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只堪哀
作者：成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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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只堪哀
作者：成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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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只堪哀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一、逼向“山那边” 父亲成青阳（成景晖）的经历简单，据1951年审干时所写《自述》，父亲从小学到高中（1930 - 1942年），整日埋头读书，不闻政事。其间，他有两次可能更早卷入革命。 一次是1936年12月初，西安爆发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吁请国民党政府“支持绥远抗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参加游行，又随同学去富平县乡下，宣传抗日，历时两月有余。“西安事变”后，他就读的西安第一中学，有数位同学奔赴安吴堡，参加“战时青年训练班”。那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干部学校，由冯文彬和胡乔木主持，3年间为中共培训上万名干部。好友周天保约他同往，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祖父母坚决反对，终未成行。不久，日寇逼近风陵渡，西安告急，中学南迁洋县，祖母也因他年龄小而不允随迁。 另一次是1939年夏，父亲考入西北农学院附属中学（位于陕西武功），由祖父成柏仁（1889-1958，中国同盟会成员，1949年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的至好曹继难先生照顾并辅导英文。入学不久，便有同窗离校去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或“鲁艺”求学。但父亲不以为然，认为此类短训非正规教育，而他的夙愿，是选读工科，成为教授或工程师。 祖父历经清末乱局，军阀混战，为救国安民，被迫3次从军从政，但都不恋权财，洁身而退，或教书或办报，尝言中国政坛黑暗，纯洁士子，一涉官场，便腐败堕落，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学习理工。这样的灌输，对我父亲影响很大。 高中毕业后，父亲向往西南联大，而祖父也希望他去昆明，远离西安，因为当时国民党对西北的控制日甚一日，政治黑暗，法纪沦息。此外，祖父的好友张奚若先生时在西南联大执教，可予以照应。那年仲夏，父亲准备经重庆前往昆明，临行，学费尚无着落。祖父的挚友、著名书法家寇遐先生得知，奋笔不辍，卖字筹措3千元，使父亲得以成行。在重庆期间父亲借住韩兆鹗先生家，韩先生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战时车票特别难买，韩先生多处托人代买车票，送他上路。多年后，父亲提及此事，仍对韩先生感念不忘，那时，先生已沦为“右派”。在渝逗留期间，他还拜会了父执于右任先生，先生对他鼓励有加，并给了盘缠。 父亲从贵阳赶赴昆明，考期已过，只得进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一年，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工程系。他在《自传》中写道：“初到联大，无论什么对我都是新颖的：民主墙上五颜十色，上面贴有批评反动政府的文章、《新华日报》、各类广告；演讲会、讨论会上，教授们公然抨击政府；同学们则在茶馆里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当时，云南仍是龙云的天下，民主气氛极为浓厚。这使一个刚从蒋胡匪严酷统治地区来的青年倍感惊奇，觉得痛快，觉得新生，为自己终于走到充满阳光的地方感到幸运。......假如不来联大，我将是多么可怜无知的人呀！在联大不上学，看几年，听几年，我也就知道真正的人生了。我开始真正知道‘民主’的意义。”那年秋，祖父的至交杜斌丞先生抵昆明，住在族亲杜聿明将军家，当即叫父亲过去，送1千元作学费。杜公昆明之行的目的，是说服关麟征和杜聿明联共反蒋。那天，杜公假翠湖宾馆（远征军总司令部），宴请昆明的民主人士。宴会上，张奚若和李公朴借酒痛骂蒋介石，让杜将军十分尴尬。杜公在昆明活动近3个月，临赴成都密会民盟主席张澜之前，还在奚若先生处给父亲留下3千元。 那时，家里汇去的生活费都存在奚若先生家，父亲按月支取。据文朴叔叔（张奚若先生哲嗣，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说：“那会儿，你爸常来家里，用陕西话说笑话，把外婆和家里人逗得直乐”。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后（1945年上半年），因家里接济不上，他去宣威板桥镇初级农业职业中学勤工俭学，给毕业班讲授数学和英文，并代理教务主任，为期一学期。该校校长叫周金壁，为人正直，曾因所谓“思想问题”在昆明坐过牢。父亲教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考上宣威或昆明的高级中学。父亲离校时，老师和同学们都依依不舍。那年夏，父亲返回西南联大，转入土木工程学系。 1947年夏，父亲在清华同学聚会上慷慨陈词求学期间，父亲的思想也起了变化。那时他常去张家求教，奚若先生除讲做人处世的道理，也纵谈国内外政治，让他大开眼界，在张家结识许多著名教授，如闻一多、吴晗等。他在《自述》中写道：“我非常佩服张先生对国内政治透彻的见解。特别是‘一二·一’血案之后，张先生为民主而斗争的坚强骨气，给我的感动最深。”“一二·一”血案，是指1945年12月1日，国共内战爆发之际，昆明全市学生举行联合罢课，上街游行，反对内战。当日上午10点，大批军警手持木棍及扁担，冲进校园，殴打罢课学生，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师生4人，伤近70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 父亲记述：“特务数次冲击工学院，我们用电线架起电网，手提木棍，每晚巡逻护校。在文、法学院，同学们用身体顶住大门，不让特务冲进（12月1日），为反对内战，牺牲了4位同学，我们抬着棺材，在昆明举行了空前的示威游行”。“‘一二·一’血案的教训，使我从愤怒转向仇恨，投身民主运动。修正了此前对老蒋的看法：国民党‘臣皆亡国之臣，君非亡国之君’”。 奚若先生眼见这个从不关心政治的青年，渐趋左倾、激进，慨然而言：“这是国民党替共产党招兵买马，从前积极的更前进了一步，中间的更积极了，落后的对国民党也采取了中间态度。”