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塬纪事 作者:成小秦


 

李家塬纪事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1971年(辛亥)年2月初,父亲去世,我帮母亲料理完后事,正月十六,就带着小弟,凄然返回山乡。早晨飘起小雪,班车一路颠簸,开到永坪,司机说大雪封山,不再前行。我与小弟扛起帆布包,冒雪前行30多公里返乡。

刚出永坪镇,后面追来俩中年山民,扛着小铺盖,说想跟我们同行。世道乱,听说山里时有打劫,我打量他俩,比我壮些,我身上没带家伙,万一他俩动手,我与小弟不是对手,所以,我一路警觉,走在他俩身后。此时,风雪弥漫,几步开外茫茫一片。翻过一道山脊梁,他俩说歇一会儿解个手,我漫应,拉小弟一把,悄声说:“快走!”于是,我们加快脚步,遁入茫茫风雪中。

公路沿山脊(土著称“页梁”)而修,一道道山脊盘连,我与小弟走得浑身大汗,等进入崔木镇,才放下心来。从崔木到桑树塬,沿岭梁塬缓步行进,天擦黑时抵罗凹,站在塬畔,望着缕缕炊烟升起,却没了归家的感觉。

走进寒窑,在炕头摸到煤油灯,点亮,然后点燃灶火。“回来啦!”鼎甲老汉在门外打声招呼,大娘就端着蒲盖,送来血条面和锅盔。我与小弟草草吃罢,就打发他上热炕。累了一天,他倒下就睡着,我却毫无睡意,守着孤灯抽烟,茫然不知所措。

那时,一起下乡的同学陆续离去。先是1969年底,总参三部招收外语兵,凡政审过关的,英语班、俄语班同学全都入伍。记得1970年春某天,我与同学小樊去西安火车站,为俄2班小陈送行。身材瘦小的小陈,套上国防绿军装,虽不合身,也抖擞许多,让人羡慕。等列车缓缓启动,小陈隔窗挥手,小樊双手摇着栅栏,嚎啕大哭。我宽慰着他,也深感落寞。

此后,凡有门路的,走后门参军或招工,相继离开麟游。1971年元旦后,宝鸡三十八号信箱又招走大批同学,罗凹只剩下3名知青:晓宇,薛军和我,用老乡话说,是用粗箩箩、细箩箩筛剩下的。我自称“渣滓”。

等到开春,县知青办和公社决定,将各队剩下的知青并队。某天,太阳初升,我们仨拉架子车,载着铺盖卷儿、面柜和些许口粮,带着小狗“虎儿”,并入东庄生产队李家塬组。那里剩下3个男生:振民(俄1班)、保成和同泰(英1班)。

在李家塬三孔窑,我度过此生最艰难的一年。父亲辞世之日,可谓殓无新衣,囊无余绪。彼时,家里少了一份收入,母亲的工资,连家中每月基本开销都不够,月底常向学校“互助会”预支。我不愿再伸手问母亲要钱,生产队又穷,工分倒挣下不少,但无现金支付。有时,我身无分文,连“羊群”烟都买不起。

人生如行走江湖,在外全靠朋友。我半生所交朋友,多是小学与中学同学,因为,在那个纯真的年龄,彼此结交,并无功利和势利杂念。中学时代,大家寄宿在校,朝夕相处,下乡后,又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彼此感情弥深。后来,老友们虽各奔东西,但交情犹存。40多年来,我也从未忘记英年早逝的朋友以及曾经患难的好友。


(一)先觉者刘少雄

1970年仲夏,一天上午,刘铁沟知青正与老乡在麦场忙活,突然,公社冯书记手拎麻绳,领着几个公安干警和民兵,走向场边,二话不说,将刘少雄胳膊扭住,然后五花大绑,绳索紧勒脖子。众人错愕,一问才知是省城来的公安干警。拘捕少雄的同时,另一路干警由民兵引着,直奔知青住处,搜查箱子和铺盖,连砖头支起的床铺都拆毁。凡片纸只字、亲朋信函,统通查抄,马恩著作、毛选、杂书等,也尽悉没收。搜查完毕,屋内狼藉一片。

