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9（一）】：

卡扎菲上台——开枪比读书容易

昨晚看一部电视剧，男主人公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大西洋城的一个政界领袖，同时又是黑帮领袖。关上电视机后，剧中的一句台词，仍然在我耳边反复响起，便是那黑白两道的领袖人物说的，“开枪比读书容易”。这话说得简洁，说得透彻，可以做一篇文章的题目。

接下来想到的是卡扎菲，刚刚被埋葬在沙漠深处的卡扎菲。我还想到，他出生在沙漠上的贫苦家庭，十几岁时才被送去读书，已经过了知识启蒙的最佳年龄。很不容易读完中学，再读大学觉得太累，就去军校学习两年，当了通讯排排长，军阶很低。可是，有了枪之后，他仅仅向前迈了一步，就当上了整个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那个国家叫利比亚。在他发动政变的1969年前，国家的名字还叫做利比亚王国，领导者是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在政变的1969年，他成了国家的领导者，改了国名叫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后来又改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在每一个心向善良的国家，容忍异己的存在，政变者的成本就很低，机会就很大。据说同时有几个团伙，都想篡夺老国王的权力，唯独级别最低的卡扎菲团伙成功了。因为他们年轻敢干，下手更狠。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开枪比读书容易，还想起了同一部电视剧里的情节，当美国总统巡视到大西洋城，有个十二岁的少年问道，怎样才能当上国家总统，人们认真地告诉他，要好好读书才行。但那是在美国，要是在利比亚，或者二十世纪的好多国家，读书不行，开枪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的革命者说的。那是个太大的国家，他们流了几千万人的血，终于在1940年代夺取了胜利，并且影响了世界反叛政府的潮流。

革命者卡扎菲就出生于动荡的1940年代，篡夺国家权力的那一年，二十七岁，年轻英俊，没有敬畏，敢想敢做。我们可以推测，他有搞好这个国家的全部愿望、热情和豪气，但是没有足够的知识，这在他废除原有的全部法律，仅仅使用古兰经执法这件事上看得出来，那不过是他出生的沙漠上的经验，离现代社会很远。可是，远和近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那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国土无比辽阔，资源无比丰富，民众很容易生存，这让他稳稳坐了四十多年的江山，由一个年轻的卡扎菲变成一个年老的卡扎菲，由一个革命者卡扎菲变成一个独裁者卡扎菲。

看了昨晚的电视剧之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黑帮领袖。

他开始执政时，就在国际事务里成了黑帮老大。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所有从事恐怖主义的组织，都能得到利比亚的援助。1972年的幕尼黑奥运会血案、1986年的柏林爆炸案，卡扎菲都被指责是幕后推手。更严重的，是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这一年12月，伦敦飞往纽约的泛美公司PA103号班机，起飞半个小时后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一共有270人遇难。我看过的一部纪录片证实，这架民航客机是行李舱中的定时炸弹引爆的，安放炸弹的是利比亚特工人员。在世界的眼里，他是本拉登出现之前最大牌的恐怖分子。

在国内事务里，他也渐渐演变成黑帮老大。比如像黑帮一样，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为自己的家族积聚了以千亿美金计算的财产，比如像黑帮一样，残忍地杀人灭口，曾经在三个小时里杀死了几千个反对他的人。至于他搞的几次镇压反革命人物的大型运动，更是充满血腥的屠杀。在清理异己这方面，他的暴行远远赶不上斯大林等独裁者，但这不能说卡扎菲不是黑帮领袖，只能说二十世纪里，黑帮领袖性质的独裁者，数量太多，下手太狠。

可那是世界正义力量不够强大的二十世纪，到了二十一世纪就不同了。2011年，当五千名利比亚平民，聚集在广场上和平示威，卡扎菲派出军用飞机屠杀他们时，整个世界不能再袖手旁观了。这个文明世界的公民，像我看一部电视剧忽然明白了“独裁者都是黑帮领袖”一样，从卡扎菲轰炸平民这件事上，明白了“人权大于主权”的道理。国家的主权，是百姓的，不是独裁者的，所以，人权就大于主权。出现这样的共识，已经很滞后了。在卡扎菲上台的前一年即1968年，苏联侵略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他们认为那个国家的改革，危害了共产国际的生存。那时候，他们就认定了“党权大于主权”的道理，这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可是，“人权大于主权”的更正确的观念，滞后了四十多年才出现，已经很晚，但毕竟来了。

