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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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监狱实验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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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浦·津巴多在1971年做的一个人类被试研究项目，旨在通过观察模拟监狱的特定环境中“囚犯”和“狱警”的表现和互动，探讨社会制度与环境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会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 因为这个实验仅在进行期间所发生的情景就足以骇人听闻，原本计划为期两周的实验不到一周就被迫终止了。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对此实验进行了调查并做出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符合行业现有的道德标准”的结论。但几年后那些道德标准被修正，以禁止再有人做类似的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来成了不计其数的新闻媒体、报刊书籍和影视作品的主题，一支朋克乐队还以此命名，连一些美国法律都作了修改。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这样的： 津巴多教授先把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教学楼的地下室改装成一个模拟监狱，然后从70位报名该实验的志愿者中挑选了24名身心健康、没有暴力倾向、互不相识的男大学生，再随机将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扮演囚犯，另一部分扮演狱警。 那些扮演囚犯的学生在被通知周日不要出门后，突然在各自的居所里被当地协助这个实验的帕洛阿尔托警察局抓捕。他们被运送到模拟监狱，按照通常的程序接受脱衣搜身、换上囚服、戴上脚链，再通过一个郑重的仪式按照每人被安排的编号，反复报出自己的号码以加强对自己“囚犯”角色的认知和印象，表明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你已经进入这个监狱系统了。 实验开始前津巴多教授告诉“狱警”们：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专断行事，要用各种方法剥夺反抗者的个性，但是不可对“囚犯”进行身体伤害，作为“狱警”，要努力营造一种使“囚犯”感到无能为力的氛围。 那些本不情愿当狱警，觉得当囚犯更过瘾的学生们一身穿警服，手握警棍，戴上别人看不见他们眼神的墨镜，权威感就立刻油然而生。仅第一天他们就忘记这只是个实验，当“囚犯”们不顺从他们时，就觉得是对自己身份和监狱体制的不尊重，是对权威的挑战，得好好镇压。很快，“囚犯”和“狱警”们不仅摆脱了最初抱有的游戏心态，适应了各自的角色，而且一步步超出了预设的界限，危险和伤害开始了。 第二天“囚犯”们开始策划暴乱，他们撕掉囚服上的号码、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狱警”。“狱警”们则强迫“囚犯”们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铺、让他们赤手洗马桶，给他们关禁闭等等。只有少数“囚犯”拒绝投入，强调这只是个实验，但是因为受到“狱警”的逼迫，迅速投入了反叛的行动，并跟其他造反的狱友们一起被残酷镇压，便相信自己是真的囚犯了。 津巴多教授把第三天安排成亲友会见日，那些来探视的父母一进入监狱这个环境，就居然也马上进入了角色，他们问“狱警”是否可以跟被探视者握手，得到允许后才只是和自己的“囚犯”孩子握了握手而不是通常的拥抱。接着是双方极不自然地谈话，每当他们谈到监狱虐待他们时，就受到旁边走来走去的“狱警”的训斥，这些父母也就都不敢吭声，更不敢反抗了。 第四天有的“囚犯”由于不堪忍受虐待，提出了假释的要求。但当他们被拒绝时，没一个退出实验。津巴多说他们已经将“囚犯”的身份内在化了。 一个“囚犯”用绝食来抗议对他的残暴，结果遭到了性羞辱和性虐待。随着实验的进行，“狱警”们越来越冷酷无情，而许多“囚犯”因为心灵受到重创，到第三天就有其中的五名因抑郁、大哭、生皮疹和歇斯底里等原因退出了实验。 实验第六天，那些原本单纯的大学们生已经个个变成了逼真的活生生的残暴不仁的“狱警”和情绪崩溃的“囚犯”。连身为整个实验的主导者津巴多教授本人也忘情地全身投入进去，表现出几乎丧失人道的举动，他嫌某些“囚犯”不合作不听话，怪某些“狱警”不够强硬，当然他也注意到有些“狱警”凶暴得过分了。 津巴多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娜也是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社会心理学家，她在第六天的晚上来看实验的进展情况。她说她最先惊讶的是这个地方搞的还真像个监狱，然后她在休息室里跟一个正等着值班的“狱警”聊天，这个学生文质彬彬，亲切而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可是后来她透过监视器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还没几分钟就从头到脚像换了个人，不但举手投足大不一样，连讲话的腔调也完全不同了，他带着南方口音大声叫骂犯人，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无礼而遭到虐待。当看到更多的“狱警”们表现出的虐待狂病态人格，以及“囚犯”们显示出的极端被动和沮丧时，克里斯蒂娜哭了，她大声谴责津巴多，说你怎么能把实验做到这种程度，难道你没注意到现在这个试验已经失控了吗？ 这时津巴多才意识到这个实验充斥着反社会行为，的确已经失控，他太沉浸在监狱长的角色里，而他本该做一个客观的研究者，他正做着多么不人道的事情，实验提前终止了。 这仅仅六天的实验足以证实人性恶受环境的影响如何之深，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又是多么的无法抗拒。对此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是：这些学生不仅承担了狱警和囚犯的角色，而且接受了这两个角色所隐含的社会伦理：狱警就应该独裁、虐待囚犯，而囚犯就需要卑屈地忍受惩罚。 可是为什么克里斯蒂娜的反应与所有其他参与者不同呢？显然因为她是局外人。可见，人对环境的相对抽离多么重要。 