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草原】：第三部

第四十二章  灾后图变

自古以来，内蒙古草原就是游牧民族的世袭之地，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气候的变化，人口的增长和畜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式开始受到冲击，新兴的定居放牧形式正在艰难的孕育中。

1971年的6月初，乌珠穆沁草原在经过5月3日那场冻雪的洗劫之后，人们已逐渐恢复到往日的平静中，但牧民们对遭受到的打击，以及由此付出的惨痛代价还没有忘记，一场要不要变革的思想斗争，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从1970年的初春开始，草原接连受到两次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给畜牧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先是在1970年的年初发生了几十年未遇的白灾，使生产队的羊群死亡近半，一年后马群又受到冻雪的袭击，在一夜之间，近百匹马死于非命，人们不得不对一成不变的游牧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最初的质疑。

1970年初的暴风雪和随后发生的白灾，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那是一段让人痛心疾首，永远难忘的日子，在日复一日的白毛风中，牲畜仍然要每天冒着风雪出去吃草，人们眼看着牛羊群的数量在日益减少，每天放牧出去都有倒在路上再也不能回家的羊，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营盘中又会出现被冻成冰块的死羊，人们在面对如此场景的时候，只能束手无策，熟视无睹，既无解救的能力，也无回天之术。寒冬过后，队里所有羊群的数量大都损失近半，牛和马的数量也一定量的减少，因残酷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后果，让人们的心灵受到无比沉重的打击。

处在当时的困境中，很多人都在思考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才能减轻牲畜的损失，有人曾经设想在灾害发生时，如果能让羊群躲进避寒的棚圈，让瘦弱的羊吃到储备的草料，就不会死掉大量的羊，从而产生出对定居放牧的些许愿望；同时，在一些牧民的思想中，也一度提高了对定居放牧的关注程度，出现对定居放牧的形式可以试一试的念头。然而，随着接羔工作的全面结束，夏季的到来、气候的好转以及时间的推移，大家对白灾造成的损害意识在迅速淡薄，在时过境迁以后，一切又重归于旧。直至5月份出现冻雪之后，队里的牲畜再次遭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造成新的惨重损失，才使人们产生了新的疑惑，已经松弛的心又重新绷紧起来。

此时，已经在草原生活和工作三年有余的知青，依据自身的体会和思考，向队领导多次郑重的提出希望实施定居放牧的建议和要求，并利用一切可行的机会，对广大的牧民进行定居放牧的宣传和鼓动，大讲、特讲定居放牧的好处和优越性。参加生产队领导班子会议的知青代表，在会上不断宣讲定居放牧的美好前景，勾画出一幅幅定居放牧的蓝图；生活在牧业战线的广大知青，以放牧过程中经受的灾害为例，向身边的牧民讲述定居放牧的意义及优势；身为小学教员的知青，在课堂上向草原的下一代讲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定居放牧的必然性，在草原掀起了一股要求实施定居放牧的高潮。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在提出只有大力发展定居放牧，才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减少损失，牧业生产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逐渐形成定居放牧的最初的社会舆论。公社一级的领导干部也在各种公开的场合多次呼吁，要求各生产队的牧业生产，应该朝定居和半定居放牧的方向发展，希望生产队能做出相应的探索。

但是，草原上绝大多数的牧民对于实行定居放牧的意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和足够的了解，对定居放牧的形式理解的也比较浮浅，大多数的牧民都认为现行的以季节划分牧场，挪动营盘为基础的游牧生产方式，是千百年来由先人形成的，是不可变更的，牲畜只有经过四季牧场的转换，才能吃到最新最好的草，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总之，想在草原实现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改革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在没有上级领导的全面部署和大规模的统一安排，让牧民们自行选择，他们的愿望仍然是延续传统的，千百年来故有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式。

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在面对定居放牧的提法时，是坚决的和明确的反对者，但他们却在私下里提出某些理论，譬如说要放弃千百年来由先祖留传至今的游牧生产方式，就是对祖先的不尊等片面的提法，而且很快在牧民的心目中造成无形的压力。至此，实施定居放牧的建议和要求，与继续维持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的争论，便开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在当前是否要朝定居放牧的方向进行努力，就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争论内容。