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发表演讲《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倡言：“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为国家着想，为蒋介石先生着想，我劝他下野”。演讲稿由父亲寄给祖父，在《联合报》上全文刊载。当时，除昆明的《学生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发表这篇演讲的，惟有《联合报》一家。此举触怒当局，调遣军警、特务砸毁、焚烧并封锁报馆，致使《联合报》停刊。 4月初，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迁，父亲返回西安，停留一个多月。老宅处在特务监控下，频频接获恐吓信，这让父亲认识到：“西安是中国最黑暗的一角”。祖父担心长子的安全，命他尽快离开西安，去北平求学。行前父亲去王家巷32号探望杜斌丞先生。杜宅门口站着两个特务，对面设一茶棚，扮作茶客的特务严密监视每一来客。杜公正在读书，见我父亲进来，非常高兴，谆谆垂询学业，反复叮嘱他小心特务，催他赶紧脱身去北平。不想这是他与杜公的永诀。 父亲到达北平，遵奚若先生建议，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继续学业。那时他从不问政治，转而同情共产党，但与清华地下党“南系”保持距离，仅参加外围组织“炼社”的活动，编辑清华学生自治会机关报《清华旬刊》。 在《创刊号》(1947年1月底)，父亲撰写了《张奚若先生访问记》。访谈中张先生纵谈宪政，认为：“宪政之第一要义为守法，而所谓守法是要官吏守法，不是要老百姓守法。......宪政是要向来滥用权威，欺压人民的政府守法”。并痛斥国民党政府“既无能，又贪污”。 杜公殉难百日之际，父亲在《清华旬刊》第2期（1947年2月6日），发表《忆杜斌丞先生》，在结尾昌言无忌：“杜先生是我的父执，我站在晚辈的立场上，有向社会父老控诉的责任；何况杜先生坚毅不屈，杀身成仁的表现，正是说明人民革命斗志的坚决。死，怕什么？谁不知道，通向民主自由的大路是斗士的白骨砌成的？从这点上说，我有责任把我所知的杜先生奋斗史写下来，给在苦难中的人参考：让我们更小心点，更坚决地走完杜先生未走完的这条大路。我想，这样才可以告慰于杜先生在天之灵！”1949年父亲在山海关1948年4月，父亲与同学张家炽（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编印了《冀东行》，鼓动同学去解放区。月底，父亲与编委邀请前辈撰文，以“爱护清华”为主旨，纪念校庆。父亲用笔名“戈京”，撰文《从墙上看清华》，赞许清华的“民主墙”：“我并无意请君登墙观园，而且这里的墙，指的是清华民主墙。自由，民主，进步，铸成了这座墙的精神——也就是清华的精神，因为它扎根在每个清华人的心里，它能说出每个中国人的心声。......钟声、夜景、白鸽、云影并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清华，去体会清华的真精神。你必须走出工字厅高贵的客室，到这座涂得污秽的民主墙前看看，它会告诉你真的清华。尤其是清华园外，为竞选所谓‘副总统’而闹得天翻地覆的人们，假若得暇，到清华民主墙前，看看清华自治会理事竞选的热烈场面，我想，他应该惭愧得臭汗一直流到握着民脂民膏的手心里！”并断言“这座墙扎根在每个要民主的人心里，他们是推不倒的！”5月初，承印《清华旬刊》的印刷所（位于北京东单附近）被查封，父亲前去联系业务，差点儿让军警扣押。接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名单泄露，当局开始大逮捕。5月15日，陕西同乡袁玄晖告诉父亲，训导长李继侗教授紧急约他，说：“成景晖上了黑名单，捕风甚急，让他赶紧走。”17日父亲携程新达（后进入西柏坡，更名“左达”，曾任宝鸡市委副书记）到西斋，与同乡好友宋伯胤（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告别，反复叮咛伯胤照顾冯雨荪家人，深情地说：“雨荪是我们高中同学和好友，雨荪的祖母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怎能坐视不理呢？”当时冯君的祖母带着两个女儿流落北平，生活困顿。 临行父亲将私人物品，包括闻一多先生为他篆刻的图章，交付好友许应钟（水利专家，曾任辽宁省水利厅秘书长）。闻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父亲特别珍惜那枚图章。图章为紫纹玉石，阳文“成景晖印”，顶端刻“1945”，侧面草刻“1948年5月，交许应钟保管”。40多年后，许伯伯不负亡友之托，几经周折，打听到成家的下落，千里迢迢，亲赴西安，将那枚图章交给我母亲。 次日，父亲持地下党员孙荣庭（又名孙放）的介绍信，密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折迭夹在纸烟盒内，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曾起干同行，从丰台车站上车，根据帽型和服饰，默默地跟着交通员，在唐山古冶下车，扮作开滦矿煤工，通过封锁线后，躲进高粱地，一直等到天黑，靠曾君的指南针，往解放区方向走，翻过小山西行，一路走走停停，大天亮时，见村落墙头写有标语，进村一问，才知是两不管地区。他们未敢停留，继续前行，直到遇见儿童团员，才确知进入冀东解放区。 父亲投奔共产党之前，思想深受祖父和奚若先生的影响，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君子不党”的思想。祖父身经乱世，目睹政坛黑暗，反复告诫子女远离政治，尝言“中国社会是黑暗的，搞政治的多为政客，无甚好人"，痛骂某为“党棍子”。这些灌输对父亲影响很大，让他对“党”怀有戒心，而崇尚“清高”。 辛亥之秋，陕西光复后，张奚若先生随即脱离同盟会，远赴美国留学。返国后先生或以教书为业，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与国事，针砭时弊。1946年初，国民党为阻止奚若先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污称他为国民党员，先生当即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1949年之后，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五七年时说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这样的话，惹得毛大为不满。 父亲在昆明及北平求学期间，亲炙于奚若先生，思想根本转变。他在《自传》中数次提到：“特别感激张奚若先生几年来对我的民主教育，还有闻一多和吴晗教授对我的教育，使我明白，没有民主政治，我学工业是白学。......张先生是无党派人士，因此，给我另一方面的影响是，以为不参加党派更显清高，心想：追求民主，是为国家好，参加党派，多少都有点私见”。父亲认为，结党必营私，不仅与国、共两党保持距离，对民盟等社团也很有看法。当时，他并“不知闻一多和吴晗是民盟的，也不知父亲是民盟的，以后知道了，对这个组织也不重视。因张先生对民盟某些人向国民党妥协，也颇有微词。因此，在我的思想中是看不起民盟的”。他坚信“独善其身，靠技术吃饭，不看谁的脸。”