于是，卡扎菲死了。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历史是一部大戏剧。我们是导演，是演员，也是唯一的观众。不反对独裁者的人们，也是独裁者的帮凶。利比亚民众醒悟了，卡扎菲的时代就结束了。虽然他贪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贪恋自己桀骜不逊的形象，但是，在历史这部大戏剧里，剧情在不断发展，规定了他在利比亚执政四十二年以后，必须离开这个舞台。

让我感兴趣的，是卡扎菲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利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对于那个协会，他虽然只是一个名誉主席，做的事情却特别重要：逮捕、暗杀了数不清的独立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强大的思想控制，使得利比亚几十年里的文学创作，一直处于低潮。我和许多中国作家一样，不知道利比亚有哪些著名的作家，仅仅知道中国出版的一部利比亚文学作品，作者正是卡扎菲自己。他那部小说集的书名，中文版叫《卡扎菲小说选》，原名特别长，查一下百度才能想得起来：《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宇航员自杀及其它小说》。

“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这是卡扎菲一篇小说的开头。熟悉这部小说的利比亚人认为，这一段以及整篇小说，预言了杀死卡扎菲的那场革命。他们会想到，是不是所有的独裁者，包括卡扎菲，心里都做好了被滚滚洪流吞没的准备？

 

转身之间，丢了什么

如果是下雨天，踩着泥泞的步伐，背着破旧的书包，向前走到路口，右拐是小学，左拐是中学。

秋雨凉了，流淌在满地落叶上。还有雨滴从伞面的小洞落下来，那把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油纸伞，我的几个哥哥都举着它去中学读书。在那个路口，我只停了一两秒钟，向右边望了一眼，再转身向左，把小学留在身后。

那年秋天，我开始上中学，不再是小学生了。

现在想来，向左向右，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叙事方式，突出了我上中学这件事情。事实上，在那个有三四百年的路口，能看见你想看见的许多东西。比如，你站在那里，无论看着哪个方向，都有一所小学或者更多，并且相隔不远。它们与中学的区别，并不像我说的那样，在方位上有明显的对立。我现在的写作，是非虚构文学的一种。我不想把虚构的东西加入其中，但即使不去虚构事实，也很难避开喜欢的叙事方式——突出了某些事实，滤掉了其他事实。这样一来，我就怀疑起所有的非虚构文学，是不是都很纯正和纯粹。我想到，即使不计入讲述人有意虚构的因素，谁都很难说尽全部的事实，除非是诺曼·梅勒，把一件不算很大的谋杀案，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前面我说过，那是个有三四百年的路口，但是也可能更早一些，那里就有一个路口，有很多人走过，包括读书的人。

我仅仅知道，中国的历史是一大片土地的历史，那片土地上出现过数不尽的国家，虽然我们把它叫做中国的各个朝代，但那些联系松散或者缺少联系的朝代，它们会同意吗？最近的一个朝代或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我的年龄大了六岁，几年前举国庆祝的，是它的建国六十周年，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连接或割断历史。

我仅仅知道，我所在的辽宁省的中部，是三四百年前大明帝国的边疆，北面是一些游牧民族，他们中的一支不断壮大，后来打败了大明帝国。而我读小学中学的地方，千山山脉尽头的一小块平地，在大明帝国时叫做长甸铺，是附近农民前来贸易的较大集市，围着黄土垒砌的墙，盖了敬奉菩萨的庙。那时候，这里没有小学和中学，学习是一种个人行为。偶尔有一个读书人骑马经过，在土墙内找户人家喝水吃饭，在山脚下的一座庙里敬拜菩萨，然后马蹄得得，赶赴京城，参加几年一次的科举考试。

