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8（二）】：

上山下乡——没有路的路

我的三个哥哥，都与大学无缘。

大哥中学毕业那年，是1961年。那一年，鞍山的三所大学停了两所，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全国各地一哄而上的大学又一哄而散，差不多回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前的水平，去外地读书也不容易了，只好去当军人。幸运的是，凡是当军人的，本来就根红苗正，从军队复员，等于从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里毕业，政府会给安排较好的工作。

二哥读完中学，已经是1965年。大学招生的数量不见增加，但国家经济有一些好转，找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他到一家新成立的手工业门市上班，跟着几个年老的白铁匠学手艺。那也是一种幸运，他要是晚一年毕业，可就坏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工作也找不到了。

革命，仇视一切、排斥一切又压倒一切，这在中国已经是传统。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中国的大学被否定，所有的大学停办了，但毕业的学生不能走，要和学校里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停课闹革命。中学里的学生也不能毕业，他们戴着红卫兵袖标，手拿长矛大刀，以及抢来的军用武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领袖拼死搏斗。那些恰好在新政权建立后出生的孩子们，从刚懂事那一天起，接受了系统、完整、偏执、激进的阶级斗争教育，在他们十六七岁时，愚昧懵懂，心有恐惧，满腔仇恨，血气方刚，成了毁坏文明世界的主要力量。到了1968年夏天，革命形势十分明朗，他们为伟大领袖清除了所有的政治威胁，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他们应该解散红卫兵组织，离开学校了。

我三哥的两只眼睛都近视，三四百度，不戴眼镜。那时与现在不一样，除了特别喜爱读书的人，中学生里近视的很少，虽然三哥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但不能参加他们的武斗，他的视力模糊，看不清自己人和敌人的脸面，把武器交给他，万一误伤了同伙，怎么办哪？这样一来，他打死别人的机率，他被别人打死的机率，全都小了很多。我们家里也放心了，即使大地充满血腥的气味，即使空中飘来尸体的恶臭，也都与我们家无关。

与我们有关的，是他毕业的前几个月，政党和政府，开始做中学生毕业的有关准备。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1966年到1968年，中学里积压了三个年级的毕业生，全国的数量有一千多万人呢。也就是说，在我三哥毕业这一年，是与他前面两个年级的学生一起毕业的，人数还相当的多。

与我们有关的，就特别留意。我们知道大革命一开始的1966年，就宣布大学停办了，但现在按照报纸上说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像是就要结束的意思，这大学可能会恢复，我三哥可能会上大学呢。可是盼来的消息并不乐观。伟大领袖在一份关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文件上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拨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伟大领袖批示的时间是7月21日，所以那种革命的大学又叫七二一大学。等到它们办起来的时候，即使与真正的大学有几分相像，我三哥这样的中学毕业生，也不能直接走进校门。升学这条路，彻底堵死了。

报纸上还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所有毕业生家长的注意。文章传达了伟大领袖的重要批示，规定了中学生毕业的分配方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邻居李大叔刘大婶王大伯赵大姨都聚到我们家，一起商量这四个面向，让孩子去哪里好。商量的结果是大家都没了信心。谁都愿意去鞍钢的工厂上班，可是，你看，两年多的大革命，工厂的工人也参加了革命组织，分成对立两派，你死我活地打，最严重的时候，鞍钢的大部分高炉都熄了火，让鞍山的空气都变得干净了。鞍钢是这样，其他的工厂就更乱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生产，现在不可能招收新工人。商量来商量去，都叹了一口气，说是面向工厂，但工厂不招工，去边疆也是边疆的农村，去基层也是农村的基层，算起来四个面向，实际上只有一个，农村。

大约是那年春天，北京有了具体的消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了一个《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通知引用了伟大领袖的指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城市的中学毕业生，本来算不上知识分子，可是，革命委员会里的革命者，善于玩弄文字，玩弄概念，更善于玩弄百姓，他们仅仅把中学毕业生换了一个名称，叫做知识青年。这下就行了，中学毕业生成了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沾上了边，他们必须提高觉悟，立场坚定，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邻居王大伯是个工程师，当初在苏联学的钳工。在人少的时候，他悄悄地对我爹说，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也叫国家分配？把上千万人驱赶到农村去，在苏联就叫做流放。我爹瞪了他一眼，他赶紧闭嘴，不再说了。这样胡乱讲话，被革命者听见了，肯定要进监狱的。

