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

核心提示：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1、“悲怆的人生故事”

“孙历生”，是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孙历生的生平简述如下。

她生于1934年，1949年时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当了该校的政治教员。她也是这所学校最早的党员，14岁那年就被做地下工作的姐姐发展成为地下党。

1957年，她响应“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号召，说了几句上级领导的“坏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在12月被打为“右派分子”，被送去劳改农场劳动。

她很年轻时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成为“右派分子”后丈夫迫于“组织”压力和她离婚，其时她怀中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另外两个孩子判给了女方，三个孩子在她母亲家里养大。

年轻的孙历生1960年，孙历生迎来了她人生的第二段婚姻。丈夫叫聂宝珣，是一名中学教师，同样是一名“右派”，两人在劳改中结识。生下一个女儿后，她因为患心包炎回到了北京女三中，但没有恢复教职。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她被安排在地下室里种蘑菇。她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被安排在学校资料室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斗争”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两个校园“劳改队”，她和校中另外三个“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

1966年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被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两名教员被抄家殴打后“自杀”身亡。孙历生活了下来。

她的母亲给“串联”的学生蒸包子吃，学生们吃完后开始找碴，认定孙家是地主、资本家，于是开始了一场“武斗”。她母亲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薄纱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她也被红卫兵抓到母亲家中一起挨打。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因为不见她的遗书，而且“文革”后银行发现她留下一张数额不小的存单始终无人认领，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

去世之前，孙历生回了一趟母亲家。跟着姥姥睡的小女儿听到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孙历生告诉母亲，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一个整她的人手里。

她死的时候34岁，四个未成年的女儿中最小的七岁。

这就是孙历生的“悲怆的人生故事”。我想，一方面，大概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形容词来形容孙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也只有了解她的具体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谓“悲怆”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其中不仅有她生前的遭遇，还有她死后遭到的论说以及不被论说。

2、“否认”受难者

于光远就是孙历生的离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报纸介绍他是“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其实我的书稿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的成分在内，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说，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和“文革”这两场大运动，也就是两场大迫害造成的。我尽可能地了解孙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这些调查的结果，写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和《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击对象成为“受难者”的共同命运。她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为“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传统的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编辑《文革受难者》书稿的时候，在“孙历生”中的一处加入了“于光远”的名字。这也有道理。写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绍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等等以显示真实性，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是一个方面。何况于光远确实属于所谓“公众人物”，可以写到。

后来，2009年，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文学会议上，我的发言是对比小说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为例。发言后一名美国教授提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其时，孙历生和其他几名中学教师受难者的照片等资料刚在大屏幕上显示过。会后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请这位教授马上给于光远或王蒙打电话，他们两人总不能说孙历生是你编造出来的人吧。

看来，为了显示孙历生的真实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经的知名丈夫。不过，提出那种问题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国内的教授要正面评价“文革”，提出毛泽东时代是“道德的时代”。显而易见，孙历生等受难者的“悲怆”故事会使得他们的“理论”无法成立。之前，已经有过“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认受难者存在。后来还有为了捍卫自己拥护“文革’的理论的人也来参与这种“否认”。二十世纪发生的迫害和屠杀，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过“否认者”（deniers）。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的千万受难者被揭露，就出现了对中国人受难惨状的“否认者”。

3、王蒙：用庄子化解

迫害《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

原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

《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

《蝴蝶》是小说，裁剪原型的事实是应有的手段，不过，从取舍和改动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孙历生被离婚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是“组织”要求离婚的。《蝴蝶》中“海云”只有一个孩子，成“右派”后主动要求和高级干部丈夫离婚。“组织”逼迫离婚是广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个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离婚太难被读者相信，改成一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做法。

孙历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小说则没有写。看来是为了配合另一篇同时发表的《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缩写）中主人公对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因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残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聪明，他对原型人物的实事的改动确实有助于他要对“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释。此外，他还用了庄子哲学，《蝴蝶》篇名就来自庄子最有名的“梦蝶”的故事。庄子对人生的看法超然潇洒。在庄子看来，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质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说法。

但是，不会有人愚蠢到想用庄子哲学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说，既然“生死齐一”，物质财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对他们判罪和惩罚。“文革”后一段时间时髦说老子庄子哲学，如《蝴蝶》所作，当时有人私下说这是故弄玄虚滑过审查以求发表，而王蒙正善于此道。但是，今天孙历生已经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写了好几本非虚构作品，他的自传写了他生平种种大小事情，甚至也简单提到了孙历生，但是，他从未详述孙历生的悲惨遭遇。