父亲进入冀东解放区后即受重用，一度担任“知识分子训练班”大队长。当时，训练班负责人西林征求他的意见，组织毛泽东青年团（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父亲当即表示，他不想参加任何党派，认为“一旦参加组织，就失去自由之身”。其后，唐山市委书记吴德见父亲是工科出身，调他去唐山工矿企业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主任王林知他肄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调他去开滦矿务局军代表办公室，与英方交涉煤炭积压、解困及复工等事宜。王林再三动员他入党，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所谓‘清高’想法，是个人英雄主义，盲目崇拜民主人士”，但他入党的真实动机，还是出于“一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就是觉得身为党员，知道内情多些，且工作上方便些。”父亲逃离北平后，家中音讯全无。1949年9月下旬，祖父的名字见诸报端，父亲才知他躲过劫难，赴京出席开国大典，便连夜写信，通过军邮禀告。至此祖父方知，长子已投奔共产党。 参加“革命”之初，父亲对“党”仍有看法。从他残存的日记或好友的回忆中，仍可看出，他对党内等级制，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大为不满。进城不久，秦皇岛市委某些领导便趋堕落，上班打麻将，甚至打得夜以继日，父亲批评道：“这是从乡下带来的游击习气”。市委领导开小灶，调来秦市的名厨，天天如过年，而一般干部吃大灶，天天高粱米，数月不知肉味。父亲津贴太少，成天为养家发愁。“三反”运动中，秦市代理书记石某传达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的指示，规定时限，揪出大虎、中虎、小虎若干。话说没几天，石某自己就被揪出。原来，大贪官张子善的送礼账册上，就列有送礼给石某。后来，父亲去省会出差，路遇石某，他为自己辩解：“青阳同志，我的问题说清楚了。”1952年初，父亲途经北京返陕探亲，与清华“河马”文学社文友重逢，郭利仁（后更名姜海，曾任职外交部美欧司）去他下榻的饭店会面，两人聊起“山那边”。郭问：“四八年那会儿，大家都唱‘山那边’如何如何，‘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边情况到底如何？”（注：《山那边哟好地方》左弦作词，罗忠熔作曲，1947年。 “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父亲指着桌上的台灯说：“你们看到的，是有光的地方，我却看到背光的地方。 参加“革命”初，父亲还是手不释卷（图）
1954年春，父亲奉祖父之命，携全家从秦皇岛返陕，与母亲一并调入西北财委工作。不久母亲以调干生入师专史政科学习，而父亲则调入省委办公厅，任书记处秘书。初返故乡的3年，恐怕是他一生中难得安宁的时候，除了工作，就静心读书和写作。从残留的笔记片段，可看出父亲当时在研读孔、孟、老、庄、宋词、元曲，也泛读西方典籍，尤其是希腊文学。1958年初，祖父去世后，父亲将线装书捐出，陆续购买大量平装书、精装书、合页书等，分类插入书架。平日他工作太忙，常在周日闭门读书，一大早就叮嘱我们，凡有来访的，不是老朋友，一律挡驾，然后，将自己关在书房苦读，吃罢晚饭，又进屋读书，直到深夜。 “反右”运动中，父亲销毁此前的日记。从此，除起草文件，常写检讨外，极少撰文。他更没料到，当年与他一起从冀东出发，军管秦皇岛的12位知识分子，4人被打成“右派”，其余8人，在随后的政治清洗中无一幸免。父亲的处境，更趋凶险，非但卷入政治，还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 陕西曾是国民党（西安）与共产党（延安）对决的前沿，也是共产党的圣地，在这里，中央红军落草陕甘边区，并从这里问鼎天下。因此，国共之间的恩仇、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之间的是非功过，以及西北红军内部的朋党倾轧，错综复杂。1949年后，每逢政治运动，陕西都深受其害。 1958年4月25日，中央通过电话会议下达钢铁生产任务，要求各地到30日前务必实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的目标。由此全国掀起“大跃进”的狂潮。陕西省委闻风而动，当即派出4个钢铁检查团，分赴各地，督促大炼钢铁。一时，三秦大地遍垒土高炉，滥伐树木，大炼烧结铁。一天父亲回家，率领我们搜寻废铁和铁器，推着自行车运到机关去冶炼。我们受到感染，也在后院垒起砖头，点燃劈柴和钢炭，往上丢了几块废铁，黑烟腾起，雀跃之际，忽听祖母在上房后窗呵斥，将我们的荒唐行为制止。 那时全社会弥漫着“三面红旗”的狂热。某日，几个美院学生，未经我家同意，就在老宅临街的粉墙上作画，一匹腾飞的枣红马上，骑着工农兵，高擎三面红旗，扬尘中，英美小丑戴着星条旗和米字旗高帽，远远落伍。邻居的粉墙上，画着粮囤直冲云端，粮堆上坐一老农，口含烟锅，对着太阳点火。然而，不到一年，饥荒遍及城乡，民怨沸腾。 三年饥馑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经历了饥饿，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每天一大早，祖母都用杆秤，秤出当天的面粉，等厨师蒸好馒头，就将笼屉抬到上房大屋，把门锁上。家中6个孩子，正在长身体时，午饭按量分配，晚饭大喝稀饭或汤面，直喝到撑肚，但等上床，早已饿得发慌。省政府虽时不时配送些食品，但也无济于事，每到月底，家里断粮，祖母命我和大弟常拎着面口袋去四府街三妗婆家借半袋面，轮着背回来。 1960年夏某天，父亲说，机关食堂旁堆着煤灰渣，里面杂有煤核儿，他跟后勤说了，拉些回来，掺土制成煤饼烧。周日上午，父亲独自拉一架子车煤灰渣，从单位所在地的城东，沿环城路，拉往城西的老宅。到了中午，艳阳高照，父亲还未回来，祖母让我和大弟去小南门外接。我们沿路向东走，远远看见父亲戴顶草帽，攀绳挎在肩头，费劲地拉着架子车，我俩连忙跑去帮着推。等我们将煤灰渣卸在炭房门口，祖母看着满脸煤灰和汗水的父亲，唏嘘不已。 那年秋，祖母患鼻咽癌，带着表妹去北京治疗，托付三妗婆照看我们。三妗婆（刘席珍）是关学大儒刘古愚先生的三女，大脑门，常顶一方手帕，走起路来颠着小脚。她不苟言笑，见我们玩弹球，搧洋片，就教训几句，但我知道，老人家只是说说而已。 后来，姥姥从秦皇岛来西安，辞了厨师，亲自操持家务，一直将我们带大。姥姥慈眉善目，戴一副银丝边高度近视镜，花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双黑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常将“劳您驾”挂在口头。她虔诚礼佛，初一、十五偷偷茹素，每见我们打闹、从烟囱掏麻雀蛋，或欺负猫咪，就轻声规劝，讲善恶相报的故事。街坊邻居，佣人帮工，无不称颂老太太有“菩萨心”。 不久，母亲辞了张妈，让我们3个大孩子去街道办的食堂混饭。食堂开在南油巷谢家大院，我们在那里吃了近两年，其间，什么“人造肉”、“代食品”、“小球藻”、豆渣、野菜、发霉的红薯干等，凡能果腹的都吃过。