问题没有像报纸上说的那样简单。如果按报纸说的，叫做国家分配，我们可以谢绝这种分配，不去农村，留在家里，和一家人同喝一只铁锅里的稀粥，过一家人贫困却又能团聚的日子。但是，一旦把上山下乡当成伟大领袖指出的革命方向，当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战略部署，那可就不一样了。凡是有中学毕业生的中国家庭，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当你面临的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就不会征求你的同意，你不自觉也得自觉，你不愿意也得愿意。

下乡的日子，定在了10月的一天。我三哥带走的东西，只有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他们在学校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在车厢周围站了一圈，神情木然，有点像几个月前，被他们揪出来游街批斗的各类犯罪分子。

 

中国的表情——我们眼中的光采

我跨着大步，追赶解放牌大卡车，一直从第七中学的操场跑到大门。很长一排卡车，行驶在秋天的落叶上。我三哥在其中一辆卡车上，向我扬起手，挥动了几下。我又跑了一段路，看见车队向左拐弯。然后，最后一辆卡车开走了。

那是1968年10月的事。短短几个月内，鞍山的三届中学毕业生，大约5万人，全部迁往农村。辽宁迁往农村的数字，大约36万，占了当年全国中学毕业生落户农村人数70万的一半还多一点。当时辽宁省的决策人物，是伟大领袖的侄子，才二十六岁，就已经在辽宁省掌握实权。他是造反派出身，年轻气盛，胆气冲天，将积压了三届的中学毕业生，整体迁往农村，强制性地、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棘手的社会问题。伟大领袖看见他侄子的方式很好，没有引起毕业生和家长的反抗，于是在年底发了一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样一来，从第二年开始，全国的中学毕业生，一律迁往农村落户了。

我三哥迁往农村那一天，留给我的最深印象，不是我三哥又瘦又长的手臂，朝着他的故乡高高扬起。所有卡车上迁往农村的人，都在挥动手臂，像是一片树林，在十月的秋风里晃动。也不是我妈脸上流淌的眼泪，她的大儿子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三儿子又被安排到农村落户去了，一喜一悲，很难控制。那也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痛苦，操场上，校门口，马路边，很多母亲在流泪哭泣。

那一天，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卡车上的人神情木然，他们的眼睛里突然就黯淡了，失去了所有的光采。送别的人们也是一样，眼睛里流露的不仅是伤心和悲苦，还有一种比伤心、比悲苦更深的东西，这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几乎要吓着我了。

1968年，是个缺乏影像记录的年头。百姓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自行车和手表，加上缝纫机。我大哥结婚时，用他从当兵五年的津贴里节省下来的钱，加上转业时发给的安家费，买了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就很让人羡慕了。照相机是买不起的，那不是百姓使用的东西，只有政府和政府办的报纸才有。但政府办的报纸，是为政府说话的，不会记录民间真实的影像。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了我三哥那批人迁往农村时的照片，拍的也是那些卡车和卡车上的他们。那时的他们，已经是与家里人告别之后，从各学校汇聚到市中心广场，在广场上召开一个十多万人参加的、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会。广场上敲着锣鼓，飘着红旗，那里的场面热烈隆重，洋溢着豪迈和欢乐的表情，让你觉得，他们被驱赶到农村，还要感谢伟大领袖，感谢伟大政府。再过许多年之后，所有的亲历者离开人世，他们的嘴巴在地下腐烂，谁还能想到，那个广场上的表情，是革命政府的表情，不是普通百姓的表情。

那些虚伪的照片留下来，成为历史，而我们看到的真实场景，由于没有照片，就从历史中消失。

由于照相近乎奢侈，那时有一个习惯，家家户户都有一两个玻璃镜框，摆放着家里所有的照片，挂在醒目的地方。我在一个同学家里，看到镜框里有不同年代的照片：1930年代，他的祖父祖母端坐在两把太师椅上，庄重尊严，目光如电；1940年代，他的伯父一家在窗前的藤萝架下，脸色很轻松，但眼睛里有一种正气；1950年代，他的母亲在炼钢炉前戴着红花，整个人显得非常单纯，非常精神；他的哥哥姐姐在1960年代的照片，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在照相馆拍的，穿着旧军装，戴着红卫兵袖标，特别神气，特别威风。那个镜框在我的头脑里印象深刻，当然是因为在那以后，或者说是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我看到人们新拍的照片，全都神情漠然。即使脸上也有笑容，也像是钢笔画上去的，很不真实。

