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禹:我目睹了学生毒打老师父母的野蛮暴力·我家的两次被遣返 作者:孙伟搜集


 

我目睹了学生毒打老师父母的野蛮暴力

作者:王宗禹

来源:微信公号-新三届 2018-02-28

作者简介:王宗禹,1950年生人,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高一(2)班,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去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做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1997年开始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后来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原题:教导主任家的“变天账”

“变天账”这个词的出处不得而知,我第一次听说是一个名为《槐树庄》的电影。电影上映于1964年,反映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土地改革至50年代合作化等重要历史时期,华北农村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槐树庄地主崔老昆被贫民团平分了土地和财产,老地主记了一本账,谁分走了他家的哪块土地,谁分走了牲口,谁分走了大车都记得清清楚楚。直到人民公社化后,崔老昆死后这本变天账才被发现。

这部电影影响极大,几乎人人必看,成了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极好教材。从此“变天账”就成了“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罪证和象征。

王贤声是二龙路学校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批斗,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王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兼资本家,王贤声的老家是胶东黄县,他父亲的阶级成分是富农,因为开了一家油坊所以又加了资本家的头衔。

文革初期批斗当权派是很正常的事,得知王贤声的父母正巧从老家来到王贤声家住。批斗会的对象以王贤声为主,王的妻子和王的父母成了陪斗。批斗会是在学校操场开的,王贤声和他的父母都在前面跪着,王的妻子孙志筠是西城区委的一般干部,家庭出身是下中农,所以被允许站着。

批斗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王贤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四清中的一些事,积极分子们逐个发言,群情激奋呼口号等,和一般的批斗会没什么两样。

王贤声和妻子孙志筠批斗会之后,我到存车棚取自行车,自行车棚位于后勤楼后面的小夹道。我看到了惊恐的场面。一群学生围着王贤声的父亲和母亲在打,有的用椅子腿,用皮带,有的用长木棍。老太太被剃了阴阳头,头上被浇上浆糊、墨汁,还流着红红的液体,初看以为是血,仔细看是红墨水。

老太太在哭,老头被脱光了上衣,两个老人都跪着。学生逼问变天账在哪里,老人一脸茫然,说哪里有什么变天账。两个大个子的男学生张小群和白杰手里拿着胳膊粗的长木棍,一边问有没有变天账,回答没有就抡起棍子打。

老太太瘦小枯干,白杰一棍子下去老太太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老两口在棍棒之下鬼哭狼嚎,苦苦哀求“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得到答复是“不交出变天账就打死你”,老太太后来哭着说,我家座钟下面有个存折,浓重的胶东口音学生一时听不懂,说了好几遍。

张小群双手抡起棍子重重地打在老头的后背上,随着一声惨叫,棍子断成两截。这群学生中高二一班的张小群和高一一班的白杰是准确无误的,其他大部分是初中的,我叫不上名字,可能有肖英,还有几个初中女生,手里还拿着墨汁瓶。

第二天听到消息,老两口当晚就上吊死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事大变,如今虐杀一只猫也被人们所不容。当时是什么使得这些中学生如此残忍?他们根据什么逼问子虚乌有的“变天账”?这不能不归“功”于社会的大环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样的语言充斥整个社会。加之《槐树庄》这样的电影等文艺作品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地主富农就有变天账,也许学生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张小群的父亲是著名电影导演水华,导演过《白毛女》《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电影,可以想见,在张小群眼里,眼前的这个老头就是黄世仁吧,一定是满怀阶级仇恨,所以才下手那么狠,以致把胳膊粗的木棍都打断了。

那些年我们接受的就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教育,最缺少的是人性教育。雷锋不是说了吗,“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也说了,“好人打死坏人,活该”。主导舆论的教化作用,不要说对于青少年,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极其恶劣的。

后来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去山西插队,学校里的这些事也就无从知道。王贤声父母被打的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打人的同学有没有反思和忏悔,都不得而知。王贤声和他的妻子都已过世,据说王贤声还有一个弟弟在北京。

