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庆：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熊窝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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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国庆：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熊窝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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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戴国庆 来源：微信公号 郑州十一中老三届2013年1月10日 作者按：本文是应山西知青文化研究会的征文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主要反映了我在农村的思想发展历程，也记述了一些经历的事实。 我的原籍是山西长治市（当时叫晋东南地区）襄垣县常隆公社（现侯堡镇）戴家庄，但我本人出生在河南南阳，一直在河南长大。文革期间，我回襄垣老家劳动、生活了十年。按现在的分类法，我属于“投亲靠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回原籍是外部社会环境和个人自愿结合的产物。 文革时，我在郑州十一中刚上高中一年级。一开始，我也曾经在郑州市和所在中学最初的“造反”和“红卫兵”运动冲锋陷阵，但进入1966年第四季度，慢慢地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了。1967年，随着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我父亲一度被河南省内一派列为头号“革命干部”；但是很快，随着对立派的得势，父亲又被打成主要的“走资派”[1]。这一年，我基本上成了“逍遥派”，除了旁观“运动”外，主要是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读了很多书，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对林彪、四人帮的很多言论开始有自己的不同意见，但这种讨论还都是私下朋友间的交流。 1968年，我父亲又被列为“河南省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头号代表”。在造反派对我家“抄家”时，抄出了我写的一些东西，其中有对林立果宣扬林彪一些极端言论的批评。时任河南省革委会两个领导在批判我父亲的群众大会上说：“你那个儿子思想反动”。随后我被学校造反派抓进“牛棚”，强迫和学校的“牛鬼蛇神”老师和领导一起住“牛棚”和劳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后，我得以“解放”，但还是在学校接受了两次全校师生代表的“大批判”，初次尝受了“坐飞机”受批斗的滋味。 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的同学按计划大部分都应该下放到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和信阳地区的罗山、息县等地。我向军宣队负责人提出，“我不在河南下乡，我要回老家山西。”当时我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两条：1、要下乡，就要真正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和同学在一起，肯定是同学间在一起呆的时间更多，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难免互相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2、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我回山西，就近学习，更容易学到真经。当然，还有没说出来的第三条：不和学校同学（尤其是造反派同学）在一起，下乡后就不会被当作“有反动思想”的坏学生继续接受批判和监督[2]。 军宣队领导估计心里也清楚我的小九九，但他们心底里可能也是同情我的。于是提了个条件：需要到老家县里开出证明，“同意接收回乡插队”，才能放我。这在当时不是难事儿，我的家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根据地，有很多南下干部在文革中都受到冲击，家乡人的同情心当然是在自己的子弟和他们后代身上。这样，我就告别了同学，于1968年底和我妹妹、天津二叔的儿子一起回到了老家，住在我亲姑姑家里。 插队后第一个春节和几个到河南唐河县插队同学的合影后排右二是我，前排右一为郝仲华，后来到了山西，成为我的妻子。 虽然在学校受了一年的批判和打击，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服气，认为自己并没有错。但同时我也坚信毛主席“知识分子应该同工农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号召，觉得那是知识青年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向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头两条表态也是真心话，并不仅仅是为了“蒙混过关”的托词。
回到老家，比起一般下乡知青来，我们的生活条件应该是好的，起码有窑洞住、有热炕睡。吃饭虽然是以玉米和小米为主的粗粮为主，但吃饱是没问题的。而且，住在自己的亲姑姑家，姑姑高兴还来不及呢，很多家务活都不让我们做。 家乡的亲人和邻居见到多年不见的城市孩子，都很高兴。但是，他们大多认为我们只是为了避避风头，“你们是大干部的孩子，过几年肯定还会走的”。我告诉他们：“我这次就不走了，就打算真正扎根，和你们一起长期当农民”，他们还是不相信。但当我第二天要求马上就和他们一块干活时，他们还是大吃了一惊。我说到做到。既然不是当客人，而是接受锻炼的，第二天我就和他们一起开始干活了。 冬天的襄垣，大地封冻，主要的农活是出猪圈和往地里送粪。我的家乡是山区，那时大部分地块送粪、播种和收获都需要靠扁担挑。过去在城市里我从来没有挑过重担，也没用镢头或镐去刨过猪圈里的冻粪土，但我坚持和村里的农民干同样的活：他们挑多重的箩头[3]，我也用多大的；他们跑多少趟，我也一趟不少跑。虽然肩膀很快红了、肿了，但加个垫肩，过几天也就恢复正常了。这样，很快就和农民大叔大妈、兄弟姐妹打成了一片，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入春以后，干的农活更多了。修地（边）、播种、给谷子、玉米间苗，夏天收麦、给秋庄稼锄地，秋天收谷子、玉米、大豆、土豆和各种杂粮。各种农活应接不暇，但心里很充实，很多事情倍感新鲜，觉得农村真是一个大课堂。 在村头井里打水 印象中的几个农活之“最”： 最“脏”的农活：刨粪送粪撒粪在各地农村大概都是太平常的一件农活了，免不了“脏”。但家乡给我印象深的“脏”农活却有其独到之处。这两件农活都和我们家乡种玉米的方式有关。那时家乡种玉米都是穴种，在犁过耙平的地上，第一个人用镢头在地上凭经验按照一定的行距和株距刨出一个一个的坑；第二个人往坑里撒上玉米种子；第三个人一手掂着一箩头猪粪或牛马粪，另一手抓起粪扔到坑里把种子盖上；第四个人用特制的陶制瓦罐把液状的圊[4]从筲桶里舀出来倒进一个个坑中；最后一个人再用镢头用土把坑盖上。与固体的畜粪早已送到地里分开堆不同，液态的圊需要青壮劳力即时从各家的“高桔[5]（厕所）”里舀出来，再用楸木制的圊桶一担担挑到地里。整个过程分工合作，男女老少搭配，异常协调。而其中抓粪、地里和高桔中舀圊人以及担圊之人，手上、身上沾染上粪便则是必不可免的，臭味则更是常伴之物。刚接触时自己心理上也难免有些排斥反应，但想到农民们成年累月都是这样，一咬牙，心一狠，也就都过去了。时间一长，也能泰然处之。