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公社】：

凋谢的兰（节选）

作者：袁敏

来源：微信公号“收获”

（全文刊2018-2《收获》）

楔子

一九八五年，我在《收获》第一期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深深的大草甸》。

小说中女主人公苏岚的原型，如今早已离世。但不知为什么，多少年来，她脖子上那条白纱巾，却一次次在夜深人静时向我飘来，仿佛想向我讲述什么。

这次写兴隆公社的知青，首先跃入我脑海的知青形象，依旧是这位湮没在大草甸子深处的女人。她的真名叫兰，“岚”是小说中她名字的谐音。

我从兴隆公社的那份知青档案中，找到了有“兰”的那一页。

仔细看这一页登记表，发现上面错误百出。所谓原单位，就是知青原来的学校。好几个知青的学校都不对，“福利院”的写成了“教养院”；杭女中、十二中、杭一中的，都写成了“五七中”。表格中，兰的这一行档案文字，漏洞更加明显：本人成分应该是“学生”，表格中却是空白；家庭出身一栏，填的反倒是“学生”；最让人心生疑惑的是，兰的原单位，也就是原学校，明明是杭一中，表格上填写的却也是“五七中”。

而据我所知，杭州以前并没有“五七中”。

带着这个疑问，我分别给两位兴隆公社知青中的老大姐何学敏和陈定芬发了短信，问她们知不知道这个“五七中”是哪所学校。我之所以问何学敏和陈定芬，一是因为何学敏的名字也在这一页上，二是因为陈定芬当年插队时和兰及她的两个妹妹同在一个小队，曾经朝夕相处。

兴隆公社知青档案中有“兰”的一页很快，两位大姐就给我回了短信。

陈定芬的回复先到，有好几条：我也不明白兰的档案上为什么写“五七中”，难道是为了注明其父当时在五七干校“劳改”？你看何学敏那上面不也写着“五七中”？于志刚即二兰，上面也是“五七中”，而实际上她们都是杭女中的。

我又想到一种可能，是否当年红卫兵反封资修，擅自将“杭女中”改为“五七中”，但我也是杭女中的，从未听说过呀！兰就读的是杭一中，但下乡时她是随杭女中的妹妹二兰去的，所以可能填表时就误认为是女中的了。

我又微信问了我班当年的红卫兵头头，绰号叫校儿，她说记得改过校名。后来她又帮我去问当年高二的一位汪同学，汪回应说：记得是改过，虽然没说是改为“五七中学”，但按我问的原话回答应该是五七中学。此条供你参考。

“五七”，我认为是“文革”中造反派取其革命的意义，女中有资产阶级的含义。这是我个人推测，不一定对。

何学敏回过来的第一条短信，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我给她发了那张有兰和她本人档案信息登记表格的照片，她反过来问我：

这表格你是在兴隆公社找到的？我们的资料都是公社工作人员统计的，有误。我只好加重语气重新再问一遍我想弄清楚的问题：

五七中学是什么中学？把你也写成五七中学。你不是杭女中的吗？

她很快又回复我：

“文革”时各地有“五七”干校。“五七中学”是什么学校，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七十岁了，也不在乎中学在哪毕业的了。去年我们搞的“插队知青名录”，差错大概会少许多。真谢谢你！这么锲而不舍地追踪我们知青的过去。

我知道“五七干校”是“文革”中许多“牛鬼蛇神”和知识分子“臭老九”被送去劳动改造的地方，我想，这个所谓的“五七中”是否也和此有点瓜葛。

我在百度中搜索了一下“五七干校”，比较集中的定义是：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

很显然，当年杭女中的革命造反派砸烂了封资修的女校，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竖起了“五七中”的牌子，将杭女中改成了“五七中”。至于“福利院”变成了“教养院”，这更好理解了，福利院靠政府救济，让人变懒变修；教养院才能改造坏人变好人，改成教养院理所当然。

一张小小的表格，几处看似不经意的改动，却昭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特征。

然而，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很可笑的一切，其实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真正让兰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表格中有关兰的那一行文字信息中，“有何政治问题”一栏里赫然写着：

其父畏罪自杀我不知道当年兰有没有看到过这份表格，但我相信，正是这张知青登记表中，白纸黑字写下的这几个字，要了兰的命。

一.