二龙路学校是我的母校,出过不少名人,我最敬重的有两位。第一位是根本算不上名人的李雪丽,初中三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敢于向处于绝境的张放老师伸出援救之手,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她是二龙路学校的骄傲。可惜李雪丽50多岁就去世了。第二位是著名作家王小波,面对黑暗嬉笑怒骂,在看似粗俗猥琐的语言中却鞭辟入里。遗憾的是王小波也是英年早逝。

人上了年纪常常睡眠不好。偶尔会想起自行车棚里发生的事,老太太头上浆糊加上红墨水,就像脑浆和鲜血;尖利凄惨的叫声,苦苦哀求声,尤其是那绝望无助的眼神……想到这些愈加没有睡意。既然睡不着,索性起床拿起笔来。

是为此记。

 

我家的两次被遣返

作者:王宗禹

来源:微信公号-新三届

第一次被遣返

我的父亲王桂芳,后改名王馨圃,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照旺庄乡大陶漳村。我的祖父是一名乡村教师,家里有几亩地和七棵梨树。父亲姊妹六个,父亲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祖父靠教书为生,家里没有人种地,土地就租出去了。

父亲从小读了九年书,十几岁就到东北吉林市一个水果店学徒。后来回到老家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家是本县望岚口村的。我姥爷后来到北京做小生意,开了个肉铺。姥爷家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女儿,后来从别人家过继了一个男孩。姥爷把我父母叫到北京帮助他经营肉铺,父亲后来自己独立开了个粉坊。

龙口的粉丝是很出名的,父亲找了几个胶东的有手艺的老乡一起做粉丝生意。在西直门外租了一个院子,置办了一些工具,石磨、炉灶、牲口、大车等,取名宏兴粉坊。父亲既是经理又是会计。凭着这个小买卖把我祖父祖母接到了北京,母亲先后生养了我们七个孩子。我行四,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

1957年全家照,最小的男孩为本人,当时最小的妹妹还没有出生从1930年代到北平解放,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地做着,家里孩子多,生活并不富裕,解放后头几年也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称为公私合营。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政府派人来把所有的资产折算成货币,称为定股,然后按照定股的年息百分之五领取利息,称为定息,规定领取十年,之后全部资产就归政府所有了。定股的多少完全由政府一方说了算,我家的定股是1573元。我家每个季度可以到银行领取19.66元的定息。

图为父亲领定息的凭证按照规定,定股达到1500元就算资本家,1500元以下是小业主。于是父亲就有了资本家的身份。一方是政府称为公方,一方是资本家称为资方,厂子由政府派人来当厂长,父亲被安排当副厂长,后来又被降为生产股股长。同时还安排父亲做了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兼海淀区工商联主任。父亲的月工资是62元,工商联主任没有薪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既是工厂的当权派(虽然根本就没有权)又是资本家,首当其冲就成了斗争对象,被斗、被打、被剃头、被抄家。后来有传言,要将地富反坏右等赶出北京,父亲是资本家,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属人民范畴,似乎不在此列,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厂里的一伙人告知父亲已经被列入遣返名单,9月9号离开北京,遣返回原籍。厂里送来一些草绳捆绑行李用。户口被提前办理了迁移手续,我姐姐早已工作,在新疆石油系统的勘探队,她的不到两岁的儿子在我家里,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在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工作,二哥在北京林学院上大一,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大妹在北京女八中上初一,二妹上小学,还有一个小妹很小的时候过继给了我在成都的叔叔(他没有孩子)。户口本上7个人只留下我一个人的没有迁走,家里的房子被封了,我好不容易把户口落在北京一个远房舅舅家。

9月9号厂里来了一辆大卡车,下来一伙人,为首的是一个叫胡全发的,要押送我们这一家人去火车站。街坊四邻不少人来围观。胡全发恶狠狠地推了父亲一把,要他跪下,父亲顺从地跪下,又叫我爷爷也跪下,爷爷也跪下了。胡全发对父亲翻起了旧账说,你叫我们工人干活你在一边掐着表,还摆资本家的派头。你算什么东西!然后叫我母亲去找白布和笔墨,然后对父亲说,你写!父亲说,写什么?姓胡的说,你自己说吧,你是个什么玩意?

