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初期的磨难

作者：张震

来源：微信公号 宇花家园

“文革”爆发时，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任上。

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起初是很不理解的。从1965年11月起，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所谓的“毒草”电影和小说。我总以为那主要是地方学术界、文艺界的事，与军队关系不大。1966年4月下旬，华东局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所谓“反党”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到难以理解。在我的印象中，罗总长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近期的几次谈话，主要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也多作字面上的一般理解，认识依然比较模糊。事后想来，那实际上是毛*主*席为发动“文革”，在给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

5月上旬，根据军委的安排，我到西北地区参观我国第三次核试验。5月22日，在乌鲁木齐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传达。《通知》最后明确点出，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感到，这个提法与过去历次运动不同，隐有所指。参观结束时，同行的兰州军区副政委高维嵩说，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邀我们返回途中在兰州停一停。我从未到过兰州，也很想去看看，但一想到国家面临的政治形势，心中忐忑不安，总觉得还是尽快赶回为好。

5月27日，我回到南京，正赶上学院党委传达5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重点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文件。院党委会议期间，我向王平政委汇报并介绍了核试验的情况，因系国家核心机密，我俩是关起门来讲的。其间，训练部有个同志来汇报工作，我们没有开门。后来，有人竟据此“揭发”，说我们是搞“密谋”，成了“文革”中的一条“罪状”。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日，经毛*主*席批准，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紧接着，党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7月中旬，根据总政安排，王平政委率军官休假团出访罗马尼亚，前后一个多月。其间，院党委工作由我主持。这时，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很猛，和以往的运动不大相同，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用当时流行的话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另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我们应该跟得上。在一次常委会上，我与大家交心时说：在座的都是搞民主革命过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现在连紧跟都感到很吃力。我们常委要互相帮助，过好这一关。我还认为，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不能和地方一样。军事学院与其他军队院校也有所区别，干部职务高、资格老，又都经过多次运动，政策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学院的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比较平稳。主要表现是：

——学院没有像社会上那样“轰轰烈烈”。8月上旬，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毛*主*席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在这个时候，学院仍坚持按军委、总部的指示办，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学好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没有发生过激的行动。

——学院没有写太多的大字报。运动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对写大字报“既不反对，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决定。8月16日，军委下发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要求军队院校也开展“四大”，破“四旧”。在执行《纪要》时，党委对张贴大字报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只能到指定地点张贴，23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而且还要凭证，特别强调写大字报要注意保密，要内外有别，不准上街等等。在地方造反派到学院“煽风点火”时，学院广大群众不为所动，还是拥护院党委的领导。

——学院没有明确所谓的“重点斗争对象”。《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要求“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搞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对这些部门，要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对所属人员包括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内，进行摸底排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对那些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必须彻底批判”。党委在研究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时，认为刚刚搞完整风，已经走过“清政治”这一步，再搞“摸底排队”有困难。因此，决定只提出“对那些混进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各级党委要确实摸清情况，报请院党委摸底排队”。这实际上就是说，在下边不搞“摸底排队”，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只要求在宣传、文化、科研和教研室等单位进行一次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也不搞“摸底排队”。同时，没有把学院党委委员和学院领导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我们认为，对学院领导“摸底排队”，那是上边的事情。部、系领导和其他干部中的问题，有些已经在整风中解决了，没有必要再翻老账。

——教学准备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由于在运动开始后，军委、总部并没有明确学院是否停止招生，院常委分工由我负责，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为此，我挤出时间，组织参加第13期教学的同志总结教改经验，抓紧进行招收学员的教学准备和物质准备，研究确定学员班的干部，组织教员备课、试讲。为此，有人批评我老是“念念不忘教学”。当时，我确实是“身在运动，心在教学”。因为在招生问题上，军委、总部变化多次。开始，决定9月份按时招生，接着说推迟到10月份，随后又说解除招生任务，没过几天，又通知国庆节后接收学员，而且有3000多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院长，我从未放松准备教学这根弦。直到10月7日，总部才最后明确——停止招生。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是边搞运动边准备招生，学院局面没有失控。对于这种状况，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我的想法太天真，只是一厢情愿。刚刚过完国庆节，就接到军委通知，要召开全军院校长、政委紧急会议。10月4日，王平政委和我匆匆赶到北京。原来，林彪等人认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领导过分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压制民主，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以军委、总政名义，搞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文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明确指出：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撤销”，要求“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对此，我和王平思想上均有些不通，但按照组织原则，又必须贯彻执行。会后，我俩回到南京。10月10日上午，学院党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当日下午，学院党委召开各单位代表协商会，王平政委和我宣布中断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宣布后，我俩即退出会场。从此，学院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后来，中央将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在更大范围出现了一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导致局势更加混乱。

