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迪老师的阿拉丁神灯
作者：李包罗、沈树群
|
|
|
|
| |
|
|
| |||
|
|
| |||
|
孙迪老师的阿拉丁神灯
作者：李包罗、沈树群
|
|
| ||
|
| ||||
|
| ||||
|
孙迪老师的阿拉丁神灯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小熊编者按：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一书最早调查公布了女十中孙迪老师之死。孙迪老师被红卫兵以莫须有的“流氓”的罪名活活打死在1966年，36岁，他有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实际上，作为普通人的孙迪老师如果真有些微所谓的“男女问题”，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不但会受到组织上严厉的处罚，还会被清除出教师队伍的。 孙迪老师曾在北京四中教初中语文。之后他工作调动到三十六中，又从三十六中调到女十中至文革开始（有原女十中学生署名唐燕发表文章说孙迪老师不是在女十中校园里而是被三十六中的红卫兵打死的）。……阿拉丁神灯是《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一盏神奇的油灯，李包罗、沈树群是1957年入学四中的小同学，如今都70多岁了，多半个世纪过去，两位古稀老人却依旧记得孙迪和他讲述的阿拉丁神灯。…… 沈树群（邮电大学教授）：看到网上纪念孙迪老师的文章，仿佛一个老照片盒子，被人吹去灰尘，打开了57年前的记忆，孙笛、漆士芳、鲁维新……历史的碎片被串联出来，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点点勾勒，放大，清晰。 我和协和医院的李包罗教授都在1957年受教于北京男四中，记得初三（3）班的教室在学校南边的一个角落，坐南面北，高台阶，房间很大，阴暗暗的，旁边是校工厂，1958年大跃进，我们在那里装配过电阻启动器，是低压电器厂的一个勤工俭学的车间。低压电器厂占了天主教西什库堂，西什库堂的尖顶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拆的。 大炼钢铁的火红年代，教堂里不时溅出电焊的火花。我们班有不少好学生，爸妈的乖孩子，像李包罗，刘东华，孙百龄，也有淘气包，譬如王大光，沈树群。下课铃还没响，一帮学生早已经坐不住，都在惦记教室北面那3个水泥乒乓球台子，王大光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用说，上课铃响了，最后“砰”地一声推门进来的还是王大光，一头汗水。 在那样躁动的年代，刚刚经历反右的惶恐，又要如火如荼地大跃进的老师们一个个疲惫不堪，面对同样躁动的少年，他们要有怎样耐心？……我们等来了孙迪老师，我们等来了漆士芳老师。 就像话剧的幕启：深冬，门推开了，透进一股寒气，那是一扇老式的木门，门上面镶了一格格玻璃，孙迪老师搓着手，脚步轻轻地走进来，他戴了一顶灰色短羊羔皮的、高加索式皮帽，瘦削的脸庞苍白而潮红，嘴唇上一抹胡髭，他天真地微笑着。照往常一样，他走上讲台，习惯性地吹吹讲桌上的粉笔灰，诡谲的神情，50张期盼的面孔，教室静了下来，孙迪老师今天会给我们讲什么故事？阿里巴巴？巴格达窃贼？《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人把我们带进童话世界，跟着孙迪，我们来到幼发拉底河，跟着孙迪，我们看到了埃及金字塔，在12岁孩子的心里，孙迪老师给我们点燃了一盏阿拉丁神灯。 60年了，语文课本印的什么东西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孙笛也后来离开了四中，他在文革中惨死，为什么那些有红顶子家庭背景的学生下手这么狠？ 另一位不能忘记的是教数学的漆士芳老师。漆老师好像进学校比较晚，她教我们代数是她第一次教课。漆老师身材不高，胖胖的，一头烫发，她授课认真，在课上滔滔不绝，还有唾沫星子，写的公式往往一黑板，弄得浑身是粉笔末子。还曾经被淘气的学生气哭过。我那时冥顽，功课极不用功，一次考试，有一题是击鼓传花类的，大概是甲传给乙，乙传给丙，传来传去，问到丁那里共传了几个人，我被传糊涂了，左算右算答成三又四分之三，漆老师肯定被气坏了，在课堂上不指名地嚷：“谁这么笨？算人数的题有答成分数的吗？”她平时那温柔的目光变得凶狠，死死盯着我，我无地自容，活像葫芦里的蝈蝈七上八下。到了学期末漆士芳老师给我们买兵兵球拍，一副讨好的笑容。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当年的孩童变成古稀老人，提起五六十年前的老师，我们怎么能忘？写下这些文字，纪念我们的恩师。 李包罗（协和医院教授）：孙迪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这是肯定的。但是我实在记不起是初一，还是初二？他究竟是当过我们一个学期，还是一个学年的语文老师？也说不好了。别的语文老师都忘记了，唯独记得他，可见他给我的印象之深。我上初一时年龄小，才11岁。因为太淘气，幼儿园的老师趁着我姐姐入小学的机会，就连哄带骗地把我这个混世魔王一块儿送进了一年级，跟家长说的理由是李包罗必须有他姐姐看着点，否则要折腾出事情来。 1957年初中考入四中也很侥幸，一个是因为老爸那时是四中的数学老师，而我的试卷，算术从来能得满分，语文及格的时候少，能考个勉强及格，平均超过80分，就可以录取了。 1957和1958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多事之秋，小孩子哪里搞得懂这么高深莫测的政治？只知道有的老师不来学校了，有的老师不教学生了，有的老师被劳动改造了。孙迪老师也是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四中。肯定不是因为业务不行，或者被学生们讨厌，相反，孙迪老师讲课，教育局在我们班召开过示范教学课，教室的侧面和后面临时加了许多椅子，本校和外校的老师把本就不宽敞的教室挤的透不过气来。 据说孙迪老师是从一个专业的话剧团来到四中教语文的。小孩子们的传说，既不管来源，也不管真假，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尤其是大人们的事。