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同学闻佳
作者：鲍国芳、许晓鸣
|
|
|
|
| |
|
|
| |||
|
|
| |||
|
我们的同学闻佳
作者：鲍国芳、许晓鸣
|
|
| ||
|
| ||||
|
| ||||
|
我们的同学闻佳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征文）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1966届初中我们班的同学经常聚会，虽然自1968年大家上山下乡各奔东西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闻佳，但她从来都没有在我们心中离去。尤其是在2002年校庆的聚会时，大家曾经热烈探讨究竟该用什么具体的方式，来帮助闻佳。
2016年，我来到山城重庆，看望闻佳。 5月的重庆，早已是绿树成荫，趁着出差的机会，我邀请重庆市残联的同事，带着初三(4)班老师和同学们的嘱托，去看望一别48年的同学闻佳。 记忆中的闻佳梳着两条短辫，安静又拘谨。她曾任班里的生活委员，课间我们大家都在教室里嬉闹，只有她总是默默地擦黑板。写满粉笔字的黑板逐渐变得干净，粉笔末却落满在她的头发和衣服上。 “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都各自星散，我们几个家境类似的同学一起在工厂串联。有一天，大家郑重其事地讨论一件事情：班上的闻佳希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有个做过班干部的同学因为了解同学们的家庭情况表示反对，她的理由是闻佳跟我们出身不一样，大家都默认了她的理由。之后，闻佳参加了别的战斗队。 后来我们都陆续去插队。有一年，回北京听家里人说，你们班的闻佳被批斗了。后来又听说闻佳被判刑了。当我们再次聚首北京时说起闻佳，才知道她被关押了10年，虽然被释放却已精神失常。一直照顾她的舅舅年事已高，她回到重庆跟妈妈和姐弟一起生活了。 这件事情成了我的心病，我常常想，假如我们当初让她和我们在一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了吧？ 但是历史从来不给我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2016年，在微信群中，有很多对50年前那段历史的回忆，其中在一篇回忆遇罗克的文章中，描述了在狱中的闻佳。我将它转发到班里的微信群后，又一次引发同学们对闻佳的关注。大家都希望了解闻佳的近况，也希望能够为闻佳做点什么。 远远地望见闻佳和姐姐一起在小区的大门前等候，还是那淡淡的微笑，衣着干净整洁，但已是十足的重庆老太婆，旁边的姐姐虽然已是七十多岁，却顾盼生辉，美丽依旧。 闻佳拉着我的手，一口气说出好多同学的名字。记得贾群芳拉手风琴，问梁青是不是还跳舞？她带我参观她和妈妈住的房间，一起睡觉的大床，屋里东西挤得很满却很整洁。她带我看家人在房前开辟的小菜园：豆角和丝瓜秧苗爬满了藤架，牛皮菜伸开的大叶子铺了满地。每天她都会在菜地里流连，还会动手为家人做菜。只是姐姐补充说：锅都烧坏了好几口！ 闻佳98岁高龄的妈妈不停地流泪，感谢大家对闻佳的惦念。望着依旧谈吐清晰的闻佳妈妈，我心里想的是：得有多坚韧的灵魂，才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磨难？！ 姐姐说闻佳现在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但停药一天就会自言自语。由于闻佳户口在北京不属于重庆市管辖，精神病人的日常服用药要由舅舅定期从北京寄过来。家人也曾考虑过将闻佳的户口迁来重庆，但落户需要的条件是有工作或是有住房，闻佳却不具备。 重庆市残联的同事也介绍说，目前重庆市对残疾人的低保和相关补贴都低于北京，建议闻佳的户口还是留在北京比较合适；异地医保结算全国才开始试点，可能还需要等待几年。大家最担心的是将来家人无力照顾后闻佳的去处。 我介绍说，根据国家政策，闻佳属于民政部门托底负责的孤老，将来在北京应该有专门安置的福利院。家人们都认为现阶段跟家人在一起生活最有益于闻佳，将来如果有需要，会麻烦北京的同学们一起想办法。 中午我们一起走出小区，拐过好几个街口去吃饭，闻佳的两个弟弟专程从工作的地方赶过来相聚。大家坐在一起交谈，闻佳却自顾自地夹菜吃饭，这时才能感觉她确实还是有些不一样。 回家的路上，闻佳和我手拉手同行，说起40岁那年，有人给她介绍对象，见过一面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她自嘲说，我这个刑满释放的人，身体还不好，怎么会有人看得上呢？ 在小区的大门口依依作别后，汽车开出去好远了，我还听见小弟弟在大声喊：请老师和同学们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闻佳的！ 回京后，我们班在北海故地重游。同学们急切、认真地听我介绍闻佳的情况，当我们一起品尝闻佳和家人让我从重庆捎来的特产小吃时，想必大家也和我一样，五味杂陈涌上心头。 我向大家介绍说，我已经咨询了相关部门，知道闻佳今后应当是区一级民政部门负责提供安置，户籍所在居委会负责联络和转介。大家说，将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初三(4)班会一起帮助闻佳。 闻佳本该跟我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家庭和人生，但却被时代蹉跎了。所幸国家政策在不断完善，普惠的补贴也能够惠及闻佳；万幸母亲在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为她做了安排，姐弟们能够照顾，她在浓浓的亲情环绕中平静地度过余生。 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那是47年前的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委员会发布《通知》，公布了顾文选等55人的“罪行”，被列入这个《通知》的人，大部分被处以极刑。