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同心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响应文革号召造反的学生大致分两类，早期的红卫兵和后起的造反派。老红卫兵继承前辈阶级斗争的革命传统，主要打击迫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人群；造反派秉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旨意，打击目标应该是走资派，却转向为造反组织之间的派仗乃至血腥的武斗。

此文说：“当年18岁以上公民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我在内”。然而实际上只有造反派在文革后受到整肃，被判刑或是划入“三种人”的黑名单控制使用。韩爱晶和蒯大富是家喻户晓的学生领袖，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序言武汉革命造反派是我们北航红旗的战友，岑颖义是我的朋友。当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紧跟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文化大革命。《赤子》一书记录的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战斗历程。我祝贺《赤子》出版发行。

1966年底，北航红旗总勤务站的屠海鹰大串连经过武汉，说服父母拥护文化大革命，影响妹妹在《长江日报》社造反。在关键时刻，北航红旗的姜允珍、王守信、方正、徐鹏飞、田永丰等同学先后和武汉的战友们并肩战斗。

1967年6月，北航红旗战士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跟随谢富治、王力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云南、四川解决问题后赶到武汉，并于7月19日凌晨随谢富治、王力来到“红水院”（编者注：群众组织名称，全称是武汉钢二师红色水利学院）表示支持。

7月20日，“百万雄师”（编者注：与“红水院”对立的群众组织名称）和8201部队的人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到军区大院批斗。尹聚平途中逃脱后，当天上午10时到“红水院”总部给我打电话，讲述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我赶紧向中央报告。7月21日上午，胡慧娟也来到“红水院”，“红水院”总部派人护送尹聚平、胡慧娟去东湖宾馆，回到周总理身边。

7月22日，我到北京南苑机场，跟中央领导一起，先迎接周恩来总理的飞机降落，随后又在周总理带领下迎接谢富治、王力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也随机回京。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会前，我和尹聚平、胡慧娟等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听王力谈“七二〇事件”。当看到林彪从外面走进大厅时，我立即迎上前去，把林彪接到王力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听林彪谈对“七二〇事件”的看法。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让我们把张体学抓到北航问他与“七二〇事件”的关系，他说自己与此事无关，我就劝他给毛主席写检查，我帮他转呈上去，争取出来工作。竟因此与张体学结下友情。

1967年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又召开百万人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我在城楼大厅向周恩来总理请教，能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周总理指出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我提出武装北航红旗，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周总理当即同意，并于8月16日向北航发放枪枝。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过程，如黄河东去，九曲十八弯，武汉“七二〇事件”成为重要转折点之一。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垮台，形势变化深不可测。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人们见解各异。我主张首先还原真相。《赤子》一书即武汉水利学院的文革纪实，书中的史实对我们研究文革很有帮助。

文革后，我多次问杨道远、徐海亮和岑颖义等人，文革前既然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要在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呢？比如说，湖北省委里谁是走资派？造反派凭什么夺权掌权？

岑颖义在书中引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检讨：“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李迎希（原编注：李迎希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开国少将，因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支持造反派群众，受到陈再道等人的打击排挤）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从怕革命，到反革命。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

岑颖义在书中重述了周恩来总理1966年12月6日在中央常委会议的讲话：“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有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有的，就会变颜色”。

当时受冲击的干部以及不理解文革甚至反对文革的人，多数是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文革出现了严重的阴暗面，有的问题与拥护文革的人有关，比如我，当年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主席的，大多数言行与毛主席的要求是一致的，但革命理论掌握得不好，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与工农兵结合，我的问题主要怪我自己。但必须指出，文革有的严重阴暗面是反对文革的人蓄意制造的。对于文革的阴暗面，应该还原历史真相。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年18岁以上公民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我在内。

岑颖义的书写到，全国抓了500多万“五一六”分子，整了1000多万人，其中有与“五一六”问题毫不沾边的群众和干部，被整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被关押、隔离，投入“五不准”学习班，被定点连续批斗，选点远距离巡回游斗。被迫悬梁、服毒、跳楼自尽者数以千计，枪杀、判刑、双开、劳教、罢免、降级者比比皆是。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株连亲朋、殃及儿孙，许多人几十年生活无着、投诉无门，还加上无限期的监控。1980年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时，中央一位高级领导人说，四人帮没怎么插手抓“五一六”，因此没必要复查纠正（原编注：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大抓“五一六”是走资派所主导）。

1970年的“一打三反”，各地杀人，也出现很多冤假错案，后来停止，是因为年迈的毛主席知道后批评说，我们不靠杀人统治。

毛主席逝世后，某些高层领导人对青年学生的问题采用双重标准，他们一方面反对搞运动，另一方面又用运动的方法搞“揭批查”；他们一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又制造大量新的冤假错案。他们为一己之私利打击报复，剥夺了人民的监督权。2007年7月，以学生造反派为主体的“三钢三新”（编者注：群众组织统称，“三钢”是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是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的主要头头与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相聚，“百万雄师”原联络部长章迪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当中好多同志都下岗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生活十分困难”。……

劳动者要真正当家作主，要实现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示和谈话》指出的目标：“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266-267页）。

回想48年前的1968年，我曾当面请教毛泽东主席：“再过50年、100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那我们怎么办？”毛主席回答：“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还说“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国际歌》是人民群众求解放的心声，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团结觉醒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复兴之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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