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你因何受难

作者：陈原

来源：微信公号-新三届

（陈原，笔名顾土。1982年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分配到人民出版社，1985年调进人民日报文艺部。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先祖母，目不识丁，一生含辛茹苦，从事过的唯一职业就是帮佣，却在半个世纪前被难，成为那个时代最早的受难者之一。

五十年来，一想起那一幕幕场景，悲哀、悔恨、激愤，我就难以自己，似乎已经成了永久的心灵创伤，灼痛不已。

铁一号钟楼前受辱

1966年，我家住在北京张自忠路三号，这里过去是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习惯称铁一号。铁一号是人民大学的宿舍。九月的一天，我偶然在我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发自上海嘉定的电报，报封上的收报人是“中共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我当时九岁，看到这封来自我祖籍的电报，很自然就联想到我的祖母。赶紧抽出电报一看，泪水顿时夺眶而出。电报写道：

上海嘉定娄塘派出所1966年9月发来的电报：

“你校档案系陈兆祦之母张云英于9月8日投河自杀希通知陈来处理后事为要嘉定娄塘派出所。”

电报带有加急字样。

别看我年纪不大，但祖母自杀的原因似乎已经无需大人解释了。那年的八月，史称“红八月”。一天我去祖母住的地方给她送东西，在红一楼甲组五号，迎面就看到一张半扇门大小的“勒令”，白纸黑字写着：限令地主分子张云英立即返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署名是东城区红卫兵。

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邻居告诉我，“你奶奶正在钟楼下面呢”。钟楼是铁一号大门内正中的一座建筑，算是这座院落里的主建筑，钟楼底层的大教室进入文革后就成了批判会的场所，大教室外的空地处于路口，人来人往，则成了批斗会的地方。

我赶到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正围着中间的空地，二十多位平时住在大院里的爷爷奶奶们蹲在地上，低着头，脖子挂着一块块牌子，上书地主分子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资本家某某某、国民党反动军官太太某某、大地主小老婆某某某。我的祖母蜷缩其中。遣返原籍前，红卫兵强迫他们每天到这里接受批斗。

我没敢细看，转身跑回家中，一路还听到院里的小伙伴喊我是地主婆的孙子。

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在西郊人大参加文革，很晚回家，有时根本不回家，晚上和我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叮嘱要我好好上学，不要管我奶奶的事情。可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钟楼前，都会看到人们围着祖母他们辱骂、吐口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很困惑。

我们兄弟三人一直都由祖母照顾，她辛苦勤奋，不但为我们洗衣做饭，还抽空打扫楼道，将楼道的扶手从上抹到下，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她怎么会忽然成了众人憎恨的地主婆？和她一起挨批斗的那些爷爷奶奶怎么也转眼间就成了阶级敌人？

大概过了一周，一天中午下学回来，在红一楼旁的路上，正巧撞上我父亲和我表兄，一边一个，中间是我祖母，往大门口匆匆赶去。我祖母一眼看到我，就高声呼唤我的小名。我正想迎上去，不想我父亲拼命摆手，让我绕过去。祖母过去后，还不停地回头喊我，我也边走边回头，但始终没喊出一句来。没料到，这一回头，竟是我与祖母的永别！

上海嘉定娄塘派出所1966年9月寄来的信，内为祖母的遗物清单及派出所落款。

家乡水塘惨遭不幸

回老家的一路，她是怎样的情景，我无从得知，但可以想像出来。

那时北京火车站有部滚动电梯，大概算是大众可去的公共场合里唯一的一部电梯。我们这些少儿在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可玩耍的，所以常常跑去乘坐，当作乐趣。在北京火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像我的祖母那样的人，被剃成阴阳头，身上还打上各种标记，有人往他们身上扔石头，有人吐痰。我亲眼目睹一位老人，头上血流如注，自己捂着伤口往车站里面跑去。

过后很多年，我听上海的亲戚说，我的祖母在列车上被红卫兵发现是遣返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就当场给她剃了阴阳头。祖母用头巾包着头，先到上海，看望了几家亲戚，发现家家都已自身难保，只得回到嘉定娄塘镇。

1986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我的祖籍嘉定娄塘，不想，轰动了镇上，说是：陈家里的孙子回来了！还有人说我是“陈家姨娘的孙子”，而祖母实际是“续弦”，并非侧室偏房。我伫立在祖母自尽的那一洼水塘旁，男男女女都围在我的身边，向我诉说他们所知道的情形。

一位老奶奶抓住我的胳膊说，她也是当年被赶回来的，但她熬过来了，“如果你奶奶像我那样，忍一忍，大概就可以活过来的。”“她死的时候，一条头巾包着整个头。我们都看到了。”几位中年人细致地形容。

住在水塘旁的一户人家告诉我，祖母的遗体漂浮在水塘靠近他们家的那一侧，派出所打捞遗体后只得从他们家门里抬出，为此还锯掉了门框。

经人引领，我来到祖母弃世前栖身的小屋，这是一户人家的柴房，不足六平米，阴暗潮湿，连一扇窗户都没有。镇上的人说，祖母被镇上安排住在这里时，只有杂物，没有床，也没有桌椅。眼见如此简陋破败的地方，我不知道那短短的几天，她是如何生活的。