看着胡全发气势汹汹的样子,此时父亲想什么我完全能猜到,他怕挨打,尤其是当着老父亲,妻子儿女和街坊四邻的面挨打,那将是一个极其不堪的场面,他唯一的选择是顺从。父亲沉吟了片刻说,我是个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行吗?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姓胡的说,行,你就这么写。于是父亲在白布上写了“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母亲被命令把白布缝在了父亲的后背上。又在另一块白布上写了“老资本家”,缝在了爷爷的后背上。

父亲在我眼里是个不敢亲近的人,平时父亲对我很严厉,有时我在外面和玩伴打架,人家找到家里,或者玩皮球打碎邻居家的玻璃,我还没少挨父亲的揍。加之父亲资本家的身份使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在学校受到歧视,也心存一些怨恨,有时会幼稚地想,为什么父亲要做资本家呢,为什么不做工人呢?

同时我也从平时生活的细节上感觉到父亲对我们是疼爱的,他是个非常本分,待人很厚道的人,辛苦挣钱养活一大家子人很不容易。此时父亲要走了,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跨了两步到他面前想说两句什么,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喃喃地说,回去好好的……父亲说,我知道。我还想说,以后我回去看你,还没有说出口,胡全发一伙人就催着走。父亲走了,被人押着,母亲,爷爷,还有妹妹抱着我的外甥,一同往外走,街坊四邻让开了路,人形错动之中我看到父亲蹒跚地走,后背上有一块飘忽的白布。没有想到这竟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

一家人到了火车站,一伙红卫兵检查行李,一辆准备托运的自行车被没收了,捆好的行李也被打开,几件旧绸子被面改做的棉袄也被没收了。

老家有几间破败的草屋被生产队用作仓库,腾出来了。父亲下地干了几天农活便病倒了,先是吃不下东西,后来出现腹水,肚子像鼓一样,在家里躺了几天越来越厉害,母亲向生产队要了一辆马车送到了十几里地的县医院。家里就剩下14岁的大妹燕鸣和12岁的二妹燕南,还有70多岁的爷爷以及不到两岁的外甥晓葵。燕鸣每天下地干活,燕南在家里做饭,照顾爷爷和外甥。

父母走了多日没有消息,没有电话和任何通信手段,燕鸣不放心走着去了县医院,得知母亲已经送父亲去青岛了。我不知道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怎样把父亲送到青岛的,后来听母亲说青岛有个远房亲戚帮着把父亲送进了医院,到医院看病还要报家庭成分,那个亲戚还帮忙谎报了父亲的成分。医生开始说是肝炎,后来又说可能是肝癌,没办法治,你们走吧。就这样父亲又回到了大陶漳村。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有一次清醒时说想吃葡萄,已是初冬时节,哪里有葡萄,本家叔叔(王桂秋)骑着自行车跑了好几个村才找到了葡萄。父亲吃到了葡萄,但是生命却走到了尽头。11月28日父亲口吐鲜血撒手人寰,是年55岁。从离开北京算起到父亲离开人世仅仅80天。


第二次被遣返

二哥还在北京林学院,新疆的姐姐给他寄生活费。长沙的大哥每个月从他30多元的工资中拿出12元寄给我。我侥幸把户口留在了北京,远房的舅舅收留了我。危难时刻,舅舅一家对我不错,我把户口落在他家,还要住在他们家里,每天晚上用木板搭个床,特别是他家里都是女孩,非常不方便。舅舅的成分是小业主,自己每天也活得战战兢兢的。我也知道舅舅的难处,当时正是大串联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长征队离开了北京。