也包括其后的几个年代，人们的眼睛里全都一样，没有了神采。

这个很普通的发现，让我感到吃惊。

后来的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一幅油画的印刷品，题目叫《1968年某月某日，雪》，又一次感到吃惊。1968年的上半年，已是红卫兵战乱的末期。当时的红卫兵分为若干个对立的造反派，他们都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刀真枪地打仗。其中一派战胜了，另一派战败了。油画描述的，就是胜利者押着俘虏走出战场的情形。我看到的画面上，没有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没有很多的血，但是从胜利者、失败者、围观者等每一组人物脸上，你看不到狂欢、哀伤、兴奋，以及其他你能想到的表情，你只能看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冷漠。我注意到其中几个人的眼睛里，还亮着一些光采。因此我断定，狡兔死，走狗烹，那一年开始的把红卫兵驱赶到农村去的运动，让那一代人眼中的光采，终于熄灭了。

这幅油画的作者是程丛林，1954年生，比我只大一岁，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时候，还不到参加红卫兵的年龄，因此还可以站在革命的潮流外面，比较冷静地观察事物。像我从一些老照片感受到人们精神之火的熄灭，他也会看见、也会感悟到很多东西。画这幅画的1979年，他二十五岁，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时候，大革命刚刚结束，政府搞了一个很有限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允许人们很有限度地反思那场灾难。那时我也考入刚刚恢复的大学，见证了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它非常短暂，只有画完这样一幅油画的时间。

这样说是不是有些主观？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在程丛林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之后，他和别人都没有再画出深刻一些的、表现那个时期的作品。因此我只能认为，像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受俄国巡回画派影响的、力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倾向的作品，在禁锢思想的年代，不应该再允许出现。有些时候，我还会固执地猜想，假如那时的有限度的反思，能够变成有深度的忏悔，人们眼里的光采，也许还能够恢复。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爱说一句话，眼睛是灵魂的窗口。它确实是反映人们内在状态的窗口。我喜欢一个词，叫眼神，其实是说人的精神状态，主要表现在他的目光上面。很早的时候，我们原来形容一个人的眼神，有的是目光如电，有的是目光如炬，也有的是目光如豆，后来，那些形容的词汇不必使用了，我们已经失去了目光。

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学者，他经历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他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专心从事哲学研究。我注意到的，是描写他的目光那一段，大意是：

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已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他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

一批屡受政治运动冲击的知识分子，比别人更早地失去了炯炯有神的目光，这并不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如果我们知道，1968年的某月某日，熊十力以一个老式学者的立场，用绝食来抗议这个时代在精神、道德、文化方面的全面沦丧，结束了他八十四岁的生命，还是会有一些感动。

中国的语言——语言的盛宴与狂欢

盛夏的一个中午，走进一家饭馆，马上被话语的声浪淹没了。那家饭馆大约五十平米，没有墙和屏风隔断，十来张小桌子，坐满了也不过四五十人，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抢着说话，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嗓音最高的是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她们站在顾客身边，顾客点一道菜，她们就吼一嗓子，报出嘹亮的菜名，让灶房的师傅听见。

我们三个人，一位年长一些，一位年轻一些，还有我，要了一些啤酒，开始聊一些事情。

年长的朋友看着周边环境，有些感慨：中国人在一切公共场合都粗声大气地高谈阔论，这已经在世界上著名，但没有很多人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前一半岁月，中国和世界的声音，没有多大区别，建了社会主义，人们的语调就提高了。

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美国垮掉的一代：朗读金斯堡的《嚎叫》，就应该在这样环境里才行，那些盛宴狂欢一般的语言，在文雅安静的地方朗读，肯定没有效果。

我赶紧把口里的啤酒咽下去，插了一句话：比起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中国人给伟大领袖的致敬信，金斯堡的嚎叫就算不上嚎叫了，只能是轻言细语。他的《嚎叫》，仅仅是当年美国文化的一小部分，阅读的人不超过一百万，我们才厉害呢，那种盛宴的、狂欢的、嚎叫的、狂轰滥炸的语言，占据了几亿人的几十年时间，统治着社会的整个文化。

