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塬纪事
作者：成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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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塬纪事
作者：成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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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塬纪事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1971年（辛亥）年2月初，父亲去世，我帮母亲料理完后事，正月十六，就带着小弟，凄然返回山乡。早晨飘起小雪，班车一路颠簸，开到永坪，司机说大雪封山，不再前行。我与小弟扛起帆布包，冒雪前行30多公里返乡。 刚出永坪镇，后面追来俩中年山民，扛着小铺盖，说想跟我们同行。世道乱，听说山里时有打劫，我打量他俩，比我壮些，我身上没带家伙，万一他俩动手，我与小弟不是对手，所以，我一路警觉，走在他俩身后。此时，风雪弥漫，几步开外茫茫一片。翻过一道山脊梁，他俩说歇一会儿解个手，我漫应，拉小弟一把，悄声说：“快走！”于是，我们加快脚步，遁入茫茫风雪中。 公路沿山脊（土著称“页梁”）而修，一道道山脊盘连，我与小弟走得浑身大汗，等进入崔木镇，才放下心来。从崔木到桑树塬，沿岭梁塬缓步行进，天擦黑时抵罗凹，站在塬畔，望着缕缕炊烟升起，却没了归家的感觉。 走进寒窑，在炕头摸到煤油灯，点亮，然后点燃灶火。“回来啦！”鼎甲老汉在门外打声招呼，大娘就端着蒲盖，送来血条面和锅盔。我与小弟草草吃罢，就打发他上热炕。累了一天，他倒下就睡着，我却毫无睡意，守着孤灯抽烟，茫然不知所措。 那时，一起下乡的同学陆续离去。先是1969年底，总参三部招收外语兵，凡政审过关的，英语班、俄语班同学全都入伍。记得1970年春某天，我与同学小樊去西安火车站，为俄2班小陈送行。身材瘦小的小陈，套上国防绿军装，虽不合身，也抖擞许多，让人羡慕。等列车缓缓启动，小陈隔窗挥手，小樊双手摇着栅栏，嚎啕大哭。我宽慰着他，也深感落寞。 此后，凡有门路的，走后门参军或招工，相继离开麟游。1971年元旦后，宝鸡三十八号信箱又招走大批同学，罗凹只剩下3名知青：晓宇，薛军和我，用老乡话说，是用粗箩箩、细箩箩筛剩下的。我自称“渣滓”。 等到开春，县知青办和公社决定，将各队剩下的知青并队。某天，太阳初升，我们仨拉架子车，载着铺盖卷儿、面柜和些许口粮，带着小狗“虎儿”，并入东庄生产队李家塬组。那里剩下3个男生：振民（俄1班）、保成和同泰（英1班）。 在李家塬三孔窑，我度过此生最艰难的一年。父亲辞世之日，可谓殓无新衣，囊无余绪。彼时，家里少了一份收入，母亲的工资，连家中每月基本开销都不够，月底常向学校“互助会”预支。我不愿再伸手问母亲要钱，生产队又穷，工分倒挣下不少，但无现金支付。有时，我身无分文，连“羊群”烟都买不起。 人生如行走江湖，在外全靠朋友。我半生所交朋友，多是小学与中学同学，因为，在那个纯真的年龄，彼此结交，并无功利和势利杂念。中学时代，大家寄宿在校，朝夕相处，下乡后，又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彼此感情弥深。后来，老友们虽各奔东西，但交情犹存。40多年来，我也从未忘记英年早逝的朋友以及曾经患难的好友。