在这场争论当中，知识青年虽然没有开展大张旗鼓的冲锋陷阵式的努力，但在大多数牧民的心中都认为知青是一方意见的主要构成者，也是实际上的提出者和鼓动者。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知青的多方努力下，除了队内主要的领导以外，也有少数的牧民开始倾向于定居放牧的意见，认为队里应该接受知青的建议，试一试还是可以的。为此，知青们已经感到胜利有望，曙光就在前面，使他们的信心增加百倍，此后，就全力以赴的投入到以定居放牧为主的基本建设的工作中。熟不知这样的结果与实践，却为日后的失利埋下严重的后果。

草原牧民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表现极为单纯，在多年以前就形成跟共产党走，听从领导安排的意识，只要是领导说的，他们就会全力照办，只要是领导安排的工作，就要无条件的执行，因此，各级领导的意见和要求在争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老革命加登巴。

加登巴是乌珠穆沁地区为数不多，出身于牧区的革命工作者，文革前一直在旗里和公社担任领导职务，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又被定为“内人党”成为反革命分子。一年前，在得到平反昭雪以后，便公开表示不再担任领导的职务，只身带着不满十岁的儿子回到大队，过起普通牧民的生活。

老革命加登巴的回归，使大队的领导找到主心骨，不论遇到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要向老革命请教。而见多识广，思想先进的老革命当然是定居放牧的推崇者，争论的天平很自然的在朝定居放牧的一方倾斜。

从1970年的初夏开始，队里的主要领导成员：队长龙德格和书记布赫，就在逐步接受比较先进的定居放牧的思想，在农场建设等方面已做出不少的投入，而且还在小心翼翼的朝定居放牧的方向进行探索，此后，在外界舆论的引导下，在老革命加登巴和大知青的影响下，决心要在领导班子的会议上排除众议，继续朝定居放牧的方向做出新的探索和努力。

6月中旬的一天，三队领导班子成员的会议在队部如期召开。

队长龙德格首先总结了前一年的牧业生产工作，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中肯的分析，从而提出要朝定居放牧的形式继续努力的意见。

他说：“这几年的天气时好时坏，气候的变化很大，前年和大前年的天气都特别好，我们的牧业也发展的非常顺利。去年老天突然发威，初春的暴风雪，造成几十年未遇的白灾，使羊群的数量减少近半，同时也给牛和马造成不少的损失，今年又遇到冻雪的袭击，造成马群的重大损失。”大家听后都点了点头，龙德格又接着说：“这就是老天在主导我们的畜牧业发展，遇到好天气就能有好的收成，一旦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就毫无抵抗和缓冲的能力，应该说这就是当前牧业生产工作中最大的弱点，我的意见是只有实行定居放牧或是半定居放牧，才有可能逐步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书记布赫接着说：“去年春天，我们的损失就非常严重，假如当时能有过冬的棚圈和储备的草料，就能把羊群和牛群中的老弱病残加以保护，就不至于损失那么多的牛羊。假如上个月的暴风雪提早一个月出现，死得就不仅仅是马匹，还会像前年那样死很掉多的牛羊，想到这儿我就感到后怕，一旦明年春天再次遭受自然灾害，后年接着再出现白灾，我们的牲畜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同意牧业生产方式要有所转变，也就是说要在自然灾害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减少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听到两位领导的讲话后，与会代表都陷入深思，一时间谁也没有发言。

