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家？

        ——读郭小川的《检讨书》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几十年来，中国每个公职人员都有一份档案，经历越长，纸袋越厚，多是记载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态和检讨。它让你的表态监督着你；让你的检讨像磨盘一般压着你；让你在精神上罪人一般地活着。文革结束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大量干部档案里的黑材料被销毁，这对于人们的身心实在是极大的解放。

但是，当人们对历史的荒谬有了一种共识后，我倒觉得，那些属于过去的档案材料，是非常有保存价值的。它会让以后一代代人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往的史书，经过“当代人”的撰写与阐释，已经滤去了很多属于历史的真实和细节，就像现在新一代学者谈论文化革命，判断那时的人和事，总让人觉得与过来人的切肤感受隔着一层。那么最能还原历史真相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原始的档案材料。我们对前苏联的很多人和事件的重新认识，不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解密档案吗？

最近，读了《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一书，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尽管郭小川的女儿因发表这些几乎损毁了父亲全部尊严的文字，心情非常沉重，我还是觉得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受益匪浅。

这本书是著名诗人郭小川从1959年开始到“W革”中的大约十篇“检查交代”书（郭对自己的检查和别人对他的批判都有底稿和记录）。它让我清楚了有关文艺界运动中的很多历史细节。比如郭小川曾受命给“丁/陈反党”集团写定案结论，因他从群众反映的事实出发，所写得结论不符合当时权力中心的意图；又因他想调出作协，便招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罪证之一就是同情“丁/陈反党集团”，从此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检查，直到W革之中。从他的历次检讨中，我对“丁/陈反党集团”案从发动、甄别、到丁/玲等人再次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过程中的疑点搞清楚了，因为郭小川的检讨依据自己的日记记载下了这一过程。

郭小川（左二），1958年但最使我震惊的，还是我在这些检查中，看到了一个诗人因为想搞创作，并努力进行艺术探索，所受到的百般的精神折磨。这种折磨不仅是对他的诗作的无理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负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因念念不忘创作，而被指责为“丧失立场”、“政治退步，个人主义膨胀”、“和党闹独立性”。

郭小川在延安时代就开始写诗。1955年他以激情澎湃的组诗《致青年公民》成为风云一时的政治抒情诗人。由于他的诗作，更由于他在批判胡风、批判丁玲等政治运动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1956年他从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任上被调到作家协会任秘书长。直到1962年他不堪忍受作家协会的精神酷刑，调到《人民日报》任记者。

《检讨书》中记载了文艺界党内对他组织的批判：

“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他“轻政治，重业务”“花了很大精力去写东西”“开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去了？”“小川的一本书主义，是受了胡风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写呀写呀，就发展成了个人野心。”而他所提出的“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实际就是“个人与党的矛盾”。

郭小川写于1957年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曾拿给《人民文学》和《收获》，因嫌尖锐没能发表。他又给周扬，希望听听这个主管文艺领导的意见，一两个月后周扬说，没有看。郭小川决定先放放，若干年后再说。不想，被内部印出，展开批判。我曾经就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等作品在1959年受批判的事情，向当年的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先生请教。张先生说：反/右斗争时，我们党组的几个人觉得郭小川作为秘书长很不积极，一心想创作，就想批评批评他。《一个和八个》当时觉得是反党情绪的发泄。但《一个和八个》没有公开发表，就在内部批判了。郭小川在57年反/右和59年反/右倾时也写过一些好作品，为了帮助他，我们专门选择了他的《望星空》来批评，并且是由我化名写的公开批评文章（大意）。张先生意思是，这样一来，既批评了他的个人主义、消极的情绪、思想右倾，又不至于因《一个和八个》的严重性质整倒他。而据我所知《望星空》得以发表，也是因为要组织批判它。

郭小川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怕党内斗争的，人家攻击我，我都可以忍让，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也从来没有在我提议下发动什么原则斗争……。”有丁/玲的前车之鉴，他很害怕，就一次次地检查，但总不能过关。

丁/玲、陈/明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合影下面我们来看郭小川的检讨，看他在行政干部与诗人的角色转换中如何痛苦地折磨与扭曲着自己。

郭小川说，他到作协工作不久，感到有些自卑，因为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郭小川觉得有些人看不起他。于是他想“最好是离开作协”；“不离开的话，为了搞好工作，也得搞创作。”“四年来，我搞创作不算不用功，不算不辛苦，为了搞创作和做创作上的准备，几乎用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这有什么不对呢？但郭小川“认识到”：“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低级趣味！搞创作，难道只是为了使这些人心服这个渺小的目的吗？那时却是这么想的。……根本原因是成名成家的思想……。”

这是郭小川的第一次检查。以后他数次检查仍然要提到他的个人主义的创作。一次次上纲，直到“文化G命”他的检查是这样写的：

丁/玲“她是一本书主义，我也是一本书主义；她是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我也是；她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我实际也如此。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角和我的《一个和八个》的主角简直差不多，都是不满足于党的审干和怀疑，作者的同情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和我的《白雪的赞歌》也基本上相同，所描写的都是那种与集体事业不相容的人物。而作者的同情又都寄托在她们身上。最重要的还是目的一致，她要当大而又大的作家，我也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怕她垮掉，也怕艾青、泰兆阳、康濯之流垮掉，因为他们的垮台，就预示着我的可能垮台；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就预示着我的存在和发展。”

反右运动大会郭小川的检查到这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只有向早已经下马落荒的作家靠拢。正如他所说：“虽然我不一定看得起他们，但我同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生存在一个相同的文艺体制中。

他的说法继续上纲：“一个被党和群众怀疑、被群众看成敌人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却不去考虑自己犯了罪，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没有交待清楚，更不去想这是阶级斗争所需要，也不去想象我这样的人的严重危害性，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罪人，是贩卖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的贩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我的毒草《一个和八个》就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我原意就是要写一个遭受到在我看来世界上痛苦最深的人，也就是受党审查的人。要写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坚强，也就是抵触审查和对党不满的人。这就是我的灵魂大暴露。”

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领导文艺不行，而念念不忘自己是作家、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不愿意把大部分精力都搞了那种整人的“事业”，也不行。这不能不让人反思，当时的体制，是一个能够孕育大作家大文学的体制吗？有人提出，这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所未有的大作家？通过郭小川这些违心的检查交代，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中国的文学自下而上在什么样的气候和土壤之中。

这些属于档案一类的检查，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那个让普通人扭曲，也让作家扭曲的时代。它们会有损于个人的声誉吗？不！正是它们能让我们看到在一定历史格局中，人的心灵和人格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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