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一个做官的“名士”

作者：张玮

来源：微信公号-史粹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温度》一书，作者张玮中信出版社8月出版

在民国史上总有一批人的名字似乎随处可见，如雷贯耳但似乎又总不在舞台的最中央于右任，就属于这一类人

1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的保险箱，被人打开了。

因为这一天他逝世后，大家都没找到他的遗嘱。考虑到他可能会把遗嘱放在保险箱里，于是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便和“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人一起，打开了父亲的保险箱。

保险箱一开，众人都傻眼了：

没有钱财宝物，没有股票证券，大部分都是于右任生前的重要日记和信件。剩下来的，就是一批账单——三儿子于中令出国留学借的学费的账单，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账单等等。还有，就是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

于右任是谁？堂堂国民党元老，自1930年开始至1964年，足足做了34年的国民党“监察院长”。

而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一把手，他在保险箱里留下的，就是一堆账单而已。

2

于右任，1879年出生，陕西三原人。

原来于右任的名字叫于伯循，字诱人。为何这个字起得如此“诱人”？并非想走歪门邪道，而是典出《四书》的“夫子循循善诱人”。

后来在于右任26岁的时候，在《新民丛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署名是“于右任”。“右任”与“诱人”谐音，且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称为“左衽”（相区别于中原汉族的“右衽”），后来泛指异族统治，所以他就开始用“于右任”作为自己名字。

于右任2岁丧母，父亲在外打工，委托于右任的伯母将他抚养成人。

不过于右任自幼爱读书，且天赋极佳，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到了21岁——差点被砍头。

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拉着光绪出逃西安，血气方刚的于右任给当时准备恭迎圣驾的陕西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地方父母官的殷切希望：手刃西太后！

结果这封信被他的同学苦苦拦住，没能发出去。一时无处宣泄的于右任把自己剃了个光头，光着膀子，提了把大刀，以一副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那副对联写的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结果，这张半裸照落到了三原县令的手里，再加上后来于右任又印刷发行了自己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里面有一句：“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虽然当时慈禧已经快70岁了，但大家也都知道“香粉”指的是她。于是，于右任被定性为“革命党”通缉，通缉文上写的是：“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当时的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据说出了一个大巧合：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没到，自己朋友劝他快逃的信先到了。

得知消息后，暂时还没打算“换太平以颈血”的于右任，赶紧逃亡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当时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

当时的“震旦学院”是法国人赞助的学校，因为法籍神父试图将学校彻底改为教会学校，马相伯愤然离校，诸多学子跟随退学。于右任四处奔走，出钱出关系，和邵力子等人协助马相伯，在1905年一起创办了“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复旦”这个名字，就是于右任建议的，典出《卿云歌》：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3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叫孙中山。

然后，他加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同盟会”——于右任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即由此而来。

不过，成为了真正的“革命党”之后，于右任还是没准备“换太平以颈血”，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有比枪和炸弹更拿手也更有效的东西：笔。

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平生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报人于右任”由此名闻天下。

《神州日报》上来就骨骼清奇：报纸上的纪元与别家报纸不同，不用清朝皇帝的年号，而是统一使用公元纪年，让人耳目一新。而报纸的内容，也采用大量针砭时弊，立场鲜明的稿件，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不过，《神州日报》才创刊37天，就遭遇了福州路上的一起离奇火灾，报社从内到外被烧得干干净净。虽然报社保了火险，马上就恢复了生产，但凝聚力受挫，开始有了内讧，最终，于右任选择拍拍屁股走人——他在《神州日报》一共前后呆了80天。

当年的《神州日报》不过，尝到“办报启民智”甜头的于右任，在1909年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宣称宗旨是：“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民呼日报》延续了于右任在《神州日报》时针砭时弊的勇气和态度，文笔尤其辛辣。比如那一年甘肃大旱，陕甘总督升允却三年瞒报灾情，结果造成甘肃省内竟然人人相食。当时《民呼日报》立刻刊登了一篇文章《如是我闻》：

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

《民呼日报》随后还刊发点评：

“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这种报道，这种文笔，读者当然要看，《民呼日报》销量急剧上升，不过，当然也得罪了当局，尤其是升允。

