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云：一切都将无可追忆 ——读王继《六月悲风》后的冥想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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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一切都将无可追忆 ——读王继《六月悲风》后的冥想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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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将无可追忆 ——读王继《六月悲风》后的冥想 作者：唐云 来源：微信公号-苍山夜谈 记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一个六月的早晨醒来太早 我不知道托马斯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写的这首诗，也无从捕捉他对六月记叙的原点在哪里，如果继续读他的诗，会看到这样的句子： 日历本已写满，将来未知 好了，我知道，我在阅读王继的《六月悲风》的时候，突然想起托马斯的诗歌，肯定不是自由联想的结果，而是一种强烈的指向性暗示把我带到了这里！是六月悲风暗含的题意，让我感觉到铅的沉重以及不可再入睡的尴尬——在王继记忆的日历本上，他画过的痕迹经过了几十年才这么被集中展示出来，忧伤而又遥远地和他自己的累累情债对视： 梦，遗落在大地上！ 如今，能够把人带入一种情景或状态的阅读已经越来越少。我花了整整三个晚上（都几乎是通宵）才阅读完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作品，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慢了。这与可读性和趣味性无关，而是与作品对我个人阅读经验的开启有关。回头整理一下阅读经历，我发现至少三个因素影响了我的阅读进度：一个就是“代入”感，我常常被带进那段历史，因而也激活了自己对历史的缅想思绪，而我之“代入”，常常在于我会将自己幻化在他描写的具体情境之中，甚至我会情不自禁地哼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歌曲，还在于我常常想起我曾经的少年时代，那些知青朋友给我的禁书以及后来和他们彻夜长谈的日子：70年代初，一个农村小学生跟在一群知青的屁股后面，看着他们洋气的穿着和满嘴莫名其妙词汇的谈吐，自然觉得新鲜而又好奇，还常常以老农民的口气嘲笑他们干活时的笨拙，而他们，则像一群教唆犯一样，教会了这个学生骂脏话、让他阅读诸如《青春之歌》、《苦菜花》这样的禁书，在公社宣传队，男女知青们的打情骂俏，还让这位小学生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某种骚动与绝望；其次是王继特殊的叙述技巧。或许这不应该叫技巧，而是他自己不断的进入与间离交替的写作状态。我可以想象他的这种状态，他并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惊心动魄、悬念叠出的完整故事，又不愿意在岁月的尘埃中去寻找抒情诗或者假装哀怨地唱一曲挽歌（这些东西，在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里几乎被搞滥了），他在回忆自身的特殊经历的时候，不断地在往事的记叙中加入当下的评价，记忆中的他自己或者黄双林曾经是一个理性遭受蒙蔽的人物，而评价，则相当于理性复苏之后的自省，他看似纪实般地设置的三个时间节点（1971、1985和2000年），漫不经心地向我们透露了中国大叙事的某些关键元素，也透露了他自己人生命脉的几次回环与纠结，区别于19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对于叙事迷恋所生硬地颠倒时态的做法，王继在中国“叙事革命”之后30年，以其内在的立体化叙述，对早期中国先锋文学完成了超越，而且又是那么自然而然——对于这种抛弃了整体悬念的小说，如果阅读者缺乏相应的阅读经验，自然会被这非线性叙述技巧搞晕乎掉，我虽是一个职业阅读者，但也免不了在阅读完一段之后，要回头去串起他的线索，这是一个有趣的经历，因此我宁愿慢下来；其三，我牢牢地被这样的问题缠绕：被刻意消弭掉的庄严感背后，到底隐藏了王继怎样的历史意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WG对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口口口，它不可辩驳地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民族在经历了一系列前置性口口和口口口口、经历了意识形态的狂热与切实的食不果腹的口口、经历了全民族的造口运动之后，将无一例外地变成偶像的奴仆！