党委中断对运动的领导后，由政治部出面和群众协商，各单位选举代表，成立了军事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院文筹”。随后，学院内部一些不赞成“院文筹”的工人、干部起来造反。他们冲击“院文筹”，把“院文筹”的主要负责人抓到北京关押、拷打。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他们把人打昏后，用冷水冲，使这些同志至今还留有后遗症。地方和军内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也开始到军事学院串联，贴大字报，开展辩论，煽风点火，搞所谓的联合行动。学院大部分同志对这种做法很反感，响应者不多。于是，造反派就在外面放风，说军事学院是“顽固堡垒”，运动搞得“文质彬彬”，扬言要“砸开、冲垮”。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到学院各单位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我总想，作为学院的主要领导，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利用这个机会到群众中走一走，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对改进作风有好处。我不坐汽车，也不带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天天到各单位转。好在那时刚50出头，身体还行。保卫人员担心我的安全，要跟着。我也没有同意，因为这样和群众说话不方便。从11月5日起，我向全院同志先后作了3次检查，着重检查了对“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理解不深、行动上跟得不紧的问题。我的检查，学院多数群众还是谅解的。在那时，我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有什么疑问，遇事总是向好的方面想。

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我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其间，我多次召开行政会议，进行布置、检查。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学院后，我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政委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我专门向他作了汇报，也向军委、总政报告备案。

我们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煽风点火。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我们没有理睬他。一个地方大学生，有什么资格到军事学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过了几天，我看社会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也就让机关恢复了正常的警卫状态。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我说明情况。看来，事情变得复杂了。

1967年元旦过后，我继续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4日晚上，突然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开会。第二天，我即到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政委，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我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1月6日，我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的名称有点拗口，叫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三总部的有关领导，还有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有关领导同志，共45人。会议由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3位元帅主持，主题是研究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徐帅还兼任刚刚改组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我到北京的头一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此时，全军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相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和征兆。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都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要我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我如实说明真相，他们也就不再追究了。

会议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发现一些同志不在。后来，询问他们到哪里去了？方才得知，林彪找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开会。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告诉了我开会的情况，并把他的记录本送给我看。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对彭总、贺总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是“大阴谋家”，是“刀客、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人”。林彪还大讲历史上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所谓矛盾、斗争，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顿时，我预感到，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将在劫难逃。

就在我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了新的噩耗。一天，粟裕同志来到我住的房间，沉痛地告诉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他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知。我听后，悲痛地哭了。在当时的情势下，粟裕同志劝我不要太感情用事，但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分别作了重要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等也到会讲话。能够听出来，虽然都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但着重点明显不同。简单地说，前者侧重保持稳定，后者侧重放手发动。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几乎天天都有军事机关受到冲击的事件发生。听到这些消息，大家更加着急。那些天，只要碰到一起，大都是这个话题，说起来也多有几分激动。大家怀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况，纷纷要求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满足了我们的愿望，1月22日中午12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那时开会很简单，主席台就摆了一把椅子。周总理、几位老帅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毛*主*席看到这一情景，表示请老帅们上台来坐。大家都没有吭声。陈老总笑着表示：我们坐在下面，好听啊。

毛*主*席讲：你们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像唱戏一样，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边，要站过来。他表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说两派群众他都敢见，结果家里很安全。

接着，毛*主*席又讲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尔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时，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主*席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许世友开玩笑：看你不要化装，就像个猛张飞。并且接过他的话题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

最后，毛*主*席强调：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这些人搞不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管熟悉不熟悉，反对不反对自己，只要他能做一些工作，就要团结。过去有些人反对我，反对错了，我很感谢他们，逼得我研究马克思主义。

开完会，大家怀着宽松的心情回到京西宾馆，以为毛*主*席讲话了，局面会控制住。谁知，当晚甘渭汉同志就接到成都来的电话，说家已被造反派占领了。此后，又不断听到一些领导同志被造反派批斗的消息。