最困难的时候，姥姥将秦皇岛带来的物件，包括一块湖蓝色长毛波斯地毯卖给外贸公司，用所得购买了4袋高价面粉，堆在上房西屋的核桃木条凳上，全家人都喜形于色。当晚我睡在条凳旁的大床，闻着面粉的香味入梦。一次母亲托家在农村的谭老师买30斤小麦，磨了做榆钱麦饭，饱餐几顿。此事被人揭发，为此母亲多次检讨，直到文革挨批时还得检讨。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父母亲就减少食量，结果两人都因营养不良，患了肝炎。 1962年初，天怒人怨，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陕西省代表团约120多人出席，父亲时任省委书记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也随团参会，与办公厅副秘书长白瑞生两人负责记录中央领导的发言，尤其是偷偷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因为根据中办的规定，毛泽东的讲话，不得记录。1月29日，毛发现与会干部怨气冲天，于是提出延长会期，“解决‘出气’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陕西省代表团座谈中，有些县、地级干部就出了气，批评西北局和省委极“左”，追问陕西山阳县等地饿死数千人的问题。等“七千人大会”一结束，这些提意见者，就在省委召开的“丈八沟会议”上，遭到清算和报复。 顺便一提，丈八沟宾馆本是陕西省委招待所，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各省、市委领导为献媚，争相为毛和中央领导修建高级宾馆，陕西省委也紧随其后，在饥馑之年，靡费公帑，修建一号至七号别墅，以待毛和中央领导巡幸。 “七千人大会”时的父亲（后排右四）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进入调整期，不料时隔半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1953年起，毛虽将退居二线挂在口头，但实际上从未退居。时值1964年8月5日，经毛点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刘挂起帅旗后，一声令下，150多万干部，应声下到基层蹲点。而此前毛三令五申，应者寥寥。 “四清”期间，三秦“左”祸最烈，甲于全国。仅数月，全省逮捕6,470人，扣押5,000多人，开除、处分党员3,200人。长安县区级干部受处分的占45%，撤职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占76.2%，闹得全省上下人人自危，“四清”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自杀事件多达430起，甚至殃及大、中、小学生引发自杀潮。当时的陕西，可说是民不聊生，民怨纷起。 “七千人大会”后，尤其是“社教”期间，父亲的同事，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毛君和研究室主任郭君，因政治压力太大，先后患上“精神迫害妄想狂”，每闻“阶级斗争”，便会犯病。那些年，父亲整日眉头紧锁，忧心忡忡的。他身处政治漩涡，幸未遭殃，是因为他虽属“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但历史清白。加之祖父在陕西颇有影响，而西北局和省委当权者，多为姑父张邦英的战友，运动中常保父亲过关。 此外，父亲在唐山工矿企业管委会和开滦煤矿军代表办公室工作时，顶头上司便是王林。父亲在干部履历表“证明人”一栏，填的也是王林。1958年，王林调任陕西省委书记，上任那天，就在常委楼走廊遇到父亲，非常高兴，让父亲去他那里叙旧。父亲书生气十足，有些清高，但因这层关系，每逢运动，对他多少有些保护。（未完待续）
1965年11月中旬，周六傍晚，父亲一下班，我接过公文包，翻出当日的《参考消息》。那时，我已养成读报的习惯，也常偷看包内的红头文件。我注意到，《参考消息》夹着一份《文汇报》，刊有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父亲在上面用红笔勾画多处。刚进中学那会儿，为扩大知识面，我读过《中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有吴晗著《海瑞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情节，是海瑞上疏，痛批嘉靖皇帝“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这番诤言，惹得昏君震怒，将奏疏扔出，急命左右将海瑞拿下，宦官黄锦奏报：“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皇帝默然，少顷，拾起奏疏重读，边读边叹。 过了几天，我看到，写字台上放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还有《明史·海瑞传》。父亲就读西南联大时，在张奚若先生家结识吴晗，因此，非常关注吴先生的著述。父亲读书，常作笔记，1965年底前后，摘录数则如下： 明朝御史于谦之“石灰吟”诗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史记》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史记》秦始皇本纪：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内省不疚，何恤人言！”上句见《论语》颜渊篇，下句见《左传》昭公四年传。说自己反省没有毛病，为何惧怕别人讲话。 据作者叙述，他学问极有根柢，古文功夫尤深，最能顺时达变，认为中国民风保守，处处杆格不通，因而在兴造革除时，必须潜移默化，用水磨工夫，不可操切从事。 陈子昂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 圣人既然生而不能先知，死而不能为神，那末在现实社会里，也决计没有像世俗所传说的那种“超人”。 “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冯梦龙《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浑身是口，也难分说。”“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瓯北诗话》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肠，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术，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其它则一时倾心写意，其后背而陷之者甚者。 首都“破四旧”的狂潮，很快席卷全国，等我结束串联，返回西安，往日的市井气息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破”字当头。不久，“破四旧”殃及老宅。宅院上房东屋是祖父的卧室兼书房，门内右侧立一排大书柜，堆满线装书、典籍、册页、扇面及手稿等。