有时，地比较远，早饭需要送到地头吃，也能照吃不误。当时我认为家乡的玉米种植方式是与我们都是山地、旱地，水、肥不足，需要靠加水分增墒保全苗有关，是挺先进的一种方法；但据说现在家乡已经弃用这种方法，而是也像其他地方一样，使用前面犁开沟、后面一人手点籽的方法，也没听说缺苗现象严重。 最“累”的农活。累分两方面，一是需要大力气，二是需要耐力。 力气活包括（1）春天担圊，通常有80-100斤；（2）夏秋收获晾晒后，人扛着一百多斤的大口袋粮食入库（场院通常在窑顶上，而仓库大部分都在坡下的二楼上，因此要先下坡，再通过很窄的楼梯把粮食扛上二楼）。最重我似乎扛过160斤的口袋；还有（3）麦收时担麦、秋收时从地里往回担谷子、豆子、糜粟等，用的是比较硬的“尖担”，要连杆带穗一起往回担。需要担的地块都是不通车的坡地，所以不光负重，还要沿着崎岖不平的小道上下坡。担圊、担粪用的扁担通常较软，善挑担的人都会利用扁担自身的反弹力向上作用时往前迈步，省劲又平稳。那时我甚至时有陶醉其中的感觉，随着扁担的上下颤动向前疾走，滴水不漏地把圊/粪担到地里。到现在看有些拍当时农村/知青生活的电视剧/电影，一看那些青年演员们担水的动作，就知道他们和导演从来就没挑过扁担，架势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如果说力气活我可以和农村小伙子一较高下，耐力可真是我的软肋了。尤其是需要长时间弯腰的活，如用小挖锄给谷子间苗，还有割麦子，那算是要了我的命了。干不了多长时间腰就酸得顶不住了，被快手们（通常是妇女）拉下1/3甚至更多是常事。我经常会成为被开玩笑的对象，也时常得到别人的帮助。为此我也做过努力，但最后还是认命自叹不如了。 最有技术含量的农活。那时农村有技术含量的农活多和使用牲口有关。犁地、耙地、摇耧播种、装车/赶车（尤其是收获时装满车）、打场时“放滚”。另外一项亮手艺的技术可能就是“扬场”了。看着农民中的好把式干出来的漂亮活，我心里羡慕得直痒痒。当然，经过几年的锻炼，这些活我最后也都学会了，干的活也得到了农民的夸奖。现在，农业机械化已经取代了上述多种农活。但那时干活时的满足和心理享受，至今回忆起来还是甜丝丝的。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有农具陈设，但很多游客不识农具，不知干什么用的。今年国庆假期间，我还在一个展览馆里给一个孩子介绍了“耧”是干什么用的。令人感叹时代变迁真快！ 干农活最惬意的时刻。丰收的喜悦当然令人激动，但是，另有两种事儿我至今神往。 一是耙地。耙地技术含量不高，我喜欢的是其高速运动时的感觉。农活一般都是慢吞吞的，使用牲口也是这样，很不合年轻人的性格。而耙地是在犁地之后进行，通常用两个牲口，负荷也不重。牲口到这时也知道干完就可以回家，走/跑得都挺快。如果用两匹骡子，站在耙子上，那速度可是快得多了，真有骑马驰骋那种感觉！ 再就是干活休息时遥望远方和天空。我的家乡是山区，耕地有的在沟里，但相当一部分梯田在坡上。在山上干活可以看出几十公里，那种登高远眺的感觉真好。晴朗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休息时躺在地上看云彩形状的不断变化和运动，难免让人浮想联翩。尤其是夏天要下雨时，能看到远处半边红日高照，半边雨线连连，让人不禁感叹世事多变和无常。那种感觉是普通城市人所难以体会的。 说实在的，在家乡干了将近十年农活，虽也有力不从心之时，但我从来没有厌烦过，而总是高高兴兴地作为普通一份子参与其中。为什么？也许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它是我未来生活中必有的一部分，从没有认为它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也没有想过它只是我人生漫漫长途中可以随时换车的短暂一程。也许是因为这种态度？我很快就和村里的农民打成了一片。
虽然插队时，自己和自己的父母都已经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是受害者，但那时我并没有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有什么怀疑。只是认为，我的亲人和自己遭遇的不幸是因为参与者没有正确执行毛泽东思想，斗错了方向，斗争方式不对。要推动社会进步，还得靠积极主动地与错误思想斗争才能前进。山西学大寨的报道比较多，回到村里，我看了更多有关大寨如何取得进步的资料，而据当时这些材料介绍，大寨不断进步主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了斗争哲学。再加上整个社会的政治气候，更觉得自己不应置身于事外，于是我也积极投入到了各种思想交锋中去，但这样也激起了一些矛盾，给了我不少烦恼。日常评工计分中因仗义执言评多评少，惹人不快的事儿很多，就不说了。记忆中印象深的曾发生过这么几件事： 村里某大队干部一年挣了530多个工，在年底整党时有不少群众对此有意见（多数壮劳力一年也就300多个工）。该干部自己辩解说，他还兼任队里的饲养员，工作主要是在夜里（有些工作是他老婆帮着做的），而白天他作为大队干部，该干的工作一点没少干，因此拿这些工也是应当的。我当时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大寨党支部说过的话：“共产党员只有多干活的责任，而没有多要利益的权利（大意）”，因此不应该多挣这么多工分。这位长者还是我的本家叔叔，听了我的话当时就恼了，说“这些工分我不要了”。第二天就有人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知识青年下乡是让你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不是让你来教育别人的。”村里一位老者（其儿子时任公社某企业负责人）把自己猪圈里的猪粪，自刨自担，堆到了场里，然后就给队里报了个数——20担，有人举报他少担多报（这些猪粪年底都要算账顶钱的）。我时任生产队长，找到给他讲理，他不服气，说没有多报。我当时就拿了个箩头给他重盘了一遍，结果只有15担。这可捅了马蜂窝了，他对我破口大骂：“不要以为你爹是个大干部，你就了不起了！你下乡是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让你来教训我们的。……”村里有少量副业，是我一个本家叔叔负责。群众反映，“一年干到头，收多少钱就能花多少钱，村里什么都没落下”。还反映他承包村里的砖窑，本村有劳力不用，非要雇外地人，怀疑他从中有“猫腻”。我在整党会上反映了这个问题，也惹了我这位叔叔个大不高兴，给我翻了脸。 当时因为村里很多男劳力都被公社和县里抽调去修铁路和公路，村里农活没人干。我先让我爱人郝仲华带头下地干活，然后去动员其他人家的家庭妇女也下地干活，也遭到一些人的破口大骂。 直接顶撞公社W秘书那次最为严重。那是1972年春播时，公社强令各大队都要大面积推广杂交高粱“晋杂五号”。一天W秘书领着检查组到了我们村，发现我们在一块地里没有种“晋杂五号”，就质问我(时任生产队长)为什么不种。我回答说：“根据我们去年种植的经验，‘晋杂五号’需要高肥高水，我们都种在河湾地和沟地里了。这块地是岭地，不太适合这个品种。我们现在种的是我从河南农科院拿来的高粱种子，去年在沟里种了，效果挺好。今年在这块岭脊地里种了这个品种和当地的一个土品种，做对比试验。以后哪个效果好，明年就多种哪种。‘晋杂五号’外面的壳很厚，牲口都不吃。岭脊地本来就地薄，籽粒更不饱满，人和牲口都不能吃，种它有什么用？”W秘书平常大概很少碰到有人当面顶撞，当时就恼了，说：“种‘晋杂五号’是县革委会的决定，不种‘晋杂五号’就是反对县革委会，反对县革委就是反党！”我哪里吃这一套，文革中比这厉害的我都受过了，我还怕你？！我当时就说：“那党中央《人民公社六十条》还规定生产队对生产有自主权呢！我们有权决定，我就不改！”W秘书觉得太失颜面，扭头就走。随后在当天晚上周围几个大队村干部都参加的总结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我，说“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不执行县革委的决定就是反党！”这些矛盾和斗争给我造成了不少烦恼。尤其是，我认为自己是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是学大寨，并不是为自己。但结果也没有其他人挺身而出来支持我，许多情况下其他党员和村干部只是出来抹稀泥，当“老好人”。