《民呼日报》曾组织过一次赈灾活动，升允随后与上海道台蔡乃煌等勾结，诬陷于右任侵吞赈灾款，将于右任逮捕下狱，一个月审讯7次。为营救老大于右任，《民呼日报》只能在当局的暗示下“自行停刊”——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92天。

于右任虽然没有“颈血换太平”，但确实是把硬骨头。出狱没几天，他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名称的来由是“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而且，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吁”，就是“于”右任的“口”在说话。

和《民呼日报》一样，《民吁日报》依旧揭露黑暗，而且敢把锋芒直接指向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蚕食中国。

1909年10月26日，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上海数十家报纸大多默不作声，《民吁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称伊藤博文为“大混蛋”，是“死有余辜”。

结果日本当局暴跳如雷，指令上海当局立刻查封《民吁日报》——这家报纸只生存了48天。

“过一过二偏偏还要过三”的于右任，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再创立了《民立报》，请宋教仁做主笔，在报纸上开出《民贼小传》，专写清朝贪官污吏，为“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专门教导当时自己报社的新闻记者要有新闻道德，提出：“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民立报》率先发文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于右任于是被通缉，逃亡日本，报纸遂停刊——这张报纸活的最长，活了三年。

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

当时的著名书画家对于右任有过这样一句评价：

“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4

于右任善写诗做赋，但相比更有名的，是他的字。

于右任最擅长草书，有“当代草圣”的称号。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将篆、隶、草、行楷融会，打通魏碑，自成一家，每一个字都自有意境。

于右任也爱写字。年轻的时候，于右任常背着一个褡裢袋子，里面既不装衣物，也不装钱财，就装两个印章。有人来求字，提笔就写，写完盖章，分文不取。

于右任写字不看人，也不分贵贱，更不会“惜字如金”，确保自己字的价格。贩夫走卒来讨字，只要于右任喜欢，来者不拒。但如果碰到他不喜欢的人，怎么讨也不给。比如他不喜欢宋子文，宋子文曾专门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扇面托人请他题字，他就是不肯写。但他在饭馆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提笔就给店家写一块匾额，甚至给女服务员也题字。

于右任书法曾有个不可考的段子，说是于右任有一次酒宴喝醉，一个人讨过字后，想趁他醉再讨一幅。于右任心中暗怒，于是写了一幅六个字的条幅给他：

“此处不可小便”。

结果于右任的秘书长王陆一之后悄悄建议那个人，将这六个字单独裁剪，重新拼凑，整出了一幅意味深长的警句：

“小处不可随便”。

后来于右任到了台湾后，很多人都假冒他的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表示要“严惩”，但于右任特地关照“不要为难”他们。一次，他在马路上看到一家商店的牌匾是假冒他的字，他走入店内，让店家摘下牌匾，为他重新写了一幅，且分文不肯收。

于右任给人题字比较随意，但题的字，却不随意。

他给张大千题的字是：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当时在台湾，于右任已看出蒋介石欲让他接班）题的字是：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他的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右任给他题的字是：

“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他还为南洋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题过楹联，特地是用白话文写的：

“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5

办报，写诗，题字，于右任完全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样子，但之所以他有名，因为他还是个政治家，甚至还当过总司令。

于右任一直追随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中国的铁路开始夜晚发车，就是在他任上决定的。

孙中山当时与部分临时政府成员合影。左起吕志伊、于右任、居正、王宠惠、孙中山、黄钟瑛、蔡元培、海军代表、马君武、王鸿猷。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右任也随即辞职（回去办《民立报》了），后因反对北洋军阀，于右任担任过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也算是书生掌兵了。

从1930年开始，于右任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府的监察院长，从此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34年。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敏感的部门。也正是因此，“监察院长”这个职位，一直迟迟没有归属，直到最终以正直清廉闻名的于右任出任，大家才都没意见。

但在民国的大官场，于右任自己正直清廉是没有用的。于右任上任之初，也曾踌躇满志，放言“苍蝇老虎一起打”，但真打起来，就发现除了能动几个小小的科长或处长，再往上的就动不了了。于右任曾想法办贪污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和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但这个级别的“小老虎”，就已经有上层人物，乃至蒋介石或汪精卫来打招呼了。

以蒋经国的身份，以国民党当时的决心，在上海“”打虎“”依旧落得个无疾而终，于右任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监察院长”，于右任做的是很胸闷的，被人讥笑为“监而不查，查而不明”。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蒋介石坚决不准。