此情此景，已经令我心酸不已，可更为悲怆的内幕还在后面。

当晚，我住在嘉定城里。好友的姐姐在检察院工作，她的邻居是法院法官，他们说，小的时候常常跟随大人去我祖父家，认识我的祖父母。文革后，清理文革遗案，检察院和法院都怀疑我的祖母是他杀。理由是，距离她最近的是一条河流，如果投河，为什么不选择这里，而跑到距离较远的大东街水塘，浅浅的水塘很难淹毙。

我的祖母带回的日用品很多，共有76种，上百件，完全是打算长期过日子的模样，为什么会忽然自尽？最关键的是，她留下的全国粮票很多，钱却极少，而据我的父亲和亲戚们说，为了她回乡度日，每家都给了不少钱。这些钱估计是被人拿走了，之所以不拿全国粮票，那是因为容易被察觉。县里怀疑谋害我祖母的人是大东街的造反派，是谋财害命。

当我将这些疑问带回娄塘镇时，镇上的人却说不会的，他们对我祖母都很好，很照顾的，没人会谋害她。

以后，每次去上海，我都会来到娄塘的这片池塘旁默默思念我的祖母。镇上见过她的人尽管越来越少，但年轻一代又都会告诉我，他们听父母、祖父母讲过，知道有一位老太太曾经在这里自杀。再往后，池塘填平了，新房纷纷建起，但一个遥远的回忆依然不散：一位老人很多年前在这里结束了生命。说是老人，其实，祖母遇难那年才59岁。

与大时代结为因果

我的祖母究竟是投塘自尽还是被杀后投进池塘？这是一个永远的谜。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因祖母的遇难而自责、而悔恨。临别时，我竟然没有再喊她一声奶奶；当我知道她的不幸后，竟然没有致信嘉定，要求彻查她的死因。

终于，有一天，我在梦中又遇到了我的祖母。她的形象定格在铁一号钟楼前的那一幕，散乱的头发、苍白的面容、身上落满痰迹。我猛然惊醒，两天后就赶到上海，托好友为我的祖母在嘉定选择了一块墓地。当墓地落成时，我面对墓碑，心中长久地默念慈爱的奶奶。说这是墓地，可连衣冠冢都不是，墓碑上下，空空荡荡，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片遗物，只存有我们这些子孙的哀思之情。

雕塑家吴为山曾为我的祖母塑了一尊头像，因为无从看到我的祖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只能从对我的了解来想像我的祖母。结果，塑像看上去好像一位知识女性。事实上，我的祖母从未读过书，右眼自幼患疾，几近失明。

根据现在找到的族谱看，我的祖先陈万山曾经居住在浙江余杭，满清入关，“嘉定三屠”，以致嘉定田园荒芜，于是他率全家徙居江苏嘉定娄塘，晴耕雨读，开创家业。先祖陈虞璇确实是位乡绅，或者叫地主，不但家有良田，还在上海几家大企业做过会计师，旧时称账房先生，家里的书房摆满了中外书籍，而我的伯父曾是上海有名的律师。

祖母姓张，原本住在娄塘临近的镇上，家境贫寒，祖母的母亲就是我祖父家的佣人，因此常常带着我的祖母过来一起为我祖父家做事。我的祖父花甲之年断弦，就娶了我的祖母，生下了我的父亲。

祖母自入陈门，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祖父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家道中落，祖母独撑门户，母兼父职，只能靠变卖田产过日子。日军侵华，江浙沦陷，祖母背着包袱，搀扶着我的祖父，拉着我的父亲，加入了逃难的人群，辗转于江南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上海成为孤岛之际，祖母怀揣大米，夜间爬过封锁线，靠枪口下贩运粮食养家糊口。由于家族财产纠纷，祖母还曾被告上法庭，关入大牢。

1947年3月，祖父病故，此时家里已经田无一垄，房无一间，祖母和父亲二人寄人篱下。祖母不得已，外出帮佣，直至1950年代初才进京与我父亲生活在一起。大约六七年前，我曾托人查阅上海嘉定的土改档案，其中我家多位亲戚的名字均有记载，而祖母，既无田地记录，也无房屋在案，可偏偏因为我的祖父曾经是地主，结果划了个地主成分。这个“剥削阶级”的帽子一戴就是终生。

土改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岂止是其中发生了什么，其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出身的认定，更成为一种烙印，长达30多年里，让一部分人几代在社会生活里抬不起头来，左右了他们的人生走向。一遇政治运动的风吹草动，他们往往最先遭劫。文革爆发，他们又是最早的受难者，一再被宰割、被侮辱、被伤害。惨绝人寰的北京大兴、湖南道县等地的屠杀无不以他们为目标，从刚出生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者，无一幸免。

我在农村插队时，全村有30多位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经常被大喇叭叫到大队部训话。苦活、累活，不记工分的活，都由他们承担；招工、当兵、外出上学，与他们完全绝缘。而他们大多成长在新社会，除了血缘硬被打上印记外，与旧时代毫无关系，却一生下来就成了“贱民”。有的人虽说被“摘帽”，可“摘帽”本身就是一种帽子，依然低人一等。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不再受歧视。

我的祖母，一介平民，生下来无非就是干活、结婚、生孩子，相夫教子，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一生，对政治一无所知，既不想招谁，也不去惹谁，只求过个平稳日子。可是，时代的惊涛骇浪却将她推入深渊谷底，命如蝼蚁，不要说反抗，就连活下去的机会都丧失殆尽，只能任人践踏，草草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愿祖母在另一个世界平安无事，但愿她的冤魂寄身那方墓地，不再游走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