军事学院的造反派等不及了，两次派人来京，还给我带来了一顶高帽子，勒令我立即回去作检查。我反复说明，军委正在开会，会后一定及时赶回去，向群众说清自己的“问题”。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也出面做工作。但他们就是听不进，扬言不回去就要抢。一天，我在楼下会客室接待了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再次说明情况。大概他们是看到两边人数相当，未敢动手。许世友知道了这件事，主动问我：你带了几个人、几支枪？我不知他要干什么，如实说带了两个人、两枝枪。许世友听了，高兴地说：我带有3个人、3枝枪，也来保护你。这样，造反派就不敢抓你了。那时，开会是允许带枪的。许世友担心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让我把带来的人交给他指挥，要皮定均与我守一个楼梯口，把宾馆的第12层楼守起来，有人冲击就打。许司令员是一片好意，我完全理解，但心里想：如果真的这么干，事情就更为复杂，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劝许司令员冷静处理，并有人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总理还亲自找他谈了一次。

这次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于春节前结束，大家忙着返回。到会的大军区领导，不少人对我很关心，纷纷给我出主意。杨得志要我到济南过年，说他那儿还算安全。许世友对我说：军事学院造反派不讲理，你不要马上回南京；不行的话，他自己准备到无锡去，再不行，就回大别山。许司令员还特意找到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要其带我到厦门躲一躲，并且说，再过3个月，就没事啦。我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哪里都不能去，只能回军事学院。我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表示“没做亏心事，不怕回南京”。2月8日，我乘飞机返宁。飞机刚刚落地，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就冲了上来，把我强行架走。当晚，他们扒掉我的领章、帽徽，弄到凳子上搞“喷气式”，并且反复质问为什么搞“戒严”？这一关就是一个月，我的日记本被没收，连续多年记日记的习惯，被迫中断。后来，我的腰也被打伤了，生活难以自理。他们不得不送我回家休息。养了一段，伤势仍不见好转，4月初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在这种形势下，军事学院逐步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开始了严重的派性争斗。

4月26日上午，学院一些人到军区总医院，要我回学院参加批判大会。我告以身体不能站立，无法参加你们的会议。来人竟说：重伤不下火线，坐担架也要回去！医生出面劝阻，他们哪里听得进去？4月28日，他们强行要我“转院”，硬是用救护车把我拉回学院，关在教学楼的一间小房子内。

30日早餐，一名医生给我送了杯牛奶。喝下去之后，不知什么原因，深感不适，引起了严重的腹胀和呕吐。他们害怕承担责任，当日将我送回军区总医院。之后一连数月，呕吐不止，吃什么药也不管用，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我常常感到浑身发冷，五六月间还要穿棉衣，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从5月份开始，对我的批斗逐步升级，小会质问，大会批判，“帽子”戴了一顶又一顶，“罪状”列了一条又一条。后来，几经归纳，成了三大“罪状”：

第一大“罪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说我的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辅导讲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贩卖私货。我明确告诉造反派：我的讲稿，缺点、错误可能不少，但说它“打着红旗反红旗”，完全是颠倒是非，根本不能接受。在学院工作中，我一贯主张，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领会其精神实质，特别要学习毛泽东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有什么错？我始终没认这个账。

第二大“罪状”，是“追随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历史上的上下级关系，是明摆在那儿的。这在“文革”中，自然是一条不小的“罪名”。具体证据有3条：

一是1960年2月，我带全家回湖南平江探亲，在平江起义旧址拍了一张全家照。为了备忘，我在照片背面写了“摄于彭总起义处”几个字。造反派抄家，发现了这张照片，如获至宝，质问我：为什么到了1960年还称彭德怀为彭总？我反驳说：彭德怀仍然是共产党员，中央一直称他为同志。他们无言以对。由于这件事，1975年为我平反时，还留有一个小小的“尾巴”。后来，造反派将抄走的影集退还回来，但缺少这张照片，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二是1961年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主持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组成了一个编委会，将平江籍的军队大校以上军官和地方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名字都列了进去。共70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只挂了个名，没有参加具体的工作。造反派说，这本书是为彭德怀“翻案”。