这个长征队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大学生发起组织的,要从北京出发步行到江西的井冈山,然后沿着红军长征的路走到延安,再从延安走到北京,计划要走一年的时间。长征队有好几百人,分成若干个连和排,成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以中学生为主。长征队有个非常大气的名字:中国长征红卫军第一方面军。事实上我们只从北京走到了河南兰考,接到中央停止大串联的通告,长征队就解散了。

据说当时被赶出北京的有十万人,依据的是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就是臭名昭著的西纠)的一个通令,被赶走的人大部分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其家属。这一阵风过去之后几个月,陆陆续续不少被赶走的人返回了北京,要求落实政策。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和外甥也回到了北京。原来的住房已经贴上了封条,母亲找当地的派出所和街道临时负责人要求打开房门住进去,但是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管。天已经黑了,正是严冬时节,一家人就要露宿街头了,母亲也是急了,撕掉了封条,砸开了锁住了进去。

父亲原来的单位北京清河粉丝厂给一点生活费和粮票勉强维持生活。我家住在西直门外,大妹燕鸣每个星期去20多里外的清河厂里取一个星期的钱和粮票,每次去都很怵头,厂里负责发钱和粮票的姓董的胖子总是百般刁难。关于回京落户问题,厂里说北京市此类人数众多,要统筹解决。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68年3月18号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个通告,通告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要重新遣返回农村。

我父亲原来是北京市工商联的常委,海淀区工商联主任,不曾定为反动资本家,现在人已经死了,母亲和妹妹等落户应该没有问题了。没想到不久厂里通知,公安局已经批下来了,父亲被定为反动资本家。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变成了敌我矛盾,而且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一家人再次被遣返回山东。这次从山东回到北京,父亲的头衔由资本家变成了反动资本家,必须再次被遣返回山东老家。

这次被遣返我陪着母亲和妹妹一块回去的。从气候等自然条件看胶东真是个好地方,各种粮食蔬菜水果品质都很好,尤其是享誉国内外的莱阳梨品味极佳。但老百姓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苦,经过三年大饥荒后,刚刚吃饱饭又开始学大寨。村里连电都没有,每天早上摸黑起来,两个未成年的妹妹跟着妇女劳力,我跟着男劳力下地干活。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妹妹和我干农活显然不得要领,所以格外吃力,好在村里人对我们都很友善。锄地时,每人一垄,锄得快的就在地头休息,我锄得最慢,每次都有人在前面帮我锄。

当地农村的运输工具主要是一个轱辘的小推车,运庄稼,运肥料,运粮食都靠它。好劳力一下能推四五百斤,乡间的崎岖小路,甚至没有路的地方都能走得飞快。我也尝试着推小车,从开始的推二百多斤到后来的三百多斤。以致后来生产队把我当做能推小车的劳力使用。但是比起当地村民来毕竟技不如人,干活当中偶尔会发生翻车事故。一旦翻车,别的人都会停下来帮助我重新装车、固定,从来没有人埋怨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一伙人推着庄稼从地里往村里走,过一个土坎时我翻车了,伙伴们帮着我收拾,重新上路,没多久我又翻车了,心里特别懊恼,马上就要收工了,大家都饥肠辘辘,如果有人埋怨我或者骂我两句我也只能听着。没想到一伙人嘻嘻哈哈地帮我收拾,没有一个人有埋怨我的意思。

家乡的梨是我吃过的梨中最好吃的,外地人称之为莱阳梨,当地人称为茌(读作CI)梨,或者叫大梨。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吃到嘴里甘甜如饴,爽口细腻真是妙不可言。莱阳梨早已名声在外,当地人都知道,正宗的莱阳梨只产于五龙河沿岸的11个村,肥沃的油沙地,清冽的五龙河水以及适宜的气候孕育了这水果中的珍品。我家的大陶漳村就是这11个村中的一个。