队长龙德格又接着说：“有什么意见大家尽管讲出来，我们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才会做出相应的决定。”沉默了一会儿，老会计官布终于发言了，他说：“天气总不会年年都这样糟糕吧，过去的那些年还是好的年头比较多，牧业生产的发展的也一直都比较顺利，额仁诺尔是乌珠穆沁草原最好的牧场之一，除了去年的大灾之外，几十年来，所遇到的自然灾害都没有直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什么要担心的。”巴图也附和着说：“官布讲得很有道理，我们有额仁诺尔这么好的牧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就是来了灾害也没什么可怕的，除了这两次灾害以外，过去的那么多年，我们过得不都是好好的吗？”龙德格说：“额仁诺尔虽然不错，但去年的大风雪已经把它给淹没了，前些年虽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去年已经发生了，以后就有可能再次发生，我们不得不从最坏的方面来考虑，做好防备的工作。”老谋深算的官布不慌不忙的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你们讲的定居放牧，是什么样的定居呢？是把八、九百只的羊群放在一块草地上，一年到头也不轮换草场，只吃同样的一种草，那怎么能成呢？我们的牲畜千百年以来，都是在冬季吃一种草，春季接羔的时候吃另一种类型的草，到了秋季，抓膘的时候再吃成更好更肥的草，羊群才能长成现的在这个样，如果一群羊一年到头只呆在一块草场上吃单一品种的草，羊决不可能像现在这么胖，用不搬家的办式，换取这样的羊群，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官布讲到兴头上，还在不住地摇头，表示定居放牧的作法是不可行的。看得出除了队长和书记以外，其它的代表都在赞同官布的看法，官布定了定神又接着说：“再说水源的问题，我们的很多草场就是因为缺水或者说是没有水，牲畜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住，假如要搞定居放牧，就要把所有的草场都分出去，那些没有水源的草场你能分给谁呢，谁也不会同意到那儿去住的，现实的困难也是很难解决。”达布嘎也跟着说：“如果真的实行定居放牧群，我们的马群该怎么办，总不能让马群也实行定居吧？如果到时候羊群和牛群都定居了，大家想换一匹马，就得跑很远的路呀。”布赫见会议的发展趋势有些不妙，但仍然沉稳地说：“定居的工作不是像我们这样简单的说一说就能实现的，最近我一直在研究，要实现定居放牧，不但要搭棚盖圈，还要盖房子，而且还要打很多井，每家每户都要储备足够的用于过冬的草料，同时还不能把门前的草场吃得光光的，造成新的沙化。我们去年把农场搬到呼机勒孟河，就是为了能种植一些饲料。”官布插话说：“农场的投入确实不少，都是有帐可查的，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收成啊？”布赫听后只得接着说：“就是因为气候干旱等原因，才没有获得收成，所以去年冬天我们就安排知青在那儿打井，这样做都是为了给今后的定居放牧在做前期的准备和试验，至于农场没有收成，并不可怕，既然是试验就会有成有败，今年还再接着试验，另外，定居以后的马群该怎么办，应该是以后讨论的问题。”布赫把头转向知青代表，说：“周宏远，我讲得对吗？”担任知青代表的周宏远见书记在征求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是想让他发言，以便得到支持的言论，就不慌不忙地说：“书记刚才讲得很好，定居放牧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实现的事，就像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活儿也要一件一件地干，今后可以每年都做一些试验，先从最简单的方面入手，不要急于全面铺开，比如选出一个牧业组作为试点的单位，我们的建议是在今年的夏天建造几个棚圈，派一个牧业小组到那儿住一个冬天，让人和牲畜都体会、体会不用搬家，在棚圈里过冬的感受。”大家在听到周宏远的发言后，都信服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官布说：“这样考虑问题还差不多，先搞个试点慢慢的做起来，如果真的有成效再进行逐步的推广。”龙德格队长说：“这样最好，我的意见是找个比较适合的地点，比如说在秋季营盘吐古乐河的北面，选好地址建造三座羊圈，让三组在今年冬天住进去搞试点，如果效果好明年再继续推广，如果不好就放一放再说，大家还有其它的意见吗？”巴图说：“选吐古乐河进行试点还可以，那儿既不缺水，草也比较好，羊群往北走还能进额仁诺尔，往南走的地方更大，我没意见。”接着大家都表示可以接受这个方案。

布赫说：“盖棚圈的事还是由我们的知青组成基建队，棚圈建的不用太高级，用干打垒的方式就行。”然后转向周宏远说：“干打垒，知道吗？干活儿时可以少用水。”随后又对众人说：“这样吧，基建队还是让周宏远挂帅，从各个牧业组抽调人员，组成七、八个人的队伍，一个夏天建造三座棚应该没问题吧？”有人说：“一个夏天建三座棚圈，够紧张的吧？”队长龙德格骄傲的对大伙说：“让我们的知青来干，没有问题，肯定能完成。”周宏远也点了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会议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在今年夏天由知青组成基建队，在吐古乐河的秋季营盘修建三座羊圈，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半定居的试点工作。

以周宏远为首的知青基建队将再次孕育而生，很快，汪轶尘的名字也被列入基建队后备人员的名单中，因为从7月1日起，他的任务是到二线去执行站岗巡逻的工作，所以只能成为基建队的后备人员，同时要求他在前往二线之前，先到基建队去开展筹建的工作。

6月的中下旬，小红马已经在马群中休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仅长胖了，而且个头也明显的大了些，远远的看过去火红的颜色艳丽夺目，油光锃亮的皮毛像是在身上披着上等的缎子面料，充满着喜庆的色彩。

