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来源:网易

1974年7月，我从广州市37中学（位于惠福西路仙邻巷）高中毕业。当时的毕业分配制度已经改变，不再由学校分配，而是由父母的单位负责分配工作。这是一种重大的制度改变，它意味着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对知青工作的管理比以前更有系统，更有归属感。我原来属于留城待分配，也就是说可以免于下乡。到75年夏天，我父亲突然在他单位里被通知说我被改为下乡。估计当时肯定是因为有人走了留城分配的后门，挤掉了我名额。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倒霉可真是命运之赐福，少了知青的经历真的就少了对毛时代农民生活的真实体验。

读大学时的李公明1975年10月，我乘着父亲单位的卡车，在父亲和我同学的陪伴下来到从化县神岗公社格塘大队蜈蚣生产队插队下乡。父亲的单位送我们这些新知青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顶草帽，这是当时标准的知青行头。到了生产队，当地农民已经准备好了给我们过生活的全部家当：一只很大的木制禾桶，其功能是储放我们吃的稻谷；一把锄头和镰刀，一副床板和两张条凳，一盏煤油灯，还有烧饭的泥锅和吃饭的碗。住的房是以前老知青盖的泥砖屋，他们已经离开，后来我们想到他们是逃港了。在这个生产队我们一共来了3个新知青，都是男的，阿华、阿强和我，阿明。第一个星期，农民安排我们三人各到一个农民家里吃饭，因为我们还没有种出自己的青菜、没有从山上把树柴砍回来。在农民家饭管够，有两条青菜和几块腌萝卜，餐餐如此。一周以后，我们的小厨房冒烟了，我们自己开伙，菜地里的小菜苗慢慢在长，我们先吃着家里带来的咸鱼。新生活正式开始了。

10月下旬正是开始收割的季节。早上，生产队长通过小喇叭派工，我们背着大禾桶、拿着镰刀下地干活了。我们这个生产队的水田基本都在山里，走到田头已经趴下，割禾、用禾桶打禾，中午回来烧饭吃，下午再去田里。等到凉嗖嗖的晚风吹来一阵寒意，我们才收工回家。洗澡要到村前的小河，先在河滩上活蹦乱跳一阵，然后跳到水里。十月份山里的河水已经很冰凉的。几天下来，我们发现了几件事：一，有些农民欺负我们，每次都是把边远的、小小的、不规则的田地派给我们；二，我们开始学会了几句客家话，而且都是粗言。但是客家话的粗言好像比粤语的粗口要温和和亲切一点；三，我们早上不能吃早饭了，因为如果三餐干饭，口粮肯定不够吃。收割完了之后，在稻田里种冬小麦，或者种绿肥紫云英。农民要我们把一些禾秆分散在田里烧，作为种小麦的肥料。我们却把禾秆摆成一个巨大的A字来烧，结果种出来的小麦地真的呈现出一个特别深绿的A字，那些禾秆灰真的有肥效。种完小麦，农活减少了，担心也来了：最怕集中到公社修水利，那时农闲时的常规活。没有派我们去水利工地，却安排我们烧砖窑，是更苦更累的活。一烧就是十天八天，每天24小时不停地往砖窑的炉膛塞松树枝，我们三个知青三班倒，睡到半夜要接班是最困的。我们有时候晚上饿了，会在砖窑前熬点粥喝，有时会抓到小青蛙放进去。我们基本做过所有的农活：插秧、田间管理、施肥、收割，其他还有种小麦、榨花生油、烧砖窑、伐树、盖房、放羊等工种。我在劳动方面还是比较自觉的，在夏天最累的“双抢”（抢收、抢种）中也没有刻意逃避。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神岗公社发给我的“双抢”劳动标兵的奖状。