长甸铺的发展极其缓慢，几百年里停滞不前，直到附近发现了巨大的铁矿，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大战又急需钢铁，才有操着日本语、朝鲜语的人，带着步枪与钞票陆续到来。我出生的十八年前，这里成了一座被冶铁炉火映红的城市，鞍山。接下来，谁也挡不住，城市人口翻倍增长。长甸铺变成鞍山南部的居住区，可以利用的空地都盖上房子，分配给钢铁厂的工人家属。土墙和庙宇不见了，贸易的集市不见了，与它们保持着微弱联系的，是与古老地名有关的四所小学：东长甸小学，南长甸小学，西长甸小学，北长甸小学。

还有一些小学，位置也在长甸铺，却选取了与时代有联系的名字。比如，工人街小学，得名于1950年代初期，那时候数以万计的农民涌入鞍山，成为工人；比如，向上小学，得名于1950年代后期，那时候中国领袖毛泽东发表了对学生们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比如，真理小学，建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候已经把毛泽东思想当做普天下唯一的真理；再比如，向阳小学，建于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中，那时的建筑物上，到处画着红色的、有光芒的太阳，太阳之中是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八朵向日葵的花盘，象征被毛泽东的阳光照耀的八亿中国人民。

唯一例外的，是一所乐群小学，看起来，它的名称与古老历史和当代社会，没有明显的关系。我读真理小学时，新建不久的教室，有几个屋顶漏水，像我家里那把油纸伞，遮住了大雨，遮不住小雨，外面的雨停了，屋里的雨不停。我们班就安排在乐群小学上课，大约一个月。乐群小学的地点在有轨电车终点站西侧，一所至少建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有面积很大的斜屋顶，墙面上的窗子却又少又小，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剧场，走进去看才像一所学校。

它的样子怪怪的，不像我读过的其他小学，不管是二三层楼房还是单层建筑，都有一个很大的操场。这所学校一直就没有操场，还是把操场让出去建了工厂，是我离开那所学校后仍然想知道的一个问题。还有它的名称，乐群小学，为什么与其他小学的名称，相差得太远？

很多年以后，我曾经怀疑过它是满洲帝国时期建立的小学，因为满洲帝国的教育相当发达，并且在鞍山建了很多小学，它们的校舍特别结实耐用，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还有一些扶着拐杖的老年人，从日本或是其他国家到来，寻觅他们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惊讶地发现，那些校舍还在使用，禁不住热泪涟涟。

但我又怀疑乐群小学的名称，可能出现的还要早些。乐群，是清末民初使用广泛的词语。如果查一下历史，当时，有了资深文化人创办的乐群书局和乐群月刊，有了归国富商在江浙一带创办的乐群小学。当时创办的南开大学，倡导的一种乐群意识，就是取自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让自己快乐不如让大众快乐”的教导，企图让南开学生形成融入民众、凝聚民众的能力。在1949年的新朝代或新国家以后，乐群（它的汉语字面意思是：使民众快乐）这个旧词语，实际上已经废止，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才会渐渐恢复。这样看来，我读过的鞍山乐群小学，可能创办在1949年之前的任何时候。

我不仅读过真理小学和乐群小学，还读过别的小学。提前上学那年，我先读北长甸小学，不久转到工人街小学。这两所小学，都建在1950年代初期，那时苏联贷款给中国援助鞍钢生产时，盖了一批三层的红砖楼房，做鞍钢工人住宅区，还盖了这两所小学，虽然只有一层，也很宽敞漂亮。可惜没过多久，我就因为年龄不够退学回家。第二年重新上学，读的是西长甸小学，大约是大跃进年代建的，比较简陋。读了两年后，附近建了三层楼的真理小学，我的班级迁了进去，除了屋顶有时漏雨，别的方面都很不错。这样一算，我的小学时代，竟然在五所学校里读过书，把哪个算做我启蒙的母校，还真是有点麻烦。人们到了年老的时候，会对自己读过的小学回报一种深情的怀想，那么，我怀想这五所学校中的哪一所呢，这也是有点麻烦，每一所都去怀想，像是用心不专，怀想你初恋时的、结婚前的每一个情人。

