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来源：凤凰网

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

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

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

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扣压群众来信、阻止人民来访，是割断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是封锁中央的错误行为。

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进步的。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习仲勋评“左”的危害：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作者：祝彦原

来源：摘自《学习时报》2010年7月12日第09版  原题为：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改

1947年7月习仲勋参加完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的扩大会议后，即根据党中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后方主持工作。此后，习仲勋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将中央的精神与边区实情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边区特殊情况的正确的土改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个别地区存在的极“左”偏差，使这场关乎民生的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健康地开展进行。在对待和处理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时，习仲勋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质，很值得今天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学习！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主持后方工作之时，首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

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史称义合会议。义合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

由于对“左”倾可能造成的恶果的深深担忧，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下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果然令他十分震惊。通过深入调查，习仲勋发现了以下情况：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为此习仲勋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的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时，习仲勋总是耐心地向来人讲要注意土改运动的纠偏，防止“左”的做法，并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权限内做些纠偏工作。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十分拥护。1941年10月8日，绥德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安文钦被选为议长。11月6日，他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当选为常驻议员、副议长。从北洋军阀时期就下决心不入仕途的安文钦，深深被中共的政策和民众的信赖感动，愿在晚年为“人心所向，天命所归”的民主政权效力。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经常了解民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在参议会工作中，他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共产党员，将他们视为知己朋友和学习楷模。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占绥德县城，安文钦随边区政府东渡黄河。敌人败退后，安文钦回到家里，许多同志对他的书籍、文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洗劫感到十分痛惜，他却坦然说：“我之走虽失掉了多年的文墨心血，但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由此可见安文钦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

安文钦真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是土地改革运动一来，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共产党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对于习仲勋、林伯渠的建议，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

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根据事先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他在致词中说：“我们今天追悼李副主席，是因为他人格高尚，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赞同土地改革。”边区政府对李鼎铭先生葬礼的高度重视，以及安排安文钦先生出席追悼会并致词等开明之举，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建议和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保证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没有受到影响。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正在苦闷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要他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更令他兴奋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制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史称杨家沟会议。习仲勋骑马日夜兼程从西北局所在地赶往杨家沟。根据会议安排，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会议期间，习仲勋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非常专注地听取了习仲勋的汇报，这使习仲勋感受到党中央对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十分担忧，并希望得到实际情况后，予以纠正的决心。这种感觉使之前一直忧心忡忡的习仲勋心里轻松了许多。

果然，在28日进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更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党中央的及时制止，使土地改革运动“左”的偏向得到纠正。到1948年春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在参加完中央扩大会议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后，习仲勋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心中有了党中央给予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因此习仲勋一回到西北局，虽然当时正逢元旦佳节，但他已无心和家人去享受节日的欢乐，立即带着工作来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的开展。

1948年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积极纠正会议召开之前在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开展起来。

1948年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即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

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党内热烈拥护。（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三）绥属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生活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发动群众自发运动。其中关于如何区别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习仲勋在信中作了详细说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第一，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20%。如再平分，即有80%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80%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题为“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的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二）在土地革命地区，的确中农占优势；（三）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四）不应再算老账（特别是政治上的）；（五）只有死心塌地跟敌人走，做敌人忠实走狗的，才叫做投机分子，否则均采用感化争取政策；（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七）老区因土地早经平分（有些地区甚至分过三四次），今天多数还是再加调剂问题；（八）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九）救灾，各地已真正重视，且均采取细密组织与切实负责，由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具体解决问题的方针。由于在子洲县、子长县调研时，习仲勋发现“左”倾偏向的种种表现：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对以上“左”的做法及原因、造成的严重后果，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于以上“左”的做法造成的危害，习仲勋在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的次日，即复电习仲勋：（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不久，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区别解释：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

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据此，习仲勋向党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一）陕甘宁边区约有130万人口的老区，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用大部或全部中农的土地，甚至还要动10%贫农村（户数）的土地。这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故不宜搞平分。（二）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三）老区的地富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们要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四）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

尤其是关于“负担不公平”问题，习仲勋特别做了说明：“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并指出这种现象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习仲勋：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

本文摘自《习仲勋文选》

（一）十四日晚回义合（52），十五、十六两日开西北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会议（53）精神，求得领导上思想一致，并按陕甘宁边区（10）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规定循正规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免得多走弯路。十七日召开边区级干部大会（六百四十人），传达毛主席报告，继即召集边区一级参加延家川（54）、义合两区土改之九十名干部开检讨会三天，为的求得中央精神首先在这两区贯彻，再去推动警备区（13）其他各地。