三是1957年12月，我写了《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一文，再次表达对老上级、老战友的怀念之情。因为彭雪枫曾长期在红三军团任职，造反派就把彭雪枫和彭德怀、黄克诚联系上。老实说，对前两条“罪证”，我并不在意，唯独第三条，着实刺痛了我的心。为了整我，还把早已为国捐躯的彭雪枫拉出来，给他脸上抹黑，实在让人想不通。为此，1967年9月，我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对彭雪枫历史功过的看法，认为他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希望中央给我一个答复。当时，我知道总理的处境比较艰难，但不找总理找谁呢？后来得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下，加上长期繁重的工作，此时总理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连签发文件都困难。早知道这个情况，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增添麻烦啊。

第三大“罪状”，是所谓“在文革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一直很不理解、领导运动不力等等。对此，我均不否认。

这时，军事学院的局势愈加混乱，我的处境也更为艰难。我的想法是：只要没有被“彻底打倒”，就要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努力抓工作。那时，学院尽管没有国内学员的训练任务了，但承担的外训任务尚未结束。60年代，军事学院承担着大量的培养外国学员的任务，直到“文革”开始时，还有300多名学员在校，分住在南京、镇江、扬州、滁州等地。军委明确要求，外训教学工作不能中止。1967年2月，军委指定我在学院党委停止工作期间，负责领导外训，“边接受群众批判边工作”。同时，还明确规定：外训系坚持正面教育，不准搞“四大”，并与军事学院脱钩，保障工作由南京军区直接负责。

遵此指示，我着手组建了军事学院外训临时党委，经军委批准，由我兼任书记。在我尚有行动自由时，经常到外训系走走，检查一下教学情况。被关押之后，具体工作是由外训系和外训办公室徐舫艇等同志做的。政治部副主任陈煐分管外训，也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外训系经过几年施训，有了一定的基础，直接担任外训任务的杜夫、王湜同志责任心强，能够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保证了外训任务的完成。在“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这也是件聊以自慰的事。

1967年的夏天，有些外国留学生也受到我国国内情况的影响，要起来“革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学院作不了主。我给叶帅打电话，请求到北京汇报、请示学院的外训工作，获得批准。

8月27日，我带着学院外训办公室的同志抵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候向军委办事组汇报。但他们对学院的工作根本不关心，开始曾表示要安排一次会议，听取汇报。到了开会那天，当我带着汇报材料赶到会议地点等候时，却又让机关的同志告诉我，这次会议不安排这个议题了。就这样，拖了好多天，再也无人过问。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又打电话直接请示叶帅。叶帅嘱咐我：不要回南京，就在京西宾馆住下。京西宾馆是保存干部的“仓库”，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有病就到301医院去治，身体健康要紧。那些人是不讲理的。我非常感激叶帅，心里觉得很温暖。他说的“那些人”，我当然知道指的是谁。

我来京请示、汇报工作，一直见不到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个人。说来也巧，一天，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间里，竟然不期而遇。吴法宪、李作鹏、邱作会等人，过去我们都很熟，有的是老同学，有的还共过事，但此时一个个表情冷漠，形同路人。我也不主动理他们。就这样，双方相持了几十秒钟。尽管时间很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真是“亲不亲，路线分”。后来，总参一位副总长半夜打来电话，厉声责问：“谁要你到北京来的？赶快回去！”我也急了，用同样的语调答复他：“是叶帅要我来的，你管不着！”就这样，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虽有叶帅的关心，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在北京长留，更不能住进301医院，否则会给叶帅带来麻烦。10月10日，我乘飞机返回南京。可能是军委办公厅提前通知了学院，两派群众组织都到机场“迎接”。一下飞机，我就被一派组织抢走，住进了位于江北的浦镇车辆厂。他们对我态度尚好。但我知道，这里也不是久住之地，多次要求返回学院。我曾在日记中写道：滚滚长江水，巍巍紫金山。胜昔龙虎地，只好隔江看。表露的就是这种无奈的心情。在我被揪斗的时候，王平政委的处境更为困难。9月16日，中央军委电告军事学院，说王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和假党员”，并决定对他停职反省。对此，我感到很难理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做过违心的“表态”，至今仍为憾事。

我和王平同志有着很深的感情。“文革”以来，我俩经常在一起谈心，交流思想，彼此看法都很一致。有一次，他到我家来谈工作，在送他出门时，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风雨风舟啊！”大概因感触甚深，我还特意将这句话记入了当天的日记。“文革”中遇到困难，我们都互相关心、互相支持。