他们不会怀疑这个被刻意包装出来的神圣偶像，甚至不惜自我矮化以衬托和维护偶像的威仪，他们在神谕一般的指示下，能将物质匮乏时代对于食物和棉布的依赖，迅速转变为对口口者全部的精神依赖，而且这个依赖的不可动摇性超过了以往一切的宗教狂热！这是1960年代整个中国在口口主义达到顶峰时刻的全幅精神图景。正如阿伦特所说，口口主义之成功中最令人不安的的因素，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D，被送进苦役营或集中营，口口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他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具体到WG中的国人，他们从长期个体价值的阙如状态中，似乎一夜之间就获得了政治上的价值肯定，除了时刻准备为偶像牺牲一切之外，他们还同时获得了群体暴力的正当性权利，他们也因此从价值的阙如跃升为对价值的虚估，容易地被某种虚妄的理想主义和狂热主义驱使，进而爆发出人性的大恶，以各种正当的名义实施着各种非法的暴行。当对同类施暴的抄家、揭批和武斗到了尾声阶段，那种狂躁的惯性并不可能马上得到遏制，因此“战天斗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就将他们带向更广阔的场域，开始对自然施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充满政治阳谋与经济的考量，也为后来的学者提出了复杂的社会学、心理学问题！ 如果以此为背景来考察那场WG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会发现，这场涉及无数家庭以及青年人个体的运动，不但有着多种纠缠与牵扯历史因素，有着集体疯魔的戏剧性，更具有某种我们尚无法确知的魔幻性与神秘性。 表面上来说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国策，是发动者眼看局势失控后的匆忙决定，但它偏偏又使用了“扎根”这个词汇，“扎根”对个体来说就是一辈子的永久，而处于其中的每一个青年，尽管对扎根并无深入体会，也无法去怀疑这个国策的临时性与随意性，他们只是发现将城市户口迁移到乡村，从保证供应的城市生活跌落到每日为口粮发愁的境地，不仅仅是空间的迁移，似乎还是时间的回流，从一种他们认同的“文明”回到了陌生的蛮荒与贫穷……最关键的是，以户籍制度固定下来的城市身份，一夜之间也因为户口本的改变而改变，无论其间充斥了怎样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狂热，具体生活的难题以及看不见未来的忧虑，都将攫住每一个青年的咽喉。我不清楚郭路生当年为什么会写下《相信未来》的诗句，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少有的先知，因为先知所以造成了他最终的精神分裂！在王继的作品里，他客观地表现了这些被攫住命运咽喉的人们，真实地产生了彼此抵牾的态度：黄双林一次次坚持自己不属于这里的同时，魏文武却以一双草鞋挂出了扎根一辈子的标签！悲哀的是，就算是黄双林，他也不会清楚在伟大人物那一挥手之间，到底蕴含了什么样的神秘力量！ 并非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王继，不可能去剖析那种理想主义和狂热主义并存的口口主义谜团，而是在生活流的叙事中，通过未经装扮的事实来呈现历史面目，通过知青生活的逼真描写来还原历史，而这个历史，也仅仅是他自身触及和关涉自我的那部分而已。正是这一谦恭的态度，使得他的《六月悲风》没有梁晓声北大荒模式的悲壮感，也没有邓贤云南系列的深沉的主观意识。如果说在《八月欲望》里，王继还多少显示出了一种批判性，在渲染孙婆婆和刘袒之死亡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悲剧意识，在描写批斗戴荷花时故意写出花香，还有那么一点浪漫和象征性诗意的话，那么在《六月悲风》里，他的叙述几乎都是冷漠的，因而显得更为客观。只有在描写覃幺妹的目光的时候，才特地透出了一丝丝的柔软与温情，大多数时候，那怕是写到覃老汉的死亡、覃幺妹父女的死亡甚至韩三的死亡，他都尽量抑制住了奔涌的激情！