事实上，我现在已经不算年轻，怀旧的情绪时常蔓延。我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有时住在长甸铺，有时住在不远的地方。偶尔路过我读过的每一所小学校舍，总要无言地看上几眼。但时光过得快，身边的环境变化更快，只是在转身之间，就感到丢了什么。几天前有了空闲，再去那里走一走，它们都不见了。我知道我所在的城市，小学生的数量逐渐减少，比起我读小学，至少减去了一半，甚至更多，一些小学合并了，一些小学撤销了，空出来的校舍一律扒掉，连着操场的地皮，卖给了开发商。

我读过的五所小学，至今扒掉了四所：北长甸小学，工人街小学，真理小学，乐群小学。西长甸小学还在，迁到了别的地方。这让我不是一般的惋惜——世界上的国家，中学里班级人数二十多人，小学更少，十多人，当年因为穷困，建不起那么多学校，中小学的班级都是五六十人，现在学生数量减少了，每个班级的学生数量，为何就不能与别的国家一样？我读过的小学，如果都不扒掉，那么中国，至少有鞍山的长甸铺，可以与世界接轨了。

 

高山流水冲积出平原

鞍山这个地方，东部是山区，西部是平原。

山区不大，风光很好，叫做千山的风景区里，据说有九百九十九座山峰，藏着几十座佛教和道教的建筑，各个朝代的都有。我无数次去过那里，在1969年也去过，那时候所有的佛庙和道观，都被红卫兵砸得一塌糊涂，僧人和道人一个不见，也不知去了哪里。当时我的历史知识不多，还不能够产生疑问：在很多年代都是国家边疆的这里，宗教怎么会这样发达？后来才想到，在专制独裁的两千多年里，一代代独裁者好恶不同，崇尚佛教的时代常常焚毁道观，尊奉道教的时代常常拆掉佛庙。藏在山高皇帝远的这里，相对就安全一些。只有到了当代极权社会，强大的力量横扫一切，佛教和道教都不再繁华。

鞍山的境内，有三条较大的河流，辽河、浑河、太子河。每隔一些年，它们都冲出河床，在大地上游荡。在自然界，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把大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并且让土地肥沃，有利于植物生长。只有在河岸边种庄稼的人，以及河岸边的庄稼，才把河水泛滥叫做灾害。有一年夏天，河水涨起来了，站在辽河大堤上，有人告诉我，向西望过去几十公里，那么大一片土地，高低的落差不到一米。我心里想，这样也好，一旦河水冲出去，没有高处阻挡它们，也没有低处积存它们，会一直向前流进大海。可是又一想，还是不冲出去的好，几公里外就是我母亲的故乡，我的舅家和姨家的表兄弟、表姐妹们住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很苦，盼望着今年的庄稼。

我希望他们的日子，不会永远像1969年那样，即使庄稼丰收，日子仍然很苦。

我三哥前一年下乡去了，到了另一块平原，离舅舅家有一百多公里。那些从城里驱赶到农村的所谓知识青年，辛辛苦苦干到第二年秋天，颗粒饱满的粮食，进了国家的粮仓，他们开始算计这一年能挣多少钱了。我三哥后来说，他第一年挣钱，想给爱喝酒的爹买一瓶酒，给妈买一斤蛋糕，还要给我买个书包，或者钢笔，可是到生产队部算账领钱的那天，这些想法都没了。

按照生产队的计算，他们这些下乡青年，与人民公社的社员一样，到队里干一天活，可以挣一毛二分钱，去掉一年里下雨下雪不出工的日子，每个人可以领到三十多元钱。可是一算细账，在这一年里面，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油盐酱醋什么的，都算是他们预支的钱，扣掉这些，我三哥剩下两元多钱，只够回家探亲的路费。看着他们都低下了头，像被霜打了一样，生产队的会计说，这还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共产党，为你们这些下乡青年拨了安置的钱，把村西头的几间破教室修了修，让你们有住的地方。明年你们住的房子还得修理，生产队掏钱，也要算在你们的账上。生产队的会计还说，你们不要不知足。你们看看，咱们队有一半社员的家里，一分钱也得不到，扣他们一年里欠咱队的钱，还不够呢。