但是正宗中的正宗该数芦儿港村的那300亩地的梨树。每年国庆节之前,从这300亩地的梨中选出好之又好的装筐运到莱阳县城,北京来直升机运走,直接就上了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的餐桌。那一年芦儿港结出了一个特别大的梨,称了称有两斤半。在那个争先恐后表忠心的年代,生产大队决定,把这个梨寄给毛主席。于是通过邮局给北京中南海寄去了包裹,以后便没有了下文,我一直很好奇,不知道最后这个梨进了谁的肚子。

梨树都是生产队的,每年九月一号开始摘梨,在这之前谁要是敢到梨行去摘梨会被以盗窃论处。但是也有例外,一次我们一伙人在梨行附近锄玉米,看梨行的老头向我们招手,我们知道有梨吃了,果然老头从草棚里拿出一小筐梨让我们吃。我们吃梨,老头侃大山,先说当年打游击,又说起吃梨的门道,他说真正最好吃的梨是风口上的,有钱人未必能吃到。可惜当时还没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老头的话我记了几十年,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也没吃过风口上的梨。

梨不但好吃,而且便宜。梨长到网球那么大的时候,为了避免梨长得太多太密以致压垮了树,必须间下一部分。间下来的梨已经很甜了,有一天邻居送来几个间下来的梨,说生产队在村里的小庙正在卖这样的梨。母亲尝了尝确实很甜,挎了个小篮子去买梨。卖梨的是个中年男人,论辈分管我母亲叫婶子,问我母亲买多少,母亲说,买一块钱的吧。那个人说,婶子你先回去吧,一会我找个小车给你送到家里去。母亲说,多少啊?他说二百斤啊。老百姓手里真的没有什么钱,水果蔬菜惊人的便宜,到了梨,苹果等大批量下来的时候,最好的梨和苹果都是几分钱一斤。那些经过挑选,个头均匀,包上纸准备出口的梨卖给社员是一毛六一斤。

有一次解放军的部队拉练路过大陶漳村,村里大喇叭通知,每家拿出两棵大白菜送到大队部给解放军吃。家家都不缺大白菜,每家都拿出最好的大白菜,我妹妹也抱了两棵大白菜送到大队部,没想到大队部的人说,不要你们家的。妹妹才明白,我们家已经归到四类分子阶级敌人那一类了,解放军不吃阶级敌人家的菜。

淳朴的民风给人以安慰,但是无可逃匿的政治雾霾之下,尽管你清白如水但你确确实实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贱民。我感受到的村民淳朴和友善也许只是一个侧面,我四姑父郭宗瑞原来是青岛国民党军校的学生,后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军官,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部队带着我四姑到台湾去了。四姑父的父亲是本县红土崖村的地主,文革时被人活活打死了。一向老实善良的农民怎么会出手打死人哪?山东人的厚道是出了名的,可是那是从前,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洗刷,淳朴厚重的民风已经日渐单薄了。

四姑名叫王桂清,自从去了台湾便断了音信。在台湾的还有我们本家的两家亲人,爷爷还有两个哥哥,大爷爷的大儿子王桂一在台湾做生意,二爷爷的老三王桂林在台湾做工。1949年之后,台湾海峡两岸天各一方。这边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阶级斗争腥风血雨,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最幸福的,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至于台湾,大多是从电影里接受的信息,一提起台湾总是和美蒋特务联系在一起的。

文革之前的1964年,父亲接到一封信,信是寄到1949年以前父亲做生意老字号的地址,邮局几经辗转把信交给我父亲。信是从西班牙巴塞罗那寄来的,信的内容竟然是台湾的大爷来寻亲的,他说他们已经从台湾移居到西班牙。后来才知道他们还是在台湾,出于安全考虑托朋友从西班牙发的信。记得父亲和爷爷很是兴奋又有些惶恐,兴奋的是找到了亲人,惶恐的是那时虽然还没有搞文革,但是阶级斗争的弦已经拉得很紧了,父亲不敢隐瞒,报告了派出所。不知是哪一级领导答复说可以回信,自此父亲就和台湾的四姑有了联系,同时在台湾的大爷和三叔也同大陆的亲人有了联系。