多少年来，我的脑海里总是抹不去兰的形象。

下乡前的兰清纯美丽她总爱穿一件深蓝色斜纹布双排扣列宁装，脖子上系一条白色的乔其纱围巾，戴一副细边框茶色眼镜，浑身上下溢散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她是我姐姐杭一中高中同学，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她的声音很好听，每次来，天井里就会荡漾起她银铃般的笑声。

姐姐同学的学习小组一来就围坐在我家厨房吃饭的八仙桌旁做功课，只有兰每次都是搬一张骨牌凳，一张小竹椅，独自一人在天井里做作业，挺清高的样子。作业一完成，她就会朗诵诗，常常朗诵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莎士比亚剧本的台词。有时候，她也会唱上一首歌，最爱唱的是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

姐姐告诉我，她是杭一中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普通话字正腔圆，同学们都叫她“百灵鸟”，她的理想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家里见到过兰。

后来才知道，兰家里遇上了大事，她爸爸，浙江省统计局局长跳楼自杀了。那是“文革”中省里第一个自杀的领导干部。因为“文革”刚开始不久，她爸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路；又因为是省里第一个公然和革命的血腥批斗抗争的人，兰一家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兰是1969年3月9日随杭州市第一批赴北大荒的知青到黑龙江省富锦县兴隆公社插队落户的。关于她下乡去东北的情况，第一个向我讲述的是原杭女中的老大姐，也是到北大荒后，拉起一支娘子军队伍的陈定芬。

我知道兰是杭一中的，为什么兰到兴隆公社后，没有和杭一中熟悉的同学在一起，落户东风大队或者新兴大队，而去了杭女中姑娘们集中的隆胜大队，这让我不太理解。

陈定芬的讲述解开了我的困惑。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她就是想和自己的妹妹在一起。

出发那天天很冷，虽然我们都穿着绿色的仿军大衣和棉裤，还是觉得冷。

我们是在闸口白塔岭火车站登上开往北大荒的列车的。站台上送行的人乌泱乌泱的，一点也不比火车上马上就要出发的人少。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有了一个名字：知青。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们半个世纪，是光荣，还是心酸？说不清楚。那时候大家心中很迷茫，远离家乡，前途未卜。

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出发的知青没心没肺，笑的多，互相大声喊叫，挥手和家里人再见。毕竟不用待在城里吃闲饭了！“文革”后积压了好几届初高中毕业生，大学不能考了，工作又分配不了，现在总算有了一条光明大道：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实，必要不必要的，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大家心里很清楚：前面有新生活在向我们招手了。

当然，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爹妈呀！送行人中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也有老师同学，哭得最伤心的大部分还是父母。孩子第一次出远门，千里万里，路远迢迢，谁知道何时才能相见？

兰没有选择和自己就读的杭一中同学为伍，而是悄悄地随着大妹妹二兰加入了杭女中的行列，我是特别理解的。二兰是我们女中的，小妹妹小梅是十二中的，亲姐妹想在一起，这是人之常情。兰虽然是大姐，但她性格远没有二兰刚烈强健。小梅最小，初一的，那年大约还只有十六七岁吧，这么小的女孩子，当然是要跟着姐姐走的。

兰是老高一的，那年二十一岁。她长得好看，气质也好。我一见到她，就知道她是那种男生都会喜欢的类型。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正处在春情萌动的阶段，最渴望男生们追逐自己的目光，兰周围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目光。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父亲会自杀！

我想，也许就在父亲自杀的那一天晚上，兰就给自己的眼睛装上了闸门，女孩儿的春心柔情，从此与这个世界一刀两断。

兰自尊心很强，拒绝同情。我们都听说了她父亲的事，但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从踏上火车开始，一路上，兰就没有怎么说过话。她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谁也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们和兰既不是同学，也不是亲人，虽然到东北后一直在同一个大队，但她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很寡言。你要想了解她的心路历程，恐怕还是要找她的两个妹妹。