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他的冷漠与客观背后隐藏着更为庞大和坚硬的自我意识，隐藏着一种不会轻易被人发现的巨大悲悯，这就是对大历史的深切感悟以及他触及到的在荒唐岁月之外的那种魔幻与神秘。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图景？ 我现在能够想到，在若干年后，历史学家肯定会对这一段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会迷惑不解：是什么力量可以在一瞬间将这么庞大一个群体从城市驱赶到农村？是什么原因让这群青年白白承受着青春虚掷的结局？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既需要接受再教育又欺骗他们大有作为？一个国家在她最有希望的整整一代人出局和缺席之后，又能怎样疗救陈伤？抑或他们本身就是伤痛之一？ 显然，要直接和正面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很难的，《六月悲风》在这里显示出它切入历史的巧妙。我认为王继在构思作品的时候，是设定了一个有效的边界的，不论是出于小说的叙述的需要，还是在于他对历史的理解，他都让他的人物简单起来，事件也简单起来，让迷雾重重、浑然囫囵的历史只呈现出具体可感或最为醒目的部分。 但是，简单的人物设置并不意味着是对对象的简单化处理，正如莫泊桑在《羊脂球》里把整个巴黎浓缩进一辆马车那样，王继那几个人物，也分别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社会意识、身份定位和叙事角色：黄双林始终居于其中又游离于外，而这显然在小说中是一个叙述人最合适的身份，在当时和后来他都既是小说叙事的主人公又是时代政治的旁观者，甚至，他不过是众多主人公中的一员，正是他的清醒与怀疑，才完成了“我”的形象，才有可能作为记录者而形成这样一个“文本”；韩三作为黄双林的一个侧面而存在，他们在生活和精神上的相互支撑、彼此抵消，有点像宝钗和黛玉的角色分配，在叙述学里，韩三则相当于黄双林的第三人称，有利于弥补第一人称叙事的不足；龚晓平姐弟是狭隘、胆小又脆弱无助、只求自保的一代人浓缩，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心机重重又不敢大胆袒露，他们只是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因压抑和剥夺太多而养成的那种狡黠与怯懦交织的内在人格的代表。在叙事中，他们的角色十分重要，既担当了叙事紧张的缓冲者的角色，又预示着各色人等的最终归宿，屈辱、平安而碌碌无为。而魏文武则相对于这几个人物而独立承担了更为复杂的任务，他的人格凸显了政治挂帅年代的无知与狂躁，但王继并没有将他归于不近人情的政治生物，而是赋予了层次丰富的内涵——任何时代都有魏文武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或真诚或虚伪、或坦荡或阴鸷，魏文武的胸襟与真诚，比大多数假积极、真投机的市侩人物要可贵得多，这是王继对当年“插友”的宽厚所致而手下留情呢，还是魏文武本身显示了理想主义大多与纯洁的无知相伴？王继在描写魏文武的草鞋标志的时候，把他的愚钝与可悲的一面都展现了出来，甚至让人产生了怜惜：有谁能够在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中都坚持穿草鞋呢？在魏文武与黄双林、韩三他们的对比中，王继意识到的不仅仅是这一代青年性格与追求的相异，而在于社会管控机制下，不同人群的反应差异，这种差异无法以善良或卑劣、正义与邪恶来判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Bonnin）在他的论著《失落的一代》里指出，“为使知青俯首成为国家对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统治者们拥有一整套既复杂又阶段分明的社会控制体系，其中包括思想灌输、对思想及行动进行监督、奖励、批评以及镇压……”但是，在偏远的农村，这种管理制度虽然无所不在，但相对于城市来说就宽松得多，因此魏文武的反应可以十分虔诚，而黄双林和韩三的反应则可以相对冷漠和背离，他们之间在叙述框架内恰好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其实，通过“光头司令部”事件魏文武对黄双林和韩三等人的倾力相救的描写，作者已经把魏文武从一个可怜可悲的角色拉到了接近正常的状态，至于后来对高董子的改造，那是魏文武这类积极分子狂想曲的延续。江薇薇的角色比较微妙，她几乎在所有事件里都是比黄双林离得更远的旁观者，但她和韩三的关系以及最后的戏剧性结果，让我们看到了王继铺设的爱情暗线。