这真不是骗他们。我三哥和那些下乡青年，确实比社员们的生活好了许多。我去过三哥的青年点，也就是安置他们的集体居住地，与当地明显不同的，是外面栓了几条绳子，晾着换洗的衣服，干干净净地在风中飘动。他们从城里带去的旧军装，带去的其他衣服，颜色新鲜，补丁很少。而附近的十多户百姓家，只有一家晾着换洗的衣服，颜色灰暗，带着补丁。我看过一两部侦探破案的电影，自作聪明地开始推理：他们干着重体力的农活，衣服磨损很快，他们也想干净，也想漂亮，但没有换洗的衣服，他们没有钱，他们买不起，就像辽河河岸边我的表兄弟们。每隔一两年，都有农村亲戚到我家里，大包小裹地，把我家穿旧了的衣服，从城里倒腾回去。再隔一两年，我去河岸那边，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穿在他们身上的，正是从城里带走的衣服，它们旧的不成模样，补着各种颜色的补丁，在夏天里发出尘土、臭汗、尿骚等混合的味道。

如果我是这个国家里的经济学者，我还会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农民的贫困，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在1969年前后大约二十年里的中国，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天的平均收入，仅仅在一毛钱左右。在农作物丰收的年份，他们的生活依然困苦。

如果我是这个国家里的社会学者，我思考问题的角度还会变化。比如，在强令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年里，中国农村并没有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能力。贫困中的农民，没有谁欢迎知识青年来抢他们的饭吃，许多地方出现了欺负和迫害知识青年的现象。

如果我是这个国家里的政治学者，有良知的政治学者，会看到一种政治事件的两面性。比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经典论断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以后又反复强调，要通过教育农民，克服农民的狭隘自私落后思想。但是到了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如果这两种并不兼容的观点，只有一种正确，应该是哪一种呢？

但我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我三哥最小的弟弟。并且听我三哥讲述的，比任何学者讲述的都要生动。

他说，刚刚下乡的时候，农村里的干部还装模作样地教育我们，把我们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改造，没有几天就发现自己水平太低了，而我们这些毛主席的红卫兵，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比他们高多了，接受我们的再教育还差不多。那些农村的地痞无赖，仗着自己政治出身好，又是大队民兵，手里有枪，都想欺负我们。我们是谁，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大浪都见过，血流成河都不怕，还斗不过地痞无赖？一到打仗的时候，附近几十个青年点的同学召之即来，几百人都不怕死，猛冲过去，打得他们哭爹喊娘。

他说鞍山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正是寒冷的冬天，吃的是一种高粱米，叫晋杂五，特别高产，但是特别硬，像枪砂一样。吃的菜是冻了的白菜萝卜，又没有油，特别难吃。那个冬天，农村的鸡鸭鹅狗明显减少，被下乡青年偷吃了。特别是偷鹅，比偷什么都容易。农村的鹅不怕人，看见你就挺着坚硬的脑袋，伸着很长的脖子冲过来。这时候你一只手抓住一只，再把两只鹅的脖子打个结系在一起，扔在自行车后面就行了。

他还说他们到了秋天，队里让他们看青，也就是看住收割前的庄稼，不让人偷。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捉到偷青的人可以不讲情面。有个下乡青年，听到前面玉米地里有动静，冲进去一看，原来是屠宰场的场长和团支部的书记，一男一女，没穿衣服，抱在一起。没想到要捉偷青的，却捉到了偷情的，他就愣住了。那场长和书记跪下来，苦苦哀求，求他不要报告给组织。农村干部偷情的挺多，不报告给组织，组织就不管。以后，那屠宰场场长成了青年点的常客，每次都带来一些肥膘肉和下杂货，青年点的伙食改善了。

我三哥还讲过一些事情，但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和别人讲给我的混淆在一起，不容易分开。关于知识青年的下乡经历，有数不尽的长短篇小说与民间纪事，像高山流水冲积而成的平原，密密麻麻长满了植物。

前面讲的最后一件事，想捉偷青却错捉偷情，在各地都发生过。甚至这件事就是别人讲给我的，误记在我三哥的账上，也有可能。

 