于光远去世两周后，是王蒙的八十岁生日。在一篇介绍其生日庆祝的文章中，讲述为什么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们夫妇的话，是因为他们“一贯谦虚谨慎”，“听毛主席教导”，“向农民学习”。该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

从三十年前写《蝴蝶》到现在，王蒙的认识又进了一层？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诀窍的同时，也在暗示受难者们都是因不“谦虚谨慎”而遭难的吗？

4、于光远：回避十年

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惨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

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高级干部“彭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学校和教育传统。前现代的精神导师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师。“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学生红卫兵打死。我调查过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员被女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孙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教员孙迪，女四中教员齐惠芹。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

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1980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

作者：于小康（于光远和孙历生的女儿）

来源：微信公号-新三届

(一)孙历生的悲剧始于她14岁

小时候我曾抱怨妈妈孙历生乱说话成了右派。姐姐小红在“白花丁香树”里回忆妈妈，记得爸爸于光远后悔让妈妈去党校。而我责怪爸爸1957年时流连东欧不回来保护妈妈。这些说法看法，其实都是童稚之言，不得要领。

孙历生是个热情的北平进步学生，14岁加入共产党，也许对北京和平解放有微不足道的贡献，说不上功绩。那时北京市民心向共产党的很多，连我毫无政治倾向的姥姥姥爷都曾为被警察追捕的进步学生开过门打掩护。

像孙历生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她和党的短短缘分，是她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的根源。因为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建国后的既定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如果你是被逐步淘汰的对象，反右时人在不在党校，说什么不说什么话，丈夫在不在身边，有什么大关系?而文革说到底，是“人民的幸福”来源于专政对象的痛苦。没有专政对象还得造出几个来，何况有过记录的右派，既使是错划的。

为什么他们要被淘汰?我没研究过党史，不会解释毛泽东的宏图大略。我只知道母亲孙历生所以是进步学生，是因为她有文化会独立思考，勇敢直率，向往自由。也许这些特性恰恰是她注定要被淘汰的原因。

(二）董光苔害死孙历生

孙历生的死，直接的责任人是董光苔。1967年初解放军“支左”部队由马营长领导进驻北京女三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是原女三中副书记董光苔。董光苔领导的女三中，继续了该校从红八月开始的整人打人的恶行，使女三中最终成了北京学校里的文革重灾区。

在母亲非正常死亡的文革中期，女三中还逼死了另一个女老师方婷之，逼疯了一个男老师盛荃生。董光苔迫害了大批教职员，有名的故事是体育教员孙瑞英被她打成“反革命”，仅仅因为她做针线活时把针插在毛主席像外的白纸边上。董也要间接地为一些老师家属的死亡负责。这样的人在文革后一直没失去权力，在清理三种人时安然无恙。只是由于她在女三中民怨太大，被调换了个地方后继续做领导。

董光苔已经死了。董光苔对我母亲之死的个人责任是不难推定的，即使不提及母亲有被“他杀”的巨大嫌疑。完全可以归责到董光苔的有非法关押，诬陷，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有人见证说孙历生当时解下来时尚有气息而董不许救治。可惜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收集控告董光苔的人证物证，追诉期过了。即使中国以后放宽对“反人类”罪行的追诉期，我们手里有再多证据也不能把董光苔拉进法庭当堂对质令她伏法了。

董光苔以“文革受害者”自居，以红八月受过迫害为由拒绝承认她害人的事实。在我看来，受过迫害并不能洗白一个人践踏他人生命的罪过；害过人，也不能成为被别人摧残凌辱的借口。这是一种“两不互相否定”吧。文革中发生的残酷迫害事件，只能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分析。在法律的基准上，聚焦在被害人的基本人权被侵犯，聚焦在害人者反人类的行为。不要东拉西扯，混淆是非。

从反右到文革之前，妈妈的生活是痛苦的。即便不再被劳改，她也天天受精神折磨，写不完的检查交待不完的错误。那些直接间接明里暗里迫害她的人，在文革中也自己受到迫害。即使对这些人，我依然为他们悲惨的下场万分悲哀。无论如何，文明社会应该有一个“不能无法无天地践踏人的基本权力”的底线。

(三)董光苔是特权时代的产物

董光苔害人时已年过35岁，不是头脑冲昏的未成年人。和那时大多数中学老师校长不同，她不是普通家庭出来的知识青年，而有幸是她那个年龄段不多见的红二代，顶有烈士子女的光环。她的青少年经历据说很坎坷，曾在困窘中度过一段时间。1958年，周恩来安排她母亲来京和她团聚，确认了她母亲是董振堂遗孀，给了她们住房。董在文革前已经是校长沙坪之下的女三中第二领导。

