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最著名右派“失踪”49年后归葬

作者：张伟

来源：微信公众号“政知局”（bqzhengzhiju）2015-05-25 本文授权转发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右派"之一,在踪迹成谜49年之后，终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家”了。

5月18日，储安平衣冠冢落成仪式在宜兴西郊外的龙墅公墓举行。

从4月1日上任到6月8日下午提出辞职，这位在《光明日报》当了69天总编辑的著名知识分子，因为1957年6月1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做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公开提出“党天下”的言论，被打成“右派”。

1966年9月，自杀未遂的储安平失踪，儿子在其房间看到的，只有床前的一滩血迹。

至今，储安平的失踪仍是谜团，而他大右派的“帽子”也仍未摘去。

5月18日，被解读的衣冠冢落成日期

衣冠冢落成之日，适逢中央统战工作会召开。这次会议最让人关注的一个显性变化是将会议的名称由“全国”改为“中央”，这也是65年来的第一次。

5月20日，中央统战工作会闭幕。《江南晚报》披露的这个“经过宜兴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衣冠冢落成的报道，引爆网络关注。

一时间，外界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解读储安平归葬的时间与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合可能释放的信号。

参与推动储安平衣冠冢归葬的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馆长储建国告诉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这只是一个巧合，“落成日期本来要定在清明节，但因为没有做好衣冠冢的准备工作，所以推迟”。

为什么是5月18日？

储建国的解释依然简单：“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为配合当天由储安平后人向宜兴市博物馆捐献文物，所以选在5月18日”。

在现场的《江南晚报》记者何小兵向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确认，日期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确定。

大雨中响起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5月18日，天降瓢泼大雨。

本着低调、一切从简的原则，仪式并未主动邀请媒体参加，也谢绝了很多想来献花的人，储建国说，连亲友的人数也一减再减。

9时30分，仪式开始。约20位亲友在临时搭建的雨棚中，静静见证储安平魂归故里的时刻。由于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小儿子储望华和女儿储望瑞现在均旅居澳大利亚，这也是迄今58年来储安平亲人后代的首次相聚。

储望英、储望华、储望瑞兄妹三人和章伯钧之女章诒和，以及作家谢泳，分别致追思词。

网上流出的章诒和致词照片与储家有私谊的何小兵向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回忆，在落成仪式上，为每一位致词者撑伞遮雨的，是储安平的孙子储侠。而储侠的父亲、储安平的二儿子储望德，已在3年前带着遗憾撒手人寰。

落葬的，是用红布包裹着的一张储安平的照片和一本书籍，代替他的魂灵入土安息。

仪式背板上的照片就是衣冠冢中下葬的物品之一仪式现场，来自宜兴朗诵协会的主持人提及，储安平衣冠冢的落成“经过宜兴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据何小兵介绍，储安平衣冠冢中的照片就是当时仪式现场背景板上所用的那张储安平年轻时照片，其子女也没有太多资料留存。

大雨中，回响的，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

十年前开始商议的衣冠冢

储安平衣冠冢一直是储建国心头的一件事。他告诉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自己是储安平二子储望德的生前好友，与储望德之子储侠关系也很好。此外，冠有同样姓氏的储建国的祖父，还是储安平的堂兄。

早在十年之前，即2005年3月19日，储建国即约定储望德父子，在北京商量储安平的平反和衣冠冢事宜。

在储建国的回忆里，当天，他提出此建议后，储望德一言未发。在储建国看来，储望德对父亲感情很深，也从未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或许由于此前有过为父亲平反失败的经历，所以信心不足。

其后的日子里，储建国找到许多老同志及其子女，包括储安平的生前好友。但他们都对储安平的平反及相关事宜表示无能为力。

曾经设想过将储安平衣冠冢安放在北京的储建国，对政知局小编（微信ID:bqzhengzhiju）透露，很多时候，储家人对储安平的事情并没有太大信心。

储氏族人储家骅回忆的一个细节，似乎也能佐证储安平家人的无信心。

2009年，储家骅在弘扬宗族传统的储氏文化研究会建立后，想在宜兴召开一次储安平座谈会，参会成员以储氏宗族成员为主。座谈会本想称为“追思会”，但相关人员建议储家骅不要叫追思会。让储家骅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乐观的是，更名“座谈会”后，这个以储安平为主题的会议顺利召开了。