于是有了话题，接下来议论致敬信的事儿。

忘了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朋友，先说起中国古代。

说是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封建社会进入专制社会，所有得到任命的官员，都不是百姓推选出来的，于是都要到皇帝面前磕头谢恩，一般来说，磕头谢恩就可以了，但也有人在当面感谢之后，再发一份致敬信。比如唐代一位姓崔的人，家里有八个兄弟，都当了大官。据说他的祖母，非常懂得孝敬老人的道理，婆婆年老吃不下硬的东西，就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总结的二十四孝之一。他有一次得到皇帝重用，除了当面磕头谢恩，到任后还写了一份致敬信，感谢皇帝对自己的垂爱。那时候的致敬信，在格式和语言上比较一致，前面必定有一两句称颂皇帝，怎样英明智慧，结尾总是臣某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看那语言，就是跪在地上写的。

另一位朋友，说的是现代世界。

他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大概是《古拉格群岛》吧，写的是苏联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年代，让人们永远恐慌的记忆。比如，区里开党代表会议，前任书记进了监狱，新来的书记主持会议。会议的最后一项是宣读向斯大林效忠的致敬信，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再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手掌麻木了，喉咙发痛了，然而，谁敢停下来呢？要知道，也有斯大林的密探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会第一个停下来。一位造纸厂的厂长是最先停下来的，当天晚上他被捕了。还有，电台里常常没完没了地播送给斯大林的致敬信，一名自来水厂的工人不愿意听，在没人注意时悄悄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后来被邻居告密，判刑八年。

那个中午人声嘈杂，谁也没有在意我们的谈话。我们的话题很顺畅，像一杯杯倒进胃里的啤酒。萨义德说过，挖掘出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现在，这家小饭馆里的低价啤酒，在几个知识分子的胃里，轻轻荡漾。

说起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包括给革命领袖写致敬信的方式。共产国际从苏联发来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随后，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个人崇拜也开始了。比如，1939年初，延安地区的报纸刊登了给他的致敬信，以这个革命地区所有党政干部和全体民众的名义，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十年后改朝换代，给他的致敬信越来越多。1967年到1968年，致敬信成批量出现，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每一个学校、工厂和城市农村的基层社会，都成立了他老人家提倡的革命委员会，都要向他老人家表示忠心。那种革命委员会，由实行军事管制的军队领导、挑选出来的革命造反派、重新启用的领导干部联合组成，代替各省各市原有的党派、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几套班子，类似于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政权突变时，仓促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但仅仅是类似，性质并不相同。

那时中国将近三十个省份，每个省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致敬信，全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些致敬信，有的也叫致敬电，不仅发在报纸上，还编成各种版本的书，供全国人民一遍遍反复学习。

没有多久，学校里的语文课上，那些抽调各地写作高手精心写出的致敬信，成为我们必须学习和背诵的教材。虽然它们都是固定的套用格式，但全都情绪饱满、文采洋溢，比语文课本里的所有课文，更深地影响了我和那位年长的朋友，影响了我们许多年月里的思维和语言。

许多年之后，让我们略感惊讶的是，那些华而不实、空话连篇、不着边际的狗屁文章，我们还能背诵出它们的一部分。

朋友先起个头，背诵了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给伟大领袖的致敬信：

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句话，万句话，说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千支歌，万支歌，唱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千言万语，千歌万曲，凝成一个最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立即跟上，背诵了黑龙江省写的致敬信；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今天是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驻军部队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最盛大的节日。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最最热烈地祝福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千遍一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下来还是朋友，背诵了贵州省的：

毛主席呀，毛主席！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们对您的衷心热爱！我们欢呼我们跳跃，千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展望未来，无限光明。贵州山上山下，必将风展红旗如画。让我们高举起双臂，引接崭新的、红彤彤的、处处闪耀着毛主席思想光芒的新贵州！

稍停了一下，我想起了福建省的致敬信：

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亲。紧跟您就是方向，紧跟您就是幸福，紧跟您就是光明，紧跟您就是胜利！敬爱的毛主席！条条江河归大海，朵朵葵花向阳开。福建前线一千七百万军民，红心永远向着红太阳！想着您，我们心明眼亮立场坚！想着您，我们志高胆大方向明！想着您，我们浑身上下添力量！想着您，我们昂首阔步永向前！我们千万颗红心，汇聚成一个最美好的心愿：做一个无限忠于您的革命战士！我们最最衷心祝愿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朋友想了想，没想起新的，又背诵了一段黑龙江省的：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焰无比，威震四方，沉重的打击了苏联修正主义和美日反动派，粉碎了他们妄图从黑龙江省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阴谋，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威风！让苏修和美日反动派以及国内那些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在我们英雄人民的伟大胜利面前哭泣吧，发抖吧！