（二）遵照九日指示，明芳（55）去延属，文瑞（56）去三边（37）、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拟于日内动身。为更密切地指导各地土改和救灾，切实克服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特通知——

·这是习仲勋同志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于一月二十日转发习的来电时批示：“完全统一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各分区和县负责同志经常分散下乡，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这种方法，既可提高领导，又可加强工作，为真正地树立一种踏实朴素的领导作风而努力。

（三）由于义合会议（57）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58）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今佳县）。有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59）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葭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60）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61）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现在中央十二会议的精神已经下达。各地正在转变。估计几日内就可全部走上轨道。

（四）我感到边区土改下列问题值得注意：

（1）土地改变地区（62）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但要改变成份那是很不容易的。此外，现在深入考察起来，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不只是目前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这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怀疑。如不从坚持贯彻正确政策中打破这一关，对党对人民都是莫大的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2）在土地革命地区，的确中农占优势。即减租地区（63），也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如不看到这个情况，必犯重大错误。如绥德的延、义两区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参加七年以上的劳动，其中有的还保留有多量底财或浮财。应该只将其保留的多量底财与浮财、分配给农民。其成份，应按现在情形改变，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3）在老区（49），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是地、富成份下降但还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出的乱子就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群众中也同样发生此种现象。很多地区掌握不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因之，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4）不应再算老帐（特别是政治上的）。过去党的政策，对这些坏人，只要他诚心悔过，不究既往。十年以来他们的确改好了，如把旧帐一齐翻起，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影响传播出去，更对我不利，故决定政治上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帐，都一概不究，只对那些今天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或帮助胡匪（64）作恶的，应发动群众严厉镇压。这才是正确地维护党的政策。否则，会减低党的群众中的威信。

（5）只有死心塌地跟敌人走，做敌人忠实走狗的，才叫做投敌分子。否则均采用感化争取政策。

（6）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真正霸占一方，欺压群众者是恶霸。不能把在乡村说话好强的，或曾砍倒别人一棵树，或做过其他一二坏事的，统按恶霸惩办。也不应该丈夫是恶霸，把妻子也当成恶霸，甚至连小孩也当成小恶霸去斗争。这都会造成许多恶果的。

（7）老区因土地早经平分（有些地区甚至分过三四次），今天多数还是再加调剂问题。这些地区群众对民主与负担公平，要求更迫切，往往一开始便要斗干部。

（8）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土改就无法进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不然，群众连开会都不积极参加，叫“穷开会”、“开穷会”。这种批评是很对的。诉苦斗争，也不应准备一套形式进行，把诉苦教育贯穿在土改的一些问题上，并把反对胡匪对边区人民利益的破坏和蹂躏与诉苦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这更有其真实意义。

（9）救灾，各地已真正重视，且均采取细密组织与切实族人，由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具体解决问题的方针。这已开始产生了新的作风。救灾不至成为难事。

（五）上述各项问题，连同以前报告，中央如无不同意见时，准备发一文字指示，把一些重大问题明确起来。

 

习仲勋忆刘志丹谈“左”祸：反对不同意见致人死地

作者：温相

来源：同舟共进：原题为：《西北“肃反”中的刘志丹》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万里长征，还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毛泽东向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同意贾拓夫的“红军在陕北立足扎根”的建议，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周维仁《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央救了陕北”。这种“互救”背后的历史，就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西北“肃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贫地瘠、灾荒不断。以1928年为例，陕西、甘肃两省遭遇空前严重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29年春，旱情持续，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执政当局对民生的疾苦毫不以为意，为富不仁的绅粮大户囤积居奇，每斗小麦、小米的售价居然高达15块银元。天灾人祸导致陕甘的群众奋起反抗。这也为中共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

1927年，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因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却让刘志丹这样的优秀人物脱颖而出。

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只要在这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刘志丹确立南梁为根据地，成为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轫。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地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高文《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却从不以此自居。习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10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刘志丹所部的秋毫无犯还体现在严格的立法、执法上。“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指刘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才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

“肃反”先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翻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

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红日照陕甘》）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几，“肃反后遗症”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纠缠不清。

当年，长征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差点被断送。

“中央救了陕北”

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后来，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这时还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仍惦记着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他在11月18日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并承认这种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罗迈《初到陕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但是，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依然抱着歧视的态度，例如张秀山被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李维汉曾经比较客观地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不过，刘志丹并不计较这些，他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复出后的刘志丹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刘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

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