我当知青的那个时候，偷渡潮的高峰期还没有过去，然而我并没有去偷渡。后来有朋友甚至说没有偷渡过的知青生涯是不完整的，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知青死在海涛中和山岗上。这种悲惨的经历是广州知青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伤痕。自７０年开始，广州知青的偷渡潮开始大规模出现了。1971年，林彪的出逃事件以及传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广州的知青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我记得当时在课室里宣读林彪的“纪要”时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那里面说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我想这是说得很对。后来听说广州知青们对这句话感到非常震撼，更促使他们下决心逃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班上很多同学的哥哥都去偷渡，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些偷渡的事情；后来我当了知青，周围的知青就有人去偷渡。广州人把逃港称作“督卒”，这是借用下象棋的术语，十分生动传神——卒子往前就是过界河，而且只能向前不能回头。偷渡者也有很多是游水过去，而且很多偷渡的知青都知道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因为偷渡失败被抓回原单位或街道，永无出头之日。还有一点就是，成功偷渡到香港的人都无法回来看家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敢回来。所以当时去偷渡的知青们有一句话说：“湿开了头，就一定要湿到脚”（粤语）；所以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偷渡。有些人竟然十次、八此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成功。1971年读初一的时候我常和同学去市郊的大金钟水库游泳，那时就发现有很多人在水里不停地来回游，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游泳，而是在作偷渡的训练。当时有一首歌专门写这种游泳：“教脚求前程，做知青要尽努力，学游泳。”（粤语，“教脚”在这里就是偷渡之意）那时还有一首歌很流行，我们常和同学一起唱，这首歌原来是写去海南岛的知青离别广州的心情，后来被用来咏叹偷渡者的心情：

低头无语的是岸边的榕树，悲声呜咽的是可爱的珠江，不是我不爱你美丽的故乡，不是我不爱你可爱的姑娘，命运驱使我远走它乡，再见吧广州，再见吧姑娘，明天我就要像江水一样，奔向那遥远的地方……。

但“督卒”（游泳从水路偷渡逃港）并不容易。根据一位当年曾数次偷渡的朋友介绍，当时主要有三条偷渡的路线，各有不同的危险性。一是中线，即在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的陆路翻越铁丝网过去，这就称作网区。从这里过去又称作扑网，其实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因为铁丝网向人的一面是呈卷翻状的，要很有技巧才能翻过去。而且探照灯、哨岗和警犬都是致命的危险，我的这位朋友当年就亲自画过一张网区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注出探照灯、哨岗的位置。这些地图在知青中流传，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心得写在上面，我朋友说很可惜他那张图没有保存下来。我希望今天还保存着这些地图的朋友们好好保存，或捐献给文革博物馆。要对付边防军的警犬也是很危险的事，当时知青叫警犬作“大猫”，说起来都会谈虎色变。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种说法，说警犬很怕闻到老虎粪便的味道，一闻到就失去追踪能力。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广州动物园老虎笼的主意，去偷老虎屎。据说边防军对这种使用老虎屎的偷渡者特别痛恨云云。

二是西线，大约是在今天深圳南头附近下水，几千米的水路。这条线也不容易，因为要到达这里已经很不容易，而且水面上的民兵巡逻也很严。

三是东线，即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有十多公里的水面，要乘自制的橡皮艇过去。与中、西线相比，东线的防守较松，很多人在中、西线失败后走东线而获得成功。但东线也很危险，因为这里海浪很大，很多人淹死在这里。做橡皮艇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的朋友戏说这是偷渡技术史中难度最大的。走东线的人首先要去惠阳，所谓夜渡东江就是指先偷渡惠阳。然后走十多天的山路才到达海边。后来抓偷渡的封锁线甚至移到了广州的大沙头，这里是广州的水路客运站，竟然有些偷渡者在大沙头就被人抓住，时称“大沙头一板”（所谓“一板”就是指偷渡一次被抓，很多人是“几板”以后才成功的）。

后来又有人爬火车，藏在往香港的货车中。但是这条线一要收买铁路的人才能上去，二是会被车厢中的货物压死，因为火车有时会急刹车，后来为了对付爬火车偷渡的人，开车的时候就故意来几次急刹车，藏在货物堆里的人常因此而被货物压死。到了香港，卸车的工人常发现偷渡者的尸体。

偷渡者被抓之后，一般先进收容所，偷渡者称之为“蹲格仔”。在“格仔”里会受到种种折磨，人人都饿得发慌，与屎尿共处一室，臭气熏死人。另外在“格仔”还会学到很多东西，许多偷渡经验也可以在这里传播。离开收容所，就被押回原地原单位接受改造，不但本人要受到处罚，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当时我记得街坊中间和居委会都会说某家有人去偷渡，经常去这些人家里开批斗会。偷渡潮还引发出不少政治伦理问题，对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带来伤害。一位知青回忆说：我的一位好友，那时正“向组织靠拢”，却不料某日一个晴天霹雳，得知他在宝安当知青务农的姐姐和姐夫一起偷渡去了香港。吓得他赶紧和我商量，要不要告诉“组织”？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了，那时亲属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互相关联的。几年后，所谓“开放”了，他家率先使用的电饭锅、电视机等，就是他姐姐从香港送回来的。这位知青的回忆触及到偷渡潮中的家庭与政治伦理的问题，也是文革期间无数中国家庭遭遇到的悲剧问题。