就在我和W秘书吵完架之后，我们大队的领导还对我说：“你跟他吵什么？他批评你，你就说‘好好好，都听你的’。等他走了，你想干什么，就按你想的干好了。”我说：“这不成说假话了？！我不干！”当时这样做，学大寨精神是一方面，从自身来说，干部子弟“认理不认官”的臭脾气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搞特殊化，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但是，心底里我们对于那些滥用权力、虚张声势的官员还是很不屑的。文革更培养了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精神，因此，碰到这种不讲理的基层官员，似乎更能激发我们与之作对的欲望。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有了更多的经历和管理经验，再回头想想这些事儿，有很多深层矛盾是必然产生的，比如手工劳动的小农生产方式与集体经济管理之间必然产生的矛盾，合理物质利益刺激和共产党员奉献精神之间的关系，等等。我自己当时只知道“斗争”，不知道首先需要组织队伍，没有注意在对主要问题坚持正确意见，对反对意见进行斗争时，还可能需要在次要问题上妥协，要更讲究方法，等。于是，斗争的效果不理想也是难免的。 那些矛盾和争执，当时确实让我很苦恼，也给我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好在时间长了之后，村里人知道了我们是心底无私的，即使惹了一些人，也都是出于公心，并不是为了自己。这样大家就逐步对我们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们自己也逐步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以后的工作相对来说就比较顺畅了。
这张照片是摆拍的（读报者是我），但也多少反映一点实际情况 插队期间我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大概是带领民兵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整修道路了。 大寨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灾促大干，大干出大变”。三战狼窝掌，建设高标准农田的事迹人们耳熟能详。而我回乡后发现村里的土地失修现象严重，坡上、沟里的土地受雨水带来的洪水的破坏，很多地块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尤其严重的是村里最下边几十米宽的河湾中，一条小河全以自然状态弯弯曲曲流过，占地多不说，一到下雨天，两岸地里大片的庄稼被洪水冲倒，造成庄稼严重减收。在征求了村里有经验老农的意见之后，我向大队建议，彻底整治河湾，把河道改到沟里的一侧，深挖河道，加高河堤，其余的地方把旧河道填平，全部连成一片。这样，既增加了肥沃的河湾地的数量，还可以减少洪灾造成的损失。 大队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我们就带领以民兵为基础的队伍在农闲的冬季开始了这一工程。山西收秋结束之后很快就进入冬季，冬天虽说没有冰冻三尺，但地冻一尺还是有的，一镐下去砸到土上只是一个白点。况且，改河道还要在水里作业，作业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我们身先士卒，带头大干，带动了村里很多年轻小伙子和我们比赛，看谁干得更好更多。这样，经过几十天时间，几里地的河道改顺了，连片几十亩的河湾地成了我们村里最大的一块地。村里农民都说我们为村里干了一件好事。在此前后，我们也对沟里和坡上其他长年失修的土地进行了整治，为以后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 修路在平原地带可能不算个什么事儿，但我们家乡是半山区，有两件事儿对修路有迫切的需要。一是当时村里的青壮劳力经常被公社和县里抽调去参与一些大工程建设，比如修太原到长治的铁路和公路，还有修水库等等；而且抽调的时间很长，造成村里壮劳力经常不够用。这就使我们被迫多用老、弱和女劳力干许多过去只有青壮男劳力承担的任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多修路，把过去许多只有靠肩挑承担送粪、担圊、收粮的地块（通常只有一尺多宽的小路），全部改成可以通牛马拉的小平车的路（至少需要两米左右宽）。我们（当时我已经在村里担任了领导）带领村里的农民一有空闲就修路，很快，村里绝大多数地块都能通车了。二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更多的地块开始用拖拉机耕地，也开始用拖拉机拉拖斗车来承担运输任务，这要求路宽至少要达到2.5～3米，而且坡度不能太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工程，是把连接我们大队两个自然村的主要干道从沟里的河湾改到位于半山腰的山坡上。这条路要经过两道沟，需架桥填沟，工程量很大，但也有三个优点：1、可以减少原道路占有的河湾宝贵的优质耕地；2、可以保证雨后道路的通畅；3、道路比较平直，减少了上下坡。我们最后下决心干，而这一任务就交给了当时刚来我村插队不久的潞安矿务局一批知青以及其他民兵。我们在一起大干了几十天，完成了这一在当时堪称巨量的工程。 现在经济发展了，县里基本也实现了村村通油路，但直到现在，我回到村里，村民们都会提起当年共同奋斗的经过以及这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工程。自己漫步在连接两村的大道上，看着下边大片的土地，自豪感还是有的。
（一）农民/农村对我们的影响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过去曾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论断，在几十年后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就个人直接生活工作的经历，坦诚地说，我在襄垣农村的十年中，碰到的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是小说和先进事迹中所报道的“高、大、全”式的人物[6]。但是，我还是认为，自己从他/她们身上（或者说农村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主要的有： 1、真正认识到：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解决不好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是空谈。同时，也培养了自己比较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襄垣县所在地长治市的农村，在山西算是中等水平，但农民生活水平之低，还是在插队前未想到的。吃粗粮为主就不说了，有差不多一半社员常年粮食不够吃，要向队里借粮。在最困难的一年，连队里粮食也不够用了，我还亲自代表队里到外村去借粮。 后来我又作为“学大寨工作队”成员去过吕梁地区临县，没想到作为抗战老根据地，那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襄垣还低得多，维持温饱最平常的吃、穿都有很大困难。村里人不仅粮不够吃，连买政府发的平价救济粮都没钱。政府给了救济粮指标，农民先借钱买一半，出粮站就把这些粮食拿到自由市场高价卖掉，利用市场高价和平价之间的差价，把借的钱还了，再用剩下的钱把其余的救济粮买回来。一家五六口人，只有一卷直径不过半米的铺盖卷供全家使用，主要靠热炕取暖。我们动员村民冬天克服“猫冬”的习惯，出来搞农田基本建设，首先碰到的障碍是许多人过去冬天只吃两顿饭，要大干，粮食不够吃。还有的家里说，两兄弟只能出来一个人，因为家里只有一个棉背心（没有棉衣），一个人穿上，另一个人就只有单衣可穿了。我还听其他工作队员说，有的队里搞基本建设最必需的小平车轴承坏了，村里都没钱可买，还需要工作队员借钱给他们。比起他们，我们家乡这样的问题在那时都已经基本解决了。但后来我听说，临县过黄河西边的陕北，比临县还穷。