直到三十多年后的2007年，津巴多才根据当时的笔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路西法效应》，副标题是《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该书首次详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过，并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美军狱警虐囚现象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路西法本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但后来变成了魔鬼。在某种特殊环境下，天使会堕落成魔鬼，好人会变成坏人，这种人格变化被称为“路西法效应”。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残暴不仁滥杀无辜，认为他们太没有人性了，因为残忍是他们的性格特质，所以对他们要严加防范。可是津巴多认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之所以犯罪，并非都是个人性格特质所致，某种特定的环境完全可以使原本非常善良的普通人变成杀手。人的个性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这个实验开始的时候，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已经变得毫无共同之处了。 人们普遍相信自己会听从良心的指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斯坦福监狱实验”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津巴多教授称之为“囚禁心灵的黑暗之地”的作恶环境。他说，“我们在那里目睹了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好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竟那么剧烈”，情境的力量将权威、权力及被支配的个人行为之恶推向了极致，“这股力量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心、仁慈、合作与爱。”“斯坦福监狱实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许多作恶的人不是由于良心泯灭或没有良心，而是因为存在着比良心更强大的左右他们行为的力量和权威。因此，我们必须帮助人们了解这些权威及其力量的行驶方式，让他们知道人为何会不由自主地服从这些力量，这种服从又具有怎样的心理和认知特征。津巴多说，了解情境的力量是为了“让我们开始认识对抗心智控制的特定办法。”2004年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案实际上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津巴多教授在看了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照片和视频后说：我惊讶的不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了，而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一切竟是我如此熟悉的情景和显而易见的结论：环境对人的心理及行为会产生莫大的影响。他主张对这起虐囚案的被告从轻判罚，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抵御监狱那样强大的环境压力，尤其是在没有适当的训练和监督的情况下。他觉得更需要批评的不是这些出现非人行为的士兵，而是造就了这些行为的机制。因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证明：无论在此之前你是如何善良的一个人，一旦进入那样的环境，不用多久你的心理和行为就会产生足以令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变化。 他从轻判罚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一位当年在这个实验里扮演狱警的学生说：事实上，在我对“囚犯”施加恐吓和精神虐待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伤害别人。我对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对这一切太熟悉了，我清楚地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我能想象自己置身在监狱中，然后看着那里逐渐失控。当你做恶时没人监管，也没人介入并告诉你不能这么做时，你会想，我如何可以做的比昨天更爽？如此事态就会持续恶化。 在本书中津巴多说，特定的角色会促使人按其角色的特性行事，正是“狱警”的角色促使学生产生了暴力行为。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当普通员工升为领导，就会不自觉地拿出权威姿态来对待曾经是同级同事的下属。普通人一旦被冠以警察、教师等等的头衔，其个性也会随着角色而变化。 津巴多认为对权威的顺从，特别是对被排斥在群体之外的恐惧也会使一个善良的人做出邪恶的事情。另外，如果不把人当人，而当作野兽或坏人之类，人们就会很容易对这个人发起攻击行为。 既然人人都生而有善恶两面，环境又可以使善变恶，那么善恶就只在一念之间。而大的恶行一般都是人们在极端的环境下比如监禁和战争的极端反应。 他还认为要尊重权威和秩序，不应放纵我们的自由。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室，所以随时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保持警觉才能避免有一天我们变成凶手。 但他也乐观地指出，人人都有爱的本能，能抵抗住“路西法效应”。即使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也不乏善行的身影，比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了上百名犹太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伟大和善的光辉。
这个实验只是一个假定身份的实验，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和群众组织却是被给予了实实在在的随意抓人、任意关押、严刑拷打、极尽侮辱、甚至杀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而不仅只是实验式的只被赋予虚拟的权力；更有甚者，他们还被给予了充分的犯罪时间，而不是像这个实验那样恶行被及时制止，结果自然导致了全国性的滥杀滥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直至造成无数人伤残和许许多多人丧命。 “斯坦福监狱实验”值得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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