这时，年轻一些的朋友示意我们，赶紧停下来。我们这时才发现，我们背诵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周围的声音静下来了，人们都抬起头，像盯着怪物一样，紧张、严肃地盯着我们。

也许，我们真的是什么怪物。

即使我们改变了那种思维和那种语言，我们的内心习惯了的那种嚎叫，还没有远远离开。

日本的革命——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列宁领导的苏联革命，在世界上有过强大的影响。那时中国的蒋介石，也想带着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还特意跑到苏联去考察了几天，结果看出了他们的破绽，在冠冕堂皇的宣传背后，是残酷无比的社会暴力，是水深火热的民众生活。可是，当时有不少国家的人都去了苏联，有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作家，很多人仅仅看到了假象，成了暴力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截然相反的考察结果，曾经让我迷惑。中国人喜欢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才说对了一半儿，眼睛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的。

我的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人的立场不同，导致情感不同，于是，只能看见情感中愿意看见的事物，不想看见的，就被自己的目光遮蔽了。比如那些期望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人，那些想用较小成本谋取较大利益的人，都是因为固定的立场，带来固定的视角，看不到世界的开阔和事物的完整。我忽然想到，我的年龄在不断增积，身边的空间日渐冷寂，当我的《自传与公传》写完之后，如果没有重要的写作，可能不再选择那灵活移动的、不受遮蔽的立场，我会考虑加入一个宗教或党派，在拥挤的人群中相互取暖。

现在，我回忆和描述的1960年代还没有结束，在那个年代里我还是个正在成长的少年。那个年代，二战以后出生长大的一代青年，对前一代人战乱苦痛的记忆很少，对前一代人拼死维护的平稳生活，感到束缚，心中厌倦。他们很像泼在地上的水，寻找每一个流动的方向。他们发现世界上最不平稳的地方，是亚洲的中国，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并且取代了改革开放的苏联，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他们就通过本国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到中国来考察学习。这样一来，几十年前的事情又简单地重复了一次，像当年考察苏联的人们一样，他们同样的立场，看到同样的假象，同样成为暴力革命的拥护者，还想把中国的暴力方式，引回自己的家园。

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日本——这个满脑子东方思维、一心走西方道路的奇特的国家。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在二十世纪里，交恶或交好，总是出乎别人的预料。中国新政权免除了他们巨额的战争赔偿，释放了他们邪恶的战争罪犯，在文化大革命的八个样板戏里，没有一部是专门针对日本侵略者的，这让全世界都感到意外。更让人意外的是，大量日本青年的心中偶像，竟然是中国毛泽东，敢同美帝国主义对抗的伟大领袖，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里，有对当时日本青年人的描述。上万人汇聚一起，挽着手挨着肩，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各地的大街小巷。除了反美之外，他们还反对苏联。另一位日本作家的小说里描述了幻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当谋求霸权的苏联入侵中国和日本，无数日本青年怀着对中华文明的热爱，远赴中国投身到战争之中。中日联军拼死搏斗，战胜了苏联军队。

日本的电视台，经常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当然，那些摄像记者能够拍摄的，都是中国特意安排的、没有残暴死亡的镜头。中国红卫兵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在日本很快发行了几十万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的唱片，比现在的走红歌星卖得更多。如果你恰好在1968年时访问日本，你会看见抢购毛主席著作的人们，从书店里面，一直排到书店门口。那些激进的日本青年学生，组成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编印了他们的红卫兵战报。他们将毛泽东的画像高高举起，将“毛泽东思想万岁”写在旗帜，将毛的语录用鲜血写在横幅上。他们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他们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与“造反有理”的口号，烧毁警察的车辆，同警察展开肉搏。他们读毛泽东的“老三篇”，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还想组织农会，把土地分给农民，发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像是架在火上的木材，被身外的热量点燃，再释放出自身的热量，那些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相信马克思“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世界。他们中的有些人，跨海偷渡到中国，学习游击战术，支援世界革命。还有些人仿照中国的红军，建立了日本的赤军，高喊着“反帝爱国、革命就是屠杀与破坏”的口号，从武装斗争发展到恐怖活动。