此外，东厦房书架沿墙而立，堆放着线装书、上海育文书局印行的丛书（装订三十二本书匣）、装祯讲究的善本，还有字画、拓片、信札，分装在柳条箱内。 这些都是祖父经年的收藏。他一生节俭，深受先世历经苦难的影响，据所撰“先母刘太夫人行述”言：曾祖母“幼年遭饥荒，对粮食尤为宝贵，一粒麦米抛地下，必须检起，遇儿女辈饮食，如将馍屑弃地不拾，必严厉斥责”。1950年秋，祖父得知老母病危，返回故里，“见老母已不能多说话，问：‘知儿归来否？’则仅点首示意，惟见两手时举、仍作抽线、捻线状，或以手摸床，作拣拾饭屑，纳入口中状，就这样延续七日，竟弃不孝等而长眠。”记得祖父与家人同桌就餐时，见后辈将米粒或馍渣掉在桌上，即命拣起送入口中，吃完饭，必将碗内残羹舔光。他一生大多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而终生积累，除老宅外，惟有书籍和字画。1958年，祖父逝世，父亲遵嘱将线装书及善本捐出，后又说服祖母，将私宅上缴国家。文革爆发时，东厦房还堆有字画、拓片，破旧柳条箱内装有多捆信札。 父亲在文革前夕乱象初现，父亲预感在劫难逃，有些失措。最让他担心的，是红卫兵上门抄家，因母亲在中学任教导主任，正是红卫兵冲击的目标。幸亏1966年初，她借调到市委，在医疗系统进行社教，恐怖的红八月时，红卫兵去社教工作队揪她，让队长支走。老宅附近有几所中学，那些天，红卫兵在派出所和居委会的指认下，正大肆查抄。家中所存字画和信札中，不乏“反动”的铁证，如于右任所书条幅和信函，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石凤翔（蒋纬国岳父）、彭德怀、习仲勋、潘自力、江隆基等人的信函，这些“罪证”落入红卫兵之手，必引来大祸。此外，还有属“四旧”的对象，如变色的绢画、写意及工笔古画、海派及长安画派的画作。据祖父著录，所藏明清字画，就有陈洪绶、石涛、金农、傅山、归庄、顾炎武、钱维城、刘墉、邓石如、翁方纲等名家的遗墨。 不等红卫兵上门，父亲先行销毁字画和信函，命弟弟先将画心带覆背从画轴撕下，然后，把挂着绫丝的宣纸与绢类投入灶眼，大弟拉着风箱，将祖父收藏的字画，付之一炬，至于焚毁多少字画，今已无法计算，只记得剥下的画轴，在后院屋檐下堆了一地。 通向后花园的过道阁楼上，存有不少杂物。父亲命我搭梯上去，打开斑驳的门板，楼板积了一层灰尘，一踩一个脚印，浮尘呛人。我从杂物堆中翻出若干信札，用麻绳扎着，信笺竖排，或楷或草书写。父亲看一眼信封，有时将信瓤儿抽出，上下看几眼，丢在一旁，稍后焚毁。 在阁楼靠近房梁处，我发现一把剑，还有一柄日本军刀。父亲接过剑和刀，神情变了。看那把剑，剑鞘镌刻精美，剑柄设有剑机，柄上刻有“校长蒋中正赠”，“成功成仁”字样。我问：“是爷爷的吧？”因先祖父的姓名“成柏仁”中，有“成仁”二字。父亲忙说：“不是，不是，恐怕是你二爷的”。日本军刀刀柄为花纹，刀锋锃亮，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孙蔚如将军（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赠送祖父，留作纪念的。销毁那把军刀极费功夫，无论脚踩、斧砸，军刀都未变形。无奈之下，只好将“中正剑”和日本军刀沉入后院的水井。 还有一事，也让父亲大为紧张，就是李太太存放老宅的一口皮箱。李太太的丈夫叫李龙门（名述膺），与祖父有乡谊。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曾任上海《民主报》编辑，后涉入政坛，1913年，当选国会参议院议员，属籍“政学会”，1915年，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南北议和（1919年）期间，为南方军政府10位分代表之一，代表陕西于右任与会。此后，他因卷入曹锟贿选，而为世诟病，1950年代初，曾任西安文史馆第二任馆长。 1955年，李先生去世后，李太太就成了家中常客，每次来访，必拎一包“水晶饼”，用方格手帕包着。她梳着齐耳短发，面色苍白，眼泡浮肿，着灰色“列宁装”，裤线熨得笔直，对大人和小孩都很客气，家里上下都称她“李太太”。她一进大门，孩子们会快步跑到上房，给祖母报信：“婆，李太太来啦！”然后为她掀帘子，让进上房客厅。李太太坐在左手太师椅上，低声细语地和祖母说话。我们不时把门帘撩个缝儿，偷看那包点心，等着送客。 红色恐怖时期某天中午，李太太慌里慌张地来了，父亲陪她进了东厦房，检查皮箱内的物件。不一会儿，他们出来，父亲把李太太让到上房，低声说了一会儿话，她就仓惶离去。自此，我就特别好奇，欲知皮箱里装着什么。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单位参与运动，母亲在学校接受批斗，归家很晚。一天下午，我躲进东厦房，从一摞箱子中，将那只皮箱抽出。皮箱磨损严重，多处裂痕。打开两条皮带，中间有一生锈的锁扣，使劲一板，“咔”的一声打开。箱里乱放着几块毛绒伤残的貂皮，泛黄的细沙白裙、饰有蕾丝的夏衣、丝袜等，我一看，神秘感顿失。等抄家风头一过，某晚，李太太跟她侄子将皮箱取走。 文革爆发时，祖母住大姑家，因姑父张邦英（时任中共华北局候补书记，卷入“高饶事件”）惨遭迫害，整日担惊受怕。1968年夏，大姑家遭查封，祖母中断癌症治疗，仓惶返回老宅。是年秋某日，父亲一下班，就进老宅上房西屋，问候祖母后，从口袋掏出一张折叠的稿纸，说主席写了首七言诗，矛头直指刘少奇：“见王槐青碑文，怒不可遏，制匕首一只，投将过去，不投不快”云云。父亲说：“连刘少奇都倒了，大（爸）若活到现在，恐怕难过这一关！”1969年除夕，我从学校回家，进老宅上房西屋，向祖母禀告上山下乡事。她面色灰白，半卧在几层棉被里，因癌症扩散，已近弥留，未戴眼镜，目光显出温和。听说我要去务农，她泫然泪下，长叹一声说：“成家败了！”沉默一会儿又问：“今后还有机会念书吗？”侍立一旁的家人无言，三大（爸）说：“书怕念不成了”。祖母悲咽失声。2月22日（旧历正月初六），祖母辞世。3月初，我去偏远的麟游山区劳作，很少回家，不时与父母通信。 1970年12月初，我跟着公社抽调的民工，去县城西北十多里的残塬工地，开挖通往北马坊煤矿的公路。天寒地冻，一䦆头下去，虎口震得生疼，冻土仅显䦆痕。劳动强度大，食量也大，一天中午，我饿极了，连吞四个大蒸馍，喝一老碗稠玉麦糁子，正在工棚歇乏，有同学自县城来，说母亲稍话，父亲病重，让我尽快返城。我背起铺盖卷儿，走崎岖山道回罗凹。当晚大雪封山，班车停运。我夜半起床，往书包塞几个冷馍，拄着鸡骨头棍儿，冒雪出山，日近晌午赶到永寿，搭班车回西安，次日，即去省医院服侍父亲。那些天，他处于肝昏迷状态，时昏时醒。 年末一天黄昏，病房内静悄悄的，父亲在昏睡，呼吸短促。我靠着窗台儿，透过暮色，见外面飘雪了。突然，父亲睁大眼睛，眼里充满血丝，喃喃自语：“我有罪！我有罪！”我连忙俯身安慰。他茫然地望着，急问：“光绪朝麻钱，有几贯？”说完又迷昏。这是父亲故去前两个多月的情景，深印我的脑海，40多年来，每每忆及，不禁发问：一介书生的父亲，何以成戴罪之身？ 文革祸起，陕西省委办公厅人以派分，“烈火战斗队”与“红色造反部”。父亲时任综合办负责人，没有参加任一派，但倾向保守派。1968年4月下旬，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两派联合，组成“大联委”，7月11日，又宣布成立所谓“群众专政小组”，对办公厅近60位高、中层干部实行专政。 自文革开始，父亲自信身世清白，此心光明，每受审查，就重复自己的历史，省革委会和“大联委”审查数月，也没审出什么。