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哀与道歉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此为首师大附中校友会会长马晓力在教师节暨首师大附中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10日）

尊敬的老师、校长和各位领导，亲爱的校友、同学们：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教师节，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校友，向可敬可爱的老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对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表达深深的敬意。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伟大而圣洁的崇高职业。但是在48年前，老师们却首当其冲受到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残酷以至血腥，留下了巨大的伤痛。教师一夜之间被冠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抬不起头来。在他们教过的学生们的批斗、恫吓、打骂和凌辱下，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煎熬，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那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极为荒唐恐怖的岁月。

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教训，不知反思，就不可能进步；不学会呕吐糟粕，身心也不可能健康和成熟。48年过去了，请允许我代表自己，代表与我有共识的当年老三届的学生，向在文革中被我们伤害过的老师和所有的教职员工，真诚地道歉！请接受我们这份来得太迟的道歉！

我们还要向在那场灾难中不幸被残暴致死的喻瑞芬老师、田钦老师的弟弟田钺致以沉痛的默哀！（请大家起立默哀一分钟，默哀毕。）

这份道歉实在来的太晚了！比起老师们当年受到的伤害太微不足道了！也许有人会以文革发动者的责任来开脱自己，但是正视与批评文革始作俑者的错误，不能取代对我们自己灵魂的拷问。也许我们很多人当年并没有过激行为，甚至反对那样野蛮地对待老师，但作为文革的响应者、参与者，我们亲历、目睹了那血腥罪恶、惨绝人寰的一幕，至少缺乏足够的勇气和理性保护好我们的老师、校长，还有一些人成了疯狂的打手。尽管我们没有为那场灾难承担全部责任的资格，但今天还不说道歉，将永远背负着良心的不安与谴责。

我们有责任反思自己，反思文革作为意识形态刻在我们身上的烙印。那种唯我独尊，唯我独左，非黑即白，以阶级斗争为纲，满眼皆是阶级敌人的斗争哲学及思维方式；那种排除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恶劣行径；那种盲目崇拜、迷信救世主的情结；那种狂妄的法西斯式的“血统论“；无法无天”破四旧”、肆意毁坏传统文化的愚蠢冲动；还有动辄出口伤人，满嘴国骂，肆意侮辱同学、老师、朋友和所谓“阶级敌人”，崇尚武斗，皮带乱抡的暴民式野蛮，等等等等。

我想说的是，过去我们缺乏这种觉悟，今天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倾吐心声。在此我还要特别讲讲，我很佩服德意志整个民族对待法西斯纳粹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思态度。德国是个哲学家辈出、崇尚理性的国度，连他们战后出生的孩子都懂得质疑，孩子们逼问自己的父母：你参加过纳粹没有？你杀过人吗？二战以后他们几乎全民族都在反思，勃兰特总理（1985年）的惊世一跪，不仅没有使德国受辱和丧失尊严，反而使整个德意志民族从此站起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佩。今天我们用拱卒精神推动反思文革，拒绝遗忘，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解，文明的进步。

今天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却被我搞得纠结、沉重。我很抱歉。为了化解这个尴尬，我为老师们带来一组草原恋合唱团（马晓力为合唱团团长，编者注）前不久在拉脱维亚里加第八届国际合唱节荣获金奖第一的一组节目，《草原印象》。

谢谢老师、同学们！祝教师节快乐！祝老师们健康长寿！

小熊编者按：2004年王友琴所著《文革受难者》记录的两位受难者，喻瑞芬老师和田钺，2014年在他们的受难地首师大附中，第一次被公开提及。马晓力在母校的教师节大会上抚今追昔，提议为两位受难者默哀，唤醒老校友们关于文革的记忆，她说，我们用拱卒的精神反思文革，拒绝遗忘。

有人在网上说马晓力作秀，也许认为她小题大作？或是破坏了教师节的气氛？我想，如果接下来读一读王友琴所记述的1966年发生在这个学校的残忍的事情，就会知道，拒绝遗忘，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敢于直面历史的勇气，非凡的勇气。

附录：

王友琴：田钺和喻瑞芬

田钺，男，北京第106中学初二学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员田钦的弟弟。1966年8月19日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指控“冒充红卫兵”，抓到学校里，在一间教室中被毒打致死。时年15岁。田钺所在的北京第106中学位于鼓楼和德胜门之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中学。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所谓“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可以当红卫兵，他们还把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叫做“狗崽子”。另外，还有所谓“灰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和“黑五类”一样也不得参加红卫兵。1966年8月，红卫兵狂热传播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特别强调成员家庭出身的先天性条件，是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的最大特色之一。田钺并不是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是“职员”出身，属于所谓“灰五类”，他的父亲在人民医院财务科任会计。父亲大学毕业那年正逢日本投降，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成为“历史问题”，文革中不准许他再做会计。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掀起高潮。田钺在一个集会上，曾经发言批评上述“对联”和红卫兵的打人行为，因此在106中学遭到关押和殴打。第二天，8月19日，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指控他“冒充”该校绰号为“汤二七”的红卫兵领导人汤晋平，以此为由，将他从106中学抓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在学校3楼的一间教室里毒打田钺，田钺被打得头部肿大，昏迷不醒。红卫兵用冷水浇他不起作用。后来有人去106中学找来革委会的一个委员，到师院附中来制止殴打。田钺被送医院，已经没有抢救的余地。

据说田钺死前要求喝水，喝水后就死了。有人说不应该喝水，打成重伤后喝水就会马上死。但是医生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喝水只可能对人体有帮助。田钺这种情况，就是被打死的。