汪轶尘骑着小红马，胳膊上挂着长长的套马杆，肩上背着新换的自动步枪，装备齐全地朝队部走去，小红马抬头挺胸，四条腿连蹦带跳的，时刻都在准备奔跑，虽然个头还不算高，但骑的感觉却非常好，似乎人和马都显得异常高大。

刚刚走进老队部的住房中间，汪轶尘就和迎面而来的赶车把式郭有林不期而遇，两人相距还十几米远，郭有林就瞪着眼睛在急切地问：“眼镜，你骑的是什么马？这么神气！”汪轶尘说：“这回你可栽了，连它都不认识？”在对待马的问题上，郭有林从来就没有被人难倒过，他围着小红马转了一圈，边走边看，但仍然想不起来，就央求着说：“快告诉我，是什么马？”汪轶尘见郭有林急得够呛，就说：“它就是银白马的……”话还没有完全说出来，郭有林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拍着自己的脑袋，急切地打断汪轶尘的话，说：“哎，你看我这脑子，怎么把它给忘了，它是骟马群中那小儿马的弟弟，你看它的体形跟哥哥长得一模一样，颜色要比哥哥还强。”汪轶尘跳下小红马，把套马杆靠在肩上，爱抚的摸着小红马的头，对郭有林说：“还真让你说对了，它就是小儿马的弟弟，银白马的外甥，我的小红马。”然后又对郭有林说：“你一年到头也去不了几趟马群，怎么能记住那么多马？”郭有林说：“别看我不怎么去马群，队里有什么好马，我都很清楚。”郭有林对马确实有很深的感情，这会儿正站在汪轶尘身边注视着小红马，两眼充满爱抚的神情，虽然离小红马很近，但仍然觉得不过瘾，就要伸手去摸一摸。小红马见有人向它靠近，就把眼睛一瞪，露出雪白的眼仁，随后调转屁股做出进攻的姿态，郭有林连忙闪向一边，说：“好厉害！小家伙还不让生人碰？”汪轶尘说：“在一般情况下它都不让生人碰，抓它的时候躲闪得也很厉害，这一点跟它们家族其它的马完全不同。”郭有林只好同小红马相隔一尺多远的距离，一面继续对它观察，一面自言自语地说：“你看它的身子多长，前胸的肌肉高起一大块，长胖以后屁股是滚圆滚圆的，蹄子又小又陡，尾巴翘得很高，一看就知道是匹快马。”突然，郭有林望着小红马惊叫起来：“眼镜，你看它的眼睛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传说中的蛇眼？”汪轶尘说：“它的眼睛是挺怪的。”“过去就听人讲过，说有这种眼睛的马，但谁也没有见过，真是太稀奇了，长得真是蛇眼吗？”郭有林急切地问。

汪轶尘说：“倒是听我们组的巴根阿玛讲过，小红马长的是蛇眼，而且说长这种眼睛的马，是极为少见的。”郭有林感叹地说：“过去听别人讲，说长蛇眼的马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且跑得又快又远，还特别有劲，都说是千里挑一的好马。”郭有林还在专心致志的欣赏红马，突然脱口而出：“把它给我吧，我这儿有饲料，一定能养好。”汪轶尘惊奇地说：“什么，把它给你拉车用啊，那可不成，再说它的个头也小了点。”郭有林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红马看，又对汪轶尘说：“我知道你不会给的，它的个头并不算太小，要是能在队部住一段时间就好了，每天晚上让它过来吃些饲料吃，就能长得更大、更快些。”汪轶尘说：“那太好了，让我下个月去二线，出发以前都住在队部，准备基建队开工的事，晚上就过来让它学着吃点饲料。”与郭有林告别以后，汪轶尘就骑上小红马继续朝队部走，一眼就看到在队部的西北方向，也就是在去年夏天基建队驻扎的位置，又并排立起两座蒙古包，看来那儿就是基建队在出发以前的临时住地。

两个蒙古包静悄悄的连一点声响都没有，汪轶尘跳下小红马牵着它走到西边的蒙古包前，拉开包门见里面空空如也，再拉开另一个包门，同样既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看来基建队的包倒是搭好了，人还没有来，没想到自己这个后备人员，却成为第一个来报到的。