据说，省委高、中级干部中“历史清白”的不多，父亲是其中之一，后来终获“解放”。1968年9月16日，省革委会批复，原省委办公厅“斗批改领导小组”由9人组成，其中，3人负责项目，造反派韦兴国负责专政，父亲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任副组长，分工负责大批判专栏。那段时间，父亲白天开会，连夜审改稿子，暂住机关大院一间平房。 1968年10月31日，工宣队十多人进驻办公厅，一来就抓现行，交红心，对“斗批改领导小组”颐指气使，嚣张得很。当时，父亲只要低首下心，保持缄默，或能度过文革最黑暗的时期，但他仗义执言，为蒙冤的同事说话，开罪了军、工宣队，以此贾祸。韦兴国虽为“群众”代表，但在领导小组掌握实权，串联造反派，将批判矛头指向父亲，一时间，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数量竟超过“当权派”。主要与其态度有关。 同日，在所谓生活会上，有人提出：“成青阳的重大问题，没见揭发和检查‘七千人大会’问题，说明态度有问题”。还有人说：“他跟白瑞生跟得紧，是办公厅‘红’的人物”。3天后的生活会上，某人指责父亲：“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满不在乎的样子。”原来，“七千人大会”期间，父亲与白瑞生偷偷记录毛泽东的讲话，会后，省委领导指派白瑞生汇总基层对中央领导的意见，起草了《关于陕西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讨论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报告中有6条意见涉及毛泽东。文革中，造反派污称白瑞生等人“整毛主席的黑材料”，省革委会将其定性为“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并把参与人员关押。造反派本想栽赃父亲，经查，父亲参与记录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但未参与起草那份报告。 翻阅父亲的日记，几乎天天开会，什么“揭批会”、“讲用会”、“帮助会”等，除了揭批“当权派”，就是大家面对面，或背靠背地相互揭发。如1969年4月9日“天天读”，领导小组成员“帮助”父亲。党波揭发父亲“常去毛生铣家里。毛不是个一般人物，要很好揭发，你们搞了什么？有些什么坏点子是自己出的？”韦兴国说：“认识赶不上去。前两天，你还说‘毛生铣是个好同志’，不能这样说，现在正揭毛的问题呢。”事情的原委，还得从1967年秋季说起。当时，西安地区一群众组织揭批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派人去山东，调查抗战期间霍在鲁中的问题，不意查访到有关康生的材料。1968年12月“一抓三破”（抓现行反革命，破反标、破反革命集团、破敌特）期间，省革委会在常委学习班，以及西安东、西两派头头参加的汤峪学习班上追查此事，军头胡炜擅于投机，为向康生表忠心，将“整康生黑材料”定为一号项目，抽调二十一军大批军人，参与破案，与清查“五一六分子”一并进行，大抓现行反革命。追查过程中，他们先定罪名，逼取口供，然后扩大范围，指明问供，猎获“战果”。其间所用刑法，计有捆、绑、吊、打、上手铐、上背铐、老虎凳、车轮战，无奇不有。 此案追查长达4年（1968年至1972年），案涉原西北局、省、市三级40多个单位，迫害、株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40人。其中，拘留、逮捕的有11人，隔离审查的有45人。省委办公厅毛生铣、马文松等涉案。此后每当军、工宣队、领导小组开会，研究“深揭深挖”问题，就不让父亲参加。1969年6月30日上午，父亲接到通知与会，谁知军代表孙某“告诉我，因深揭深挖牵涉到我，为了使同志们畅所欲言，让我不参加会。我即离开会场。......象这样的事，我想，领导上还是事先研究好，通知不参加。临会说明固然很好，但易使人感到突然”。12月27日晚，工宣队项目组、领导小组讨论处理林牧问题，有人提出开除党籍，连降五级，有人要定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父亲在会议记录后评道，让人家“带上‘刑枷’进五七干校”。后来，工宣队提出，肃清林牧在办公厅流毒，要抓“林牧小爬虫”、“找林牧分子”，父亲认为，批判林牧可以，但到处抓变色龙是错误的做法。 1970年元月初，办公厅干部下放前，63名党员在常委三楼开会，处理原综合办负责人之一的余鼎章。冷清的批判过后，主持人先强加罪名，最后宣布事先拟就的“决定”：开除党籍，并行政降级，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13票反对。父亲坚决反对，事后看望余鼎章，鼓励道：“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要鼓起劲来，要在今后20年以行动做给人们看！”1月9日上午，父亲参加有关马文松问题的汇报，军代表刘某说：“此事机密，不要向外讲，曾请示上边，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不便铺开，省革委会尽量不出头露面”。14日晚军、工宣队、领导小组再次研究马文松问题，有人提出，马在霍士廉项目组时，整了康生的黑材料，要打成反革命。父亲问有何证据？军代表说：“有证据，但不能给你看”。父亲反驳：“这是个要慎重考虑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意见，我们可以向革委会申述明白，我不赞成现在的秘密搞法，神秘化，......整毛主席的材料，我们都敢在群众中搞，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就不敢在群众中搞？现在定不下来，一直让人家不自由，运动后期还这样做，我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六厂二校’样板精神，应当恢复人家的自由。”2月2日早，军、工宣队与领导小组研究春节给马文松放假的问题，父亲发言：我的态度是一贯的，运动后期了，还采用对同志限制自由的办法，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的意见是：明确提出让马文松回去。至于上级组织同意不同意，由上边决定。服从组织决定。 2月13日，马文松找父亲反应情况，说“整材料问题，没有这件事。我是在逼、诱的情况下承认的，反复了几次”。父亲告诫他“既然没有这件事，你不是在所写材料中承认了吗？......交代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17日上午，父亲去西医二院看肝病，在走廊遇到马文松，再度告诫：“自己的问题，要本着八个字，即对党‘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就是有天大的罪过，确是自己干的，要承认；不是自己干的，就如实交代。......共产党员决不能抛弃高贵品质。”孰料马文松在与军代表和韦兴国谈话时，为求自保，竟将父亲给他的忠告和盘托出，出卖了父亲。军代表与韦兴国抓住这一可乘之机，将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省革委会。