我读到的一篇文章，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暴力革命与恐怖活动的关联，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文章说到日本赤军的纲领和理念，他们相信，实现革命的途径就是进行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由于目标是崇高的，所以任何恐怖主义行动，无论多么残忍，无论多么鲜血淋淋，也不论是何人受害，在他们眼里都是无可非议的。

赤军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被西方国家列为日本第一个国际性的恐怖组织。

1970年，他们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机上有13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1972年他们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劫持两架日本飞机，导致24人死亡、76人受伤；1974年，他们袭击法国驻海牙大使馆；1975年，占领了美国和瑞典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美国总领事被绑为人质；1977年，他们劫持了一架由巴黎飞往东京的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要求日本政府释放被捕的赤军成员并勒索巨款；1988年，他们攻击了美国在那不勒斯的一家劳军联合组织的俱乐部，造成5人死亡。

后来，在日本警方的严厉打击下，赤军逐渐销声匿迹，大部分领导成员逃到了中东。他们的恐怖活动历时三十多年后才正式结束，那时已经是2000年的年底，他们最重要的领袖，五十多岁的“黑发魔女”重信房子，从中国返回日本后被捕。她在被捕的第二年，宣布解散赤军组织。“在过去的特殊时代和情况下，赤军所做的代表人们的需求，但是现在，我将解散日本赤军组织，在法律之内继续奋斗。”我们的世界少了一个恐怖组织，多了一份安宁与和平。

但我的记忆里，会永远留着一位日本妇女的哭喊之声——我知道的人间最为悲惨的声音，能够穿透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那是在他们成立赤军的几年之后，中国和美国建交了，他们的革命导师毛泽东的手，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的手，握在了一起。这个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给世界各地的“毛泽东主义”运动泼了一瓢冷水，日本的革命青年感到的强烈震撼，与他们的父兄在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时的震撼，完全可以相比。趁着这个时机，日本警方包围了浅间山庄的赤军，劝说他们放下武器。一位赤军成员的母亲在现场呼喊着，要他的儿子回家：“时代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结果孩子没有回家，他在绝望中向母亲开了枪。

毛主席交给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可是，他们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查了一下资料，那位日本妇女的名字叫吉野淑子。不管他儿子的子弹是否击中了她的身体，在那些子弹发射出来之后，她的心，她的生命，已经死了。

可以不读川端康成

1968年10月。

瑞典，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

这个庄重的皇家礼堂，骄傲的文学圣地，多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娱乐的因素：一些妙龄美女，穿着鲜艳的日本和服，捧着绽放的应季鲜花，向颁奖台上一位老者，齐刷刷地投去她们看见天神般的惊喜目光。

那老者也穿和服，瘦小身躯，六十九岁，日本作家，是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叫川端康成。同样令人奇怪的是，川端康成的获奖演说，是自有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最漫长的演说，却连一句与获奖有关的话也没有，倒像是一位进入角色的演员，朗诵起一段又一段古典的日本诗歌。

按他六十九岁的年纪推算回去，他出生在1899年，两个世纪的连接处。

那是个病痛横行的年代，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还要很多年才能发明出来。这个不幸的事实，让他在三岁之前父母双亡。当然还有更多的疾病，潜伏在人们的身边。他七岁时祖母去世，十岁时姐姐病死，十五岁时又失去了他的祖父，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这个穿着孝衫长大的孩子，孤独地长大，先在大阪市读完中学，考入高等学校，后来到东京帝国大学读书。他的小说写作，大约是二十岁之前开始的。

那还是个战乱猖獗的年代。对于他的祖国，他的民族，狭隘的爱国主义，正是军国主义的摇篮。以我有限的历史视野，只能从明治维新开始叙述，按照一般的说法，日本进入现代社会，此后经济上的发达，地理上的局限，殖民潮的影响，爱国者的鼓噪，还要加上军国主义扩张势力的阴谋，把日本一步步推向侵略战争的罪恶深渊。到了二战时期，日本人发起的战争，几乎让整个亚洲的大地上，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在战乱背景下成长起来，又开始刻苦学习写作，然后进入最佳状态的川端康成，在他的小说里会怎样见证这一段历史？面对战乱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不论是不是自己的民族造成的，一个作家应该抱持怎样的态度？