1970年仲夏，一天上午，刘铁沟知青正与老乡在麦场忙活，突然，公社冯书记手拎麻绳，领着几个公安干警和民兵，走向场边，二话不说，将刘少雄胳膊扭住，然后五花大绑，绳索紧勒脖子。众人错愕，一问才知是省城来的公安干警。拘捕少雄的同时，另一路干警由民兵引着，直奔知青住处，搜查箱子和铺盖，连砖头支起的床铺都拆毁。凡片纸只字、亲朋信函，统通查抄，马恩著作、毛选、杂书等，也尽悉没收。搜查完毕，屋内狼藉一片。 事后获知，少雄犯下弥天大罪。原来，1966年“停课闹革命”之初，少雄也与革命师生一样，凌厉批斗校领导，思想偏激。随着运动的发展，他醒觉了，思索了，开始研读马恩著作。一天，他去马志才老师（政治老师兼团委书记）房间，郑重地说：“马老师，你是我们的好老师”。当时，马老师正处于半隔离状态，不知少雄意图何在，没敢吭声。少雄接着问：“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和西安青年都在学习马恩著作？”马老师说：“我不知道”。少雄再问：“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学习马恩著作？”马老师谨慎答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嘛”。少雄断然说：“不对，大家学习马恩著作，就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此言一出，如晴天霹雳，吓得马老师不知所措。随后，他从马老师那儿借走几本马恩著作。 他通读马恩著作，与雄文四卷对比，发现彼此异同，并在“毛选”文章旁写下批语，逐条批驳有违马恩思想之处。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少雄坐言起行，不仅是空发议论，还加入了“反动组织”，反对“文革”。 1968年秋，少雄为帮朋友卷入斗殴，被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拘留。公安人员一查，这几个“走资派”子弟还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必有人教唆，必向往苏修，后因缺乏证据，便将几人转押学校，由工宣队组织班级批斗。此事让少雄大为紧张，以为他们的“反动”活动暴露。 犹忆1969年秋，一天上午，我在桥梓口偶遇少雄，将他引到老宅，坐在上房客厅八仙桌旁，听他侃侃而谈，从毛的文革谈到斯大林晚年，他哼了一声：“我要等着看，看他‘文革’如何结束！”时到中午，我留他吃个便饭，他说“光顾了谝，要办的事都忘了”。临出门连说：“倒行逆施！”他脸庞黝黑，双眸闪放，让我至今不忘。 据说，“反动组织”一案，惊动北京的文革小组，急电速捕速判。当时，全国正处“一打三反”的恐怖时期，此案的嫌犯落网后，立马在西北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那天，外语学校的教职员工也与会。当涉案人员被武装军警押上场，胸前都挂着牌子，老师们看见，少雄也挂着牌子，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少雄”。他身穿囚衣，剃成光头。 该案成员大多获重判，少雄属从犯，获刑3年，发回插队之地，由贫下中农监督劳改。据雪山说，少雄释放回来时，人瘦得脱了形，褴褛的制服袖口，露出枯瘦的双手，如漂过的白纸，布满青筋。 少雄以罪犯之身返回山乡，乡民态度大变。队上派活，拣最重最脏的活给他干，不记工分。基干民兵对他动辄打骂，罚他做苦工，从沟里往塬上担水，水一洒出，就拿鞭子抽打。村童常在门口叫骂、便溺，将牛粪甩向门窗。 更令少雄难受的，是知青同伴的疏远。除夕之夜，冰锅冷灶的，连点油灯的火柴都没有。他去隔壁借火柴，竟遭女同学唾骂。他在窗外哀求：“咱们都是同学”，女同学在屋里大骂：“反革命，你给我滚！”此后，少雄常现幻觉，精神崩溃，等家人将他领回西安，破衣烂衫的他，已显疯癫，时而清醒、时而胡涂。他曾吞服玻璃渣自杀未遂，送入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一天，他又与父亲（原副省长刘邦显）辩论，一气之下，从二楼纵身跳下，摔伤腿骨。1972年秋某日，少雄与母亲搭车去医院会诊，趁母亲打盹，从急驰的车上跳下，后脑着地，几天后因脑溢血去世。 40多年中，朋友每次聚会，谈及少雄，都说他睿智，比我们先觉10年，可惜生不逢时，终未熬过黑暗，亲见文革结束。