3月4日下午，原省级机关召开“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传达省革委会会议精神，特别提及马文松整康生黑材料问题，将其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并说“马文松嚣张，前边、后边有人支持，......这是立场问题。”第二天，父亲给工宣队田队长反映，能否让医务所出具健康证明，使老弱病残干部免于下放。田说：“主要是看群众意见。宣传部有个人，医生有证明，但群众不同意，还是不能算老弱病残”。3月12日，孙某、刘某找父亲谈话，让他检讨，尤其是“检讨与马文松的关系，为何将领导小组的分歧告马，并让他找人说清问题”；20日下午，省级检查组姚某、王某找父亲谈话，让他认识给马通风报信“问题的严重性，......检讨时不仅要挖社会根源，还要讲清旧省委当权派的影响。”父亲利用周末赶写《我的交代和检查》，周一在监委楼口交给孙某。第二天上午，主管省领导小组的工宣队师傅，在常委楼口遇到父亲说：“继续考虑你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谁给你出谋划策，不只是你个人问题，还要揭发别人”；3月26日，批斗会结束后，父亲将《关于我和马文松的关系问题的交代》交给检查组，组长王某说：“把你做过的什么事，背后还有谁，揭发别人的写出来。......事情不说清楚，没法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期间，军、工宣队还派人去清华大学外调，污蔑父亲受民盟派遣，打入中共，结果查无实据。 那些天，父亲大多住在机关宿舍，偶尔回家，也越来越晚，匆匆吃罢晚饭，又伏案誊写检讨。40多年后，我翻检父亲的遗物，除了读书笔录，就是一迭迭的检讨草稿。每篇检讨，开头红笔恭引“最高指示”，然后，重复交代清白的历史，将“小资产阶级思想”上纲至“资产阶级思想”，结尾必写“万万岁！”4月2日，父亲根据军宣队郭某要求，写了一份《章泽、舒同的两次谈话》，交检查组。当晚，父亲与孙某等谈话，表示“望能落实问题，后台问题交代很苦恼，感到没有什么后台”。孙某认为：父亲对“这次审查仍不服气，态度不端正”。父亲在日记中愤然写下：“马文松，真卑鄙！竟往我身上推。品质太恶劣了！”此后，检查组，军、工宣队人员轮流找父亲谈话，逼迫他交代后台，明说后台就是原省委领导。但父亲没有诬陷任何人。 “斗批改”阶段后期，开始“下放干部”，办公厅是省级机关最后一批下放。4月27日，机关召开“下放动员大会”，父亲报了陕北三个县：榆林、绥德、宜川。但此时他的肝病加重，医生建议全休。5月8日，他将诊断证明书交给检查组。13日办公厅下放绥德等县的26人出发，父亲一大早赶到机关，为他们送行。据余鼎章伯回忆，他下放神木，为他送行的仅两人，一个是他老伴，一个是我父亲，而那时，父亲自己也已“戴罪”。22日，省级领导小组田某等四人找父亲谈话，让他再“写一份全面检查，把文化大革命以来，进入领导小组以来，以及支持马文松和张克俭翻案问题，检查一下，重新认识。从思想上重新入党”。并通知他下放干校，继续接受审查。 父亲提出病休。5月26日下午，父亲将检讨交给田某，再次提出病休。28日，田某找父亲谈话，质问：“你十七年执行的什么路线？对毛主席什么感情问题？用五十字大纲要求自己，在思想上吐故，才能纳新”。父亲说：“文革4年了，对自己的审查没有绾个纥繨，总觉得心情不舒畅。我在领导小组时，对同志们的问题，总主张力求搞清，不要挂，这样于同志继续革命有好处。想不到，同志们一个一个都解放了，最后，反而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心里难过。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因病休息过。这次病得厉害，希望治疗一下，别无其它考虑。”当日，省委斗批改领导小组作出《关于成青阳问题的审查情况》，5月30日，驻原省委机关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关于成青阳问题的审查报告》，都罗织罪名“现行问题”。 父亲发配“五七干校”劳役，临行前夜，给我们5个孩子留言：“亲爱的孩子们，我认为有必要给你们写这封信，谈谈我的心里话。......我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方向性、立场性的错误，组织上对我进行审查，群众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做得很对的。当你们知道爸爸发生问题之后，一定首先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而不能有任何消极、埋怨的情绪。......和爸爸的错误划清界线。我犯了错误，心里难受的地方，是对不起你们，可能对你们今后一段生活有某些影响。” 1968年最后一张全家福，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1970年6月1日早6点多，工宣队派人上门催促，父亲连袜子都未及穿，就让大妹推自行车，驮着行李，让人押着去机关。同车有30多人下五七干校。临上车，父亲将连夜赶写的《补充检查》交工宣队田某。 五七干校位于泾阳县泾惠渠畔的杨梧村，主要收容西北局和省委的“待审人员”。名为“干校”，实为劳改农场，迫害人的手段，一是轮番批斗；二是加重体力劳动。每天除“天天读”稍事歇息，白天从早到晚劳动，有时日夜连轴转。到了干校，父亲即感不适，请假返城，但干校当局不予批准。父亲在6月6日（周六）记录：“请假去西安看病，取药，未获批准。即将收割，我一人请假，影响不好。......今后再不提病，思想敞开，拼命去干，......晚20 --早5时，在场边机井值班，大风雨终夜不止，仅穿一毛背心，不耐酷寒，可谓来此改造的第一个回合。”此后半月，他一大早起床，先“天天读”，学习《愚公移山》，然后参加麦收，为落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改造世界观，拼命劳作，因出现肝腹水，难以弯腰，便跪着挥镰割麦。6月17日，“上午开批斗会，检讨，下午未得休息，通夜在场上值班，很累”。硬撑到25日，父亲实在挺不住，上午去干校医务室看病，温大夫诊断其病情恶化，须赶紧治疗，致函工宣144队（四连）连长，“你连成青阳因患肝炎已迁延日久，目前根据本人自觉症状及医院化验证明，似有恶化趋势，为此建议你连研究去西安检查治疗一时期，待好转后再回连锻炼”。26日，父亲在劳役中晕倒在地。 延至7月4日，父亲才住进西安中医医院，10月12日，几经周折，又转至陕西省人民医院，但为时已晚。文革乱世，医院秩序大乱，治疗也无特效药物，多靠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输液维持。白天食欲不振，只吃点儿豆腐脑或开水泡馒头，晚间通宵失眠，两个月下来，身材魁梧的父亲，已瘦骨嶙峋。此时，从不吸烟的他，也开始学着吸烟，常靠在床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纸烟，急急地吸两口，呛得咳嗽。我侍立一旁，不敢多言，惟恐他知道我也抽烟。 最让他痛苦的，还是精神折磨。他在日记中，除记录病况，写得最多的是政治表白，如“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绝对不会冤枉人的！”