汪轶尘把小红马拴在包前的牛车上，又把套马杆斜靠在蒙古包上，然后准备到队部的办公室，去找管理员老彭了解情况。

满面春风的知青老彭见到汪轶尘就说：“眼镜，我以为你肯定是最后一个来的，没想到却成了第一个到的。”“我的羊群昨天就交了，而且得到的通知是让我先过来，参加基建队的筹备工作，就只好立即来了，没想到别的人还都没到。”老彭倒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立即问汪轶尘：“除了蒙古包以外，你们还要领什么东西，我好提前给你们做准备。”汪轶尘说：“基建队要干的是什么活儿，到现在我还不清楚呢，还是等周宏远来了，去问他吧。”老彭说：“队里让你们用干打垒的方式在吐古乐河建三座羊圈，今年冬天交给我们组去住，算是定居放牧的试点。”汪轶尘说：“这么看来，队里还真的要搞定居放牧啦？”“听说是让我们组去搞试点。”汪轶尘说：“那也不错，算是向前迈出一大步。”然后又问：“你刚才说用干打垒的方式建羊圈，干打垒是怎么回事？”老彭说：“干打垒，只是听说过，我也讲不清楚。”汪轶尘问：“周宏远是怎么说的？”老彭说：“前天周宏远就来过，只是说先要两座蒙古包和一顶帐篷，然后说还要别的什么东西，等你来了以后再拿主意。”汪轶尘听后更糊涂了，忙说：“什么，等我来了拿主意？干打垒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明白呢，还是等老周到了再说吧。”然后接着问：“这回来基建队的，都有谁呀？”“听老周讲，他点名要的是一组的许华，二组赵肖楠，三组的田野，还有四组的纪敏等几个人。”“喝，点的差不多都是女兵，干这样的活儿能叮得住吗？”汪轶尘稍过片刻又接着说：“这倒不错，把当初的老人都给挑来啦，不就成了他的老部队了？”汪轶尘向来是个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嘴上从不设岗的人，一张嘴就说出全部的看法。

老彭像是有些挑逗地问：“怎么，你有意见吗？”汪轶尘说：“这倒不算意见，反正都是干活儿的，谁来都一样，不过能把这些人凑在一起，不是刻意挑选的，就是纯属巧合，反过来说，要想把活儿干好，挑自己熟悉的老人也没什么不对，能把活儿干好，比什么都强。”老彭突然朝基建队的住地望过去，说：“蒙古包前拴的马是你的吧？你看，像是老革命在那儿看你的马呢。”汪轶尘的视线跟着转过去，果然看到老革命加登巴正围着小红马在打转。

老彭疑惑地问：“你的马有什么特殊的，能引起老革命的注意？”汪轶尘说：“我骑的就是今年的生个子，很多人都想得到的小红马。”“噢，我知道了，就是今年抢得最厉害的生个子，最后是龙德格队长决定给你的，走，那么有名的马，我也过去看看。”

加登巴五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上半身显得极为粗壮，大脸庞、白皮肤、高颧骨，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看上去是个慈眉善目的老者。从年轻的时候起，加登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始终在外面奔波，解放以后一直是在旗里或是在公社担任领导的职务，是草原上真正的老革命。加登巴识多见广，不但能讲流利的汉语，而且蒙文和汉文的水平都很高。

“小汪，来队部怎么不去我那儿报到，还让我过来看你？这可不对呀。”老革命劈头盖脸的就向汪轶尘提出质问，看样子是有意见了。

汪轶尘忙说：“还没来得及到你那儿去呢，我得以工作为重，先向管理员报到啊。”然后问：“老革命，你怎么知道我来了？”老革命指着车上拴的小红马，说：“这还不容易，全队上下到哪儿去找第二匹这么漂亮的小马，我在家门口看到它，就被它吸引过来了，我想肯定是你的小红马。”老彭看着小红马也惊叹地说：“小马确实漂亮。”“光说漂亮可远远的不够，第一是它的家谱特别好，家族里出得大都是上等的好马；第二是长相好，从身材讲具备了所有好马的条件；另外，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是，现在的表现也非同一般。”老革命赞赏有佳地说。

汪轶尘忙问：“怎么说现在的表现非同一般呢？”“5月3日，大风雪的那天，虽说它只是骑过两天的生个子，竟然和主人一起护住羊群，而且坚持了一天一夜，我讲得对吗？”老革命笑着问汪轶尘。