陈定芬热情地告诉了我兰的两个妹妹的电话号码。因为北大荒的荒友们每年都聚会，陈定芬和二兰、小梅一直都有联系。小梅其实就在杭州，二兰虽然已在安徽合肥定居，但有了电话号码，联系也很方便。

我先给小梅打电话，我说我想听她谈一谈她姐姐的事情。没想到小梅的声音很冷淡，她说，人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好谈的？都过去那么久了，我不想谈。

或许是觉得自己话语太硬，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口气稍微放和缓了一些，又说，都是让人难受的事情，再说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想忘掉过去，真的不想再说以前的事了。

我理解小梅的心情。结了痂的伤疤，谁愿意再重新挖开？

我只好寄希望于二兰。

陈定芬说，二兰性格开朗，是三姐妹中最坚强也最刚烈的。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那张知青登记表上得到佐证。最初我只找到兰和梅的名字，却没有发现二兰的名字。后来我拿着表格找何学敏和陈定芬分别确认，她们告诉我，表格上于志刚的名字就是二兰。“文革”中爸爸自杀后不久，二兰就给自己改了名字。

于志刚，是要自己意志刚强吗？从“二兰”变“志刚”，这一改动，一个性格和兰迥然不同的刚烈女子的形象就跳了出来。

很快我就接通了二兰家的长途。

电话中，二兰的声音有点紧张，声音压得很低，说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让我换个时间再给她打。

电话中我们约定了时间。

等我第二次按照约定的时间再打过去时，二兰的声音显然放松多了。她和我解释，那天她先生和孩子都在家，她不想让他们听到关于自己姐姐兰的事情。现在她是一个人在家，可以多聊一会儿，也可以放松地聊。

我们的通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基本上都是我在听，二兰不停地在说。

“文革”开始没多久，爸爸就被造反派带走，名曰隔离审查。

一周以后，造反派突然到家里来报信，说我们的爸爸畏罪自杀。一家人听到这个噩耗全部蒙了，母亲当场昏厥过去。

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畏罪自杀”这个词，我们不明白“畏罪”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早年就参加革命的爸爸究竟有什么罪。之前看到贴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上，爸爸的罪名是走资派。兰曾经悄悄地问过别人，什么叫“走资派”？别人告诉她，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兰告诉我们时，我们就更不明白了。爸爸是上海人，奶奶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她很有觉悟地嫁给了江南造船厂的工人爷爷。尽管爷爷是工人，不富裕，但奶奶家私下里的频繁接济，依然让爸爸从小过着殷实的生活。可爸爸却并没有留恋家中富足安定的日子，1937年，他和许多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奔赴了心中的圣地延安。

解放后爸爸随部队进了北京城，转业后一直在国家机关工作。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大院，家里房子很大，暖气烧得很热，天天可以洗热水澡，每个周末都能去钓鱼台旁边的红塔礼堂看电影。

我们家有七个孩子，上面四个哥哥，兰排行老五，也是家里第一个女孩。父亲喜欢女孩，一直盼望有个丫头。兰一出生，父亲就视她为掌上明珠，百般疼爱。兰的名字是父亲取的，他喜欢兰花的清雅高洁，希望女儿也具有兰花一样的秉性。

我和妹妹梅出生时，兰依然最得爸爸宠爱。兰十一岁那年，我们跟随调到杭州工作的爸爸，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

虽然杭州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都让我们很不适应，但只要在爸爸身边，兰和我们永远都是快乐的。我们读书虽然都是插班，但兰融入新集体的速度显然比我和梅要快多了，她那一口京腔京韵的标准普通话，马上让班上的老师同学都对她刮目相看。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兰都是爸爸的骄傲，而爸爸则是兰头顶上辽阔的天。

可是，突然间，爸爸死了！而且是畏罪自杀！我们一下子觉得天都塌了。兰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恍惚，不爱说话。她的性格本来就孤傲，内心实际上又很脆弱，加上从小受宠，比较娇惯，这个突然的打击，一下子把她压垮了。

我很心疼兰，爸爸死了以后，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我和兰的位置好像换了一个个儿，仿佛我是姐姐，她是妹妹，我想保护她。