总之，一部广州知青的偷渡史血泪斑斑，令人悲悯。据说在深圳有一片埋葬了不少偷渡知青的山岗，我想那些长眠者的家人恐怕不一定会知道，很多葬身大海者的家人也不一定会知道。很长时期以来，某种失去亲人的伤痛在这片国土上似乎是一种罪恶，不得言说、不得公开的悼念；明明是冤屈、是不应得惩罚，也似乎永无申冤之日——人死不能复生，中国人太会安慰自己和死者了。然而，凡是在民族的记忆中被轻易抹去、被刻意遮蔽的血痕，总是会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重新催人泪下。

与知青偷渡潮密切相关的一次戏剧性事件是1974年的重阳节，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登白云山事件”。重阳登高，本来是中国人的习俗。在文革时期，这种习俗已被人们淡忘，但这一年的重阳节却出现了十几万人突然登白云山的事件。登山者几乎全部都是知青，在沙河等通向白云山的路上到处都是晒得黑黑的青年男女。据说在重阳节前夕，广州市悄悄流传着一段传说，说一个广州知青多次“督卒”失败后上到白云山散心。在一块大石上睡了一觉，梦中出现一皓首仙人，告诉他一条“督卒”路线。醒后，他依照指示，终于成功去了香港……。因此“登高转运”的习俗与祈求神灵保佑偷渡成功就结合在一起，引发了这年的重阳登高事件。据说在这一天白云山的登高人潮中，到处都有人兜售所谓的“棋盘”，亦即偷渡香港的路线图。措手不及的公安机关，无法制止和疏散这十几万登山的青年人。他们只查出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政治谣言”，就是当时盛传重阳这一天，哪个抢先登上白云山的，就会“转运”，偷渡香港将会马到成功。当天从山上下来的人很多被公安拦截，要登记所在单位和追问登山的原因。以后几年的重阳节前有关部门都做足应急准备，还在节后把工厂里凡是在重阳节当天请假的年青职工登记在案，似乎在重九登高的年青人都是偷渡分子或者有偷渡倾向。时至今日，重阳节总使我想起当年那些知青，“遥知兄弟登高处”，不插茱荑买“棋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俗记忆啊！

70年代的广州青年具有多元的群体形态，在主流青年之外有民间思想者，也有更多的市井青年。他们的身份可以是知青、青工或在校学生，但是在70年代流行的广州街头口语中，主流宣传迥然不同的市井青年百态鲜活地呈现出来：串仔(男性不良青少年)、串女(女性不良青少年)、烂春代(不良青年)、马达(女性不良青少年)、军阀仔(以模仿军人着装为主的不良青少年)、油脂仔(以模仿香港人着装为主的不良青少年)；在这些街头语言中，还有对各种行为和器具的指称：班人（召集）、摆场(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地点群体斗殴)、开片（打架）、洪常青(大刀)、晒飞甲(离家出走)、埋堆（加入团伙或加入朋友圈子）等等，也有一些具有公共政治色彩的话语：企波台(被人拉上台批斗)、食二两(劳教，当时劳教人员每餐只能食二两米饭)、抓七(拿锄头劳动，后又指去农村务农)、走后门(托关系)、阿爷（公家，也指毛泽东）、契爷（病假单）……。这些语言具有强烈的七十年代广州青年尤其是上山下乡的知青的特征。

1977年恢复高考，当从生产队的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知青们都很兴奋。当年我所在的公社听说就有几千名知青参加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回了趟广州，找高中老师、翻出以前的课本。从复习到上考场，中间的时间也就两三个月。当年高考报名之前，要经过公社同意，还有严格的政审。我是在从化神岗公社中学参加考试的，第一天（12月11日）考的是数学和政治，第二天文科考语文和历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学，报考外语专业的第三天就考外语。高考那天，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参加考试的人很多，像是趁墟一样，知青朋友们在考场相遇都很兴奋。当年是开卷考试，很多人都把书带到考场里去，我座位前后的考生都有用旅行袋装书进考场的。后来七八级同学有人取笑我们，说我们是抄书进来的；我们则说，你们可是连抄也不会抄——七八级中不少人是七七年没考上的。其实，在时间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大家的准备情况都不是太好，都是依靠原来读书时的基础来应付。

1978年春，我进入了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成了一名“七七级”大学生。我的知青生活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