一纸文物征集启事带来的转机

转机，在不知不觉间来到。

两年前，也就是2013年，储建国得知当时尚处在筹备中的宜兴市博物馆在征集文物，将储安平列为宜兴名人，并在寻找储安平的后代。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也在宜兴市政府网站找到了这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的《宜兴市博物馆“近代名人馆”文物征集启事》。启事表示，宜兴市博物馆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集与62位宜兴籍名人相关的史料，包括手稿、书信、书籍、物品、用品等。

在这外包括潘汉年、民国将军钱卓伦、储安平伯父储南强等在内的62名人名单中，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找到了储安平的名字。

借此机会，储建国与宜兴市博物馆取得联系，并起草了关于衣冠冢落成的相关方案，上报当地主管部门。其间，储家骅也在帮助协调。

征集启事发布半年后，储侠、储建国应邀回到宜兴商议储安平相关史料入藏博物馆事宜。

何小兵当时在报道中这样评价此事进展——

神秘失踪的《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储安平此次入展更有不平常的意义。

宜兴市博物馆征集处工作人员告诉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小编，此次，储望华向博物馆捐赠了十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原件合订本，这些杂志原系储安平的学生、同事冯覃燕毕生珍藏，在临终时托付其子转交储安平后人。

《观察》是储安平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被国民党查封储侠向博物馆捐赠了储安平的遗物，其中包括一把椅子、一盏台灯以及照片五张，另有电子资料若干。这些物品将会在宜兴市博物馆中的名人馆展出。

5月18日，储安平衣冠冢落成仪式当天，储望华、储侠也被宜兴市博物馆聘为“宜博之友”高级顾问。

床前的一滩血迹与交响诗《秋之泣》

储侠的父亲储望德，已于2012年病故，临终时也没有放下父亲的事。在2005年一次相聚时，储侠曾对储建国提议，吃饭前不要提爷爷储安平的事，“我父亲会吃不下饭”。

在储建国的记忆中，储望德生前曾这样对他回忆储安平的往事和最后时刻——

文革开始后，“大右派”储安平在劫难逃。1966年8月31日，储安平跳北京青龙桥湖自杀，但因水浅，自杀未遂。那一天，老舍投了太平湖自杀。

此后，储安平被关押在九三学社继续批斗。作为唯一一个没有与父亲划清界线的子女，当时由储望德送被子给父亲，三四天后九三学社放其回家。跳湖事件一星期后的一天，凌晨天亮前，储望德去看父亲，发现储安平住的院子大门敞开。他感到诧异，入内之后，发现卧室房门开着，床前有一滩血，就是不见人影。储望德立即向九三学社汇报。他一直怀疑自己的父亲遇到了不测。

在章诒和的笔下，那时候经常和储安平来往的，是农工党被打倒的李如苍。9月的一天早上，李如苍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在储望德小弟的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在父亲不知所踪16年后，储望华选择旅居澳大利亚。在父亲诞辰80周年时，储望华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的，并在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在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储望华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2013年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储望华说：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

两年前的那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不希望刻意对自己的父亲做过度解读的幼子储望华，在储安平“消失”49年之后回到父亲的故乡，在一场滂沱大雨中，和亲友一起，安放父亲的灵魂。

 

中国”十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的失踪之谜

作者：闻文

来源：凤凰网 2013年11月06日

储安平思想敏锐、才气横溢，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从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

储安平宣布“向人民投降”后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遂后失踪。江苏一座寺院的方丈，形貌皆似储安平，但他摇头否认，一笑隐去……

储安平在1957年一语惊天下，成为中国的十大右派之一。

储安平1909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储安平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名，在于创办了《观察》周刊。这本于1946年9月1日创刊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昏暗和腐败，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订数从创刊时的400来份上升到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时的10万来份。储安平曾非常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胡乔木和胡绳即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批准复办《观察》杂志(后改名为《新观察》)，请储安平再担任主编。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去看望了储安平，令储安平引以为豪。

后来，储安平担任的重要职务多了，不得不离开《新观察》，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仍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各地视察和采访，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国家级的各大报刊上。他是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年初，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是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再交还给民主党派去办。由《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储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会上宣称：“我来这里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又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储安平踌躇满志、有信心干出一番大事业。

果然，储安平上任后不久，凭着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向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组稿，把《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的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储安平所提的意见，如针尖对麦芒，与会人士震惊万分，可储安平言犹未尽，又说：“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确实惊世骇俗!