所以，去北大荒的时候，不是我和妹妹小梅跟着她这个姐姐去她所在的杭一中的大队，而是她和小梅随我来到了杭女中女生集中的隆胜大队。

二兰在电话中又说了许多兰去北大荒以后的事，还告诉我一些人名和联系方式，都是和兰一起插队，走得很近的人。二兰的讲述和接下来对这些人的采访，大致还原出兰去北大荒这一路，以及之后的点点滴滴。

火车上，杭一中的同学们几次来拉兰去他们的车厢，兰都拒绝了。到了富锦，分公社时，先是大家自己报名，自由组合。杭一中的同学们觉得兰是一中的，都想叫兰回来，兰依然没答应。

兴隆公社是富锦七个公社中最大、最偏远、最贫困的公社，下属有十四个大队，一下子接收了三百多个知青，其中隆胜大队就接收了三十几个知青。

杭一中的熊虎是同学们心中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帅小伙子，他一挥手去了隆胜大队，呼啦一下身后就涌过去三十几个知青。熊虎坚持组建“和尚队”，不收女生，于是十几个男生跟熊虎去了四小队。

杭女中老高三的陈定芬在女孩子中年龄最大，马上不甘示弱地以大姐姐的身份拉起一支“娘子军”，清一色的女生，大部分是杭女中的同学，她们去了三小队。

兰的大妹妹二兰是杭女中的，小妹妹梅是杭十二中的，但二兰却像是大姐一样总呵护着兰和梅。自然而然的，兰和梅也对二兰产生了依恋。于是，兰和梅都离开了各自学校的队伍，而随二兰跟着杭女中的大姐陈定芬去了隆胜大队三小队。

兴隆公社的村道，一脚踩下去常常拔不起来从兴隆公社到隆胜大队大约有三十多公里地，两挂马车载着十几个女孩子却走了三个多小时。几乎没有路，马车在结着厚厚冰雪的草甸子上缓慢地踏行，嘚嘚嘚的马蹄声在空旷的大草甸上像小鼓槌敲打着女孩子们脆弱的心房。她们没有看到来之前工宣队对她们描绘的为知青们建造的新房子，也没有看到想象中正炖着酸菜白肉粉条、烤着土豆玉米贴饼子的袅袅炊烟。她们看到的，只有漫无边际的沼泽地，脚踩上去冰碴子咔咔作响的荒草甸子。越往远处走，心里越发慌，不知道马车会将她们带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望不到尽头的草甸子深处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从大队部再到三小队还有四五公里，连马车也进不去了，大家只好坐上了狗爬犁。三条毛色松黄的大狗拉着爬犁在冰甸子上奔跑，那情景有点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和小炉匠坐着狗爬犁去威虎山。女孩子们似乎忘记了周围冰天雪地的荒凉，一时间反而觉得挺浪漫挺新鲜，有的女孩还唱起了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风雪夜……

狗爬犁最终把女孩子们拉到了隆胜大队三小队，也就是今后她们要插队落户扎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

一切担心最终都落到了实处，没有新房子，没有酸菜白肉炖粉条，更没有红旗锣鼓夹道欢迎。所谓的知青点，就在一片荒凉的、高出冰甸子沼泽地些许的土岗上，那儿稀稀落落地有十几栋低矮的茅草房，那是老乡们住的房子。所谓的贫下中农，就是从山东拖家带口逃荒过来闯关东的人，他们想到人们传说中“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土地肥得流油，“扔杆马辕子就能长出一架马车”的北大荒来找活路。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黑土地上，这些逃荒者打下茅草和上泥，在土岗上盖几间茅草屋住下来，开荒种地。前后不过也就三四年，就变成北大荒的公社社员、老乡、贫下中农了。

知青们觉得自己被学校和工宣队骗了，大家开始想家，想远在杭州的爸爸妈妈，有的知青甚至立马就想回去。然而，狗爬犁早已经被老乡们拖走了，马车更是不见了踪影。而且，即便坐上爬犁，再坐上马车，再往回走的卡车呢？火车呢？

天涯路漫漫，他们是被抛在荒郊野岭，再也回不去了。

女孩子们开始哭泣，先是流眼泪，继而哭出声来，最后连大姐陈定芬都哭了，一群女孩儿稀里哗啦都哭成了泪人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