可是，在我读到的川端康成小说里，那场灾难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轻轻地被他绕开了，像绕开一丛带刺的玫瑰。甚至，他还绕开了连年战争带给日本百姓的沉重负荷，一直沉浸在敏锐、纤细、哀婉、常态与变态的爱情故事里。很多研究川端康成的人以为，在军国主义政府强横暴虐的时代，必然要求作家用写作来歌颂战争，像他这样保持了安静和安稳心态继续写作他的风花雪月的言情小说的人，是对非正义战争的一种否定。

但是我知道，他有两次经历，至少可以表明，他在撰写小说之外，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或者一个敏感的人。

第一次是他应日本关东军的邀请，到了他们占据的中国东北部。满洲国，那个建立不久的国中之国，辽阔的、神秘的、急速发展的地方，还有那个看起来年轻有为的溥仪皇帝，都深深吸引了他，他觉得那里有很多的文化事业可做，还想定居沈阳。巧的是，在日本准备挑起更大战争的前夕，他得到了军队中的朋友通报消息，就迅速返回日本，没有陷的更深。

还有一次是受政府派遣，他穿上浅褐色的军服，深入到日军的兵营采访，撰写歌颂战争的作品。碰巧和前一次一样，也有那里的军官提醒他，战争将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要着急动笔。结果几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因为没有发表作品而远离了战争罪恶。这样一来，在日本读者和外国读者眼里，他还是个置身战争之外、注意洁身自好的作家。

我读川端康成的经历，一边为他感到侥幸，一边又为他感到遗憾。遗憾的是，没有从他那里，看到一位作家或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丹麦有位哲学家说过，“那些不反对战争的人，就是战争的帮凶”。对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要求，对别人或自己的要求，可比川端康成严格多了。

也许这种严格，不能广泛地用于陷于战争之中的一代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当代人的事情，往往需要下一代人去反省。实际上也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做出了比较深刻的反省，二战后出生的德国青年，才开始忏悔他们父辈的罪恶。他们能看到人类的自身弱点，反对国粹主义，也检讨爱国主义，认为犯有战争罪恶的日本和德国，只有寻求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接受普世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开阔视野，才能被世界原谅和接受。

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我不再过高地期望，川端康成那一代人能够反省和忏悔了。但是，读到他的小说《千羽鹤》里文子的话，“给后人留下反省和后悔，将会成为死者的沉重负担”，我还是吃了一惊：这是那一代人真实的想法么？无论坚持多久，他们终归会辞世而去，包括他们的纯美与极丑，至善与大恶，终归要化为流水和尘土。他们不想肩膀上沉重，我们就不能反省往事？假如我们失去了反省，这个世界又如何改变？

除了这些难以洗净的污渍，川端康成的小说，达到了较高的成就。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给了他这样的评价：“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这也是川端先生的天赋所在。

如果我是诺贝尔评价委员会的委员，会在投他一票前反复琢磨。从我的阅读来看，他的作品细弱无力，意义不足。但是在亚洲，他，还算是个突出的作家。这次评奖的前几年，有欧洲的两位作家，萨特和肖洛霍夫获得1964年、1965年的诺奖，接下来，欧美好像不再有特别突出的、遥遥领先的作家了，正好可以搜寻一下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于是1966年的奖项颁给了两位并列的犹太作家，1967年的给了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接下来，总要考虑一下亚洲大陆了吧？

将近七十年的评奖，那么大的亚洲，才有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人获奖。中国作家是没法考虑进去的——在1968年之前的二三十年，中国巨大的社会动乱，连个像样的作家都找不到了。而日本呢，自东京奥运会以后重返国际大家庭，至1968年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排名第二的国家。可以考虑的有三岛由纪夫，那几年多次获得提名，但他还年轻，在写作上没有摆脱他偏狭的政治倾向。还有大江健三郎，写出了一批有国际水准的作品，但他的年龄上比三岛还小，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呢？川端康成，还行，勤勤恳恳地写了五十多年的小说，掌握和融汇了东西方小说的写作方式，不仅成熟，而且很成熟。如果我是诺贝尔奖的评委，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会投他一票，算是给他的机遇吧，算是向亚洲的致敬吧。。

获奖四年后，川端康成自杀而死，七十三岁，没有留下遗书。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