其中，排在第39位的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我们的同班同学闻佳，她的“罪行”是“自1968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最后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粉粹“四人帮”3年后的1979年，也就是闻佳被关押的第10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是她的舅舅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她接出来，“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形如纸人，瘦弱枯槁，惨不忍睹。” 关于闻佳，我们班的同学有这样的记忆： 闻佳是我们1966届初三(4)班的同学，她话不多，很文静，担任班里生活委员时，总是默默地去擦黑板、扫地。那时，初中的我们就是半大的孩子，上课听讲，下课玩闹，一有活动就兴高采烈的，她也不例外。 是“文革”改变了一切。虽然，我们班无论在初三年级还是全校都算是“老实”“幼稚”的，没有几个人冲锋在前，但那时谁不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所以后来我们班也成立了好几个战斗队，闻佳参加的战斗队叫“天不怕”，牛立、钱德琳、贾群芳、李卫平、陈真瑞、孟晓青等都是这个战斗队的。其实，战斗队就那么回事，几个处得来的同学常在一起活动罢了，来不来都没关系。闻佳的舅舅在大学工作，所以她还经常去参加大学生的活动。 我们班鲍国芳2010年曾写过那段时间班里的情况： 从1966年“文革”发动，到1968年分配，中间除了大串联、军训，我们各自参与一些学生组织……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在我和许多同学的记忆中，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班并没有发生过同学批斗老师，或者批斗同学的事件，而且也没有同学被称作什么“狗崽子”，当然也包括闻佳。这一点我想我们初三(4)班所有还健在的同学都可以作证。不过在极左思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影响下，同学难免会自己对号入座，出身不好的自然有心理压力。 到了1968年年中，校园很松散了，战斗队也无所事事，大家开始各奔东西。有同学分到了工厂，有同学去了东北兵团，还有去内蒙古、山西插队的。留在学校没有走的同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来学校转一圈，谁也没有想到闻佳会出那么大的事。（鲍国芳《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记忆》总50期，2010年6月6日） “天不怕”战斗队在天安门合影。闻佳（后排右一） 1967年12月，欢送四位同学开赴黑龙江兵团，我们班部分同学在学校门口的留影。闻佳（前排左一）
1970年冬天。鲍国芳已分配到麻纺厂当工人，她清楚地记得： 那天下夜班，在厂大门口赫然贴着一张判决的布告。白纸黑字，前面几个名字被画了红叉，在被判刑的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闻佳！她竟然是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20年，我震惊，大惑不解。闻佳是我的同学，在班里当过生活委员。说话细声慢语，总是面带微笑。“文革”之初，闻佳和我们都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来才知道因为她父亲的问题，我们去邢台军训时没有让她参加。几天后，还是下夜班，经过风吹雨打，那张布告已经垂落下来，趁着没人，我偷偷把它扯下来，之后寄给在内蒙插队的同学。 班里不少同学是上山下乡回北京后才陆续听说闻佳的事情。几十年后有了网络，看到一些披露闻佳挨斗的文章，时间都是在1970年2月发布的闻佳被点名的《布告》之后。 同校同届三班的许容，2008年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了闻佳在官园体育场被批斗的情况：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1970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的。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某某，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20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人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20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讲的都是四中“文革”中的事，其中也提到一句在四中开过闻佳的批斗会，那天四中学生赵京兴也被同台批斗。一个1970年还在学校的学生，最近看到有关闻佳的文章，跟帖回忆了押送闻佳到女附中挨批斗的情况： 1970年春夏之交，一天，我们几个人在操场上玩，外面有人喊“闻佳来了”！跑出校门一看，一伙警察押着一个年轻女子沿二龙路从南向北走过来，十几岁的女学生，个子不高，给人以弱不禁风的感觉。头发凌乱，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闻佳”的牌子，由于带着手铐脚镣，走起路来失去平衡，警察推一下，跌跌撞撞走几步，原来这是警察（也许就是军人，那时都是绿军装，分不清，公安局也被军管了）押着闻佳回女附中批斗。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闻佳始终昂着头一脸不屑的样子，按当时的说法，应该属于“反革命气焰嚣张”，这或许是押回女附中要痛加批斗的主要原因。 1970年闻佳（台上左侧挂牌者）在北京四中校园斗争会上被批斗，中间挂牌者为四中学生赵京兴。（图片略）