红旗渠建成——激情之后还是激情

有一部记录片，四十多年前拍的《红旗渠》，本来已经忘了。中午与朋友闲谈，一位朋友说红旗渠是激情年代的产物，另一位朋友提到了电影《红旗渠》，据说那条红旗渠修了将近十年，那部纪录片跟踪了将近十年，拍了一万多尺黑白胶片，是最认真拍摄的一部中国纪录片，算得上革命年代的经典。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四十年前，搬一把小凳子，坐在中学操场上看的。记得是我刚读中学不久，放电影的人来了，在昏暗的天色里挂起一块白布，再用灯光把它照亮。那天的电影是《地雷战》，一部老片子，看过很多遍，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搞电影的人都忙着搞革命，好几年没拍故事片了。

电影前面加映的，就是纪录片《红旗渠》。它比后面那部《地雷战》还要精彩。同样是使用炸药，《地雷战》用来炸死日本侵略兵的，都是很小的地雷，威力也不大，而《红旗渠》炸开挡路的大山，一个炮眼就装了几千公斤。那是电影里说的，我们看到的炮眼里装不下那么多，不完全相信电影，但是爆炸的场面却惊天动地，烟尘向上翻腾，碎石到处乱飞。更让我们兴奋的，是系在长长绳子上的人，在山崖间飘来荡去，那些惊险动作，把我们看的眼睛都直了。电影里说他们像天上的飞鹰，我们看他们，却像山上的猴子，拉着藤条穿越林间。不管是飞鹰还是猴子，反正都一样姿态优美，动作敏捷，让我们喜欢，让我们羡慕，让我们的心中荡起激情。

更多的激情感染，不是来自画面，而是来自解说。那个男解说员的声音，像是从金属的喉管发出来的，并且始终在高音区喊叫。电影里的人民公社社员，开凿一个隧道之前，先在山石上写下“青年洞”几个大字，接着就响起了解说员金属般的声音：“社员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钻透太行山！埋葬帝修反！修渠为革命！凿通青年洞！”另一个画面上，人民公社社员在抬石头，一步一步，艰难向前，解说员仍然提高了嗓门，替他们喊出革命的豪言壮语：“毛泽东思想炼红心！铁肩能抬一千斤！修渠架桥为革命！敢叫山河日日新！”在我们听来，不管那解说词用的是什么标点，解说员一律读成了惊叹号。一部电影四十分钟看下来，耳朵快震聋了，以至于看过电影以后的几天，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嗓门儿都高了八度，听起来像是吼叫。

红旗渠是一条渠的名字，也是一条渠的精神，一条渠的激情。

在修建红旗渠的河南林县，可能一直就存在缺水问题，并且很严重。我这里用了“可能”这个词，是因为那部电影说林县一直严重缺水，但它没有提供有关的任何细节和证据，按照世界电影的划分，它不是一部严肃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宣传片，未必完全可信。

按我的理解，有水才能生存的人类，曾经是择水而居的，假如这里一直就闹水荒，怎么会出现一个县级的居住区域？电影拍摄林县民工翻山越岭修建人工渠道时，使用了一些民工在积水中作业的画面，这也让我想到，他们的用水环境，未必就很恶劣。甚至那个县的名字，林县，也让我觉得可疑，叫了那个名字的地方，怎么会是一直严重缺水的地方？

有一份近期的报刊资料，是负责治水的林县领导的自述，说他开始修建红旗渠之前的1958年，林县小麦丰收，亩产114斤。那个虚报浮夸的大跃进之年，其他的县都多报了产量，“在我后面发言的，就说自己县里边的小麦亩产400斤、500斤，也有谎称亩产1000斤的。可是，后面事情就来了，上级收征购粮，那个县亩产1000斤的要求上交500斤。这些在1958年很风光的地方，在后来的困难时期基本都垮了。”结果还是挺不错的，那一年的林县，趁着1958年丰收，也没有因虚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悄悄攒下了4000多万斤储备粮，也攒下了200万元的资金储备，有了修建红旗渠的一部分条件。

