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生涯】：

揉碎的诗抄

那是1970年春天，我好不容易从工友老张家借来《唐诗三百首》，下班趁着夜色掖回宿舍，没命地抄了起来。老张说只能借我一个星期，时间长了恐出意外。

老张曾就读吉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原因是其父在日本做过买卖，可能是日本特务。这本《唐诗三百首》是他读大学时买的，属1/44小开本带注释和插图的，纸张虽粗糙，印刷却十分精致。没想到斯斯文文的老张胆子倒不小，就凭这本《唐诗三百首》，万一被厂里发现了，一定要倒大霉。但他还是藏着它躲过了六十年代那场对文化疯狂的扫荡！

宿舍是上下铺，我在上铺。下班后我就在铺上放个小箱子，拿出《唐诗三百首》来，将它抄在练习本上。这一个星期，除了上班吃饭，就是抄书，我完全陶醉在美妙的诗境中。从文革开始，直到下乡，我们就没有读过书，说是知识青年，其实就是半文盲，不知道除了毛语录、选集和诗词之外，还有如此美丽的诗歌。

住宿条件很差，一个不大的屋子挤了十人，都是一起抽调来的知青，平时，大家打打闹闹，屋子里没安静过，见我在上面专心致志地写什么，便起哄说在写情书，有人甚至想抢过去，公开宣读。这把我吓了一跳，如果他们把我抄《唐诗三百首》的事泄露出去可不是好玩的，追究起来，弄不好给老张一个“毒害知识青年”罪名，那就惨了。所以，我抄书时格外小心，他们起哄说写情书我也不予否认，惟恐被他们看到内容或抢去。上班时我将它们锁进箱子，放在最底层下才放心。

眼看一个星期到了，我的书也快抄完。这天，夜班回来，洗去一身的汗泥，取出书来，想赶紧点把它全部抄完，夜里上班时就可以将它还给老张。此时，一起下班的小J和小L还正在洗涮，他们一边洗一边打闹着，弄得水花乱溅。不知怎地，几滴肥皂沫居然飞到了我的练习本上。我心疼地对他们说：“别闹了，水都溅到我这儿啦！”

“是吗？我看看……”小J过来一伸手，就把我诗抄抽走了，用他的湿手一边翻着，一边怪声怪气地读道：“亲爱的……我爱你……”

一旁小L嬉笑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这时的我又气又恼，从二层铺上立起身，腾空而下，朝着J就扑去，同时一脚踢在他的脸上，然后和J一起重重地摔倒在地。J大概被我过激行为弄懵了，爬起来盯着我，好一阵才醒过神来。只见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把它撕了！”说着，就奋力撕扯练习本，由于手上有肥皂，加之他想整本地撕，居然连撕几下都没有撕碎。于是，他又把练习本扔在地下，用脚去踹，去蹂。见状，我又扑过去，两人就扭打在一块儿了。

等我们两个被人拉开，已满脸是血，再看那宝贝练习本，封面已经破了，整个象被人揉过的废纸。我十分恼怒又心疼地捡起诗抄，虽然踩得很脏，很皱，但内页一张没破。我顾不得擦去脸上的血痕，拿湿毛巾小心地将它上面的泥污擦去，将破损的封面用饭粒粘上，再用凳子把它压平，总算，一场风波之后，我的诗抄还在！

那年，我十八岁。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已经有了许多各种版本，印刷更为精致的诗选，可是，这本手抄的且皱巴巴的《唐诗三百首》我依然保存着，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我们不仅腹中空虚，更是精神空虚，但是，对美的追求，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

 

