的知识份子的后尘，选择了以一死抗拒批判斗争的不归之路，用“士可杀不可辱”的决絶态度，向无情无义无理无据的政治运动说“不!”其实，如果他愿意，是完全可以像音乐家马思聪那样出走海外的，在父亲的老家番禺黄阁，由叔伯兄弟通过关系安排他偷渡往港，应是一件不太难的事，何况香港有他许多演艺界电影界戏剧界有钱有势的密友。然而那不是他的性格，正如廖冰兄世伯后来对我说的:“如果他那样做，那他就不是他了。”就在后来红卫轮鸣笛启航的那个水域位置，父亲趁着夜黑人稀无人留意，悄然从往来珠江两岸的渡轮上下水，他留恋地再望了岸上灯火一眼，毅然地濳下水去，并呼出了胸腔的空气，任由身体往河床沉去。父亲会游泳，而会游泳的人自愿投水自尽，极为困难。可见他一死之心是多么决絶。没有人目睹这一切，渡轮工人拣到父亲留在船上的一双旧皮鞋和一个公文包，发现了他留在公文包里给广东粤剧院领导的一封絶笔遗书，才推测出他投河的时间和位置。 几天后，有人在珠江下游某处江面发现一具浮尸，妈妈被通知前往认领时，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面目全非的死者就是前几天还活生生的父亲，说他从来都不穿及膝白袜和腰束军用皮带，直到最后证实所谓的“及膝白袜”，是由于在漂浮过程中的碰撞磨损致使双腿皮肤全然脱尽而露出泡得雪白的肌肉，令人心疼欲絶。腰束军用皮带，则是他投河前一天逼着我与他交换皮带所致，母亲才不得不悲痛地直面了那残酷的事实。那条军用皮带原是我用着的，那天他非要与我交换不可，给了我他一直用着的塑料花纹皮带，当时我真舍不得那条心爱的军用皮带，老大不乐意，直到后来，才悟出他是想给我这个没心没肺的莽撞儿子留下点随身的念想之物，寓意或许是告诫我要“约束身心、谨言慎行”吧。后来听家姐说，他在赴死当天下午也给她留下了一支他平时常使用的钢笔。 于是，便有了对他更严厉的鞭尸般的批判:“以死来抗拒党和人民的批判”，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二十多年后，我读到了父亲在生命最后时期写的一首诗，充分表露了他“志未酬”、“心不死”、“恨悠悠”的嗟叹:长嗟空负少年头瞬息人间五十秋幕下虽曾施末技台前尚未展新猷三千桃李情难了十万文章志未酧思想未红心不死白云千载恨悠悠母亲深切体会痛失亲人的哀痛，所以当她得知秦牧叔叔在挨批斗之后突然失踪，立即与秦牧夫人吴紫风阿姨一起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及时在白云山一处石岩边将准备一跃而下的秦牧叔叔拦住。一句“留得青山在”，打消了一代散文泰斗轻生之念。后来听母亲自责地说过，如果父亲投河前她有所觉察，是有可能改变我们家的历史的。 母亲也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挂黑牌挨批斗扫大街住“牛棚”，一个“黑七类”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受的，她全都经历了。但母亲的胸襟宽阔，即使对在运动中批斗过她甚至动过拳脚吐过唾沬的人，她全都宽恕了，对当年也曾写过批判大字报的一些子女，她更是宽容得连外人都为之动容，这反而令一直愧对母亲的儿女们汗颜。我也是愧对母亲的其中一个子女，文革运动初期，尤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刚出笼那阵，为了心目中崇高的革命理想，我也曾在一种虔诚的理想主义支配下，写过批判母亲的大字报，甚至声言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但这种“反戈一击的革命行动”并不能改变“狗崽子”的命运，我始终被拒于红卫兵组织门外，连革命的资格也没有。我在知青网上写过一篇题为《在毁树与植树中思考》的杂文，由于内心对她老人家一直深深有愧，所以就把这种心情写进了文章:“……那时候年轻幼稚不懂事，曾经抱着无知的虔诚，放肆地伤害过您。母亲，今天，我们赎罪来了，我们要用自已真诚的行动，向您忏悔……”我是流着泪写这段文字的，每每重读，心头都会泛起一阵热浪。 母亲是伟大的。当她以九十一岁高龄临离开这个世界时，还再三叮嘱身后事一切从简，不必通知其他人，不必登报，不必立碑，就让她静静地走。这位不但受到子女后辈尊敬也受到许许多多认识她的人尊敬的坚强的革命老人，走得平静而无憾。 父亲没有留下骨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最刻骨的痛：就在被文革狂潮冲昏头脑之际，领头进行家庭造反的家姐，在所在单位造反派的威逼和监督下，偷偷从家里偷出了父亲的骨灰盅，拿到郊野砸碎扔弃，以示与他彻底划清界限。我竟然赞同并参与了这一可耻可恨的所谓“革命行动”，简直就是助纣为虐，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无地自容！我在四人帮刚刚倒台、“伤痕文学”方兴未艾之时曾创作过一篇小说《忏悔》，就是专门反映这件事的，曾通过母亲呈请秦牧叔叔指正，写作技巧方面的求教固然是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祈望借这篇习作的呈请讨教，向前辈们表达我深切忏悔请罪之意。母亲细读后对我说:“龙啊，你能这样想我很安慰。”她还向我转述了秦牧叔叔对我这个回头浪子的教诲:“年青人犯点错误不要紧，关键是要接受教训，要向前看。”母亲仙逝后，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安放在一个双人骨灰盒里，两张照片并排，在属于父亲永远栖身的位置，放置了他生前导演的值得他骄傲终生的著名粤剧电影《搜书院》的CD影碟，父亲说过，那荣耀，也有母亲的一份奉献。就让凝集了他们毕生钟爱的艺术创作结晶，伴随他们终生吧。 正因为父母都是“黑七类”，所以我原本连去海南岛当一名“土八路”(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格都是没有的，只配去最偏远艰苦的山区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街道居委会负责安排上山下嫏的一名工宣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想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金漆装扮你这狗崽子的黑面？休想！你只配去农村担屎！”如果不是接连写了十一封诚意拳拳的决心书和一封血书，矢言“扎根边疆一辈子，永远革命不回头”的保证承诺，加上死乞活赖软缠硬磨(就差没有请客送礼)，我这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因有“恶毒攻击”言论和家有自制木枪涉嫌“私藏武器”，被“群众专政”扭送公安局监禁审查近一年)的“混蛋”(工宣队长语:“果然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是没有资格登上红卫轮的，也就无缘听到那响催人泪下、憾人肺腑的汽笛声了。 所以，那天我提着简单的行囊登上红卫轮，即将前往那个遥远而陌生的海岛时，我对广州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多少留恋和不舍。看到旁人热泪盈眶，我当时想，有甚么好哭的呢，如果让我有机会去越南打仗，巴不得战死了当个烈士得个军功章，或许可以用我的命来换回母亲的自由。 唯一触动我的是，当我倚在船舷冷漠地望向岸上送行的人们时，突然想起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正是父亲投河的水域位置…… 我还来不及细细品味这其中的含意，那声要命的汽笛，就震耳欲聋地骤然鸣响了。 一只无形的大手顿时紧紧地揪住了我的五脏六腑，我的心疼痛得颤抖了起来，说过不流的眼泪，就在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奔涌着夺眶而出。 就在轰鸣的汽笛声持续的长时间里，我放尽喉咙，喊出了自从父亲死后就再也没有喊过的两个字:“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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