雪山（俄2班）生性与世无争，无论是中学时代，还是下乡以后，他都谨慎处世，沉默寡言。 他父亲原在陕西省工委任职，后因“右倾”问题贬到泾阳县干休所任所长。1960年代，大家讲艰苦朴素，衣服上常有补丁，但雪山的衣裤补丁最多，一件蓝布棉袄，洗得发白，从初中穿到下乡。 1971年初，一同插队的同学参军、招工，陆续离开，我们因政审问题，沦为“渣滓”，都很消沉，大家彼此走动，互述衷肠。刘铁沟知青点剩他一人时，我常翻山攀沟，去他那里住上几天。 一次，我去找他，屋里没人，就去水保工地找。他远远望着我，苦笑说：“这几天没吃的了”。便问老乡讨了半瓦盆黑面，擀面条吃了两天。每到夜半，等狗吠渐息，我们架起一根自制天线，连上春蕾牌三波段半导体，在短波段寻来觅去，嘶嘶啦啦的干扰波中，若断若续传来BBC或美国之音。身处荒塬的我们，从空际了解外面发生的一切。 “九一三”事件之后，电波干扰愈发强烈，我们边听边猜，实在听不清，就躺在炕上闲聊。有好几次，雪山突然翻身下炕，在地上乱摸。我知道他烟瘾犯了，在找烟蒂。白天，我们抽了一盒“羊群”牌纸烟，那是最廉价的纸烟，烟梗杂碎，气味苦涩。他抽到烫手，才将烟蒂扔掉。此时，他摸起烟蒂，掰开，撕一条旧报纸，将碎烟倒出，卷起点燃，深深吸一口，黑暗中，我听到他放松的气息。那年隆冬，某天下午，我俩坐在塬畔，望着满沟萧瑟，默默地吸烟。突然，他长叹一声，说起少雄的遭遇，抹了眼泪，我也叹息良久。 1972年初，我们分手，这一分就是十来年，音讯全无。1983年4月9日中午，我在省医院住院部办理手续，突然，有人从后面拍肩，回头一看，竟是雪山，模样没变，还是那么白净，俊朗。我紧握他的手，将他拉到划价处旁的走廊，细问分手后的情况。他说自己还算幸运，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了吉林医科大学，现在省医院外科工作。我听后很高兴，说早知你在这儿就好了。他说前两年患了肝病，一直住院。细看他的气色，有些黯淡。我们谈起往事，谈起少雄，叹息不已。 一年后的4月8日，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雪山去世了，次日遗体告别，听罢大为震惊，上个月人还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原来，他怕病假太久，医院扣发工资，就带病上班，帮着饲养解剖用小动物，致使病情恶化。 出殡那天，来了许多人，有他小学和中学同窗，还有医院同事，都穿着白大褂，连同披麻戴孝的家人，望去一片白。朋友说，雪山人缘真好。 他的老父满头白发，穿件褪色中山装，让家人搀扶着，颤巍巍地跟儿子诀别。周围的人失声痛哭，我年轻失怙，见到老人就想起父亲，很想对老人家说点什么，但哽咽难言，默默地望着老人，望着雪山的妻子（李岩红）领着年幼的儿子（白晨），望着雪山的灵柩抬走。
寄宿外语学校时，我在英2班，项振民在俄1班（班长），彼此熟悉，但无深交。初到李家塬，振民见我终日寡言，误以为我瞧不起工人子弟，后得知我刚经历丧父之痛，就非常关心我，常与我搭伙劳作，边干活边谈心。某晚收工，喝了汤，我坐在塬畔吸烟，他过来蹲我旁边，点上烟与我聊：“碎秦，我8岁时，我爸就没了，我对我爸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老照片也没了”。我顿感与振民亲近了。我们聊到夜深，他拍拍我的肩：“走，回窑洞吧，明天还干活呢！” 我们同是沦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感情日深。一次，振民坐在三孔窑前拉二胡，见我靠着窑门吸烟，就撺掇我：“把笛子拿出来，咱们一起练吧！”于是，农闲时，喝汤后，我们常在三孔窑前，或窑顶树下，吹拉弹唱，让我释怀不少。犹忆1971年仲秋某晚，明月高悬，我们仨在窑前演奏《北京的金山上》，晓宇、买姑娘边唱边跳，乡民们蹲在窑畔观看，不住鼓掌。 振民下乡时带了舅舅的120相机，把我们在李家塬的岁月定格照片中。他备了套理发工具，时常为知青和乡民理发。最让我佩服的，是振民与所有乡民，包括老汉和婆娘，都能谝闲传，家长里短，调解纠纷，以至40多年后，乡民提起振民，无不夸赞。 