事后获知,少雄犯下弥天大罪。原来,1966年“停课闹革命”之初,少雄也与革命师生一样,凌厉批斗校领导,思想偏激。随着运动的发展,他醒觉了,思索了,开始研读马恩著作。一天,他去马志才老师(政治老师兼团委书记)房间,郑重地说:“马老师,你是我们的好老师”。当时,马老师正处于半隔离状态,不知少雄意图何在,没敢吭声。少雄接着问:“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和西安青年都在学习马恩著作?”马老师说:“我不知道”。少雄再问:“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学习马恩著作?”马老师谨慎答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嘛”。少雄断然说:“不对,大家学习马恩著作,就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此言一出,如晴天霹雳,吓得马老师不知所措。随后,他从马老师那儿借走几本马恩著作。

他通读马恩著作,与雄文四卷对比,发现彼此异同,并在“毛选”文章旁写下批语,逐条批驳有违马恩思想之处。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少雄坐言起行,不仅是空发议论,还加入了“反动组织”,反对“文革”。

1968年秋,少雄为帮朋友卷入斗殴,被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拘留。公安人员一查,这几个“走资派”子弟还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必有人教唆,必向往苏修,后因缺乏证据,便将几人转押学校,由工宣队组织班级批斗。此事让少雄大为紧张,以为他们的“反动”活动暴露。

犹忆1969年秋,一天上午,我在桥梓口偶遇少雄,将他引到老宅,坐在上房客厅八仙桌旁,听他侃侃而谈,从毛的文革谈到斯大林晚年,他哼了一声:“我要等着看,看他‘文革’如何结束!”时到中午,我留他吃个便饭,他说“光顾了谝,要办的事都忘了”。临出门连说:“倒行逆施!”他脸庞黝黑,双眸闪放,让我至今不忘。

据说,“反动组织”一案,惊动北京的文革小组,急电速捕速判。当时,全国正处“一打三反”的恐怖时期,此案的嫌犯落网后,立马在西北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那天,外语学校的教职员工也与会。当涉案人员被武装军警押上场,胸前都挂着牌子,老师们看见,少雄也挂着牌子,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少雄”。他身穿囚衣,剃成光头。

该案成员大多获重判,少雄属从犯,获刑3年,发回插队之地,由贫下中农监督劳改。据雪山说,少雄释放回来时,人瘦得脱了形,褴褛的制服袖口,露出枯瘦的双手,如漂过的白纸,布满青筋。

少雄以罪犯之身返回山乡,乡民态度大变。队上派活,拣最重最脏的活给他干,不记工分。基干民兵对他动辄打骂,罚他做苦工,从沟里往塬上担水,水一洒出,就拿鞭子抽打。村童常在门口叫骂、便溺,将牛粪甩向门窗。

更令少雄难受的,是知青同伴的疏远。除夕之夜,冰锅冷灶的,连点油灯的火柴都没有。他去隔壁借火柴,竟遭女同学唾骂。他在窗外哀求:“咱们都是同学”,女同学在屋里大骂:“反革命,你给我滚!”此后,少雄常现幻觉,精神崩溃,等家人将他领回西安,破衣烂衫的他,已显疯癫,时而清醒、时而胡涂。他曾吞服玻璃渣自杀未遂,送入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一天,他又与父亲(原副省长刘邦显)辩论,一气之下,从二楼纵身跳下,摔伤腿骨。1972年秋某日,少雄与母亲搭车去医院会诊,趁母亲打盹,从急驰的车上跳下,后脑着地,几天后因脑溢血去世。

40多年中,朋友每次聚会,谈及少雄,都说他睿智,比我们先觉10年,可惜生不逢时,终未熬过黑暗,亲见文革结束。


(二)纯真的白雪山

雪山(俄2班)生性与世无争,无论是中学时代,还是下乡以后,他都谨慎处世,沉默寡言。

他父亲原在陕西省工委任职,后因“右倾”问题贬到泾阳县干休所任所长。1960年代,大家讲艰苦朴素,衣服上常有补丁,但雪山的衣裤补丁最多,一件蓝布棉袄,洗得发白,从初中穿到下乡。

1971年初,一同插队的同学参军、招工,陆续离开,我们因政审问题,沦为“渣滓”,都很消沉,大家彼此走动,互述衷肠。刘铁沟知青点剩他一人时,我常翻山攀沟,去他那里住上几天。

一次,我去找他,屋里没人,就去水保工地找。他远远望着我,苦笑说:“这几天没吃的了”。便问老乡讨了半瓦盆黑面,擀面条吃了两天。每到夜半,等狗吠渐息,我们架起一根自制天线,连上春蕾牌三波段半导体,在短波段寻来觅去,嘶嘶啦啦的干扰波中,若断若续传来BBC或美国之音。身处荒塬的我们,从空际了解外面发生的一切。

