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连载十六：

六十三、练摊

一九七三年夏，赶场天。

黔东南州电影院前，韶山南路的电杆下，一个年近二十的小伙子正在摆地摊。地摊因陋就简，两张废报纸叠在一起，四角用断砖压着，中间散放着塑胶线编织的小饰品。有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花卉，还有憨态可掬的小动物。价廉物美，售价五毛。这些都是当时年轻女性们喜欢用来点缀钥匙扣的小玩意，自然也成为小伙子们向女朋友献殷勤的好东西。

摊主1.72米，膀大腰圆，不苟言笑，时刻警觉地打量每一个靠近摊位的路人，脸上不时露出随时准备跟前来寻衅找茬捣乱的人一决高下的杀气，让人望而生畏。

他是我的亲兄弟，排行老三。

在他北面相邻的另一根电杆下，我的面前也有一个同样的地摊。虽为大哥，我的秉性脾气却与他相反。四年半的坎坷经历使得原本就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的我更加内敛，偶尔会在人前露出一丝藏不住的苦涩和哀怨。头顶上方有线广播正在播放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更让人有一种触景生情悲从中来的无奈。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练摊，为的是我三弟，我必须帮助他。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做生意，也不是做生意的料。究其原因，恐怕是“无奸不商”的思维定势误导了我对经商存在偏见并对生意人产生厌恶。当然，这些幼稚的观念并没有妨碍我对顾客笑脸相迎。因此我地摊前的人气明显比三弟那边旺得多，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们都乐意与我打交道。

我销售饰品的速度比三弟快，这让我初次尝到了成功做生意带来的喜悦。

三弟适时地为我补充货源。生意红火，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起来。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逃荒出来的知青，几乎忘记了我是请假一天的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几乎忘记了大招工停止后的无望等待……

生意不错，还未散场兄弟俩就收摊了。饰品销售一空，三弟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晚饭后，三弟给我五元钱作为练摊的报酬，我坚决不收，他说亲兄弟明算账。

明算账？手足之情岂能用金钱算得清？

一年前，我返家探亲时路过凯里，到湘黔铁路凯里施工段看望正随学校学生团参加铁路会战的三弟，一年不见，原先个头与我相差无几的他一下子高出我一大截，稚气的唇边冒出了黑绒绒的胡须，举手投足间没了昔日顽皮淘气的踪影，已然变成一个浑身充满青春气息的年轻工人。

暂短的会面，匆匆地交谈后，他执意找连长预支五元钱生活费给我。作为大哥，我无力资助兄弟，反而还要让兄弟受累，我深感愧疚，当时他每月的生活津贴还不到十元啊！

三弟七零届初中毕业，虽然没有下乡，但命运多舛。按理说学生团下路后分配工作是一锅端，尽管分配的工作不尽人意，绝大多数人分配到集体性质的建筑和运输部门，但三弟因为打架，连这一点可怜的待遇也被剥夺了。小小年纪就手持荷包户口闯荡江湖，独自在生意场上打拼。

三弟性格倔强，我从未看到他流泪。尽管从小因为淘气经常被我体罚，但绝不告饶，桀骜不驯怒目对视的目光常常让我望而生畏无计可施。我以为他不会对我有什么感情，想不到我下乡后竟然收到他情感真挚的来信，话语不多，却流露出浓浓的亲情和对母亲的理解。仿佛一夜间突然长大成人，让我感动万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是下乡纪念日，我把为纪念上山下乡十周年创作的一组小诗给四弟看后，他噙着眼泪告诉我：“二哥离家的那天，三哥起来后看看冷冷清清的家，责怪妈妈，说大哥走时你不告诉我，二哥走了你也不跟我们讲，说完放声大哭。妈妈和我都忍不住哭起来，母子三人围着火炉痛哭失声。从那以后，三哥再没有惹妈妈生气了。”亲情无价，风雨同舟，我的兄弟们都成熟了，这让我倍感欣慰。

 

六十四、黑市惊魂

黑市上，我强作镇定，假装买主打听粮票的价格。实际上，我在暗暗寻找真正合适的买家，心里紧张得要命。

我非常清楚，贩卖粮票，一旦被市管会（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人抓住，可不是闹着玩的。

到K城（县城）打工近一个月，工地已停工待料，工钱还未到手，我口袋里除了一角二分钱，就剩下半年前返城的同学寄给我的十斤全国粮票了。如果不卖掉几斤，明天的饭钱就没有着落。

我别无选择。

有人突然挡在我面前：“叔叔，我家着烧了，可怜可怜我家小弟弟，给点钱和粮票吧。”我愣住了。眼前的男孩牵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幼儿向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喃喃地重复：“我家着烧了……”我受不了他那深凹的两眼透出的哀怜的眼光，赶紧掉过脸去。他哪里会晓得，我也是走投无路逃荒出来打工的知青啊。

我的衣襟被死死抓住，怎么办？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快跑！市管会的来了！”附近有人在喊。我猛地挣开那只小手，赶紧逃离那块是非之地。但那哀怜的眼光似乎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让我久久无法平静。