在一切还没有揭秘之前，我都一度以为在荷尔蒙或爱情方面，黄双林的自慰与梦遗、魏文武的闷骚与假模假式的不食人间烟火、龚晓平的功利主义抉择就是担担坪青春与爱情的全部，但在韩三死亡之后，异峰突起的江薇薇的故事，让我看到了王继的叙事的节制以及对结构主线旁逸斜出的警惕。如果叙述角度稍稍转换一下，要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是非常容易的，它具有完全戏剧化的人物和事件，同时具有经典悲剧故事的所有元素：一个是准军嫂，一个是血统可疑的零余者，他们都处于被遗忘被抛弃的境地，又处于荷尔蒙最为发达的年龄，最关键的是，他们都被孤独困扰、又被严苛的律令限制，但他们背负着这么多的重压，依然不顾一切地突破了防线，毫不顾忌任何后果……但是，这么精彩的故事，王继居然让其成为了空白，可谓是用心良苦，他在等待所有的读者参与，让读者自己去完成故事！ 王继设置的这组简单的人物与荒唐时代和大山里的农村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这场运动背后所有的魔幻景象与神秘内涵，再也不能以所谓历史的误会、所谓试验性政策来为这场运动开脱，正如不可以任何借口为整个文化大口口来开脱一样，如果还以所谓理想主义和民族大叙事来粉饰的话，则是我们的耻辱！因为我们在这部仅仅以生活流的方式展开的自叙传作品中，看见的是浸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的那个挑战人类智商与正义的权力魔掌，看见每一个孤独个体在这个藐视一切法规、藐视一切生命存在的魔掌下，毫无希望的挣扎和无可奈何的受伤乃至死亡！它的神秘性在于，这些被摆布被驱赶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就被装进了一个死亡游戏的囚笼，他们每一次生命的悸动或本能的挑战，都在白白增加着这游戏的“乐趣”与刺激性！他们本身无法突破这囚笼和退出游戏，而只有那掌管着钥匙的权力大手，才可以将他们从一个囚笼放出来又送进另一个囚笼。所谓返城、就业或者恢复高考，也许对个体生命来讲是有价值的转捩，但在整场游戏没有彻底结束之前，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继续充当他们被程序化了的游戏角色。尽管我们可以因为社会的进步，站在新的高度去批判和解构这场游戏，并清醒地指出它的虚妄与神秘，我们同时也会痛苦地看到，尽管全国1000多万知青这个庞大的群体被关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被赋予了虚夸的生命价值、经历了虚张声势的洗礼，填写的不过是一张虚拟的履历，但是，在这个浩大无边的楚门世界，在一切都是虚拟的游戏中，黄双林们的痛苦是实在的，韩三们的死亡是实在的，魏文武的疯傻也是实在的——炸掉的是虚拟世界的阳石，消失的是现实世界的骨头！也就是说无论输赢，最终为这场游戏付出代价的不是游戏的设计者和发起人，而是这些被蒙蔽和程序化了的棋子儿！ 在深夜的阅读里，我会因此而感到背后阵阵的冰寒，在这场囚笼的游戏里，就算你已经脱离了蒙昧、就算你智慧超常，你又能怎样？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借助毫无节制的纵欲来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抵御游戏的外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对红色威权的解构，但他们的小世界终究仍然是囚笼内的一角，如果楚门不是最终触及到虚拟世界的边沿，踏上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阶梯，他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别人游戏中一个被动角色吗？在这里，我深深地意会到在王继刻意隐藏的大悲之后，有着绵韧而无边的隐痛，是一个走出楚门世界的醒悟者在暗夜里为千万同胞无声的啜泣！ 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王继会在几十年后坚持写下那一段故事了，因为我知道，王继不想再配合别人玩游戏了！因为不会电脑，腰椎间盘突出而不能久坐的他，顽强而痛苦地半躺在床上，以一个ipad为工具，一笔一划地在写字板上写下那些生活，就是为了脱离这虚拟的游戏场域，希望能够在真实的生命大地上重新“安家落户”！从1969年、1971年、1985年、2000年到2017年，我看到的是王继从楚门的世界里一步一步跋涉出来，其间再多的泪水都已经风干！ 我已经不再习惯“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一定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样被众多中国作家竞相模仿的《百年孤独》句式，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这种因为时态问题而在汉译过程中被趣味化的现象，这在叙述学里常常被称为“预叙述”，同时它又不是与“倒叙”可以完全対置的一个叙述手法。