这使我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有这么多人生活水平这么低，我们那时在城市里并不高的生活水平与他们比已经是“天上地下”了。 直到现在，我和我爱人看到听到许多事儿，仍然会联想到农村，仍然会想到我国农村还有很多人生活水平亟待提高，任务很重，始终对生活水平保持了低要求，对奢侈浪费深恶痛绝。这应该算是受到的教育之一吧。 2、深刻认识到政治上（尤其是极左派）的大话空话没有用处，能为广大基层老百姓谋利益才是真道理。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回到农村的，以后多年外界政治动荡仍然不断。但农村的农民，包括党员，对这些外部的事情并没有多大兴趣，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不管谁上台，都得让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自己把生产搞好，多分点粮食、多分点钱最重要。”过去我们受传统政治宣传影响，总认为解放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让农民们“忆苦思甜”时，他们最先讲起的却是“三年困难”时期如何困难。山西是这样，我们插队到河南的同学更是这样，他们讲的类似的事情更多。我本人下乡前就曾因反对林彪/林立果的极左言论遭罪，本来就对很多极左的言论反感，和农民的接触使我对那些只会讲大话的政客们更加讨厌。也正因为是这样，后来我们对反四人帮的各种言论和活动一直保持了极大的兴趣，文革后又积极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各项活动。同时，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始终保持了务实的作风，对各种只会讲大话、空话、假话的人物保持了警惕和距离。 3、农民们朴实的性格、坚韧的精神也影响了我们。在农村，利益关系（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共）直截了当，产生了矛盾，农民们也多半是直来直去地去解决。对于艰苦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农民们只能靠自己日日夜夜的艰苦劳动去一点一点改善。他们知道怨天怨地是没有用的，因此也很少为此去发牢骚。这些都对我们个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直到今天。 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第二和第三条收获，不下农村，在城市的工商企业、各单位的工作中，也可以同样得到。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有可能，还是应该让下一代到农村去一段时间，体会一下中国最基层的农民生活。我们相信这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二）我们对农民/农村的影响 毋庸讳言，我们也确实给我们的家乡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当时村里和我们年龄相当的年轻人后来告诉我们：仅仅是我们下乡这件事儿本身，就给了他们不小的震动。因为在他们看来，我父亲那种级别的干部，给孩子找一个不错的工作应该不算什么难事儿（当然他们不太了解文革期间和之前党内斗争的残酷）。尤其是看到我们下乡后，确实不是当过客，而是踏踏实实地和大家一起干农活，不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后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又担任了生产队、大队干部，最后又被选调到公社和县里。这些对他们都是很大的激励，也都更激励他们自己努力上进。我们这些从来没干过农活的城里孩子，和他们一样踏踏实实地干活，也使他们觉得只能比我们干得更多更好，不能输给我们。 我爱人（是我高中同学）郝仲华从河南到山西以后，脏活累活抢着干，比如春天种玉茭（玉米的别称）时撒粪、舀圊，也干了许多过去妇女不干的活，比如带头学会赶车。单纯赶车（包括装粪、卸粪）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套牲口、卸牲口就稍微有点难度了。许多女知青刚到农村，牲口都不敢碰，怕牲口踢着。但仲华很快都掌握了这些技术，带动村里许多姑娘、媳妇也都学会了赶车，解决了村里壮劳力不足的难题。后来仲华当过大队会计，每逢收夏收秋，经常在夜里往返于两个村庄之间监督粮食入库。有时有月亮，有时也会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她走的路上要经过一个沟口，被村里人称之为“狼溜道”（我们在地里干活时也确实看见过狼一样的动物从那里经过），但她经常一个人来来往往。这些都受到了村民的赞扬。 我和仲华在老家雪后地里的合影 我在担任村里民兵指导员时，经常教年青民兵们唱歌，读一些文章，带领他们搞训练[7]。丰富了年青人的生活，使民兵活动成了青年人最期盼的事情之一。 知识青年毕竟还是有一些知识的。何况，下乡前我已经有过比较系统的理论自学经历，因此，在当时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理论学习时，我还能给大家做一些理论辅导和讲解，村里的许多青年人后来说，他们当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们也积极设法引进一些良种和科学种田的方法。印象深的是学习壶关县谷子高产种植法，在引进优良品种的同时，改过去的窄垅稀植为宽垄密植。结果谷子产量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我还请其他大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帮我们在村里的“下湿地”里第一次试种了水稻，获得了丰收。 帮助我们试种水稻的两位北京知青孟凡哲、贺建中和我的合影 推广科学施肥，尤其是磷肥，是在我们离开家乡前一两年才开始的，我从河南搞了几吨。这方面，我们在周边村里是比较早开始实验的，因为河南在保证小麦高产稳产方面对使用磷钾肥已有了很多经验。一开始农民还是不太相信，因为磷肥的功能主要是提高结实率和农作物籽粒的重量，但不像氮肥那样能很快在玉米、谷子等外形上看出杆粗叶大，叶子绿色明显变深。我走后，村里的干部告诉我们，磷肥还是作用大，肥效持续时间长。现在农民都施氮磷复合肥了，但当时推广起来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儿。 整体来说，在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方面，自己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其他许多模范知青相比，我感觉她/他们比自己做得要好。 我们敢于维护公共利益，做事能大公无私，不谋个人私利，也得到了村民的肯定。因此，以后我先后就被选为生产队长、民兵指导员、大队副业会计、副支书和支部书记。仲华也当过村里小学教员和大队会计。