怨上帝吧，孩子，我无能为力。

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六十五、蹭车

湘黔铁路全线通车前，贵州境内贵阳至镇远（玉屏？）曾经开通一列慢车试运行。试运行期间每天一班车，上午从贵阳始发，下午返回。列车逢站必停，给沿途出行的群众带来极大的方便。

严格地说，列车驶出贵定才真正驶上湘黔线。那时沿途的车站和配套设施还未竣工，旅客上下车的情况异常混乱。有时车下的旅客不等车上的旅客下完就硬往上冲，车上的旅客害怕误点被火车拉到下一站多走冤枉路，自然拼命往外挤，双方堵在车厢口互不相让，任列车员——大多是新入行的年轻女孩——和乘警讲得口干舌燥依然无动于衷。于是那些大胆机灵的成年男性便纷纷从车窗口往下跳，乘警和列车员只得无可奈何听之任之。因此，列车停靠站点和发车的时间只能视乘客上下车的情况而定，晚点成为家常便饭。

列车运行中，车厢内更是拥挤不堪混乱不已。通常，列车员只是在乘警的协助下象征性地抽查车票。身着民族服装的苗族同胞往往令她们望而却步。由于语言不通，双方无法交流，查票变得滑稽可笑，彼此各说各的热闹非常，常常引起大量乘客围观，查票最后不了了之。

车厢内随处可见的铁路职工（？）更是目空一切趾高气扬，根本不把列车员放在眼里，一副劳苦功高盛气凌人的模样。他们头顶蓝色工作帽上那枚红色的铁路徽章仿佛就是畅通无阻的铁路通行证，车上从来没人轻易敢去招惹他们。

毫无疑问，这种混乱的状况给顺路的知青提供了蹭车的绝佳机会，我就是在这情况下成功逃票，而且好几次我身边的人被查而我居然侥幸滑过。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会不湿鞋？阴差阳错，我曾经也被列车员逮个正着，尴尬不已。

那次从贵阳到凯里，买了张站台票顺利上车，半路才瞅空坐到了某节车厢口的7号座位上，一路平安无事，眼看还有两三个站就抵达目的地了，我正暗自庆幸，旁边6号座位的乘客起身去拿行李架上的提包，一个神色慌张的年轻人匆匆挤过来坐到我身旁，紧随其后的两个列车员和一个中年乘警立刻就站到了我们面前。

“你跑啥跑？请拿出你的车票看看！”年纪大些的列车员逼视着我身边的人。

“你们凭什么光查我？”年轻人愤愤不平地嚷起来，“为啥不查他们？”他指指对面的旅客。

我心里一惊暗暗叫苦，不好，这倒霉蛋乱咬，看来今天难逃一劫。此时溜走无异于不打自招，我强作镇定静观其变却无计可施。

对面的乘客相继出示了车票，我身旁的年轻人这才极不情愿嘟嘟嚷嚷地起身跟随那位列车员前去补票。

此时乘警正查验8号和9号座位的车票，年轻列车员验了五号的车票，伸手向我索要车票，眼睛却越过我的头顶望着前方。见毫无动静，她扫我一眼又迅速地移开目光：“请出示你的车票！”“没票。”面对与我年纪相仿的漂亮姑娘那一刻我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回答。

“请你补票！”姑娘面无表情，典型公事公办的口吻。

“没钱！”事后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奇怪，当时的我脸皮何以那么厚？何以蹭车被逮居然还理直气壮？

“你……”姑娘气得说不出话，扭过头去向乘警求助。

中年乘警向我投过来同情的目光，微微摇摇头，嘴唇动了一下欲言又止。这时有人从他身后挤过来大声报警：“警察同志，那边有人在打架，搞不好要出人命啊！”警察闻讯大惊，立刻跟来人匆匆离去。留下年轻的列车员站在原地与我僵持，彼此都不好意思对视，尴尬极了。

突然，列车发出刺耳的急刹声，我面前的女孩猝不及防一下跌到我的怀里，我还未反应过来，她就羞得满脸通红匆匆逃走了，临走撂下一句话：“反正等会你下不了车！”我松了口气，庆幸急刹车来得真是时候，及时为我解围。至于下车，到时再说吧。

列车到达菩萨（普舍）站，我旁边的人全离开了。我到车窗边透透气，顺势目测车窗口与铁道旁的距离，盘算到下一站目的地之后怎样安全迅速脱身。此时，有人在窗下冲我摇手：“兄弟！帮帮忙，”一边说一边就递上行李包，“麻烦你帮我占几个座位。”我为他接过几只行李包，占据了两张三人座的位置。

来人上车后一再向我道谢，并且告诉我他是成都铁路局的职工，凯里还有几个同事要和他一起到镇远公干，他特地到这里占座位，凯里上车太挤了。随后问我：“你到哪里下车？”“凯里，”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向他坦白：“我没票！”“这好办！等会我负责送你下车！”他接着又问：“你是知青吧？我兄弟也是知青。”语气中充满了同情，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像见到亲人一样，对他有问必答，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毫无半点戒备之心。

车到了凯里，他的同伴上车后，他履行了他的诺言，把我顺利送下了火车。临别还使劲握住我的手，叮嘱千万保重！

这一切让那位站在车厢门口曾经与我短兵相接的年轻女孩莫名其妙目瞪口呆。

王安平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