“九一三”事件之后,电波干扰愈发强烈,我们边听边猜,实在听不清,就躺在炕上闲聊。有好几次,雪山突然翻身下炕,在地上乱摸。我知道他烟瘾犯了,在找烟蒂。白天,我们抽了一盒“羊群”牌纸烟,那是最廉价的纸烟,烟梗杂碎,气味苦涩。他抽到烫手,才将烟蒂扔掉。此时,他摸起烟蒂,掰开,撕一条旧报纸,将碎烟倒出,卷起点燃,深深吸一口,黑暗中,我听到他放松的气息。那年隆冬,某天下午,我俩坐在塬畔,望着满沟萧瑟,默默地吸烟。突然,他长叹一声,说起少雄的遭遇,抹了眼泪,我也叹息良久。

1972年初,我们分手,这一分就是十来年,音讯全无。1983年4月9日中午,我在省医院住院部办理手续,突然,有人从后面拍肩,回头一看,竟是雪山,模样没变,还是那么白净,俊朗。我紧握他的手,将他拉到划价处旁的走廊,细问分手后的情况。他说自己还算幸运,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了吉林医科大学,现在省医院外科工作。我听后很高兴,说早知你在这儿就好了。他说前两年患了肝病,一直住院。细看他的气色,有些黯淡。我们谈起往事,谈起少雄,叹息不已。

一年后的4月8日,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雪山去世了,次日遗体告别,听罢大为震惊,上个月人还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原来,他怕病假太久,医院扣发工资,就带病上班,帮着饲养解剖用小动物,致使病情恶化。

出殡那天,来了许多人,有他小学和中学同窗,还有医院同事,都穿着白大褂,连同披麻戴孝的家人,望去一片白。朋友说,雪山人缘真好。

他的老父满头白发,穿件褪色中山装,让家人搀扶着,颤巍巍地跟儿子诀别。周围的人失声痛哭,我年轻失怙,见到老人就想起父亲,很想对老人家说点什么,但哽咽难言,默默地望着老人,望着雪山的妻子(李岩红)领着年幼的儿子(白晨),望着雪山的灵柩抬走。


(三)患难识振民

寄宿外语学校时,我在英2班,项振民在俄1班(班长),彼此熟悉,但无深交。初到李家塬,振民见我终日寡言,误以为我瞧不起工人子弟,后得知我刚经历丧父之痛,就非常关心我,常与我搭伙劳作,边干活边谈心。某晚收工,喝了汤,我坐在塬畔吸烟,他过来蹲我旁边,点上烟与我聊:“碎秦,我8岁时,我爸就没了,我对我爸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老照片也没了”。我顿感与振民亲近了。我们聊到夜深,他拍拍我的肩:“走,回窑洞吧,明天还干活呢!”

我们同是沦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感情日深。一次,振民坐在三孔窑前拉二胡,见我靠着窑门吸烟,就撺掇我:“把笛子拿出来,咱们一起练吧!”于是,农闲时,喝汤后,我们常在三孔窑前,或窑顶树下,吹拉弹唱,让我释怀不少。犹忆1971年仲秋某晚,明月高悬,我们仨在窑前演奏《北京的金山上》,晓宇、买姑娘边唱边跳,乡民们蹲在窑畔观看,不住鼓掌。

振民下乡时带了舅舅的120相机,把我们在李家塬的岁月定格照片中。他备了套理发工具,时常为知青和乡民理发。最让我佩服的,是振民与所有乡民,包括老汉和婆娘,都能谝闲传,家长里短,调解纠纷,以至40多年后,乡民提起振民,无不夸赞。

1971年隆冬某天,公社组织民兵去丰源集训,结束后,我与振民翻沟回桑树塬。路上我俩聊起“九一三”事件,我愤言:“‘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得对!毛泽东就是当代秦始皇,迫害狂!”振民大惊,沉默一会儿说:“碎秦,你这想法危险得很!不敢这么说!”年前,县上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都住县中学教室通铺。我俩去县城看露天电影,天太晚,就去县中学找李队长,睡麦草通铺,盖上黑被窝,悄声说话。振民又开导我:“不敢有抵触情绪,你说话可要注意,传出去不得了!”聊得很晚,困得不行才昏睡过去。

1972年春,振民招工到宝鸡钢管厂,临行之前,还为我缝补裤子、理发。第二天,生产组长银虎、保成和我扛着行李,送振民去县城,在神石和西桥下留影,然后送他上班车,依依话别。

