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古佛旁的奇女子——记隆莲法师
作者：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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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古佛旁的奇女子——记隆莲法师
作者：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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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古佛旁的奇女子——记隆莲法师 1941年腊月的一天，成都爱道堂清冷肃穆的大殿上，一位刚届而立之年的女子正在受戒，木鱼声、经语声响彻她的耳畔，淹没了远远传来的日寇飞机轰炸声。从此，寂寞的青灯古佛旁又添了一位女尼——一位才华出众的奇女子。她，就是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佛教协会会长、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尼”的隆莲法师。 第一次去见隆莲法师，并不敢贸然相问。凭一封“介绍信（由莲师傅的好友丁秀君老人亲笔）”，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这位久已仰望的佛门女法师。从旧闻中得知，隆莲法师1936年在四川县训招考中高中头榜，也就是考上了女状元，可后来以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名气和富裕的家境，为何要遁入空门？为了解开这个谜，见到她时斗胆问了一句：“莲师傅出家经过一定很曲折吧？”想不到她爽快地接过话头，谈起了往事。
隆莲法师本名游永康，1909年生于乐山县一个书香之家。幼年时，乐山只有外国人在天主堂办的女学，当时人们对外国人办的学校怀有戒心，莲师傅的家人也认为去那里读书不妥，她只好在家里靠父兄帮助自学。为了能够上学读书，游永康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学习目标，就是要争取考上陆绎之先生办的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为父亲认为女孩子只有到陆先生办的学校读书才把稳。然而，1923年，陆绎之却因病长辞了。多年来上学校读书的构想成了泡影，父亲不再准许她投考一女师，也不准投考其他学校。难过了好一阵，但并没有因此消沉，游永康凭着自己的敏悟和毅力，闭门刻苦自学，不仅学完了高中课程，涉猎了多种知识，还依靠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英语函授学成了英语，这些知识为她的生活道路铺垫了转机，也为她以后成为佛学大师打下了基础，（精通英文、梵文、藏文）。
1935年，四川大军阀刘湘被蒋政府授命在四川省政府主席，为了独揽川政，与蒋中央抗衡，刘湘走马上任就开始网罗人材，培养心腹，最主要的是着手创办七种训练。七训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受刘湘重视的是以培养县长为主的县政人员训练。凡考取者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就可以被授县长、局长、专员等职。县训招考十分严格，首先要进行资格审查，既要求学历也要求实际能力，取得了资格还得过三关：体检、笔试、口试。应考者趋之若鹜，但两期考试下来没有女子报考，有人认为这是否重男轻女，主考委员会感到有些压力，申明并未规定不准女子报考，所以第三期就有十三位女性报考，游永康是其中之一。谁也没有想到，第三期的头榜竟让游永康这位没有上过学堂也没有文凭的女子夺去，舆论为之大哗。作为一个27岁的“女状元”，游永康开始引起社会注目。回想这段往事，莲师傅有些兴奋，她的声音很浑厚，略显胖的脸上透出些微的红晕。那天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尼袍，带了一顶毛线帽，帽沿外露着灰白的发茬。除了手上那串不停捻转的佛珠，最惹人眼的要算那副圆溜溜的眼镜，一定是几十年前的旧物吧。 “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当县令才去考试的，家父有朋友在省府里做事，他们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从18岁就开始在乐山、成都等地教书，虽然没有文凭，但学问不错，所以鼓励我去考一考。从我内心讲，也想通过这种考试（与那么多有文凭的人竞争）来试一试自己的学识究竟怎样。我也没有想到会考了个第一，其中还有一段插曲。我笔试占了第一后，当时主考官邵明叔（即邵从恩）怕我遭人妒忌，有意将我压在第二，结果口试成绩我又占了第一，这才让我做了第一。”“那后来你是否放了县长呢？”我问。 莲师傅沉吟了半晌，接着说道：“一个女人考取了县令第一，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但我却没有受到真正的封任。因为按规矩要学习一段时间，学习必须住校，还要接受军训。而考取的女生只有三人，夹在那么多男子中间受训，是极不方便的。我既没有受训，也就不可能得到封任。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并不小了，对社会上乌七八糟的事看得多了，抱的观念是能为社会做好事便做，不能做好事或做不成好事，就独善其身，所以我并没有把当不当县令看得那么重”。 “正谈到这里，一位年青的女尼近来附着莲师傅的耳际说了几句话又匆匆离去。那是冬季一个冷雨的夜晚，佛门本来就有一股阴沉的气氛，我们虽然在爱道堂布置得稍许有些现代化的客厅里谈话，但比较起被世俗喧闹声、现代音响充斥的街道、家庭和办公室来，这里确有一种恍如隔世的冷冷的感觉。
夺得了“状元”桂冠，游永康因此在社会上赢得了极大声誉，尽管没有被任为县令，但省府还是聘她为第一个女职员。可四年之后的1941年，她为什么会悄然无声地遁入空门呢？按莲师父的说法，她是一步一步，早有准备地迈出人生这一步的。 莲师父的母亲信佛，她自幼就随母亲吃长素，养成了清静好学的习惯。长成以后，她一直闭门读书，少交游，不论婚嫁。至“状元及第，到了省政府工作，她仍然关门谢客，洁身自爱。除了工作和学习，唯一的爱好就是和省府里许多信佛的老先生一起去听讲佛学，并拜了当时佛学会长王恩洋为师。理想和现实使她一步步向佛门靠近。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处于困难的阶段，我的思想也十分混乱，眼见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社会上贪官污吏照样横行霸道，民不聊生，深感自己一个弱女子，无回天之力。长久以来的佛学熏陶使我一直想遁入空门独善其身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于是这年6月17日，我在成都爱道堂剃度出家。出家前，我做了充分准备，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家里人也没有告诉。其时家父在名山县当县长，家里人都跟父亲去了。成都遭日本飞机轰炸，我于1941年春就搬往爱道堂住宿，这是一座建于明朝的尼姑院。这年6月16日，我向省政府请了三天病假，第三天上，也就是6月19日，一位小同事来看我病好了没有，结果见我剃了头，她惊讶得什么也没说，趴在桌子上大哭了一场。但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出家的决心。当年腊月受戒，第二年我到莲宗女仲院教书，教的是语文。”隆莲法师就这样步入了佛门。 我们不得不向隆莲法师告辞了。虽然还有不少问题想讨教于她，她也似乎乐意解答那些问题。但谈到后来，我们发现有几个女尼不知什么时候进到客厅，并在距隆莲法师一步之处跪了下来；联想到刚才一位女尼进来时的匆匆行色，我们也有些惶惶不安起来。 临走时，莲师傅双手合十，低沉地说：“我的一位弟子刚才去了。”分手后，爱道堂寂静、阴冷的大院的某个角落弥漫出一阵木鱼声、念经声以及啜泣的声音。青灯古佛旁又少了一位苦难深重的女子。然而更难以叫人接受的是：聪明智慧如莲师傅的女子，也会在这里悄然熄灭她们本应蓬勃兴旺的生命之火。 隆莲已经辞去了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职，并开办了省内外瞩目的莲宗尼佛学院，这些是后话，当留在下一次采访后再写了。 原载于《四川通讯报》1990年7月22日（第80期总第3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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