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金蔷薇》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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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金蔷薇》 一个读书人,最快乐和最幸运的事情,是在合适的时候读到合适的书。 有一天,在一所学校里,许多孩子眼巴巴的看着我,以虔诚和纯净的姿态接受我的读书讲座。他们问道,我们想增加写作知识,要读哪一些书? 我知道,以他们的年纪,应该读意大利的《爱的教育》,读日本的《窗边的小豆豆》,这些都是在我少年时读到的。那时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所有书店都清除了与人性、人情、人品、人格有关的读物,孩子们只能读那些干涩、说教、虚伪、理念的东西,成长为空虚狂热、头脑简单的某种政治斗争需要的接班人。而我在一个特殊的机会找到了《爱的教育》和《窗边的小豆豆》,比别人更早接受了人类的自由天性、情感良知和爱心教育,还有比这更幸运和快乐的事情么? 但在那一次讲座上,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金蔷薇》。 我告诉他们,那是我在1970年代末期读大学时,那所大学的图书馆里唯一可读的书,会告诉你世界上优秀作家们的写作方向。当然,那也不仅是作家的事情,即使你不想成为作家,不想成为文化人士,但假如你想成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金蔷薇》也会告诉你精神成长的方向。我还建议他们,在小学、中学、大学时代,分别读一遍那本书,其他的人生指导书籍就不必再读了。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金蔷薇》的许多篇章都是从优美的有质感的叙述开始的,“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就能看见。”《金蔷薇》的这一章,从渔夫的碑铭谈到作家的良知: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呢?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像谎话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接下来,这一章叙述了两个荷兰人的故事,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作家穆里塔图里,名门出身,但是他愿意和民众站在一起,愿意为了写作受尽苦难。“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画家梵高,听从内心的召唤,疯狂地忠于艺术。他藐视那些廉价的成就,他用高傲到达他的英雄主义巅峰,他认为艺术家的事业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干对抗苦难。 有人仔细数了一下,《金蔷薇》有二十个这样的篇章。还有人觉得这本书的文学体裁难以明确界定,那些表现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怀的叙事,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或散文来阅读。 另外有人认为它的阅读诱惑是无法抗拒的,读完了某一个故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作者所要传达的理念。 我想他们说得都对。《金蔷薇》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文学与生命、语言与情感、人类与生活的相互呵护、赤诚相待的书。作者可能会以他的写作感想为表述的主体,但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启发,还有一种诗意的眼光,一种生活的哲学。 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当我在大学时代准备投身文学的时候,《金蔷薇》给予了及时和正确的文学启蒙,让我不再像此前中国的数不清的写作者,他们也很辛苦,但是,他们背离了人类文化的精神,找不到对人类有意义的方向。 我还要感激《金蔷薇》出版的1956年。 不是任何一部杰作都有划时代的机会,而1956年是苏俄文学解冻的重要年份,那一块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冻土之国,猎猎吹荡着文化返春时节的风声。于是就有了散发着淡淡金属光泽的《金蔷薇》,有了超越苦难、诉求祝福的新主题,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文学,没有在暴力和恐惧的年代,冻僵或者死去;看到艰难生存下来的作家,启动了宗教般执着的耐心与勇气,不屈地存活下来。 《金蔷薇》的中文译本出版并内部发行的那个时候,正是反右之后,与“解冻”形成对比的,是渐渐接近冰点的气候。那时候的中国写作者们,注定要经历苏俄前辈们经历过的苦难,有的人会凄惨地死,有的人会艰难地活。但也有一些读过《金蔷薇》的人,提升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许多年后成了著名的学者和作家。这与中国以外的事情相似,半个世纪了,世界上许多人受到《金蔷薇》的影响,将生活质量和创作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金蔷薇》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这里看出去,人们才知道,优秀的写作和阅读会让大地美丽,让人间充满幸福欢乐,让人们有勇气为自由和安宁而奋斗,让人类广阔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战胜所有的黑暗。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作家就是能够服从心灵召唤、完成自己使命的人。但在另外一点,作家也不是什么神圣,而是普通人中的一个。《金蔷薇》说,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特殊的、孤独的人,而是一个和一切人一样的人。”关于《金蔷薇》的作者,我很难记住他又长又拗口的名字。 他叫做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巴乌斯托夫斯基,生于1892年,卒于1968年,当过电车司机、卫生员、冶金工人、水手,1956年出版《金蔷薇》,196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用了17年写成的6卷本散文体自传性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近些年里有了中文译本。 这种很纯粹的作家,已然成了作家的一种象征,有些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写到的一棵树:“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是想成为树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金蔷薇》的作者,也许与帕慕克一样,都是充满大地意识和文本意识的伟大写手;也许他还与博尔赫斯、佩索阿、卡尔维诺等人一样,都属于作家之中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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