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未能返城的广州知青

    ——落户农村失去回城机会 盼享受社保解决养老难题

作者：广州记者李钢　实习生秦宽、单绮晴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无数亲历者回忆起当初，不免感叹。

可是，谁能知道，有一群当年的广州知青们，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在知青返城潮之列回到广州，而是继续留在了当地，成为当地最后的知青。

岁月如梭，50年倏忽而过。

当年下乡时心智都未成熟的青春少女们，如今都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妇。对于家乡的印象已经越来越模糊。剩下的，只有对于社保、养老等问题的思索。“我们是已经被遗忘的知青。”她们说。

专家建议，对这个群体应该多一些关爱。其次，要制定公正、合理、平等的养老政策，呼吁全社会为知青养老献爱心。

1964年1月，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下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拉开了序幕。

14岁时戴着大红花下乡

1964年6月，广州海珠区沙园街的朱友好（音）下乡来到了博罗。她和同伴们一起，身上戴着大红花，一路敲锣打鼓，坐着车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当时身高只有一米四五，你想想看，只不过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朱友好说。

当时，她不想来，但不来，她父亲的工作就会不保，而且居委会的人告诉她，下乡只需要三年，给她保留广州的户口，三年之后就可以回城，并且给她安排工作。

只是，这个回城的承诺从来没有人给她兑现过—文革爆发后，没有人再和她提起三年期满可以回城的事情。

到了博罗农村，朱友好开始过上了集体生活。第二天，就要劳动。

“我们那个时候哪里知道怎么干农活，我们已经要扛着农具，和农民们一起下田种地了。”朱友好说。

农民吃什么、做什么农活，知青们就吃什么、做什么。

朱友好还记得，有一次，所有的知青们要步行80公里去筑河堤。整整花了两天，他们才走到了河堤的工地现场。星空之下，他们就在河边的沙滩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挖土筑堤。

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餐饭。饿肚子，也是当时留给朱友好的记忆。

后来，和很多女知青一样，朱友好也嫁给了当地的农民，结婚的那一年，她18岁，丈夫40岁。

当年没法返城后，朱友好也没有被安排工作，多少年来，她一直都只能自力更生，在镇子上摆小摊，卖点自己做的糕点，挣钱养家。

风风雨雨多少年，朱友好至今都不能歇歇脚。老公已经年过九旬，由于是农村人，所以没有养老金，需要她的照顾，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收入微薄，给不了她什么经济上的帮助。

唯一的稳定收入，只有她每个月1300元的养老金。

每天，她还要到镇上的服装厂去拿货到家里做—给服装剪线头。每天，这样的活都要从白天干到深夜，只有这样，每个月才能多1000元左右的收入。

“我高血压，又有心脏病，每天做到腰都直不起来，可是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她心里的苦，终于有机会宣泄出来。

砖土房屋倒塌无家可归几间砖土搭建的房子，曾经是周执好的家。

“这是公公婆婆留给我的房子。”这栋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砖土结构房子，到处开裂，客厅里，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加上几张破烂的椅子，就是全部的摆设。

周执好说，自从相连的冲凉房房顶塌了之后，一旦天气不好，风雨就会嗖嗖地冲进房间里来，没有办法再住人。经济上很困难的她，无力承担重修的费用，所以她只能搬到已出嫁的女儿家暂住。

1965年6月19日，18岁的周执好从广州市荔湾区被下乡到了惠州市博罗县湖镇镇下围村。

说起当年的事，这位已经68岁的老人不禁红了眼眶。当年，因为父亲患病，家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后来，父亲去世，让整个家庭的生活都陷入困顿，难以为继。恰在此时，上山下乡开始了。

个人的命运与历史大潮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在那个年代里，周执好别无选择。周执好说，下乡之后，虽然自己很努力，但是仍然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刁难，工分也被压得很低。

她只能坚持了下来。

得知妹妹已离开20年

69岁的罗翠雅，当年和妹妹一起下乡。她来到了博罗，妹妹去了海南文昌。

由于常年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折磨，罗翠雅的身体状态很不好。由于右脸神经受损，右眼已经失明，右半边脸也因此而塌陷。

1964年11月2日，罗翠雅从广州来到了博罗县的龙华镇，“什么都不懂，就要被逼着做农活，否则农民就会说你懒，不给你饭吃。”罗翠雅，唯一记得的是下放那天，妹妹痛哭不已的样子。而她第二次从母亲那得到妹妹的消息，却是“妹妹因为心脏病已经离世20年，客死异乡”。

在龙华，罗翠雅艰难地度过了50年。

“有关系的都走了，我父母在城里下岗了，没有任何门路。”在三年下放期满后的十年时间里，她一直在等。

“整整十年，我等来了什么？”29岁那年，无法回城的罗翠雅嫁给了当地人。罗翠雅陆续生下了两个孩子，她知道成了家更走不了了。

8年前，丈夫离世。给她留下的，只是一座破落不堪的土房。

2008年，一场强台风，将两间泥砖屋也给掀翻了，家也没有了。

此后，当地政府给了两万元补助，帮她盖了一间八十平方米的房子，但缺钱装修，她至今还得住在别人的房子里。

长年的艰苦劳作，给罗翠雅的身体造成了很深的伤害。2013年前，她曾7次因心痛而卧床不起。当地医院诊断，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治病，就得要钱。可是除了每月105元的老人金之外，罗翠雅却没有其他的额外收入。这几年以来，她就靠着微薄的收入，以及邻家姐妹沈洁菁的帮助。