现在，我们相信他，相信他描述的1958年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不会想到，这样一来，林县可能不是严重缺水的地方，即使在两年里只有一年丰收，上一年的积蓄用于下一年的补充，民众也可以安稳地生活，还有必要修一条红旗渠吗？

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你会看见什么？

1949年以后的中国，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需要大量的电力和粮食生产，支援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以亚洲大陆前所未有的气魄，向一条条大江大河宣战。毛泽东先后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还把他在长江游泳时出现的“高峡出平湖”的设想，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他委托周恩来积极准备三峡工程的那一年，还出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是我在一位旅德学者的文章中看到的：1958年，中央政府认为，“实现了水利化，就消灭了水旱灾害、旱涝保收了，再过几年，中国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灾荒了”，因此，撤销了中央救灾委员会。接下来是大跃进，中国出现了在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两个运动，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上马于1960年2月，同时上马的还有数不清的水利工程，后来都因为大跃进失败而中断，只有红旗渠坚持到最后，于1969年7月全部竣工，至此一个激情年代的幻象，变成了唯一可以看见的实体。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你会看见，红旗渠具有更重大的意义，那不是对一个小小林县的意义，而是对全部国家的、那个时代的意义。

都说在中国人里面，河南人出了名的善良淳朴、吃苦耐劳，从红旗渠来看也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红旗渠由一批贫穷、闭塞、俭朴、内敛的中国农民修建而成，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说是响应国家号召也好，说是服从政府命令也好，他们以性命相搏改造山河，表现出对苦难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承受力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完成了这场向人类极限挑战的劳作。事实上，红旗渠建设者们的精神，被当作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国家精神。据说在1974年，中国送给联合国一批表现中国风貌的纪录片，我看过的那部《红旗渠》就在其中，并且安排在第一个放映。

那些见过世面的美国人，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与当年正在读中学的我一样，也是看得眼睛发直。也许，我说的不够准确，他们可不像我，从小就在那个年代长大，已经见惯了中国的事情，只是看到其中的某些画面眼睛发直。对于他们，电影里的每一个镜头，都体现出一种可怕的激情，让他们震惊。就是那时候，他们刚刚结束了基士米河水利工程，只是把那条弯曲的河拉直为将近一百公里的人工渠，耗资三千万美元，用的是美国工程兵和先进设备，同样耗费了十年时间。

 

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历史

我在媒体工作了太多的年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策划和拍摄纪录片，也投入了同样多的年月在学习，能找到的纪录片大部分都看了。有一次，我找到1930年代的德国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那位活了一百零一岁的莱尼·里芬斯塔尔的作品。她拍摄这部电影时三十多岁，年轻貌美，谁也想不到，她竟把纪录党派代表大会的内容，拍摄成很难超越的经典之作。

其中一个从下向上的移动镜头，看得出来，是使用消防云梯拍的，二三十米的升降区间。类似的方法我用过，但找的是路灯维修车，它也有升降梯，升起三层楼的高度，也算不错了，可是在拍摄一组喷泉时，风向忽然转过来，淋了我一身水滴。里芬斯塔尔的大场面，你也看得出来，有的用了几十个机位拍摄，比现在的足球世界杯电视直播的机位还多，但在她的年代，电视还在发明之中呢，她用的是电影胶片，靠的是拍摄后一英尺一英尺地剪裁。

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影片中德国人的表情，好像在哪一部电影里看过，还肯定是纪录片，不是故事片。想啊想啊，终于想起1969年，坐在鞍山的电影院里看过的，同样是拍摄党派代表大会的纪录片，片名里同样有胜利这个词语，但片名太长，记不住了。

两个国家分别拍摄的、相隔了几十年的电影，真的有那么多重复的面孔？我觉得奇怪，那些面孔，同样的兴奋与激动，同样的近于疯狂，喷火一样的眼神，肌肉扭曲的表情都彼此相像，难道不是某种东西，使得那些表情如此相像，就好象某处必定有一条直线，绑住了这些人的灵魂深处？我甚至觉得，这些扭曲的表情有着更多的意义和内涵。我想到的一条直线的比喻，来自帕慕克的一部小说《黒书》，他以小说家的敏感，发现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重复着富有内涵的表情。