初为人师

一、感觉好极了

79年，我从车间调到教育科当老师，感觉好极了，原来的工友，见面都改口称我“河老师”了。我新奇又自傲，没有送礼，没走后门，几千人里单挑我，哼……

说来好笑，初中未毕业的我，居然要上三门课：语文、数学和英语，一天忙得我脚打后脑勺。那时是双补，课堂里要坐百十个人，从二十岁到四十多岁，那个乱哪，抽烟的，讲话的，那个学得进？我拿着教鞭，“啪啪”地打着黑板，总要有点师道尊严吧，可下面有我的师傅、师兄和生产组长；有我的邻居、朋友和一起进厂的知青，那个将我的一本正经的回事！

经过几次努力“整肃”，那些自以为跟我“铁”的哥们几次考试不及格后，便开始认真对待学习了。“河水治学有方”的消息传出，引来了厂党委书记“微服私访”，差点让我栽了跟头。

那天，上语文课，我正在课堂上“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被那偏正、述补结构，从句复句搞得晕头转向时，发现学生们一个个格外地体谅我，课堂里鸦雀无声，难得。于是我就尽情发挥了，说什么语法分南派北派，南派认为如何如何，北派认为如何如何，课堂上开起无轨电车来。讲着讲着，我又要抱怨厂里不重视教育，教室里没有暖气等。突然，我发现最后一排赫然坐着厂党委书记，惊出一身冷汗，连忙使劲将话头转了弯，继续我的南派北派。

下课后，党委书记拍拍我的肩膀：“嗯，小河讲得不错，就是太深了点。”

二、被挂在黑板上了

那时，课是随职工的倒班情况安排的，工人日夜三班，我同样的课就得上三次，每次两小时。这样安排很累人，从教工、教务到教师，所有活基本都是一人干，每天，上到最后一堂课自己脑子里全是浆糊。

一天，上数学课，是当天的最后一堂课，讲的是繁分式。几道例题我在备课时已弄的滚瓜烂熟，前两堂课挥洒自如，感觉良好。课间，我将每道例题层层展开，边讲边算，写了满满一大黑板，然后，用自以为十分优雅的动作，很自信地将答案写在黑板右下角－－仅剩的一块空处。转过身来，轻松地擦擦手中的粉笔灰，对学员说：“繁分式其实不难，关键在于细心，演算时，特别要注意不要将符号写错。”下面有学员在叽叽喳喳的说话，我问：“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出来。”一个学员起立说：“我觉得答案不对，跟上一堂课算得不一样！”那时，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班次选择上课时间，认真的学员常常连听两课，虽然是一样的内容。

我一下子紧张了，赶忙看教案，是错了。于是从演算第一步去找，直到最后，没毛病哪？再找，还没有。下面有五六十名学员呢，他们七嘴八舌，这个说这儿错了，那个说那儿错了，我的脑子已经开始发热，思维僵滞，眼前只是白花花的粉笔道儿，根本无法演算了。我盲目地听从学员的指挥，这儿改一下，那儿又改一下，直到下课，我也没找出错在何处。

等一教室的人都走了，我猛喝了一通凉开水，脑子冷静了，走下讲台，坐到刚才学员们坐的位子，再看黑板，嘿！不就是写错一个符号吗！

一个符号的错误，使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挂在黑板上的滋味。

文革时期的68届初中生，能学过多少东西？我只好天天捧书本，十分艰难地备课，现学现卖，许多知识往往仅比学员提前一两天弄懂。经验告诉我，只要在课堂上沉住气，将自己吃透的讲清楚，自己没有把握的蒙过去，回去再翻教材和教参，第二天照样可以温习旧课的理由，把前次含糊的地方重新讲一遍。

有时候这个方法也并不灵验。一次我在讲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b2－4ac时，自己怎么也讲不清楚，心想蒙混过去，明日再说，可有个小伙子就是刨根问底，弄得课堂上乱哄哄的，急得我浑身燥热，汗直往鼻尖上冒。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在校时是个高材生，因要顶替父亲的工作，才辍学当了工人。这时，我再装模作样就显得太没身份了，于是对学员说：“看，小李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下面，请他上来……”第二天，我找到小李，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听课了，毕业的事，我包了。几个月后，我送他上了天津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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