相比之下，沈洁菁有社保，所以处境要比罗翠雅好很多。

因为婚姻未能返城

至今留在博罗县的知青，除了少部分来自河源和汕头，大部分都是原籍广州。人数有多少，尚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而据这些知青们自己粗略的估计，博罗的每个镇都有知青，人数至少在600人以上。

根据记者的了解，婚姻，是大多数知青无法回城的主要原因。

很多知青在年幼时到了农村之后，人生地不熟，加上粗重的农活也给她们很多压力，于是当地一些男性在精神和体力上的帮助，使得们最终都选择了当地人为夫。

“我那个时候那么小，懂什么，有个人可以关心我，帮助我，我当然很感激啦。”一个知青这样对记者说。最终，她嫁给了这个给她温暖的当地农民，只不过，丈夫比她大了整整20岁。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但是一些已经和当地人结婚的女知青回城后，就选择了和丈夫离婚。于是，知青返城政策开始做调整，但凡已经和当地人结婚的女知青，一律不予安排回城。

至今留在博罗的这些广州知青，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不能回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被安排到了当时兴起的乡镇企业中去工作，也被安置成了城镇户口。

可是很多人在回忆时，却又懊悔成为了城镇户口，因为后来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开始分田地到户，她们这些连同老公一起将户口迁走的人，就丧失了获得分地的资格。

依然一口标准广州白话

虽然落户农村几十年，但是乡音却未改，依然是标准的“广州话”。

“我是海珠区昌岗的。”“我是西村的。”“我是观绿路的。”“我老家是一德路的。”……见到有广州来的记者，这些老知青的思乡情被激发了起来。

“我们都是广州人。”她们说。

只是，广州，已经成了她们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朱友好已经记不得老家的样子了，因为当年的家—父亲工厂的宿舍，早已经被拆掉，建起了新楼，而整个广州城在几十年时间里，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林桂英说，当年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下乡，可是留下的，却只有她一个，有的就回去顶了父母的岗位，轮到自己，却没有办法了。

潘国贞回忆说，那个时候，每家都必须有子女下乡去，于是父亲就叫来四个兄弟姐妹，说你们两个去，你们两个留下，她就是去的那一个。

年岁已高的她们，父母也大多过世，与广州的联系就愈发少了。

“我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大哥也已去世了。在广州的那些侄子侄女们，关系本来就不怎么紧密，现在更是没什么联系了。”一位女知青说。

而来自荔湾区的知青陈玉女（化名）甚至遭到了哥哥的抛弃。父母和大哥去世后，给她和二哥留下了一栋老房子。可是当她在十几年前回广州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二哥冷漠的眼神—哥哥不认她这个妹妹了，因为生怕她回来和他抢房子。

自从那次见面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二哥。

二哥，也断绝了和她的一切联系方式。

希望承认工龄解决社保问题

许多人的身体都因为艰苦的劳动和不良的生活环境而备受折磨，留下了病根。

原籍广州市荔湾区昌华街的知青叶青莲已经成为了残疾人，平时只能坐着轮椅出入。治病需要13万元，但是这个天文数字，不可能是她所能承担的，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错过手术治疗的机会，四年多以来，只能每年定期回广州进行检查、取药。

如今，这些老知青们已经不再存有回到广州的念头，对于她们来说，能够让政府解决她们的实际养老问题，才是最为紧要的。

罗翠雅告诉记者，在几年前她曾经去找过当地劳保局的干部，哀求对方“我有困难，可不可以帮帮我？”对方的答复则是，像她这样的情况，只能用钱去买社保。

可是两万七千多元，对于一贫如洗的她来说，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两个儿子也都没有稳定职业，以做散工为生，收入也不高。

她们希望，政府能够将她们视同国有企业的职工同等退休待遇，由她们下放那天开始，到够年龄退休为工龄计算退休待遇。记者了解到,2012年,广东省人社厅曾下发通知，明确广东下乡知青可通过一次性缴费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同时可选择参加医疗保险。

据悉，纳入解决范围的知青，是指现为广东省户籍，1961年至1982年期间，经县级及县以上知青管理部门动员和组织下乡插队、插场、经批准回乡安置的城市户口青年，以及随父母疏散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并经批准改为知青身份的广东省知青。

通知规定，知青的养老金参照广东省解决早期离开国有、县以上集体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办理，通过一次性缴费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次性缴费基数，按申办统筹区早期离开国有、县以上集体企业人员一次性缴费基数执行；缴费比例按20%执行。

政府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这个政策，但对于类似这批广州老知青来说，他们现在很多人交不起这几万元的费用。江苏社会文化研究学者、扬州老知青研究会秘书长王家林说，知青养老面临养老主体缺位、养老政策缺位、养老资金缺位、养老资源缺位的困境。他说，知青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农村，现在国家对这个1700万人的群体应该多一些关爱。其次，要制定公正、合理、平等的养老政策。同时，设立专项知青养老救助福利基金。此外，增设养老服务设施机构。最后，要呼吁全社会为知青养老献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