下乡插队前的文革运动中，我就因为和几个同学在一起读书后来遭罪。下乡后没人管了，虽然也全身心的投入了农村的生产劳动，但毕竟读书有了自由，也更有时间读书了。 这张照片虽然明显是摆拍，但我觉得很好地反映了我和仲华当时学习的情况 我当时读的书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和在农村的工作有关的，包括各种学大寨的材料，一些科学种田的书籍和材料（1977年，我父亲还送给我一本河南农民小麦专家李德炎写的挺厚一本《小麦育种学》）；另一类是一些基础理论，包括马列的原著，一些历史著作，还有一些内部的“黄皮书”，当然也有小说。 书主要来源于父母。我回村里时，父母把他们劫后余存的书籍全部让我带回了家。虽然已经过造反派几次抄家洗劫，但还是保留了不少政经理论、文艺、科技和其他书籍，印象中还有家里集存的50年代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和《苏联画报》。我记得火车托运到附近的车站后，用胶轮大车满满拉了一车，村里人都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书。后来我父亲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几起几浮，但在间歇的“解放”期间，也还是有机会买过一些“内部书”。这些书籍除了我们自己学习外，也成了村里以及后来我逐步结识的其他知青（包括几个分配到我县的大学生）的宝库。很多人都到我这里借过书。最后，大部分书都随我回了城，成了我藏书的一部分。但很可惜，那些画报最后都不知被谁借走还是卖了废品，回城的时候都没有了。 读书大部分是在晚上或雨雪天，我们从来没有因为想读书而耽误过参加劳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的还是煤油灯，几年后村里才通了电，有了电灯。有了这些书陪伴，我们从未感到过寂寞。我们结合自己的实践去读理论，觉得许多枯燥的理论也不那么难懂了。我和我爱人原来在河南的同学也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春节或平常回家探亲一项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和同学们一起海阔天空地讨论问题。我的兄弟姐妹和部分同学也到过我们家，经常给我们带来一些社会上的新鲜见闻和信息。 1970年春节期间，河南郑州有人在市中心闹市区公开贴大字报反“四人帮”，被定为“反革命案件”，重点怀疑对象是郑州下乡知青。我刚好在那段时间去了河南，虽然有确凿证据说明我案发时不在郑州，而是去了郝仲华当时插队的河南唐河县，但鉴于我在文革期间的言行，我也被河南一些人从山西带回，美其名曰参加我母亲所在单位的“学习”，期间间或也对我过去的言行进行过几次批判，但总体来说不算过分[8]。那几个月大概是我在插队期间能够踏踏实实读书最长的一段时间。 1971年9月发生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所有知识青年的思想都是极大的冲击，原来的“亲密战友”，竟然敢以“571”的形式进行反抗。虽说我们过去对林彪和林立果的言论就有不满，但也绝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到这一步。也是在这之后，我开始出席县、地、省的各种先进知青的会议，结交了更多的北京、天津知青朋友，从他们那里也了解了更多北京高层政治斗争的“小道消息”，我们私下对此进行过很多交谈。围绕着这些，也促使我们看了更多的书籍，使我们对“四人帮”的许多错误做法有了更深的认识。 1976年参加山西省模范知青大会时和部分知青合影1975年我被县革委会选送到省委党校脱产学习。9月第一次全国学大寨会议之后，我们那一批学员又都参加了“学大寨工作队”到过去的老根据地而当时已成为山西最落后的县之一——吕梁地区临县工作了几个月。在那里我才知道，晋绥边区“左”的路线由来已久，从搞土改开始就已经比较严重了[9]。50年代末期的“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生态，再加上其他因素，使这个过去曾经为晋绥边区和八路军一二0师提供了大量粮食、棉花的富裕大县，一跃成为山西输出乞讨要饭人数最多的县。 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环境更加宽松。北京一个知青给我们寄来了当时在北京很流行的《英语900句》，我和仲华用我哥哥送我们的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开始跟着“美国之音”学我们两人都很喜欢的英语。农村干扰小，收听“VOA(美国之音)”效果还挺好。 总体来说，由于坚持了学习，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较早就有了认识。从而当“四人帮”一被粉碎，就积极地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之中（当然，我们对毛泽东老人家所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深的程度）。同时，热爱学习，既有助于我们在农村的工作，也使我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大寨”在我们插队前就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心中农村发展的榜样。我要求回老家时提出的理由之一——“就近学习大寨经验更方便”确实是真心话。应该说，回到山西，这一点愿望倒是真正得到了满足，《山西日报》和其他媒体对大寨经验的每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详细的报道，特别是全面推广“建设大寨县”活动之后更是如此。媒体同时也经常介绍其他许多先进典型的经验，比如，我印象深的是《山西日报》差不多每报道一篇大寨经验，就会接着有一篇平顺西沟的经验[10]。除此之外，山西曾经多次组织全省各级干部到大寨、昔阳县和各地的学大寨先进单位参观学习，我们能有亲身感受。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山西和河南的对比[11]。 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寨经验”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 1、不向困难低头，越是困难越要上，尤其是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奋斗精神——“三战狼窝掌”为代表的“大灾促大干，大干出大变”精神和实践是突出代表；2、坚持科学种田，尤其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小地块变大地块，防治水土流失，高标准“海绵田”等；3、干部大公无私、坚持参加劳动；4、坚持集体经济；同时取消/限制以谋私利为基础的许多小生产或商品经济的做法（自留地、以工业、多种经营为主的“副业”和包括自由市场在内的商品交易等）；“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5、以批判错误思想的“斗争哲学”开路，保持全体群众行动的一致性；6、胆子大，敢于实践别人受“条条框框”束缚而不敢做的许多事儿。 经过在农村的十年实践，以及近三十年全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回头再看大寨经验，我要说，前三条我至今仍然认为大寨是我们的榜样。当然，现在政府的财力比过去强得太多了，能拿出大笔资金对困难和贫穷地区给以补助和支持。不要说汶川寨后重建、全国援藏援疆，就是退耕还林、陕北等地的黄土高原整治，力度都很大，能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机械作业设备也远非当时能比。但是，是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还是等靠要，效果仍然会有很大差别。即使在城市，在我国现代很多企业的创业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和大寨类似的艰苦奋斗精神。我相信，这一点在今后很长时间也都不会过时。 当然，在肯定大寨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我也得说，后来“学大寨”运动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具体做法，我觉得过头了。比如，在昔阳县“建设大寨县”运动开展之后，我们公社和大队干部组织人去学习，公社书记回来之后开会时告诉我们：“昔阳村村都能做到‘一天三送饭，两头见月亮’”。说他们“在某村住了十几天，就没有见过房东，农民一天到晚全在地里干活”。我心里想，在某一段时间内，这样做也许有其合理性，但作为一种长期的实践，肯定是不可能坚持的。我估计多数村里的干部都有和我同样的怀疑。记忆中，我们在家乡除了民兵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队伍学了大寨，较远的地块能做到一天两送饭（没做到过三送饭）之外，对其他农民并没有这样的统一强求。