汪轶尘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真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老革命也笑着说：“你还不知道我的蒙古包每天会来多少人呢？凡是来队部的人，都要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还能有什么不知道的？”老彭便不失时机地向汪轶尘介绍加登巴现在的情况，他说：“老革命的家是队部这儿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听说每天光是给客人烧茶，就快忙不过来了。”汪轶尘看着老革命问：“那烧茶做饭的牛粪，还能够用吗？”没等老革命回答，老彭就抢着说：“他那儿什么都不缺，一会儿过去就知道了，他的牛粪堆是队部这一带，算上包括住在公社的所有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好多牧民都拉着整车的牛粪给他送过来，现在牛粪足够了，又开始带吃的过来，什么牛奶、奶豆腐和其它的奶制品，那样也不缺。”老革命也颇为得意地说：“这话儿讲得不错，我那儿什么也不缺，走，到我那儿喝茶去，不用担心会把我喝穷了。”汪轶尘跟着加登巴准备去他的蒙古包做客，老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便与两人告别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汪轶尘和加登巴并排走出几步，老革命又回过头看了看拴在空车上的小红马，对汪轶尘说：“小汪，还是把你的小红马牵到我那儿去吧，这地方连个人影也没有，把它留在这儿，还真有些不放心。”汪轶尘也觉得把小红马带走要妥当些，便转回身牵起小红马又追上老革命，一起朝他的蒙古包走去，心想老革命就是不一样，对什么事情考虑得都很周到。

加登巴的蒙古包坐落在队部的西侧，距办公室四、五十米开外的地方，门前的牛粪堆确实非常大，而且堆得还特别整齐，外部还用稀牛粪抹得整整齐齐，看样子烧一年也不会有问题。汪轶尘把小红马拴在蒙古包右侧的牛车上，这才迈步走进老革命的家，包里除了炉子是用土砌的以外，其它的物件和用品与普通牧民的家完全一样。

老革命正在忙着烧茶，汪轶尘独自一人坐在包中，忽然想起三年前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知青来到草原后的头几个星期。一天上午，四个大小伙子都在蒙古包里呆着，组长丹巴和巴根阿玛一前一后，走进知青的蒙古包，大家立刻就想到可能有什么事情，要让知青去办。

阿玛又推开门指前面的蒙古包，一字一句的对几个知青说：“前面那座蒙古包里住的老太太死了，你们谁能赶牛车过去把她扔掉，要是不能，我们再去找别的人。”前方的之处不远处有座单独的蒙古包，离知青的浩特有一里多地，从外表看黑乎乎的像是个破旧的包。包外从未有过畜群，孤零零的，从早到晚连个人影也看不到，甚至于连狗也没有。据说里面住的老太太是个反革命的家属，虽然也是六组的人，却把她的蒙古包单独扎在一里地以外。知青来到草原后，从不参与政治运动和派别斗争，因此，既不过问也从未光顾那个蒙古包。现在人死了，却让知青去帮助扔掉，难道就没有亲属来为她办这样的事，再说队里的牧民为什么就不能去呢？其中必有原故。

几个知青一时都想不通其中的原因，汪轶尘问：“老太太是怎么死的？”阿玛用手在脖子上比划几下，又是蒙语又是汉语，非常吃力的在说什么，汪轶尘没有明白，董天达在一旁小声说：“阿玛讲老太太是上吊死的。”阿玛这才对汪轶尘点着头，用生硬的汉语说：“对，是上吊死的。”汪轶尘问：“把她丢到哪儿呢？”“往东南走一两里地就行。”汪轶尘听到要用丢弃的方式处理死人的遗体感到非常奇特，难道对反革命和他们的家属都是采用这样的做法吗？但也不好再多问什么，心想反正语言也不通，就是再多问些，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明白。

阿玛在丹巴组长的催促下，再次询问知青：“你们能去吗？”汪轶尘一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的，就看了看三个同伴，见他们谁也没有反应，就问：“你们谁跟我一块去？”董天达迟疑片刻后，才说：“我只负责赶牛车，别的事情都不管。”两人走出蒙古包见一辆牛车已经准备好了，两个大小伙子就坐上牛车，由董天达赶着朝南边那个蒙古包驶去。汪轶尘坐在车上若有所思地说：“蒙古包本只有那么低，老太太的个子就是再小，也没办法儿上吊阿？”董天达本来就不想去，心里一直都在埋怨汪轶尘多事，怪他连扔死人的事也要答应，就没好气地说：“过一会儿不就知道了？”两人再也没有说话，一路上都很平静，牛车很快来到那个蒙古包前，见四周都静得出奇，没有一点声响。汪轶尘的心里有种怪怪的念头，想必这就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吧？忽然看到面前的蒙古包并不是特别破旧，但好像只围了里层的毛毡，并没有围外层的毛毡，所以才显得很旧，而其它的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董天达把牛车停在蒙古包前，车尾对着包门，而且离得很近，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车上，看样子根本就不想下车，只等着汪轶尘把尸体搬上车就走。