2007年11月，我们班贾群芳写过一篇博文《闻佳，我心中永远的痛》（略有删改）： 一天晚上，我到母亲家，说起我们班聚会的事，没想到我弟弟还记得牛立和闻佳。 弟弟回忆：“我最后一次见到闻佳是在0号楼旁，她见到我，摸着我的头说，你快快长大吧。后来就听说她被抓起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 我弟弟那时大约十岁，现在已是五十来岁的人，回忆起40年前事情，还对那些细节记忆犹新，那是因为闻佳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接着，我又大概说了说闻佳的现状，我们感叹，那场运动毁了多少人、多少家庭！从始至终，我的鼻子都是酸酸的。到了楼下，当我骑上车在返家途中，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弄湿了我的镜片，在寒风中凝结成几片雾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的眼前浮现出梳着两个小辫、脸略显苍白的闻佳，她那时和我的接触也许是比较多的，到我家也来过几次。我记得她总是很佩服朱新，说她当班委认真负责，又是团员，而我俩都不是，我们要向她学习，多做好事，关心集体，向着团员的目标迈进。还有一件小事记忆犹新，她经常拿着我写的字欣赏揣摩，说多好多好，我说我的字才不算好呢，我是受了波儿的影响才写成这样。初一时我和波儿曾是同桌，当我还写方块字时，波儿的字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同桌，就潜移默化地受了熏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方块字改成了“大人字”。闻佳对许多事都是那么认真，那么执着，从争取入团到练习写字，总是不甘落后，不满足于现状，要进步。要当“好人”，是她学生时期始终的信念。 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单纯善良的小姑娘，竟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成为“现行反革命”，因不堪忍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曾经到厕所“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后，又听说北京开了闻佳的批斗大会，那时她已经“升格”为政治犯。我早就去插队了，后来的事都是听说的，直到现在，要不是老鲍（鲍国芳）提供信息，说她在四川老家与老母亲一起生活，神经不太正常，对她的事我是一无所知。 我自责，连我的小弟弟，当时年仅10岁的孩子都能记得最后一次与闻佳见面的情景，我怎么就不记得最后一次见闻佳是哪年哪月呢？我无奈，在那个年代，别说是一个小小中学生了，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各界知名人士都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谁能拯救他们？谁能保护他们？ 闻佳是贾群芳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们全班全校同学心中永远的痛，包括我们的班主任金元老师。 2007年10月，金老师在给我们班朱新的信里写道“看了你们的照片就想起了她（闻佳）”，还说：“牛立1971年回校时，我们坐在宿舍楼前谈论各种事情，包括闻佳的事情至今历历在目。前些年闻佳舅舅来过我家，希望学校给她安排工作，我只是学校一名教员，又加上她的事情不是咱们学校处理的，找了学校书记后，情况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几十年过去，闻佳到底怎么样了？她还好吗？这些在我们心里挥之不去。经多方打听，鲍国芳终于找到了闻佳的舅舅闻林先生。2003年，老鲍不但采访了闻林，还写成文字记录下来，后来又放到了博客上。 鲍国芳的博文是这样记录的： 闻佳舅舅说：是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是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1968年底）的，不知有几天。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快要不行了，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才被抢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孩子怪可怜的，让家里接回去吧。我们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轻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回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检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让我送卫生纸、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18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2010年，鲍国芳在网刊《记忆》上写文章说： 闻佳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至今是我们初三(4)班同学们心中的痛。