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港大讲座所引起的一些话题

龙应台向听众问了一句：“你们的启蒙歌曲是什么？”。港大副校长周伟立答：“《我的祖国》”，也就是歌颂抗美援朝那场最为惨烈的上甘岭电影的主题歌。引发了一次红歌的狂欢。

想起十年前出版的《如焉》，其中有一段思想者卫老师和一群年轻人的对话，摘录贴在下面。

达摩笑笑说，这是刚刚想到的——许多年来，一直听到你对极左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批评，可是您一唱起歌来，就是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笑起来。

卫老师也笑，说，厉害，又戳到痛处了。苏联解体之后，我又去过一次。离我第一次去，相隔40年。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为他们终于走上一条由自己选择的自由民主之路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为那些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的人伤感。因为这一切突然如沙滩之塔一样轰然坍塌了。我熟悉他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我随口就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的我还见过。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历史遗忘了，唾弃了，有的在痛苦与自责中自杀或死去了。这种悲怆，一个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我们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同病相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喂大的。红场还是那个红场，冬宫还是那个冬宫，涅瓦河也还是那条涅瓦河，甚至那艘世界闻名的阿芙乐尔战舰都还停泊在那里……但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不见了。那些狂热地献身于它的人们也不见了，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的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如果记起，可能更多是轻蔑与仇恨。大街上，到处是漂亮健壮的男女青年，温文尔雅的老头老太太，他们穿着都很时髦，都很讲究，似乎他们的世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当然，还有穷人，酒鬼，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一次，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俄罗斯的姑娘真的非常美丽，一种很高贵很典雅的美丽。那个姑娘穿着一件裘皮大衣，带着一顶裘皮帽，当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得发呆了，很没出息，是不是？就像看见安娜·卡列妮娜一样。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见过的所有建筑，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有的人不知去向。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了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想到了那个让人痛苦的屈辱岁月。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它们的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敌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

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它的旋律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的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与残暴，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连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

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局宁愿让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占领舞台，也不让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发出声音。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强化了今天权力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胡发云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