王平因病住院做了手术，可造反派还要去干扰他。为了让他安稳治病、尽快恢复，5月13日我给军委叶副主席、总政萧华主任发去急电，报告王平的病情：“军区总院认为，至少尚须全休3至4个月，最好到外地治疗。”17日，总政复电：“同意王平同志全休疗养。”21日，叶帅也给军事学院党委并南京军区党委发来急电：“王平同志因病刚做过手术，根据他的病情，尚须恢复一个时期。请你们转告军事学院各战斗组织，待王平同志病情好转后，再去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和意见。”这样，使他得到了治疗、休养的条件。

1967年11月下旬，我回到学院，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看管”起来，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继续接受“审查”。

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我，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1968年5月22日清晨，他们趁我上厕所，突然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强行将我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我顿时昏死过去，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随后，他们又将我在地上拖、拉几十米，还用铁棍猛打，致使全身多处出血，沾满衣裤。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我的脸，用脚踢我的腰，还有人揪着我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全院。

在生命没有保障的危急情况下，龄松派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直奔北京，找到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虽然被秘书挡驾，未能见到粟总，但他知道后，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周总理立即给许世友打了电话。许司令员派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到学院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他们“注意张震的安全，不能再发生问题”。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我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生看到我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气愤地说：“太野蛮啦！”从5月26日起，我又连续呕吐，10多天不能进食。如果没有上级的关心，我恐怕难有今天。

1975年，我调到北京工作。粟裕夫妇请我和龄松吃饭。席间，谈到连阳带血衣来北京一事，粟裕说：当时秘书没有及时给他讲。他得知后，狠狠地批评了秘书一顿，并马上报告了总理办公室。“文革”以来，我连遭不幸，在逆境中更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龄松时时为我担心，经常安慰我，相信我能够度过这一“难关”。5月22日的事件发生后，她毅然派连阳到北京反映情况，使我得到周总理的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当时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被派去下乡，后来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大儿子小阳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他经常写信、打电话，表示坚信自己的父亲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几个孩子，连阳上大学，海阳在高中，宁阳、燕阳读初中。在我被“关押”时，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就陪伴着我，照顾我的起居生活。地点变化的时候，海阳经常跟在我身旁，连阳在外保持联络，把我的情况及时告诉家中。所有这一切，都增添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许多老战友不顾个人安危，奋力保护我，关照我的家庭，如南京军区的刘先胜、陈子贞夫妇，方中铎、张蓉夫妇，谢胜坤、路慧明夫妇，还有军事学院的雷绍康、陈方黎夫妇等。1968年春季征兵，宁阳来看我，并说想参军。在被“关押”的房子里，我给南京军区装甲兵萧永银司令员、谢云晖政委写了个纸条，他们很快就满足了宁阳的愿望。“文革”中，还有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也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每想起这些，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从医院出来后，依然要挨批斗，接受审查，不能回家。我常常回想起“文革”以来的种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已经动荡两年多了，许多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领导、老干部被打倒，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许多地方党委、政府工作瘫痪，社会秩序失控，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渐渐地，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疑问：这样搞法，行吗？

1968年8月，军委办事组决定：对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由南京军区派六十军的少数干部、战士执行。此前，由地方派来的工宣队已经进驻学院。这样，军管会、工宣队就共同负责对我的审查。12月26日，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对我的审查仍在继续进行。

1969年2月，军委办事组决定撤销军事学院。消息很快在全院传开，弄得人心惶惶。当时，学院有句话，叫做“活宝没人要，死宝有人抢”。所谓“活宝”，是指从刘帅起，精心培育起来的一支优秀的教研队伍和干部队伍。学院撤销后，他们大都没有得到公正对待，自然也得不到正常使用。直到“文革”结束后，我和王平政委联名给军委写信，引起了军委的重视，才逐步得以解决。但许多教研人员工作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实在是不小的损失。所谓“死宝”，是指学院大量的物资、装备。学院撤销后，教研人员呕心沥血编写的教材、资料散失殆尽。全院同志艰苦创业、勤俭节约购置的教学设备和器材，均遭到严重破坏。有的人为了要樟木箱子，把里面的档案、资料一捆捆地扔掉，实在可惜。看到自己学习、工作多年的学院落到了这种境地，愤慨万分而又无力挽回。这笔账，也要记在林彪、“四人帮”的头上。“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军事学院遭受了一场浩劫。这所由刘伯承元帅亲手创建、曾为我军培养了近万名高中级指挥干部、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我军高等学府，从此不复存在，损失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