蒙古包的门虚掩的，汪轶尘伸手拉开包门，给他的第一感觉是特别的冷清，里面的温度与包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像是很久没有住人的样子。汪轶尘低下头向里观看，果然，在炉子的后面吊着个背朝外的人，脖子上的绳子系在包顶上，袍子的下摆正好遮住双腿，距地面似乎还有一寸来长的距离，就立即想到是跪着上吊的。汪轶尘走进蒙古包看了看她的双膝，估计离地面只有两、三寸高，老太太果然是跪着上吊的。

汪轶尘并不觉得紧张，朝老太太扫了一眼，见她身上穿的布面袍子并不是很旧，面部的表情也不算吓人，舌头也没有伸出来，就动手去解系在包顶的综绳，由于绳子被坠得很紧，一时竟解不开，就对包外的董天达说：“老太太是跪着上吊的，你进来吧，里面没什么，绳子坠得太紧，我一个人弄不下来，还是进来帮个忙儿吧。”董天达说：“我才不进去呢，说好了什么都不管的。”汪轶尘一个人怎么也解不开绳子，只好再对包外董天达说：“你不进来帮忙，我们就走不了，真的没什么，还是进来吧。”董天达没有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走进蒙古包，汪轶尘为避免直接碰到死者的身体，就站在她的侧面，用双手提起吊在头上的绳子，让董天达站在另一则解开系在包顶的绳扣儿，可能是因为过于紧张，还是怎么也解不开扣，情急之下就找到菜刀割断绳子，老太太的尸体“嗵”的一声摔在地上，但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姿态，她的身体早就冻成冰块了。

汪轶尘一狠心，便连拉带拽的把老太太的尸体拖出蒙古包，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扣在车上，再随手关上包门，跟在董天达身后跳上牛车，背对着尸体坐好，为了不让老太太的遗体掉下车，手里就紧紧地拽着套在死者脖子上的绳子，连一分钟也没耽搁就赶着牛车出发了，这才想到还不知老太太是哪天死得呢？

牛车在额仁诺尔一路向东颠簸，汪轶尘和董天达都直视着前方，再也不管身后的尸体会怎么样，只顾着让牛车向前快走，为防备尸体从车上掉下去，汪轶尘的手中还在紧紧地拽着那根不长的综绳。牛车一会儿在黑灰色的诺尔里行走，一会儿又在草地上急驰，行走的速度还真不慢。汪轶尘不时的朝前方和两侧观望，只见茫茫的草原前后左右都空无一人，四外也没有牲畜。大约走出两、三里地的样子，觉得按阿玛的交待到这个地方应该差不多了，汪轶尘就在一块有草的平地上撒开手中的绳子，尸体随即就被颠到车下，这才舒了口气，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董天达如释重负的调转牛车向北赶去，此后，两个人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回到知青的蒙古包。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汪轶尘才听说生活在蒙古草原的人们，对死者的安葬方式是把遗体丢弃在狼群出没的地方供给它们食用，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中应该把死者的服装脱掉，以裸体的方式抛入山中，为得是能让狼尽快吃掉。同时也得知西藏的死人是供给山鹰吃的，因此叫“天葬”；而蒙古草原的死人是给狼吃的，叫什么葬，一直也没弄明白，但是，最起码的是应该把遗体扔在狼群出没的山中。

此后，汪轶尘会时常想到当初的抛尸做的对不对，而且一直在困扰着他，让他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一度认为在特定的环境和有限的条件下，委托人既没有讲清蒙古族的传统作法应该怎样操作，也没交待要把遗体丢到更为合适的地方，只是说走出一二里地就可以丢掉。当时的作法也是按照阿玛的交待执行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汪轶尘始终也没有弄明白，那时的牧民为什么不能按照正规的方式去处理，而是让他们这些新来乍到，什么也不懂的知青去做，牧民自己不做，到底是因为害怕还是有其它的什么原因？