储安平要“请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说：“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储安平的此番言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极为愤慨地进行了批驳。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别看储安平在座谈会上雄赳赳、气昂昂，勇气十足地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其实他的精神和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信件，他不敢去门口拿，怕人家要同他当面辩论；到医院看病不敢说姓储，因为姓储的人实在太少了，怕被人认出他就是储安平；更不敢去《光明日报》社上班，怕被群众围住批判。

储安平审时度势，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

据报纸上刊登的揭发材料，章伯钧在接受储安平的辞呈后问：“你的负担重不重?”储安平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重。”章伯钧说：“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非出来做事不可。”储安平说：“我没有。”章伯钧又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储安平辞职以后，对他的批判并没有降温，而是进一步升级。6月10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批判大会；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召开座谈会批判；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职工开会声讨；6月1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召开在京委员和北京市分社委员座谈会批判；6月21日，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天天都有，连储安平的儿子也在6月2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反动言论的一封信》。

储安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形影相吊。7月7日，他在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开始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中说：“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接着，他列数并批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最后表示，“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在6亿人民的一边来”。“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储安平虽然这样表态，但对他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到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从此，储安平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储安平的人事关系是在九三学社，所以又回到了九三学社，由九三学社发给他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尚不是个太小的数目)。以后，储安平被下放到西山的一个农场，在长城脚下放了2年羊后，有关方面认为他接受劳动改造表现尚可，就让他回家。

这时，储安平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了，但她和别人结婚后，和后夫同住在储家的南屋里。回到家的储安平在生活上极为尴尬。好在单位除了发工资外，并不要求他上班，也不过问他每天在做些什么。

那几年，储安平整日在家关门读书、写字，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来往。为了消遣，他买了几头羊来养，还把喝不完的羊奶送给章伯钧喝。他说：“羊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羊是我亲手养的，这奶是我亲手挤的。羊奶有营养，你收下吧。”如果储安平真能像章伯钧对他说的“超脱一些”，解除思想负担隐居起来，日子倒也能过得安安闲闲。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

1966年秋季的一天，当储安平扫完街道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接受批斗时，他从后院翻墙出逃，最后跑到数十里外的西郊跳河自杀。但他没有死成，被人救起后押回九三学社，交机关造反派看管起来。

于是，储安平提出要把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但没有人接受他的存款单。

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放回家后，单位里谁也没有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去找过他。一直到10月份的一天，储安平的女儿回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只有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捆着的行李卷——这是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机关背回去的，到家后就没有打开过。

储安平去哪里了呢?他女儿到亲戚朋友家找，但都没有找到。她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便找到九三学社向军代表报告。尽管按当时的说法，储安平已是一条“死狗”，但他毕竟是在中央挂了号的人物，军代表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门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一定要找到储安平的下落。调查组奉命在全国范围内艰难地寻找了2年，凡是储安平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一一查询过，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搁起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储安平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谁也不能确定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躲了起来。不过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相当严密的，中国人的警惕性一向是很高的，一个没有户粮关系的“黑人”，而且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近花甲的老人，即使躲在某个地方也是很难生存的。

这么说，储安平很可能是死了。如果还活着，他现在已经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在中国的右派分子99%都已获得平反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现身社会提出申诉?但要说他已经死了，那他又是死在哪里?有没有死亡的证明?或者有没有权威的结论?笔者为此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对储安平的生或死都不见有说服力的说法。在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辞典中，“储安平”词条的生卒年，仍只写了(1909～?)。说明对储安平之死尚未有定论，起码不能确定他的失踪期即是死期。

那么，储安平有没有可能还活着呢?有一个在1985年为编书而辗转寻找过储安平的人，在1998年出版的书中写道：“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酷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问：‘请问，你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这位作者说：“看来，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但这位作者也不敢肯定，也只发出了“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的问号。

这个故事真是太神奇了!太吊人胃口了!这个方丈真的会是储安平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也说不准，至今仍是个没有谜底的谜。其实，是或不是又有什么要紧呢?不是，储安平就永远神秘地失踪了；是，他也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储安平了。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一次极左的反右派运动，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大右派。记住这个教训，是为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来源：福建党史月刊/作者：闻文

 

父亲储安平之死

作者：储望华

来源：共识网

几张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影像，它们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在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汹涌——那份铭记不言自明。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

“坦率地说，我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储安平的儿子，我宁愿大家只知道我就是一个作曲家和钢琴家。”储望华毫不讳言自己不愿在“储安平”的符号下生活。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作过度的解读。储望华的脸上鲜见那种放松大笑的表情，甚至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忧郁和落寞，他说，这是他从少年时期在政治斗争阴影下长大的结果。

失踪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回想起来，我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苍，是农工党内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10年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

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很快父亲便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我记得父亲写过在上海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沮丧的气氛，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却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选择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

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