（12月5日）“学校给每个五七战士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我决心学好，作为在医院学习最中心的教材”（12月9日）；“恨不得马上回到战斗岗位，为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人民拼命拉车当黄牛，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再立新功！”（12月12日）“治病不忘整党。虽然我不能和大家一起讲用，斗私批修，......费了很大的劲，抄写党员的‘五条标准’，贴在床头，并按此严格要求自己”（12月17日）；12月25日，他用红笔写下这一日子，并翻看同事毛笔恭录的《毛主席诗词》。此后时时陷入昏迷，清醒之时，仅在日记录下杂事，与政治渐行渐远了。 1971年新年后一天向晚，父亲在打点滴，病房寂然无声。我一边看书，一边观察吊瓶和输液管。忽然父亲睁开眼睛，问：“几点了？”我从他枕下摸出罗马怀表，给他报时。他问起插队的同学，我说：“参军走了几拨，年前，宝鸡三十八号信箱到公社招工，没要我”。父亲沉默良久，说：“参军、招工不成，就扎根农村，安心劳动吧，坚持读书”。我点头，但惘然若失。 2月2日下午，我侍服床边，父亲呼吸急促，我连忙叫来当值的大夫和护士。他们抢救时，父亲睁大眼睛，恳求：“大夫，救救我！”护士长给他戴上氧气罩，父亲殷切地望着我，想说什么。我握住他骨瘦如柴的右手，大声说：“不要说话！呼吸！呼吸！”大夫让护士将父亲推入急救室。我跑到值班室，赶紧给家人打电话。等母亲和家人陆续赶到，父亲又陷入昏迷。急救室里安静极了，我摸着他的脉搏，脉感似有似无。突然，父亲睁开眼睛，炯炯有神，问道：“家里人呢？”我说：“去病房给您取东西了”。父亲说：“告诉他们不要取了！”回光返照中，他的脉搏渐渐停息。 陈化龙大夫冲进病房，给他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但已回天无力。家人痛哭起来，我没有哭，将父亲的胳膊轻轻放入被单。陈大夫说，赶紧换老衣，母亲止住哭泣，才意识到，家里连买老衣的现钱都没有。 黄昏时分，母亲吩咐我，去省委办公厅通知一下，然后去钟楼电报局，给外地的亲戚报丧。我沿着昏暗的街巷，步行至建国路。一路上，心里空落落的。“文革”之前，父亲每逢周日值班，就让我与弟弟带上作业，到建国路省委常委楼，或雁塔路八号院（省委书记处），在那里呆一整天。所以，我对这两处较熟。 进了院落，往常委楼上一看，有几间房屋亮着灯，就上楼挨着房间打问。最后，问到三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个中年军人，身着四个兜的军装，卷起袖口正在洗头。雕花硬木脸盆架上，放着硕大的搪瓷脸盆，那军人拿块香皂，抹得满手泡沫，见我进来，问有什么事。我说：“我爸成青阳刚去世”。他说声：“知道了”，就往头上抹香皂，我说：“我妈让给组织......”话未说完，他极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我扭头就走。 1971年2月6日，父亲火化。母亲没到场，大妹在陕南修建襄樊铁路，无法奔丧。我带着三个弟妹，为父亲送葬。干校当局派杨力（赵寿山将军女婿），代表组织匆匆念了悼词。我站在父亲遗体旁，头脑一片空白，不知杨伯伯念了什么，但听“文革中犯有错误”。 与父亲诀别的时刻到了。焚化炉门开启，传输带滚动，炉内两边火焰腾起，点燃遗体上覆盖的红绸，向上飘起。炉门关闭，我返回休息室，黯然伤心，但没有哭。第二天中午，家中无人，我在上房清理父亲的公文包，困了，就趴在缝纫机上睡着。朦胧中，忽听大门门环叩响，爸爸下班了，沉重的脚步登上台阶，钢精饭盒在公文包里响着，脚步渐近，一激灵我就醒了，方知是梦，潸然泪下。父亲匆促火化后，骨灰无处存放，母亲托她的学生在长安县韦曲找个荒僻处，将祖母的骨灰（红绸子包裹），连同父亲的骨灰（白绸子包裹）一起深埋。 1978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发文《关于成青阳同志问题的复查决定》：“经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成青阳同志的一切‘现行问题’，纯系强加给青阳同志的污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父亲追悼会举行前，家人才在韦曲野地找出父亲和祖母的骨灰。父亲的骨灰存入烈士陵园，而祖母的骨灰被二姑取走，不知所终，以至如今不知去何处祭奠老人家！
1940年代末，国共决战时，中共在国统区开辟了所谓“第二条战线”，北平是主战场，而清华大学地下党则是主力军，分“南系”和“北系”，分属中共南方局和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组织都很隐蔽，也无横向联系，各自发展外围组织。“南系”组织了“民青”和“炼社”等组织；“北系”建立了“华社”等组织，成员约800多。先父投奔冀东解放区之前，加入的是“炼社”。 1949年后,对地下党员的任用，采取的是所谓“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冒死革命的地下党员都落得如此下场，而那些参加外围组织者，就更难入正册了。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这个政治面貌就说不清楚，直到1980年代未，那一代人面临离休或退休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算不算参加革命，还是个问题。 1988年，原“南系”创建人方复等3人联名上书老领导王汉斌等，为“炼社”正名，拖了6年不见批示，后来才知，“北系”某领导以不知此事为由，不承认“炼社”社员参加革命。为此，1992年4月初，“南系”直接领导袁永熙致函北京市委组织部，疾呼尽快给年逾古稀的“炼社”社员正名。当时袁已患脑血栓，正住院医疗。 父亲的好友许应钟（水利专家，原“炼社”社员）为落实政策，专程从沈阳到北京。一天，许伯伯带着我去见方复，路上，他告诉我，学运期间，方与我父亲关系很好，他手中还有学运时的照片，其中就有我父亲。等我们见到方复，他因患类风湿和心脏病，瘫坐在椅子中，表情漠然，似乎对往事不再关心。 书至此，不禁悲从中来，莫能自己。父亲生于忧患，殁于动乱，而未尽其才，也不及目睹青年时追求的光明，其终怎能瞑目？（草于2012年春）
附：《先父成青阳九十诞辰纪念》后记： 父亲卒于风雨如晦之一九七一年，迄今已四十余年。这期间，家国剧变，但儿女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与日弥增。二0一三年，值父亲九十冥寿，儿女编写年谱，整理旧照，征集回忆，汇编成册，印一百本，分贻亲友，留作永念。 年谱据父亲一九五一年秋所写《自传》草拟，一九四九年之前，行事较详，而其后，因文祸而不著文字，故多略去。照片按年排序，略加说明。 先父一生好学不倦，勤于笔耕，“反右”之后，无奈辍笔，故留存文字甚少。遗文选自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清华旬刊》。行文虽为急就章，但字里行间充满激情和真情，从中仍能感受其赤子之心。 回念顾复之恩，今无以回报，不胜怆痛，即以此册，遥祭父亲在天之灵。 岁在壬辰六月 儿小秦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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