在一年多以后，汪轶尘首次听到加登巴这个名字，又过去半年，就和回到组里的老革命成为忘年之交，此后又了解到当初被丢弃的遗体竟是加登巴的夫人，从而让汪轶尘感到更加迷惑，当初受人之托完成的事，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不久以后，汪轶尘觉得老革命加登巴对他特别友好，这使他经常感到尴尬和不安。汪轶尘想老革命可能很早就已经知道夫人的遗体是他去丢掉的，但老革命对他的友好是出自于真诚的感激，还是大度与宽容的表示，却一直弄不明白。大家的分析普遍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有人去完成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因此，老革命对他的友好态度是感谢之情。大家越是这样说，汪轶尘就越发感到不安，因为在处理遗体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动作对死者都是不够尊重的，所以，汪轶尘一直想找个机会捅破那张薄薄的窗户纸，向加登巴表示歉意。

“小汪，你在发什么愣呢？”老革命一边发问，一边把热气腾腾的奶茶递给汪轶尘。

老革命加登巴真是个大好人，听说他被公开平反以后，从来也没有对夫人的去世，以及对后事的处理责怪过队领导或是牧业组的任何人。在去年春天的接羔大忙时期，回到队里把蒙古包搭在六组，自己还放了一群羊成为汪轶尘的近邻。等到队部的小学校开课以后，为照顾年幼的儿子，又把蒙古包搭在队部旁边，在那儿过起日子。

加登巴是受人尊重的老革命、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革命，随后又屡遭劫难，他的那匹著名的大白马也被无情的充公，奇怪的是全队所有的人，上自队领导下到普通的社员，从来也没有人碰过那匹大白马。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加登巴的大白马一直都在马群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始终是马群里最胖的马，直到加登巴彻底平反以后，大白马才重新回到他的身边。

老革命把家搬到队部以后，社员们都担心他生活上会有困难，就不断的给他送去烧火的牛粪，送去牛奶和各种奶制品，并利用一切机会到他那儿去串门做客，找他聊天、谈心。

自从老革命把蒙古包搬到六组以后，汪轶尘和老革命的关系就处得极好，两个人一直都是无话不谈，成为忘年的朋友。此刻，汪轶尘一面喝茶，一面问老革命：“你怎么不去公社继续当领导啊？”老革命却毫不犹豫地反问汪轶尘：“你怎么不回北京去工作啊？”然后才接着说：“领导早就当够了，被整了这几年，觉得挺没意思的，现在拿着国家给的工资回到基层，跟你们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今后假如实在躲不开，就出去再干几年工作，也就该到退休的年龄了。”汪轶尘总想找个机会捅破两人之间那张薄薄的窗户纸，就说：“我们到草原已经三年多了，老革命要是对知青有什么意见？就尽管说，我负责向大伙传达。”加登巴说：“我们队里的知青都是挺不错的，来了以后就在组里放牧，同牧民打成一片，关系处得也很好，这几年也为队里做出不少的贡献。我们队的知青没有一个跑到公社去参加运动的，也没有对我们进行批判和斗争，就是被派到公社去参加专案组的周宏远和小孙也算是比较温柔的。”停了一会儿，老革命又接着说：“你们知青提倡定居放牧的作法是正确的，是早晚要做的事，社会在发展，草原不能总一成不变，蒙古族牧民永远都做游牧民族的想法也不现实，但大家一时还想不通这个道理。当初，队领导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早晚都要实行定居放牧，如果能先走出一步比什么都强。不过，你们知青在定居的问题上也不能过于着急，这次让你们到吐古乐河去搭棚盖圈，就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但事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现在不同意搞定居的人还是大多数，说明大力提倡定居放牧的时机还没有到。”听完老革命的一席话，让汪轶尘感到心头豁然开朗，看来提倡定居放牧肯定是没错的，但细想起来，现在的时机确实还不成熟，仅靠二、三十个外来的知青，就想把草原的定居放牧搞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您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汪轶尘抓紧时机向老革命追问。

老革命慈祥的望着汪轶尘，微笑地说：“对小汪就更没有意见了。”

窗户纸还是没能捅破，老革命很可能在特意保持与汪轶尘之间的那张心照不宣的窗户纸，也许是他再也不愿回忆或是不想谈起那段令人伤感的往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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