我俩分手后,起先还通信,后来几经变动,便断了联系。听朋友说,振民招进石油钢管厂后,实干苦干,一如在乡下劳作,先后评为省石化系统“优秀调度员”、“厂生产红旗手”等。1993年,振民与妻子辞职,调入合资企业(伟宝粤钢管有限公司)。据说工厂起初效益不错,后来经营艰难,厂房转租,员工放假,有好几年,振民两口子工资低微,还不能足额发放。

2011年8月初,一天,振民突然打来电话,说终于问到我的电话,催促我注册QQ,以便视频通话。8月中旬,我注册了QQ,通过视频,见到老友与家人。视频聊天时,他说李家塬村民仍很贫困,咱们能帮就帮一把。其时,他正待岗,工资发放亦无保障。某天,他说最近正发愁儿子的婚事,女方坚持先买房,再结婚,但首付太高。我说帮他买优惠房,就问房地产公司的朋友,朋友说新近开一楼盘,内部价格优惠。我马上告振民,他说,女方坚持在雁塔区一带购房,别处不考虑。结果,给老友这个忙也没帮成。

2011年11月,振民满60岁退休,终于领到足额退休金,非常高兴,2012年春节,为儿子办了婚事,还在QQ赋诗,告慰父母在天之灵。春节后,他身心疲惫,犯心脏病住进医院。4月26日,他本应出院。清晨,护士查房,见他面壁而眠,却叫不醒,才知他在凌晨离世。

涉笔至此,不禁想起当年,我与振民在漆水河畔分手,竟成永诀。来日重返李家塬,共话当年少一人。


(四)远方来鸿

1971年春播时节,公社传来消息:青海骑兵某部征召,我赶到公社报名,武装部干事见是知青,连政审表都没给。春去秋来,相继传来招工的消息,有国防工厂,有县办小厂,我挨个填表,在“社会关系”一栏,未填“黑五类”亲友,但仍因政审给刷下来,连关中工具厂招锅炉工,都不要我。那晚,我伤心极了,在窑洞抽烟到半夜,愤懑中,一把将半盒纸烟揉碎,走上三孔窑塬畔场地,仰望夜空,月光皎洁,想起逝去的父亲,想起艰难度日的姥姥、母亲和弟妹,心绪纷乱。

忙完秋收,我背些新粮回城,多方打探消息。9月中旬后,感觉政治形势诡异,两报一刊宣传口气有变,最明显的,是“文革”初倒台的“走资派”,名字见诸报端。我又萌发参军的念头,于是,找来近期报纸,在里面翻找熟悉的名字。我以为,他们名字见报,就证明已获解放,找出可托之人,便挨个儿写信,信写得浅陋,无非先自我介绍,继而述说困境,最后表示渴望从军,保卫祖国云云。

10月中旬,收到第一封回信,寄自北京。我急忙拆开信封,一看是张奚若先生(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的亲笔复信。奚若老是祖父的至交,两人结义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父亲就读西南联大时,祖父将他托付奚若老照顾好几年,两家应属世交了。奚若老来函如下:

小秦世侄孙如晤:

九月二十七日来信已于十日前收到。因我最近健康不佳而所托之事又经详为打听,以致迟复为歉。

参军事经打听闻以前确有说情之事,而最近中央决定参军须按法定办法办理,说情绝对不许。因此,所托之事难以如愿以偿,至希以守法爱国之理了解之,为盼。

所幸你已学了两年英语,再学两年即可毕业做事,不必定须参军始能对祖国有所贡献也。

接你此封来信,始知你父亲已于今年二月二日不幸逝世,实觉难过!希望你能继承你父及你祖父生前爱国爱党之忠诚为国效劳,始能不负世望也。

我的老伴儿杨景任嘱问你祖母身体安好,余不多述。

再来信希直寄‘北京北长街56号’敝庽为盼。
                                           张奚若  手复71年10月12日晚上

粗读一过,不免有些失望,把信给母亲看。她读罢说:“应听张爷的话,不必非要参军,还是安心务农,等待机会的好”。她还说:“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了,耐心等吧”。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捧读来信多遍,若有所悟。

临近年关,孙彰姑父(兰州空军驻宝鸡国防工厂总军代表)保荐我参军,湘昀姑(时任三十八号信箱子校校长)也托付厂领导关照我,厂方派专人到公社,点名招我。但那时我已下定决心,不参军也不进厂,等待求学机会。