在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滥觞之际，它之所以被大量采用，在于它刷新了我们对语言的期待值，是对线性叙述的全新挑战。但是对这种纯技巧的模仿，常常会因为新奇感的消失而变得累赘和多余。相对于讲究时态的拼音语言，汉语有太多的时间副词可资利用，大多数读者更习惯“昨天”、“前天”或“多年前”、“那时节”的表达方式。在初读《六月悲风》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就站在1980年或2000年的位置发出评论而感到不适，或认为作者又在重复模仿的道路。但仔细读下来，我们会看见王继的每一次“穿越”都打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上。 上篇的开头，王继就引出了三个时间点：1969年、1985年和叙事起点的2000年，这无疑是在告诉读者，他是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并把握了这个整体而开始叙述的，这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及的他的写作是不断进入和间离的状态。我们可以强调这一点：只有整体性的建立，才可能形成这样的打乱时序而任意选择起点的叙述；第一次出现“很多年以后”的句式是在讲诉覃老汉的棺材之后，黄双林将生命意识、传统巫术和“早请示”之类的现代迷信进行幷置、并企图寻找其联结和解释，但这样的幷置本身造成的是一种滑稽效果，当我们看见覃老汉忙不迭地向领袖像跪下并紧张地解释的时候，谁都可能莞尔一笑，一切政治的、严肃的问题，在这一笑之下被有效地解构，而解构意识的诞生或发现当时情景的滑稽感，绝对不可能是1969年的黄双林他们，而只能是几十年后的作者，这意味着解构或滑稽感的造成只能是作者叙述的结果，并不是当年黄双林他们的感受。当作者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来袒露自己对巫术之类的理解的时候，更是对这一解构效果的加强。 很多时候，王继可能并未意识到他对记忆的展现方式涉及到了叙事理论的某些关键性问题，如前面我们谈论的预叙之外，他还大量地采用的补叙或插叙的方式，使整部小说呈现出立体结构之外，也尽可能满足了读者参与和驾驭叙事走向的愿望——这也许是读者阅读兴趣被调动起来的一种有趣的方式-——对结局的预先知道，读者会对走向结局的过程更感兴趣，他们可以产生先知先觉的优越感而得到相应的阅读快感和极大满足。当王继描写到他站在他和韩三最后一次回望金峒司的马路边缅想之时，那种事先隐瞒起承转合的过程而直接截取某个被固化下来的情景的目的，就在于引起读者对接下来的叙述的提前参与，至少，他让读者沉入某种情绪和氛围之中，陪伴他的叙述走入最终的结局！ 我想提醒的是，你可以一口气读完整部小说，你或许是为奇幻的地方色彩而着迷，武陵山区山花烂漫又山歌浪漫；或许会对语言的趣味而击节，方言俚语、插科打诨以及滑稽模仿，都在作品里有声有色地复活；也许还会对人物的最终归宿而牵挂，会为覃幺妹惋惜为韩三和江薇薇惋惜……但这部小说的真正可读性还在于作者以他的叙述将读者的某种情绪调动起来，以细节来复原历史的整体性，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把读者也编进了历史，而他间离的时候又是在和读者谈论历史！对读者的不离不弃态度，让读者更醉心沉入缅想并与作品互动。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叙述的魅力有时真的具有巨大的超越性！ 王继写完了《六月悲风》，似乎应该松了一口气，但我发现他并不。记得有这样一句话：谁记得历史谁就显得沉重。但我还是被他最后的情节逗笑了，疯人院的魏文武看见黄双林去看他，突然喊了那么一嗓子：又来了一个！王继在这里玩了一把黑色幽默，有点像当年昆德拉讽刺勃列日涅夫。昆德拉讲勃列日涅夫站在红场克里姆林宫观景台上，举手投足都刻意要显出斯大林那般的至高无上的威仪，但昆德拉说他对斯大林的模仿不过是第三重模仿，不可能达到自以为的崇高伟大的境界，反而只能是滑稽和笑话，尽管这个笑话切切实实又是俄罗斯人民的再一次灾难！ 我被逗笑了，也忍不住喊一嗓子“又来一个”！ ——尼玛！这是知青文学的终结，但肯定不是最后一部“知青文学”，一切都将无可追忆！ 2017.11.11于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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