1971年隆冬某天，公社组织民兵去丰源集训，结束后，我与振民翻沟回桑树塬。路上我俩聊起“九一三”事件，我愤言：“‘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得对！毛泽东就是当代秦始皇，迫害狂！”振民大惊，沉默一会儿说：“碎秦，你这想法危险得很！不敢这么说！”年前，县上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都住县中学教室通铺。我俩去县城看露天电影，天太晚，就去县中学找李队长，睡麦草通铺，盖上黑被窝，悄声说话。振民又开导我：“不敢有抵触情绪，你说话可要注意，传出去不得了！”聊得很晚，困得不行才昏睡过去。 1972年春，振民招工到宝鸡钢管厂，临行之前，还为我缝补裤子、理发。第二天，生产组长银虎、保成和我扛着行李，送振民去县城，在神石和西桥下留影，然后送他上班车，依依话别。 我俩分手后，起先还通信，后来几经变动，便断了联系。听朋友说，振民招进石油钢管厂后，实干苦干，一如在乡下劳作，先后评为省石化系统“优秀调度员”、“厂生产红旗手”等。1993年，振民与妻子辞职，调入合资企业（伟宝粤钢管有限公司）。据说工厂起初效益不错，后来经营艰难，厂房转租，员工放假，有好几年，振民两口子工资低微，还不能足额发放。 2011年8月初，一天，振民突然打来电话，说终于问到我的电话，催促我注册QQ，以便视频通话。8月中旬，我注册了QQ，通过视频，见到老友与家人。视频聊天时，他说李家塬村民仍很贫困，咱们能帮就帮一把。其时，他正待岗，工资发放亦无保障。某天，他说最近正发愁儿子的婚事，女方坚持先买房，再结婚，但首付太高。我说帮他买优惠房，就问房地产公司的朋友，朋友说新近开一楼盘，内部价格优惠。我马上告振民，他说，女方坚持在雁塔区一带购房，别处不考虑。结果，给老友这个忙也没帮成。 2011年11月，振民满60岁退休，终于领到足额退休金，非常高兴，2012年春节，为儿子办了婚事，还在QQ赋诗，告慰父母在天之灵。春节后，他身心疲惫，犯心脏病住进医院。4月26日，他本应出院。清晨，护士查房，见他面壁而眠，却叫不醒，才知他在凌晨离世。 涉笔至此，不禁想起当年，我与振民在漆水河畔分手，竟成永诀。来日重返李家塬，共话当年少一人。
1971年春播时节，公社传来消息：青海骑兵某部征召，我赶到公社报名，武装部干事见是知青，连政审表都没给。春去秋来，相继传来招工的消息，有国防工厂，有县办小厂，我挨个填表，在“社会关系”一栏，未填“黑五类”亲友，但仍因政审给刷下来，连关中工具厂招锅炉工，都不要我。那晚，我伤心极了，在窑洞抽烟到半夜，愤懑中，一把将半盒纸烟揉碎，走上三孔窑塬畔场地，仰望夜空，月光皎洁，想起逝去的父亲，想起艰难度日的姥姥、母亲和弟妹，心绪纷乱。 忙完秋收，我背些新粮回城，多方打探消息。9月中旬后，感觉政治形势诡异，两报一刊宣传口气有变，最明显的，是“文革”初倒台的“走资派”，名字见诸报端。我又萌发参军的念头，于是，找来近期报纸，在里面翻找熟悉的名字。我以为，他们名字见报，就证明已获解放，找出可托之人，便挨个儿写信，信写得浅陋，无非先自我介绍，继而述说困境，最后表示渴望从军，保卫祖国云云。 10月中旬，收到第一封回信，寄自北京。我急忙拆开信封，一看是张奚若先生（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的亲笔复信。奚若老是祖父的至交，两人结义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父亲就读西南联大时，祖父将他托付奚若老照顾好几年，两家应属世交了。奚若老来函如下： 小秦世侄孙如晤： 九月二十七日来信已于十日前收到。因我最近健康不佳而所托之事又经详为打听，以致迟复为歉。 参军事经打听闻以前确有说情之事，而最近中央决定参军须按法定办法办理，说情绝对不许。因此，所托之事难以如愿以偿，至希以守法爱国之理了解之，为盼。 所幸你已学了两年英语，再学两年即可毕业做事，不必定须参军始能对祖国有所贡献也。 接你此封来信，始知你父亲已于今年二月二日不幸逝世，实觉难过！