附近的村子也没有那样做。 在科学种田方面，个人观点，大寨在“海绵田”的培育上有独到之处。但是其他方面，比起一些先进典型，大寨并不是做得最好的。比如，在栽培技术的精细化管理方面，河南的小麦管理和壶关的谷子管理都强于大寨的玉米；在育种和测土施肥方面，大寨在当时也不是最先进的。 干部（不管是县/公社干部，还是村里的大小队领导）坚持下基层，坚持参加劳动，是应该坚持的方向。我和我爱人在农村当了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之后，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我们自己每年挣的工分都在300个工以上。当时我们村里分红虽然不高，每工大概只有四、五毛钱，但我们在十年下乡结束后回城时，还带回了四、五百元买口粮之后剩下的钱[12]。这也是我和仲华一直感到很骄傲的一件事。但是，要说大寨提出的“一、二、三[13]”标准，我和其他知青讨论过，觉得作为普遍要求，真要实现确实难度极大，我们都不太相信[14]。当然，现在很多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不要说参加劳动了，大量的以权谋私、损公肥己，就更是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了。 陈永贵从合作化时代起就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大寨和平顺西沟都是全国闻名的共同富裕的典型。我插队时问过村里很多农民，他们都承认，起码在合作化开始的初级社阶段时，生产力确实有较大提高，产量也有增加。但是，我们插队后也了解到，集体经济当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突出弊端： （1）特定的取酬方式——评工记分容易造成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在手工劳动条件下，劳动的质量不易验收确定，如果再掺杂上干部不能以身作则，亲友家族关系等因素，日常评工计分经常会成为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制度不能做到奖勤罚懒，就必然会导致“出工不出力”的现象[15]。我在村里时也曾试图做过一些小改革，比如在年终分配时适当降低基本口粮水平，用来提高工分粮的标准，但这只能促使人们多出工，仍然解决不了“出工不出力”的问题；（2）维护公共利益的机制不健全，对于村干部、家属和一些“恶人”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纠正机制。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增多，又进一步挫伤了其他人的劳动积极性；（3）中国合作化之后的农村，并不是能够完全自主决策的集体经济实体。五十年代后期因最高领导的错误政策对农村经济造成的伤害，我们下去以后也听到过很多。就我的直接经验来看，当时外部因素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破坏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在产量水平本来就不高条件下的高征购造成农民生活水平过低。我下乡之后，有一年因为歉收，记得每人只能分300多斤原粮。第二年我还亲自向邻村去借粮；第二、县社干部对农村经营体制和生产的瞎指挥。举两个例子：记得我刚下乡不久，就碰上县里普遍推广“大队核算”。本来《人民公社六十条》已经明确规定农村经营体制是“三级核算，（生产）队为基础”，但当时我们县也在“学大寨”的旗号下普遍推广“大队核算”。我的家乡戴家庄大队比较小，只有两个自然村，两个生产队，当时较富裕的戴家庄不愿意，条件较差的孙家庄也不愿意。但是公社照推不误，最后还是实行了。另一个例子可以我上面提到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杂交高粱“晋杂五号”为代表。而县社领导在做这些事时，都还常用“不执行就是反对县革委会，就是反党”等大帽子压人。 当然，在这种普遍情况下，全省各地都的确仍有一些先进集体，大寨、西沟都是其中杰出代表。这基本上都是因为村里的主要领导可以属于农村中的“精英”——比较正派，领导能力强，干部团结，在群众中威望高，同时因为集体经济比较发达，因而有经济手段，便于调动大家积极性。但这种典型在农村毕竟是少数。 我在村里时曾反复问过本队和其他队的许多社员、党员和村干部，“你们愿意干集体还是愿意‘单干’？”得到的答案几乎无一例外是“当然愿意‘单干’，但是，可能吗？”这也是我后来支持农村改革的思想来源之一。 除大寨外，长治县小宋大队实施的“吃粮不要钱”的“半共产主义[16]”集体经济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实践之一。当时农村普遍的实践做法是，年底分红以所记工分为基数，乘上每工分红，得出每个劳力应得收入，再扣除掉家庭所分口粮应交款，其余是家庭净分红。小宋大队当时的领导（是位老党员、老模范）发现一个“问题”：村里的贫下中农家庭因为很多子女都通过招工、参军、上学等最后离开了农村，家里劳动力少，到最后分红很少，有的甚至还要倒贴钱买口粮。而很多“五类分子[17]”家庭农村劳力多，年底分红很多。他们当时认为;“这不是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了吗？”于是提出并实行了“吃粮不要钱”的政策。就是在年底分配时，各家所分配的口粮都不再收钱，分红时，只按扣掉口粮所占收入之后的净收入做分红基数。这样，对于劳动力少的家庭，就没有负担了，而且总能分点红。小宋是个先进大队，我的记忆中，即使按这种分红办法，他们每工也能分到五到六毛钱[18]。但是，假如粮食计价，他们每工能分到一元以上。我去参观时问过小宋大队的领导，实行这种办法，会不会挫伤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得到的回答是：“抓住典型教育[19]。”可能是这种做法太超前了，即使大寨也没敢采取类似做法，更不用说我们了。现在河南临颍县南街村也实行“吃饭不要钱”，但他们可能不知道，二十年前小宋就做过类似的事情了。当然，我估计小宋的这个制度现在很大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大寨强调反对包括自留地、自由市场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措施，认为这些必然会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农村也碰到了要不要保留自留地等问题。记忆中，似乎我们队里也曾经把自留地取消过一两年，但后来还是恢复了。因为村里用作自留地的大部分都是边角小地块，不分掉用作自留地就基本都撂荒了，自留地毕竟可以小补。自留地最终能保留，除了队里干部群众的意见，当地县社干部没有强求等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是从河南回乡的，河南曾出过全国闻名的因极左路线而造成的恶性“信阳事件”，我父亲是事件后到信阳负责恢复生产的地委书记，我本人在信阳上小学和初中时也听到很多同学讲过“信阳事件”的惨状，因而我对中央在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农村的调整政策还是知道一些。文化革命中，时任河南省的领导吸取了50年代末河南极左农业政策的教训，在农业政策上一直比较稳健，坚持了中央六十年代的调整政策不变，也给了我一个对比山西河南两地农业政策效果的机会。 在如何看待“商品交易”方面，我还曾“学大寨”办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村原有的旧拖拉机不好用了，买了一台新拖拉机，其他村子有人提出，愿意原价购买旧拖拉机。我记起大寨经验中陈永贵曾办过这么一件事儿：“大寨有一头牛（或是驴），有人愿出八十元钱，最后陈永贵只要了二十多元，原因是那头牛/驴有毛病。”于是在干部会上提出，应该学习陈永贵，拖拉机不能卖原价。印象中大家都反对我，但最后在我的坚持下，还是把拖拉机扣了一些折旧费卖了。我估计，到现在村里的人还认为我那时是在“做傻事”。 