2003年，我曾经为了搞清闻佳的冤情，采访过她的舅舅，并整理了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发在博客上。在我校一次校庆聚会时，我班同学为了闻佳的事开会讨论过如何帮助她为她捐款，还考虑能否为她申请国家赔偿，当时只是因为她在京亲人的婉言谢绝而暂时作罢。 关于闻佳的蒙难入狱，她舅舅后来从西城区法院苗清仲厅长（苗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原来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就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这个批判应该是在我班大部分同学都上山下乡、分配后发生的，也就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夏）。她舅舅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舅舅、舅妈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在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她舅舅还说：她的遭遇和她父亲的悲惨身世有关。解放初，闻佳父亲在当时只是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学生，开始在机场当过文书，后来在粮店工作，本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在乡下上学时同学里有矛盾，在肃反时有人陷害他，把他从工作单位抓回去，在枪毙肃反对象时把他拉去陪绑，结果把他也打死了。既然死了就把他当成恶霸地主了。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给他平反。但是这之前家里一直背着这个黑锅。闻佳的母亲实在太苦了，当时丈夫冤死，自己又成了反革命家属，她独自带着儿女们，生活非常困难。找不到工作，后来向有关方面反映，才到一所中学工作。为了帮助她，闻佳的舅舅就把闻佳和她的哥哥一起接到北京上学，就住在闻佳舅舅家。闻佳的母亲后来改嫁，不久又离婚。 在后来西城法院宣判她无罪释放的文件里说：“本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及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也就是在闻佳不理解上山下乡自杀及写出反标时她的精神已经失常。话说回来，即使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文革”中所谓的反动言行，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也不能成立，更何况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现在看当时对闻佳判决的错误是双重的。
自从有了微信，我们班同学的联系更广泛更紧密了。 2016年，同学们在微信里继续关注闻佳，这时离鲍国芳采访闻佳舅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曾经留下的电话已无人接听。但鲍国芳没有罢休，通过外语学院离休办得到闻佳舅舅的新电话，联系后得知闻佳的老妈妈已经是98岁高龄。当鲍国芳在微信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时，群里就像开了锅。周晓红首先提出我们要为闻佳做点什么，同学纷纷响应。这时，有人再次提出：闻佳属冤案，可不可以申请政府赔偿？在残联工作的许晓鸣则提出，目前国家政策对重症精神病患者有补贴，咱们应该帮助闻佳争取。 当我们把这些想法告诉闻佳的舅舅后，老人最担心的是他百年后需在北京办理的事没人管了，而且对闻佳究竟是继续在重庆养老还是回到北京有些犹豫不定。为了帮助闻佳舅舅了解目前国家的有关政策，我们班几个同学一起去房山区闻佳的舅舅家看望。几天后，我们接到闻佳姐姐的重庆来电并与闻佳通了电话。 四十多年了，能够亲耳听闻佳说话，讲自己近况，让同学们兴奋不已，大家都想为闻佳做点什么。有同学们提出给闻佳捐款后，大家纷纷响应。为慎重起见，在得到闻佳姐姐的应允后，“我们没有忘记你——祝闻佳快乐健康”的捐款活动才正式开始：从3月18日至3月22日，仅仅5天光景，通过微信红包、银行转账等方式，参加捐款30人，总计捐款16600元。当时我们仅在微信群内倡议，而不在群里的梁青、还没入群的金元老师，还有在我们班的群里的一班的郑放与苏君也都积极参与，身在大洋彼岸的几位同学通过网传或委托国内家人代转，捐款从国内外、班内外纷纷到账。48年的同窗情，尽情流淌！ 16600元带着同学们滚烫的爱心和深深的祝福，汇给了远在重庆的闻佳。在闻佳姐姐为她代笔的感谢信中说：“感谢老师和同学们慷慨解囊对我的爱心捐助！老师的关爱、同窗情谊的真挚，让我又回到了昔日初三(4)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捐款是由鲍国芳汇总后一并转到重庆的。一个个红包和一笔笔汇款，让她一次次地感动。有的同学生活也不宽裕，甚至有些窘迫，但捐款不论多少，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闻佳的遭遇，是同学们心里永远无法抹去的痛。值得欣慰的是，当年各派同学都能和谐相处，不仅踊跃为卞校长制作塑像捐款，独立思考，反思“文革”也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了闻佳晚年安康，同学们慷慨解囊虽力之微薄，也让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闻佳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祝福你，我们的同学闻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