补记:2013年2月20日,雪后甚冷,我去武圣北路6号院拜访文朴叔叔(奚若先生哲嗣,中国驻加拿大前大使),将张爷函复印件送张叔叔,他边看边笑:“太珍贵了!太珍贵了!你看,他还写了‘老伴儿’,哈哈”。张叔叔说,他父亲很少给人题字,信写得更少。据他所知,1950年代,陕西有十多个学生来京上大学,致函张爷,张爷很高兴,复信学子并宴请,还有就是给我写过信。


(五)虎儿

晨曦中,卡车启动,车后扬起尘土,一条花狗在黄尘中哀吠,渐渐消失。那狗就是“虎儿”,与我相伴近两年的朋友,而那情景,是我离开麟游的最后印象。

犹忆在李家塬三孔破窑,劳累一天,最舒坦的时候,就是填饱肚子歇在炕头,挑亮煤油灯,翻看破书。天黑下,沟里传来群狼嚎叫,时而悠长,时而凄厉,声声怪异瘆人。此刻,虎儿倏地窜出窑洞,立在沟畔,仰头汪汪叫,怎么招呼都不回来,直到荒塬寂然无声,才回到窑洞,静静卧在炕边,半耷拉着耳朵,眼睛骨碌地转,看我翻书,抽烟。

某晚,我们去公社开会,半夜返回,摸黑走到三孔窑畔,虎儿沿着陡径冲上,呜呜地扑向我,撒欢似地跑前窜后。回到厨房,我从笼屉拿出黑馍,掰开,我一半,虎儿一半,他一口吞掉,晃着头盯我手中那一半,我咬一口,又喂了他。

我们在乡下煎熬着,经常几个月不见肉星儿,口粮不够时,就去队里赊些红麦,瘪瘪的,不出面。蒸两屉黑馍,就着辣子和咸菜,够吃几天。可怜的虎儿,成天跟着吃黑馍,半饥半饱,毛色斑驳,跟长了癣似的。

秋收期间,一天清晨,虎儿突将窑门顶开,朦胧中,听见院里一片唧唧叫声。走出一看,芦花鸡领着一群雏鸡,在草中捉虫。难怪那些天,光听母鸡咯咯叫,就是收不上蛋。我们寻思,鸡蛋怕让黄鼠狼给偷了。没想到,母鸡将蛋藏在草丛,竟孵出一窝小鸡,毛茸茸的满地乱滚。多亏虎儿呵护,我们一下有了20多只鸡,高兴极了。那天,奖励虎儿好几个黑馍。

某晚,我正酣睡,让薛军摇醒:“碎秦,听,啥叫唤呢?”虎儿在门外狂吠。三孔窑塬上的羊圈,传来咩咩惨叫,还有人乱叫。我跳下床,拎起长柄斧,准备冲上去。薛军死死拉住我:“等天亮些再上”。惨叫又持续一阵,就寂然无声了。此时,天色微明,我拎上长柄斧,薛军提起䦆头上了塬,走到羊圈跟前一看,门口堆的荆棘散开,七八只羊倒地,脖颈血淋淋的,还有一只趴在塬畔草丛。剩下的羊挤在圈里,瑟瑟发抖。饲养员有文见我们上来,才瘸着腿,从牛棚出来大喊:“豹子来咧!”李队长派人将羊皮剥了,把肉分给各户。我们去供销社称了粗盐,将肉淹在坛子里,留着慢慢吃。那个把月,虎儿最幸福。每到中午,他必守着破瓦盆,等着美餐。眨眼间肉就净了,一根骨棒,让他歪着头,翻来覆去啃得发白。

1972年初,晓宇、同泰和振民相继招工进城,薛军转到甘泉县,李家塬就剩我和保成,后来,我也要走了,去省城上学,临行跟队上算帐,工分攒下不少,但队里没钱,只给几口袋老玉米,用架子车拉上,去县城粮站换成粮票,再生粗布被褥和衣服,都分送老乡,虎儿和20多只鸡留给保成。

临走那天清晨,瓜农老张,他儿子铁锁帮我抬着木箱,拎着网篮,送上公路,等县城开出的班车。虎儿灵性,知道我要走了,不再撒欢,跟在身边呜呜地叫,不时用热烘烘的舌头添我的手。

离别瞬间,我泪眼朦胧,为留在李家塬的一切,也为逝去的青春落泪。

                                                           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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