田钺的哥哥田钦，是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数学老师。当时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因为他被当作“有问题”的老师，外出必须向红卫兵请假。弟弟被抓到学校里打死，他并不知道。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一名干部田遇安出面通知田钺的父亲处理尸体。没有验尸报告。没有保留骨灰。

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和居民。用“冒充红卫兵”的罪名就可以打死一个人，从中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的权力有多大，他们的行为有多残酷。

田钺在家排行老三，有哥哥、姐姐和妹妹。他死后，家人一直没有敢告诉母亲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他们只说他失踪了，下落不明。他的父亲心里一直很难过，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一位该校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他在1967年1月和田钺的哥哥田钦谈过田钺的死，田钦非常难过。但是他们无法为田钺之死寻求正义。另外这位被访者还说，当时打人最厉害的一个红卫兵，作为报应，1990年代中和情妇一起在什么地方中煤气，被煤气熏死了。

笔者乍听觉得奇怪。被煤气熏死就是一个意外事故，哪里谈得上是对他在1966年做的坏事的惩罚呢？对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杀戮，至今没有审判，也没有惩罚。但是有这样的故事在流传，也许说明人们内心还是敬畏着“有罪当罚”的古训，希望文革中的罪恶多少得到惩罚。

喻瑞芬，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下旬在学校里被红卫兵学生毒打并遭到沸水浇烫，死后还遭鞭尸，时年50来岁。

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和老师已经不记得喻瑞芬是哪一天被打死的，但是记得她死在1966年8月下旬，即红卫兵打人最凶的时候。调查多年后，有一位受访者说，他记得是8月27日。

喻瑞芬是生物教员，毕业于北平（北京）的中国大学生物系。师院附中的3个生物教员在1957年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喻瑞芬因此被“下放劳动”，回到学校后也没有再让她上课，只让她管理学校的生物园地和生物标本等等。

喻瑞芬被打死的那天早上，红卫兵把她从家里抓到学校，她被剃了光头。师范学院附中的老教师比较多，当时已经有50多名老师和职员被送入学校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先后遭到殴打和侮辱。

一群红卫兵涌到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喻瑞芬缩到墙角。红卫兵过去拉她打她。她摔倒在地上，有红卫兵就提起她的两条腿，把她从办公室里拖出来，拖过楼道，拖到楼门口。

生物教研组办公室在一楼，楼门口有一个水泥台阶。一名学生目击者说，红卫兵学生倒提着喻瑞芬的两条腿下台阶的时候，她的头就在一层层水泥台阶上咯噔咯噔地碰撞。

另一名教师目击者说，喻瑞芬被拖到楼外操场上后，红卫兵在操场上拉她转圈，边转边打，不久喻瑞芬就昏迷了。有一个红卫兵到学校开水房提来一桶开水，浇在她的头上、脸上和身上。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折磨，她死了。

教务处的一位职员当时也在“专政队”里，学校的人事干部叫她去查喻瑞芬的家庭地址，说喻瑞芬已经被打死了，要通知她的家人。喻瑞芬的丈夫来了学校。但是没有让他领尸体。红卫兵学生把喻瑞芬的尸体放在学校的后操场上。天气很热，苍蝇很快就飞到尸体上面。有人拿来一个草席，把尸体盖上。

有红卫兵学生把“专政队”的人召集起来，指着喻瑞芬的尸体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然后拿着皮鞭命令“专政队”里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打喻瑞芬的尸体。喻瑞芬的身体已经被沸水浇烫过，一打就皮肉破碎了。那位查找她家地址通知她家人的职员，曾在喻瑞芬死后到她家门外看过。她的家被抄了，门敞开着，没有人管。她始终不知道喻瑞芬的丈夫和女儿去了哪里。

在师院附中被打的老师，并不只是喻瑞芬一个人。校长艾友兰，被打得都认不出来了，头肿得像大猪头，头上脸上被打出来的伤口都裂开着。他被关在学校里面。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召集“专政队”的“牛鬼蛇神”到艾校长被关的地方去参观他，拿他那惨不忍睹的模样威吓其他人。

师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赵幼侠，被剃了“阴阳头”，被强迫吃虫子“臭大姐”。她住在师范学院里面，和附中对门，红卫兵命令她天天爬着进校门，后来她有了精神病，一走到那个地方就开始爬。

师院附中的校医，是一名50多岁的独身女士。有一天，红卫兵把她和教导主任两个人捆在一起，在宿舍里，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宿舍里盘旋着他们的惨叫声，悲惨恐怖。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学校周围的农村打人。高三的一个班的红卫兵，在一天夜里就打死了好几个“地主”“富农”，打人过后，还回到学校炫耀他们的残酷。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老师的家里抄家，任意拿走他们的东西。教职员的家属也被迫害，教务员李庚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打，她的爷爷留下的一箱字画被没收，她的母亲被当作“地主”驱逐到河南农村，不久死在那里；她的父亲70多岁，被红卫兵绑在床上殴打，她父亲服毒自杀，未死却变成了聋哑人。1974年，李庚寅在美国的弟弟从美国打电话问候父母，虽然得到公安局的准许可以通话，但是父亲已经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她不敢告诉弟弟母亲是被驱逐到河南农村而死在那里的，谎称母亲去了农村是因为在城里只能火葬，在乡下可以土葬。

当时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有两个红卫兵组织，先成立的叫“红卫兵”，后成立的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都很暴力。在1966年8月，在所谓的“红八月”中，一派打死了田钺，另一派打死了生物老师喻瑞芬。据一位当时该校的非红卫兵学生说，文革后，他遇到本校的红卫兵同学，某人笑着说：“那时打地主婆，打打打，哎哟哟叫唤，打半天，也不死”。他听了直害怕。

（摘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田钺，王友琴添加了新的采访内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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