文革开始后,我家惨遭不幸,一家人被赶回老家,父亲含冤去世。和四姑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有了联系,四姑常常给已经被赶回老家的爷爷写信。有一次四姑信里说,听别人说可以往回寄钱,她也想给爷爷寄钱,又怕收不到,先试探性地寄20美元,如果能收到再多寄,没多久乡里的邮递员送来了33元人民币,说是那20美元兑换的。爷爷给四姑写了信,说以后不要寄钱了。

若干年以后,两岸可以探亲了,此时四姑已经去世,四姑父多次回来探亲。下面是一段我大哥和四姑父的对话:

大哥:“您当初在部队里是什么职务?”四姑父:“骑兵排的排长。”“哪支部队?”“整编74师。”“那不是张灵甫的部队吗?”“就是。”“孟良崮战役不是被全歼了吗?”“我们是骑兵,跑得快,逃出来了。”四姑一家我在山东老家待了三个多月,北京的同学来信告诉我学校要军训和复课闹革命了,我于1968年9月底回到北京,没多久就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我于12月17号去山西省天镇县插队,插队四年后的1972年年底去大同矿务局当了矿工。作为知识青年还是有机会被安排工作的,为了解决两个妹妹的出路,我去找过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他们说两个妹妹可以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对待。我赶快给妹妹写信,燕鸣领着燕南去莱阳县委知青办公室,人家也认可了两个妹妹的知青身份。

有了知青的身份就有了安排工作的希望,但是现实并不乐观,招工的名额很少,知青分为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很少的招工名额也优先给了下乡知青。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大妹妹才被安排在莱阳县皮鞋厂当了工人。那一年离被赶回老家已经10年了,燕鸣已经24岁,燕南则还在生产队劳动。

1976年燕鸣和燕南又过了两年,眼看着燕南安排工作无望,全家人都很着急,燕鸣给北京市知青办写了好几封信,知青办回了信,要燕鸣找父亲的原单位清河粉丝厂,燕鸣给粉丝厂写了信,希望他们能够和莱阳县联系,帮助解决燕南工作安排的问题,但好长时间没有回信。

后面的事情颇有些戏剧性,1978年家里好事不断,先是姐姐一家从工作了20多年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调到了徐州华东输油管道局,10月份我从大同矿务局考上了位于四川的中国矿业大学。12月份,燕鸣快要结婚了,正在这时,燕南被安排在了县制药厂上班,都以为是燕鸣写的那封信起了作用。燕南只上了几天班,那天家里收到了北京清河粉丝厂寄来的挂号信,信里有母亲和燕南的北京户口准迁证,还有一封信,信里说,现在落实政策了,可以迁回北京。

燕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却不肯回北京,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一次次的打击摧残,母亲已经身心俱疲,只想安心在这里养老。燕南则执意要回北京,那天正是燕鸣结婚后的第三天,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娘的父亲要去新人家开箱,父亲不在了,就由本家的叔叔(王桂馨)代替,按说这样的仪式新娘的妹妹是不参加的,燕南心里有事,还是跟着去了。燕鸣听到这个消息,百感交集,坚决支持燕南回北京。母亲拗不过女儿,燕南急急忙忙辞去了刚刚得到的等了十几年的工作,又把刚刚得到的城镇户口迁回农村,办理了迁往北京的户口。

1966年全家被赶出北京时是六个人,爷爷和父亲已经去世,燕鸣留在了当地,外甥晓葵早已回到他父母身边,十二年之后燕南和母亲两个人回到北京。燕南被安排在粉丝厂当了工人,母女二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里。厂里领导没有人来看望,更没有人道歉。老邻居老朋友来看望,有人感慨说,还是落实政策好啊。

是啊,落实政策了,落实政策多么好啊。在被损害者眼里,落实政策是一个充满温馨和希望的词,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其背后掩藏着当权者的霸道和傲慢。政策永远是好的,当初迫害你的时候政策还没有落实,现在落实了,你该感激涕零才是。

一场梦魇已成过去,不知它会不会再来。

                                                       二零一八年一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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