希望你能继承你父及你祖父生前爱国爱党之忠诚为国效劳，始能不负世望也。 我的老伴儿杨景任嘱问你祖母身体安好，余不多述。 再来信希直寄‘北京北长街56号’敝庽为盼。 粗读一过，不免有些失望，把信给母亲看。她读罢说：“应听张爷的话，不必非要参军，还是安心务农，等待机会的好”。她还说：“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了，耐心等吧”。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捧读来信多遍，若有所悟。 临近年关，孙彰姑父（兰州空军驻宝鸡国防工厂总军代表）保荐我参军，湘昀姑（时任三十八号信箱子校校长）也托付厂领导关照我，厂方派专人到公社，点名招我。但那时我已下定决心，不参军也不进厂，等待求学机会。 补记：2013年2月20日，雪后甚冷，我去武圣北路6号院拜访文朴叔叔（奚若先生哲嗣，中国驻加拿大前大使），将张爷函复印件送张叔叔，他边看边笑：“太珍贵了！太珍贵了！你看，他还写了‘老伴儿’，哈哈”。张叔叔说，他父亲很少给人题字，信写得更少。据他所知，1950年代，陕西有十多个学生来京上大学，致函张爷，张爷很高兴，复信学子并宴请，还有就是给我写过信。
晨曦中，卡车启动，车后扬起尘土，一条花狗在黄尘中哀吠，渐渐消失。那狗就是“虎儿”，与我相伴近两年的朋友，而那情景，是我离开麟游的最后印象。 犹忆在李家塬三孔破窑，劳累一天，最舒坦的时候，就是填饱肚子歇在炕头，挑亮煤油灯，翻看破书。天黑下，沟里传来群狼嚎叫，时而悠长，时而凄厉，声声怪异瘆人。此刻，虎儿倏地窜出窑洞，立在沟畔，仰头汪汪叫，怎么招呼都不回来，直到荒塬寂然无声，才回到窑洞，静静卧在炕边，半耷拉着耳朵，眼睛骨碌地转，看我翻书，抽烟。 某晚，我们去公社开会，半夜返回，摸黑走到三孔窑畔，虎儿沿着陡径冲上，呜呜地扑向我，撒欢似地跑前窜后。回到厨房，我从笼屉拿出黑馍，掰开，我一半，虎儿一半，他一口吞掉，晃着头盯我手中那一半，我咬一口，又喂了他。 我们在乡下煎熬着，经常几个月不见肉星儿，口粮不够时，就去队里赊些红麦，瘪瘪的，不出面。蒸两屉黑馍，就着辣子和咸菜，够吃几天。可怜的虎儿，成天跟着吃黑馍，半饥半饱，毛色斑驳，跟长了癣似的。 秋收期间，一天清晨，虎儿突将窑门顶开，朦胧中，听见院里一片唧唧叫声。走出一看，芦花鸡领着一群雏鸡，在草中捉虫。难怪那些天，光听母鸡咯咯叫，就是收不上蛋。我们寻思，鸡蛋怕让黄鼠狼给偷了。没想到，母鸡将蛋藏在草丛，竟孵出一窝小鸡，毛茸茸的满地乱滚。多亏虎儿呵护，我们一下有了20多只鸡，高兴极了。那天，奖励虎儿好几个黑馍。 某晚，我正酣睡，让薛军摇醒：“碎秦，听，啥叫唤呢？”虎儿在门外狂吠。三孔窑塬上的羊圈，传来咩咩惨叫，还有人乱叫。我跳下床，拎起长柄斧，准备冲上去。薛军死死拉住我：“等天亮些再上”。惨叫又持续一阵，就寂然无声了。此时，天色微明，我拎上长柄斧，薛军提起䦆头上了塬，走到羊圈跟前一看，门口堆的荆棘散开，七八只羊倒地，脖颈血淋淋的，还有一只趴在塬畔草丛。剩下的羊挤在圈里，瑟瑟发抖。饲养员有文见我们上来，才瘸着腿，从牛棚出来大喊：“豹子来咧！”李队长派人将羊皮剥了，把肉分给各户。我们去供销社称了粗盐，将肉淹在坛子里，留着慢慢吃。那个把月，虎儿最幸福。每到中午，他必守着破瓦盆，等着美餐。眨眼间肉就净了，一根骨棒，让他歪着头，翻来覆去啃得发白。 1972年初，晓宇、同泰和振民相继招工进城，薛军转到甘泉县，李家塬就剩我和保成，后来，我也要走了，去省城上学，临行跟队上算帐，工分攒下不少，但队里没钱，只给几口袋老玉米，用架子车拉上，去县城粮站换成粮票，再生粗布被褥和衣服，都分送老乡，虎儿和20多只鸡留给保成。 临走那天清晨，瓜农老张，他儿子铁锁帮我抬着木箱，拎着网篮，送上公路，等县城开出的班车。虎儿灵性，知道我要走了，不再撒欢，跟在身边呜呜地叫，不时用热烘烘的舌头添我的手。 离别瞬间，我泪眼朦胧，为留在李家塬的一切，也为逝去的青春落泪。 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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