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读书人不过如此

我想起1969年的一些人和事，比较复杂，又比较鲜明。

先说一件发生在北京的事。

国子监里，和那些有近千年的建筑相伴的，是那些栽了近千年的槐树。有位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坐在仓库里的木板箱上，看着眼前一捆捆古书，眼睛里放射出惊异的光。那些古书，是红卫兵小将们抄家抄出来的，当做横扫旧文化的战利品，交到了文物管理部门。他们抄家抄出来的古书数量巨大，特别无辜，大部分当场焚毁了，或者送去做了纸浆，只有一份手抄名单上的例外，抄家以后全部送来，堆满了一个又一个旧仓库。据说那神秘名单上写着的几十个名字，都是北京的著名画家书法家收藏家。

只有我们知道，那名单是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学者提供的。他在北京，不仅是学者，还是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收藏家，因此他提供的名单，相当准确，没有遗漏。他不被察觉地叹了口气，没有他的名单，眼前这些珍本、善本、独本，这些都是稀有宝贝的古书，就会在人间消失。现在，他在寒冷的深秋，不知不觉翻看了三个多小时，打着喷嚏，擤着鼻子，冷得发抖。据知情人说的另一个版本，他是穿着厚呢子大衣来的，但坐在火盆旁边烤火时，他的注意力还在手中的书上，因此大衣的一角掉进了火盆，不能再穿了。

他选好了一批古书，随身带走，另外一批在保管物品清单上挑出的古书，会有人帮他找出来，送到家里。就这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抄家的红卫兵那里，从其他的文物管理渠道，得到了五万多册珍贵的古代书籍，还有五千多件珍贵的古代文物，足够开一个中小型博物馆。

下一件事也是在北京。

北京的旧鼓楼大街，有一处幽雅的深宅大院，有亭子、假山和长廊，有连成一片的竹林，有大大小小三十九间屋子。大清帝国的晚期，宅子主人最后的职务是邮政部大臣，在1911年实行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引起了帝国大厦的崩溃。在波澜壮阔的一生里，他把自己当做最成功的实业家，不当作最著名的学者，但他的另一个重要职务，相当于北洋大学堂的校长。这可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它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哈佛。

到了1969年，这所宅子的主人，换成了最为著名的革命理论家。这位七十一岁的干瘦老头，能耐可不得了，中国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都要经过他的修改，才能出版。在他看来，毛泽东的著作也需要编译，要不断符合变化了的革命形势，比如伟大领袖在每一次重要会议上的报告，大家听到时一个样子，两年后出版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是一种本事，把汉语翻译成汉语。

谁能想到，这最著名的理论家，还是个生活趣味十足的人，更具体地说，是满怀旧生活趣味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旧生活趣味全部被革命者禁止，但他例外，可以养宠物犬，可以吸食鸦片，可以有很多春宫画和淫秽小说来欣赏，还可以邀来一些演员在这宅子里演出很黄很暴力的戏曲。如果我们宽容一些，把这种生活趣味叫做文化趣味，那么，这座宅子前后两个时代的主人，仅相隔了半个世纪，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前面两件事，不管是不是巧合，都与七十一岁有关。我还想起了与这个年龄有关的另一件事，发生在北京和上海。

1969年底，北京有个七十一岁的政治家，忽然把他签字的一道命令，传递到上海市公安局，要他们把上海监狱关押的一个犯人立即处死，并且还要封口，不许他临死前说话。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政治可以决定个人的生死，政治家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存亡。北京的那个政治家，在延安时代就相当于秘密警察的首领，曾经把大批党内官员当作特务来清理。用他的话说，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到，蹲下一看满地都是！果然在他蹲下一看之后，一些重要单位的党内官员，竟然出现总人数一半以上的特务，被抓、被杀或自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要谁去死，谁就不能活。