在文革中，董光苔得到了平民百姓没有的“可以活命”的私授特权。这个党和领袖特别开恩赐予她的特权，后来演变成她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实际权力。她无节制地滥用她的权力向平民施虐，对施恩于她的权势表示忠诚，把一个小小的女三中搞成了人间地狱。她的烈士子女光环也使得她逃脱了文革后被追究手上平民鲜血的罪责。

孙历生不是董光苔唯一加害的人，但她和孙历生的恩怨反映了她的人品。女三中老教师们记得，母亲早年对董光苔多方照料，董受到孙历生的恩惠，举止就像她的跟班。母亲怀姐姐和我时，上下台阶董光苔都会主动地搀扶她。可是，1958年她们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母亲变成了右派，而董光苔的烈士子女身份却得到了确认。

董光苔的身份改变以后，不仅仇视孙历生，也仇视其他知道她根底的老师。这种怨恨来源于一点：这些人知道她没有发达之前的窘态，因此他们都罪该万死。董光苔这样的人品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好人，而文革把对权力的所有制约取消，董光苔毫无顾忌地整人报复，给她治下的教师学生带来了梦魇。

我不放过董光苔，不接受她也有被迫害过因而是受害者可以不担责的开脱，不接受“人性本恶从来如此”的是非不分解释，不接受要受害人和施害者共同承担责任的胡言。董光苔害死孙历生有罪。给她无制约的权力来害人的权威有罪。

(四)我逃脱了董光苔的魔掌

一个月前，我给北京市第77中学写了封感谢信，原因也和董光苔有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北京景山学校四年级，那时才10岁。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时，我应该上初中。因为父亲于光远被整，我没有回景山学校。女三中离姥姥家最近，也是孙家女儿们一向去的中学。按道理，我应该在那里上初一。那么，我就会在女三中里亲眼看着母亲被斗争批判罚跪关押毒打。在董光苔的控制下，我很难想象我的遭遇是什么。幸运的是，有人帮助我去了离家很远的77中学而不是女三中。

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逃脱董光苔的魔掌的。我写信给77中学，也是想揭开这个谜，找到当年救了我的人。

(五)毛主席下旨，董光苔放生

在腥风血雨的红八月里，母亲孙历生和董光苔有短短时间共同被关在牛棚。和母亲这种庶民右派不同，董光苔有着特别的机遇。故事的很多细节是董光苔自己告诉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教授，后来被其他女三中老师们证实。我是小时候听我姥姥讲的，而她是从我妈妈处听说的。甚至有董光苔的远房亲戚发贴说过此事。细节虽有出入，故事梗概一样：

在红八月里，董光苔和女三中十几个教职员一起被关押在学校多日。沙坪校长被打死以后，董光苔的母亲，烈士董振堂的遗孀贾玉明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途径，毛泽东收到了信，并作了批示。批示是总政治部来人向女三中红卫兵开会传达的。董光苔因此从劳改队释放，并且很快被三结合了。

一个细节我没有搞清楚：放生董光苔具体是在红八月的哪一天。贾玉明找毛主席是在沙坪8月20日被打死之后。董家亲戚另外说是在董被关押在校七天之后。为什么我在意一个日期?因为我想知道在董光苔被放生之后，还有多少北京学校的教职员伤残死去。因为政府对这些人的死伤有无法脱逃责任，受害人和亲属有权要求政府赔偿。

董光苔的故事说明了三件事：第一，最高权力在那时知道有一批学校教职员在红卫兵手里，生命危在旦夕。第二，那时并不存在红卫兵“失控”的现象：解放军来个人开个会，人就放了。第三，放生董光苔，不放生其他人。不是不能救，是不想救。

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平民生命有危险，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政府知道的，有能力有办法解救而刻意不救。这样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政府领导人要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样的政府行为今天的人们能接受吗?如果47年前这样的行为今天不被批判而是被歌颂，是不是默许同样的行为再发生?

(六)向前看

虽然董光苔已死，我对清查没有水落石出的文革冤案和追究文革时的个人责任的态度并没有变。如果这仅仅是一家一户的恩怨，我可以放下。放不下是因为我认为反右和文革的谎言不被揭穿，可怕的根依然活着，不知道哪天又会发出邪恶的幼芽。反思反右和文革，就是为了往前走向前看，这是造福后代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