蒋介石与于右任于右任在官场中表现书生气最明显的一次，就是1948年的民国副总统选举。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站了出来，参选副总统。他的竞争对手，是孙科、程潜，以及最有实力的李宗仁。

各个竞选人为了拉票，对各路投票代表都使出了各种手段：

李宗仁给每个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辆汽车，配司机服务。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费入住，免费吃喝。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程潜是武汉行辕主任，他们也是天天设宴款待各路代表，给吃给喝还给礼物。

于右任呢？啥也没有，在自己屋内摆开文房四宝，只要代表来，就送一幅字，上书他最爱写的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每天上门讨字的代表络绎不绝，最多时每小时有近200人，排起长队。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终于给各路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一家饭店里请大家吃饭。在开席前，于右任说：

“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到了投票日，结果不出意外，于右任第一天得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

冯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但投票第二天，于右任依旧准时出现在会议现场，风度依旧。全场起立鼓掌。

6

和政治走得近，就难免会受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一溃千里，国共和谈在北京举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参与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会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都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

于右任没有料错。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一触即溃。4月21日，于右任就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随后辗转到重新，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关于于右任是否自愿去台湾，一直有争论。但有一个细节：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如果已经决定去台湾，是事先就安排家属先赴台的，而且这也是规定。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7

1962年，83岁的于右任，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他在台湾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清贫。很多人会奇怪，于右任作为民国元老，再不济，钱财也不至于太窘迫。但事实上，于右任基本上把自己的钱财都给捐了。

在大陆时，他捐建学校，捐建农场，赈灾，扶贫，钱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到台湾后，大家一开始的日子都不好过，很多人也会来找于右任借钱。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账。

于右任曾有一箱欠条，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后终于让家人一把火烧为灰烬，他的理由是：“防止我走了之后，子孙们再去讨债。”但他欠别人的账单，却是小心翼翼地锁在保险柜里的。

于右任向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清贫倒也也罢了，关键是过得不开心。政治上，他继续成为一个监察院的摆设，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团聚。

1962年的元旦，于右任在台湾“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后，感到身体不适，便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两年之后的1964年，于右任终于病倒，住进了荣民医院（一开始住不起，是蒋经国来探视后，才安排住进去的）。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去医院看望他，于右任因为喉咙发炎，无法发声，只是向杨亮功伸出了三个手指。

杨亮功不解其意，一连说了几个猜测，于右任都摇头否定。杨亮功于是又拿来了纸和笔，但彼时的一代草圣，却连一只笔都握不住了。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点08分，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所以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关于于右任当初伸出的三个手指，大家又做出了诸多猜测，有人猜是有“三件后事”，有人猜是他放心不下外出留学的三公子，也有人猜是“三民主义”，但最后一个猜测，结合于右任生前的夙愿，让大家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三个手指，是他希望归葬大陆陕西省的故乡三原县。

按照于右任1962年写下的那篇日记的期望，他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人们还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为他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铜像的材料，都是台湾登山协会志愿用人力背上去的）。

由于没有遗嘱，于右任在1962年元旦后没几天写的一首诗，就被当做了他的遗嘱。

那首诗，就是著名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严格来说，于右任应该不能算“名士”。

因为中国传统认知中的“名士”，是出名但不出仕的——于右任做了34年的“监察院长”。

但我又实在找不出适合形容于右任的词：书法家？教育家？政治家？报人？都只能形容出他的一面而已。对了，于右任喜欢美食，还是著名的美食家。

鉴于他那个“监察院长”基本上也当得有名无实，所以我觉得还是用广义上的“名士”来形容他，似乎更妥帖些。

说起名士，大家自然会想起魏晋风度。

魏晋名士有的，其实于右任都有：诗情，文才，书画，生活趣味，高雅格调，纯洁品性。但和魏晋名士的尚空谈不同，于右任是脚踏实地的，他是“入世”的。

无论是办报还是办学，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于右任都是尽心尽力，且竭尽所能。归隐山林，纵酒高歌固然惬意且显风度，但更让人尊敬的，是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尽己之力，为苍生增一份福祉。

这也可能就是于右任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自同盟会始至如今，国民党内诸多人物，能在海峡两岸引发一致认同的，算来算去，可能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孙中山，一个就是于右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