要枪毙的这人，名字相当陌生，谁都想不起他以什么罪名入狱，判了多少年徒刑。公安局的人仔细查阅档案，尔后大吃一惊。原来这人在1930年代，曾经是共产党某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还一度在中共领导集体里负总责。负总责，是一个奇怪的专用词语，用在党派之内，含义是没有最高领袖的位置，但是做最高领袖的工作。后来，他落入政府警察手中，立刻坦白认罪，揭发同党，使革命遭受了损失。1949年新政权建立，第二年就把他关了监狱。

公安局找到他，看见的是一个在监狱中关押了很久的犯人，从六十岁关押到七十九岁，走路摇摇晃晃，神志也不清醒，再不枪毙也会老死。枪毙就枪毙吧，但封口有点困难——当时枪毙的犯人有许多政治犯，都需要让他们闭嘴，有的在嘴里塞上东西，有的摘掉颌骨，有的隔断喉管，面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这些方式显得不近情理。但上边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聪明的上海人，就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炒了几个小菜，开了一瓶白酒，当老犯人乐颠颠地吃饱喝醉，再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从背后开了两枪。在1969年，这个七十九岁的犯人，前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被枪毙者，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的思绪产生了错误。前面说到的三个人，一个学者兼画家书法家收藏家，一个理论家，一个政治家，哪能那样巧合，都是七十一岁？我又仔细想了想，这三个人真的不是三个人，而是同一个人。

他叫康生。

他叫康生，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在中国被称为阎罗王、中国的贝利亚，在国外被称为投机主义者、东方的马基维利。在知道底细的人眼里，看起来温文尔雅，瘦弱枯干的康生，却是邪恶幽灵的化身，无所不能的恶魔。

说起他的1969年，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他在那一年年初，下令要在军队中清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所谓的这个党，出现并消失在1940年代，新政权建立之前。谁都知道，新政权建立后强大无比，不会有任何反对党派存在的可能，但康生要抓那个曾经出现过的党派，就有几百万人遭到清查，几十万人殴打致残，几万人活活打死。这件事情，我不想说的太多，深深感受他们的痛苦，我有限的泪水远远不够。

那一年，还开了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康生选进了政治局常委，成了排名第四五位的党领袖。可是这一点非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大会选定了毛泽东的新接班人，还把那个人的名字写进了党的章程，这可是世界上从没有过的事情，而毛泽东原定的那个接班人，已经被清理出去，在同一年里极尽凄惨，死无葬身之地。都说是新人笑，旧人哭，可是政治上一旦落败，连哭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在回忆1969年的时候，不止一次想到这两个人，但他们是职业政治家，他们个人的命运如何，用不着我过多的关心。

最后我选择了容易忽略的康生，只因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远的不说，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饱读诗书之士，而他在二十多岁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之前，就已经是一所学校的教师了，同样是饱读诗书的人。我也是个读书人，相比于那些职业政治家，我更应该关心的，是我读书界的前辈们。

我向往的最好的读书时代，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的孔子时代，有很多读书人，有多种多样的学问，像一座座高山流下的水，可以有自由的方向。后来到了秦代，中国就进入了专制社会，而专制社会里，只需要维护专制的学问，只需要维护专制的读书人。他们挣扎，他们反抗，但是无济于事，最后的演变，是他们曾经远大的读书理想，都被逼迫到一个狭隘的途径：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更大的不幸是，他们遇到的帝王，一旦是个具有邪恶思想的统治者，他们还想继续做官，就得死心塌地投靠过去，把君王的邪恶思想当作天下最高尚、正义的思想，并且用自己的智能，帮助那种思想继续发展，为虎作伥，荼毒天下。他们如果还有自己的思想，哪怕只有一点点儿，不仅不能继续做官，还逃不出砍掉脑袋的命运。这样的事太多了，与继续做官一样，都是悲剧。如果他们有幸，遇到好的帝王，一个具有正常思想的统治者，他们也会很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好人。

这就有些像赌博，是赢是输，要看抓到手的是什么牌。读书人也有自己活动的空间，但是很小。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