重复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键盘上的文字，偶尔会重复别人的想法，就像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偶尔也重复别人的事件。这是无意的重复，还是有意的重复，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不愿意陷入更多的困扰。我只是想说，历史的重复，真的太多了。

比如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苏联的某次党代会，奇妙地、惊人地相似，都是在大饥荒之后出现大清洗，大清洗之后召开胜利大会。

我们知道，苏联的大饥荒，起始于1932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饿死的人太多了。我们还知道，国家无法挽救那些生命，那是他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他们不能改变政策，改变了那种政策，就不是那种党派了。因为他们的政策，比所有人的幸福，比所有人的生命还重要，这是黑暗的极权时代的规则之一。于是，大约三千多万生命被屠戮，社会全面倒退，全国都在骚动。

以上这些事件，从1959年开始的中国，几乎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一遍，甚至连饿死人口的数量，都很相似，三千多万，甚至更多。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中国饿死的人口远远超过苏联，那是因为中国大饥荒年代的档案解密了，而苏联还没有等到全部解密，就已经解体，变成了十多个国家。那些没有解密的，现在一旦解密，会不会引起国际之间的纠纷和赔偿？

大饥荒并没有造成百姓造反，但党的官员们却无法接受了，他们残存的良知，寄希望于独裁者下台，恢复党内的民主生活，重新制定党的路线。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但党内出现独裁者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于是大饥荒的后面必定有一场大清洗——仇恨、妒嫉、傲慢、绝望、放荡、暴疟的撒旦，在1938年开始降临苏联，以清洗党内官员为主，附带清洗百姓中的怀疑者。对苏联人来说，那时的大清洗，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有的胆量小一些的，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还没等到恐怖的敲门声响起，赶紧从窗子钻出去，跳楼自杀了。

谁也料想不到的相似，是历史长河中的时间。

从时间来看，苏联的大饥荒从1932年开始，大清洗从1938年开始，之间相隔了五六年，而中国的大饥荒从1959年开始，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清洗大批官员和百姓，之间相隔了六七年，仅有大约一年的误差。如果不很挑剔的话，这一年的误差，在无穷无尽的漫漫时间里，可以忽略不计了。

被清洗的百姓很难统计，可是，被清洗官员的比例，会不会非常相像，让我们都觉得奇怪呢？

我记得，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1969年初的党代会之前，也就是1968年底，按照惯例，先开一个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至少要超过半数的委员参加。可是，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正式和候补委员被清除，有的死了，有的在狱中服刑，有的在劳动改造，其中包括党派和政府的大部分领导人。这一比例，恰好与苏联相同，他们在前一次党代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枪决的也是三分之二。

更有意思的，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56年）相隔的时间，是十三年之久。而1952年苏联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39年）相隔的时间，不多不少，也是十三年。这种你想象不到的巧合，如果出现在一部电影或一部小说里面，是模仿还是借鉴，是抄袭还是雷同？

想要看清这个问题，我查了中国各次党代会召开的年份，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担任党派领袖的四十一年里，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平均十年以上召开一次。是不是当时党的章程就这样规定的呢？不是。在建党初期，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但实际上做不到，十多年里只召开了六次，平均两年多一次。在他担任领袖之后，章程修改了，规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更符合实际情况了，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喜好，应该从每年一次改为十年一次。

我在前面说过，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党代会就是充分协商的一个办法，所以不能间隔太长的时间，时间太长，群体协商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人决策。还有，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袖之前，十几年里召开了六次党代会，先后换了五六位党的领袖，如果党代会间隔时间太长呢，只剩下一人长期决策了，这显然是违背了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仅仅对党内的独裁者有利。

1969年的党代会，为什么隔了十三年才召开？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清除了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再开党代会，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会故意重复别人的历史。不会因为德国的党派代表大会拍了纪录片，我们也一定要拍纪录片；也不会因为苏联的两次党派代表大会相隔了十三年，我们也一定要相隔十三年。

但我们还是重复了他们。

那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不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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