关于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工业和“副业”，当时的大寨经验也是不鼓励的，但我也确实看到其他很多先进典型走了另一条路，比如当时长治县的南呈大队工业就很发达，林移大队的林业也获得不少收入，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但我真正认识到这个经营战略问题，是在文革之后。我们插队时对此认识不足，也缺乏条件，这些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大寨的干部胆子大，敢于做一些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敢于并能够利用许多一般人不敢用的外部资源。我的记忆中，在后来建设大寨县的运动中，《山西日报》曾报道过太谷县委书记（是从昔阳调过去的“大寨干部”）这样一段事迹：该书记到任后即要求大家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后来发现出工的人不多，就问原因，被告知是口粮不够吃。他问口粮是多少，答曰四百斤。他当即表示“四百斤怎么够吃，每天至少要吃一斤半才能有力气干活。”县里人告诉他，村里人均留粮确实就那么多，他说，“没粮可以先去昔阳借粮，昔阳粮食不够，就先打开国库借粮”。县里人说国库不能随便动，他说他个人负责。据报道，太谷农民有粮吃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结果当年就大丰收，归还了借粮[20]。但这种事，也只能大寨人干，全面推广肯定是做不到的。 1978年我们县从平定县（当时是学大寨的模范县之一）调来一位“大寨干部”Z书记，他来之后，为提高粮食产量，也曾经要求各村要普遍增施化肥。下面普遍反映，第一买不到化肥，第二也没有那么多钱买化肥。Z书记就说：“化肥问题我负责解决，没钱我到省里负责解决贷款！”这可能也是几个大寨县当初都使用过的招数，但确实也说明了这些大寨干部有魄力，敢做敢为的特点。但是，这种经验大概也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全面推行，中国当时可能还不具备那个条件。 坚持“斗争哲学”，以思想斗争保证群众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是大寨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大寨在“三战狼窝掌”时需要这样做，也确实取得了成效。但是，后来有些事情就有些过分了。比如，建设大寨县时的“一天三送饭，两头见星星”就必须以“斗争哲学”做后盾来保证出勤。Z书记在我们县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在平定县，有一次在玉米出苗后检查玉米的播种情况，在一个地块发现出现了“宽窄垄”现象，因为当时当地的玉米都是采用等行距种植法，就判断并检查出是播种玉米时犁地用的犁歪了[21]。公社书记当即决定让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背上这张犁到该村的各大队轮流“接受群众教育”（受批判）。我问Z书记，这位大队书记服气吗？他说，一开始也想不通，后来觉得公社领导也是出于公心，而且后来他因为其他事表现突出，也受到过表扬，就理解了。因为以后他做村里农民的工作也好做了。上行下效，所以当时县社也普遍采取类似做法来强硬推行其施政方针。 现在文革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特别是农村又经历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大变革。我们回头再看大寨经验，确实有新的感受。我这些年也回过家乡多次，和当年村里的朋友们交谈，他们都说，要说伺候庄稼，现在没有过去（这里的“过去”就是指我插队那会儿）下那么大功夫，整修土地更不要提了，但是粮食收成确实比过去打得多很多了，收入也高了，更重要的是人自由了，气顺了。问他们为什么人在地里劳动少了，收成反而能高？大致归之于以下三条：（1）化肥用得多、质量好了；（2）良种；（3）机械化，从耕到收代替了大部分手工。收入高则另有两条：（4）农产品价格高了；（5）国家征购任务少了。表面上看起来，讲的这五条和农村实行集体或是个体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太大关系，似乎可以问，如果当时有这些条件，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现在的结果？但反过来更可以问，既然现在个体经营也可以达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一定要实行过去那种人际关系极度紧张，整天需要人叫人、人盯人的集体经济体制呢？当然，现在农村要向前发展，仍然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些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农业的现代化、商品化、集约化提出了规模经营的要求，农民在自愿条件下用股份制等形式，土地向种植大户集中，开始新的联合经营，但这和过去实行的集体经济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也许这才是马克思他老人家反复教导我们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吧？！
我1968年底回老家插队，一直到1979年才离开襄垣回到河南。前后十年有余[22]。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在农村呆那么长时间？现在看，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我自身来说，文革前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家庭的教育，早就树立了“要和工农相结合”，“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理想。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能看不起农村和农民，上初二时的暑假，父母就曾把我和妹妹送到他们搞四清的信阳农村体验生活。我们也知道农村生活苦，但总是觉得，那么多农民能过，我们也能生活。心里从来没有过嫌农村生活苦的反感情绪。虽然那时并没有要干出顶天立地事业的清晰概念，但要从基层开始，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练好本领的目标是有的。 其次，因为我们有这种心态，自己没把自己当外人，能和农民真正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很快得到了农民们的信任。第二年开始，我就开始在农村担任了各种职务，从小队的记工员、生产队长、大队民兵指导员、副业会计、副支书，最后还担任了支部书记，觉得自己在农村也确实可以干一些事业。 虽然我自己打算在农村干一番事业，也因此把我女朋友郝仲华“逼”到了山西[23]，但我对其他人在农村锻炼一段后又回城也并不反对。我妹妹和堂弟在和我下乡后的第二年末去当兵了，我在河南插队的同学大部分也在1971年前后回城招工了，我认为都是无可厚非，我一般也不劝阻。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不相信在农村就一定活得不如进城，我是一个干部子弟，别人家庭困难，可以先回城，我是干部子弟，更应该和农民共甘苦，争取干出个样子来。 父母在河南政治运动中的起起伏伏，应该对我回河南也有些负面影响。文革中，我父亲在河南至少有“四起四落”。在最初决定回山西时，我就对父亲说过：“我不想沾你的光，也不想因你而受连累。”现在看来我那时有些天真，但当时那确是我的实际思想。 文革中城市里各项工作一直不正常，没有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相比之下，农村的干扰还少一点，可以干一些正事儿。如果当时的城市生活和现在一样，也许我当时的选择会有所不同。 家庭的支持。对于我愿意“扎根农村”，我父亲一直是持支持态度的。他经常给我在来往信件中探讨如何把农村的工作做好[24]。