奇怪的是我怎么在60年后还会记得这个“据说”，可能是“演员”在小孩的心中有点神秘高大吧。 用今天的语言形容孙迪老师，就是有点“娘”。他外表很文静，个子不高，白白的，瘦瘦的，上唇留了一抹小胡子，不仅不显威严，反到有点滑稽、幼稚和搞笑。无论中式的衣服，还是西式的衣服，从来都剪裁得体，越发显露出孙迪老师消瘦的身材。如果是天凉时节，还会穿上质料讲究、款式不同的长大衣。特别是他的帽子，他有许多顶不同样式、不同颜色的帽子。经常是一周有3节语文课，他会戴3顶不同的帽子。走进教室，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双手上举，从两侧夹住，摘下帽子，然后双手托着，弓下腰，偏着头靠近桌面，用力一口气吹出一小块可以放下帽子的干净桌面，双手把帽子轻轻、小心地摆放在桌上。下课戴上帽子之前，也一定要先吹一吹、掸一掸帽子上的粉笔末。 这些穿戴和做派，比起别的老师有点另类，所以在我们小孩子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想起来，孙老师很可能出身于旧式官宦或者富商的家庭，而且是在一个很娇宠、很优裕的环境中长大，那种我行我素的自负，绝对不是能装出来的。 孙迪老师不仅课讲的好，课上课下还喜欢给我们小同学说说笑话、讲讲故事什么的，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拉丁神灯这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就是我们的启蒙者。记得有一年新年，全校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新年晚会。班主任老师在自己的班上，科任老师集体到各班走动团拜。孙迪老师作为科任老师来到我们班，班主任老师和我们学生起哄要孙迪老师表演个节目。孙老师即兴演了一个哑剧，他用各种肢体动作表现一个男青年的粗旷和霸气，秀块头，秀肌肉，展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孙老师本来的文质彬彬、温而文雅的形象突然变成了一个粗野、流气的街头混混、胡同串子，对比反差是如此强烈！逗得老师同学个个笑的肚子痛。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孙老师一定来自专业的表演团体，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应该是确有其事。 提起孙老师就想起“包”这个字的故事。至今我自己签名的“李包罗”的“包”字，写法就是跟孙老师讲夏衍的“包身工”的黑板上的板书学的。这是草书的写法，学这样的签名，一方面是好看和帅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包”字是“ㄅ”加个“巳”字，而“巳”和“己”“已”是很容易混淆的。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大发脾气，斥责同学们马虎和不用心，说有同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我就心惊胆颤以为自己把“巳、已、己”搞混了，好害怕。虽然事后知道不是骂我，仍然很是后怕。现在语文老师黑板上写的草书写法的“包”字，可以不区分“巳、已、己”，太好了。从此之后，这个签名就跟了我一辈子。唯一的麻烦是碰到不认识草书“包”字的“没学问的人”，会把我的名字抄或录成“李色罗”，很难听。 孙迪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革”了性命，被一帮他教的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了，年仅36岁。难道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好？太有才华？多几套行头和几顶帽子？他的我行我素和桀骜不驯？ 自从听说孙迪老师的死讯，几十年萦绕脑际的就是这3个字：为什么？王友琴博士的文章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没有人愿意回答，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回忆写出孙迪老师的几件小事，是想让他那屈死的灵魂知道：孙迪老师，60年了，四中初三（3）班至少还有同学（沈树群和李包罗）记得你。 孙柏龄同学读过我和沈教授回忆孙迪老师的文章后，给我一信，其中有一段对孙迪老师生动、细致的记忆。柏龄说的是对的：四中初三（2）班的聚会，不只一次的共同回忆起孙迪老师的音容笑貌，有关他传闻轶事。历史上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英雄豪杰在我们的记忆中都已经烟消云散，而平凡的受难者孙迪老师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面是孙柏龄同学的来信： 包罗：你好！我刚从俄罗斯回来便看见了你怀念孙迪老师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准确。勾起我们对孙老师的敬仰与怀念。我也同意树群的意见，孙老师活在全体初三（3）班同学的心中，因为每次同学聚会时，孙老师的言谈笑语、一举一动都是大家忆而不断的话题，对他的不幸遭遇充满了惋惜。我还忆得孙迪老师的如此情节，可作为你的补充： 孙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字体清秀俊逸，却也看得出笔力中显露出来的坚韧。孙老师写板书起笔要端详好在黑板的位置，为防止新粉笔的光滑，他往往先掰掉一小块粉笔头，保证每个字都在黑板上显露出深白的字迹，有时还会因为太用力而写断了粉笔，有时对某个字不十分满意，还要拿板擦轻轻地修整。字如其人，孙老师正是这样一位老师，坚韧其心，美至其身，绘声绘色地讲课，潇洒俊逸地板书。也许正是他如此被我们深深惜怀的超然个性和审美情趣，才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招致了杀身之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