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关于林昭的唯一报道

作者：祝华新

来源：微信公号-党报旧闻 2018-04-29

4月29日是北京大学学生林昭的忌日。检索人民日报有关林昭的报道，仅此一篇，这一篇的分量不轻，在几十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噩梦过后，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愤怒、悲痛和大彻大悟。

这是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进行终审判决后，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刊登在1981年1月27日第3版，作者是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穆青时任新华社总编辑，一年后接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也在穆青之后执掌新华社。

三位记者写道：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

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母亲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大舅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牺牲。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精神病为由撤销原判决，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1年上海高院再次做出复审，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宣布林昭无罪。

据说，这篇通讯见报后，上海警方很恼怒，“肯定是林昭的那些记者同学干的！”本文第三位作者陆拂为，的确是林昭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的两度同学。但三位记者在这里传递的，是一代人劫后余生、渴望光明的正义呼声。

人民日报一整版的通讯沉痛地写道：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像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

80年代党和人民冲破牢笼的豪迈之情，跃然纸上。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长驱直入的黄金年代，党内外的思想情感水乳交融。党内老干部和党报的良知担当更是令人感奋。早在1977年10月7日，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纪念日，胡耀邦与人民日报策划发表长篇评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耀邦动情地说：“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10月6日下午的“编前会”上，人民日报管理层一致同意发表此文，如有风险，集体承担。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更是当仁不让地表示：“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我一个人写检讨。”已经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共青团系统“右派”全部宣告改正后的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上，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右派”同志表示道歉，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当众发誓：“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