我爱人从河南追随我来到山西，和我一起在家乡奋斗了八年。从未有过怨言，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亲人的鼓励和支持，也是我能在农村长期坚持下去的另一个原因。 也正因为这样，我在襄垣曾经拒绝过几次招工机会。县革委会J主任曾亲口告诉我，愿推荐我去当“工农兵学员”（好像是长春光机学院），我也婉言拒绝了。那时我已初步把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为“从政”，因此也曾利用回郑州的时间到郑州大学旁听过《反杜林论》等课程。应该说我对当时老师的讲授相当失望，认为听他们讲课还不如我自己自学效果好。这大概也是我对回城上大学不太积极的原因之一。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秉持的思想依据可能有较大的毛病，心里觉得“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了。应该回城系统地学习，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虽然当时团地委书记已打算调我到团地委工作，但我告诉了他我内心的变化和打算，于是，经过领导的同意，我于1979年春季从襄垣回到了郑州，真正结束了我的插队生涯，开始了新的历程。 文革后和几位北京山西“老插”合影左起：银宏、洪毓安、吕中敏、缪力、乔晋湘，胖得不敢认的我 30年后我和村里其他干部与当时在我们村插队的部分潞安矿务局知青合影 从19岁到29岁，进入成人生活的最初十年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回头来看，这场“洗礼”使我从一个莽莽撞撞的青涩毛头小伙子初步变得成熟起来。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农民，加深了对农村/农民的感情。进城后，我于1982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政府的研究部门以及一些企业工作。虽然没有再从事和农村直接相关的工作，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家乡和中国农村发生的一切变化。同时，在农村学到的知识和经历，对我的工作也一直发生着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1]父亲文革发生前在河南省委领导中仅排第七位，在三个候补书记中排第二。除了支持造反派的几位领导外，我父亲被推上那样的高位，估计是因为造反派认为其他排在前面的几位领导都是“死老虎”了，而我父亲在1967年上半年也是河南省军区支持的排名最高的领导干部。但此后他也就一直成为河南“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了。 [2]我这种顾虑不是多余的，当时我们同一个学习小组的其他同学，下乡后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3]家乡的箩头是荆条编的，而不是竹子做的。但似乎词典上认为用“竹”字头的“箩”更合适。[4]“圊”是我们家乡厕所（家乡话叫‘高桔’，解释见注2）里经过发酵处理后的液体人粪尿，呈青绿色。 [5]我一位老兄刘重光在《襄垣话试解》一文中对“高桔”一词有以下解释：“桔，同秸、稭，秸秆。旧时农村的厕所多用高高的秸秆围起，可能由此得名。其后虽使用土坯、砖石筑墙而围，仍沿用了‘高桔’的称谓。又，襄垣及周边地区厕所的修筑均平地深挖，上敛口，铺架条石，以利蹲便；下宏阔，深3至5米，用以积存、沤制有机肥。除粪便外，内也积蓄雨水、生活废水和厨余垃圾，以及死去的小动物等，以便于沤肥。这种厕所何‘高’之有？”（该文已在我的QQ空间转载） [6]后来1975-76年我在参加省委党校培训时，同学中有两位老大姐，一位是晋城晓庄的王翠翠，另一位是陵川县的董小苏。她们当时已经是省内知名的女劳模，而且都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从她们身上我的确看到了农村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我对她们二位一直很敬佩。 [7]当时准备和苏联打仗，民兵们都要搞“三打”、“三防”的训练。 [8]估计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我1970年就向村党支部提出过入党申请，但直到1974年才正式被批准加入共产党。 [9]我们工作队原定的任务之一就是去纠正土改时的错误，结果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起，我们的工作队被称作是“胡汉三（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地主）的还乡团”，因此而撤走。 [10]后来，这一点在批判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司令员的谢振华时，似乎被列为“反大寨”的罪状之一。 [11]说实话，当时河南省的领导，对推广大寨经验并不十分积极，河南离山西那么近，文革中陈永贵一次都没有到河南去过，显然是当时河南省的领导对大寨经验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意邀请他。 [12]要知道我们的父母除了给我们买过火车票之外，在下乡期间几乎没给我们什么钱。 [13]“一、二、三”是指县级、公社和大队干部要求每年参加劳动分别达到一百天、二百天和三百天。 [14]有位模范知青还告诉我，他参观大寨时和某位大队干部握过手，觉得她的手软绵绵的，茧子不厚，不像长期参加劳动人的手。 [15]所以后来邓小平在1975年第一次全国学大寨会议上，还专门讲到大寨评工计分方法，说“大寨是一年评一次，这（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就很厉害了”。 [16]这是我的评价，他们自己似乎没有多强调这一点。 [17]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种人。 [18]我们村当时分粮食要钱也没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19]大家都知道实际是开批斗会“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20]此处凭回忆记录，因为印象太深了。将来如有时间，可以细查当时的《山西日报》核实。 [21]平定和我们家乡种玉米的播种方法不一样，不是有人用镢头在地里刨出一个个坑，而是一个人用犁犁出沟，后边有人把玉米种子按一定距离点进沟里。另，“宽窄垄”在其他地区还曾经是增加种植密度特有的一种优良种植方法，这里就不讨论了。 [22]我1976年底被选调到公社，主要工作也是下乡检查，第二年又带领民工到我县虒亭的后湾水库加固大坝。1978年底4月1日被县里任命为团县委书记，一年后离职回郑州。所以表面上看职务似乎早已不是农民了。但是，第一，我在公社和县团委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和农村、农民和农业生产打交道；第二，我在公社和县团委任职时，因为学大寨，报酬形式是“工分加补贴”。就是说，县里每月给每人发十元的补贴，另外给同样数额的钱，让我们回去交大队买工分，然后年底按参加劳动150个工参加大队分配，所以“农民”身份还没有完全变。直到我1979年调回郑州，经地委特批，给我按团县委书记定了个24级（印象中是干部工资序列中的倒数第二级，每月工资好像是42元钱），这时我的身份才真正转变为国家干部。所以我喜欢说自己“插了十年队”，也是有根据的，不是说慌。 [23]仲华当时有机会被推荐招工，我说“你要想和我在一起，就得来山西，不然，我们的关系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结果她就不顾父母的反对，把户口从河南迁到了山西。 [24]后来在父亲逝世后，我还专门写了一篇《父亲支持我当农民》的文章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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