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校女附中
作者：敏一鸿
|
|
|
|
| |
|
|
| |||
|
|
| |||
|
我与母校女附中
作者：敏一鸿
|
|
| ||
|
| ||||
|
| ||||
|
我与母校女附中 ——写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 1967年12月9日那个严冬的早晨，我和初三的8位学姐在校门口集合，我们一行9人是女附中最早自愿报名赴北大荒的学生。学姐们叫我“初二小孩儿”，我是老初二（4）班（初1967届）学生张鸿敏。 我们9人清一色穿着政府新发的蓝色棉袄棉裤，在棉布紧缺的年代，这就是迎战北大荒冰雪严寒的全副铠甲。 一辆大公共汽车专车开到女附中门口，上车再看一眼校门，与母校告别。从这里出发走上社会，至今50年。专车陆续载上附近几个学校的同学，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之后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与各校更多赴“北大荒”的同学汇合。等着上火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说是因沿途城市有“武斗”，列车不能正常运行。下午，站台上送行的亲友和同学越聚越多。 瘦小的我在同学全力助推下拨开人群，挤上火车。和我同样瘦小的数学老师马成瑞帮我提着那只褐色旧皮箱。因为人太多，她提着东西上不了车，只好把箱子从车窗递进去。 灰蒙蒙阴冷的天空下，人头攒动。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松开与车下马老师握着的手，16岁的我挥别送行的人们，告别北京，奔向冰天雪地不可预知的未来。车过山海关后，又给每人发了一顶军绿色羊剪绒护耳棉帽，顿时更增加几分出征的雄壮。 马成瑞老师，您好！ 近半个世纪以后，我用Google搜索母校信息，看到特级教师榜上数学老师马成瑞的照片，惊喜万分，遥致问候——马老师，您好！53年前，我这个13岁的准新生在女附中门前与您相识，促膝聊天。转眼50多年过去，老校门早已不在，桃李满天下的您，笑得那么开心！ 我上小学时，只知道当时北京实验中学是取分最高的最好的女校，就把她当成自己冲刺的目标。到我考中学的1964那年，校名改回早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我一直不知道学校在哪儿，直到1964年8月收到《录取通知》，才知道学校地址。正值暑假，好奇心胜，我在炎炎夏日一口气走了五站（公共汽车）路，拐弯抹角找到新学校。太阳西斜，红色大门紧闭，只开着一扇小门。值班的田大爷看了我手里的《录取通知》，准许我往里多走几步，观望一下校园。 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走来，瘦瘦的，南方口音。得知我是来看学校的新生，说“我叫马成瑞，去年从师大数学系毕业来咱们学校的”。我们促膝坐在校门前的水泥地上，竟聊了好一会儿。马老师后来并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却成了我的朋友，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之一，这是后话。
能考进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女生的骄傲。戴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徽走在街上，会引来赞许或羡慕的眼光。开学的日子，异常兴奋。初一教室在北楼，迎门一面硕大的方镜，镶在古香古色有敦实底座的紫檀木框子里，照着门厅里一群寻找自己班级的新生的身影。 一位穿着淡绿色丝绸短袖衫的同学笑盈盈走过来，月白色半圆形发卡拢住稍稍过耳的头发，“我叫初伯力，伯力是地名，就是哈巴罗夫斯克。我爸是空军，我弟弟名字也是地名，叫初白令，白令海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班同学。此后许多年，每每在地图上看到伯力和白令海峡，我还会想到初伯力向我通报姓名的时刻。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以后，伯力这座城市竟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女附中百年校史与“十月革命”百年正好同步，这100年里，学校和师生们的经历也都深深刻下共产实验的年轮。据校史记载：女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随北师大和北女师大合并，改为师大附中女部。1937年改为北师大女附中。中共建政后，与解放区的华北育才学校女部合并。1955年改为“北京实验中学”。1964年恢复为师大女附中。 因为1949年母校有来自红色根据地的华北育才学校女部汇入，我们入校时，教职员工中有一部分骨干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学生更是高干子女云集。我刚进女附中，就发现有些新同学互相早就熟识，她们来自“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小学是“育英”、“育才”、“育鸿”、“八一”。“你爸是几级？”“我爸是X级”……这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她们聊着自己原来的小学：全日制上课，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谁与谁是好朋友。 报到的有些手续要到南楼去办。南楼是办公楼，大会议室、校医室、各科教研组办公室都在南楼。一进门正面是长方形木质屏风，鲜红油漆底色上的金字是刘少奇的手书题字。行书繁体字不太好辨认：“同学们应当立大志，攀高峰。这不只是为了个人，而首先是为了大家，为了社会”。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已先后从我校毕业，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本校上学。我入学后第二年，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入校就读，渐渐知道更多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学。故此，来自平民学校的学生难免会有“边缘”感。 我1958年上小学，那年“大跃进”，事事改弦更张——小学划片就近入学，课本一律改为简体字，注音字母改为汉语拼音。家里给予我的“学前教育”事倍功半。 我在名不见经传的西城区石碑胡同小学读书6年，全校共有6个教室，每个年级有两个班分别在上下午上课，叫“二部制”。不上课的那半天，就近组成“学习小组”在同学家做作业。在这样的小学里，孤陋寡闻，从没听说过有“音乐教室”这回事，上音乐课时，一台沉重的风琴从来都是由几个大个子同学抬着搬来搬去。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些出身非高干家庭的学生能凭分数进入女附中，应该属于幸运儿。同年级就有分数不够被“照顾”进来的，例如初二某班“老革命”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成绩好，据说录取时够分数；妹妹成绩差，是“照顾生”，学习一直跟不上，“照顾生”的名头也就如影相随。得知我校有“照顾生”，想想后怕，多一个“照顾生”，就挤掉一个“合格生”，有谁知道被挤掉的优等生姓甚名谁哪！ 再后来知道，我进校后的第二年1965年，随着全社会“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录取新生更加重视“阶级路线”。因此到1966年“文革”血统论猖獗之时“查三代”，1968届初一和高一的“黑五类”比别的年级少得多。 由此看，我是特定时间段实行部分“择优录取”的受益者，如果晚一年，我可能根本进不了女附中。我的幸运，仅仅靠着哪怕多少能有一小点儿局部的“平等”，就成了我的一线天。 小学6年成绩一路领先的我，在师大女附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来自各校的优秀生汇集，更有早早赢在起跑线上的同龄人。同学中书法好的、外语好的、会拉手风琴的，会画广告画的，个个令我惊讶，自叹弗如。 我的优势在语文，初一和初二第一学期都是语文科代表。在朗诵和作文方面，得到语文老师郑锦章的鼓励。记得观摩教学，教室后面坐满外校老师，郑老师让我朗读《哈密瓜的故乡》。在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的1965年，郑老师领我到初中不同年级的几个班巡回朗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片段：“起风了，满山的枫树抖动着身子，鲜红的枫叶飘落下来，一片又一片……”。 初二教室在南楼，门厅左首东墙上，大半面墙是全校作文展览园地，木板墙报的刊头《学园》两个特大号墨笔字饱满而富于美感。各年级语文老师推荐的作文定期在这里更新，每篇几页稿纸叠着钉起来，再用按钉钉在木板上，便于翻看。《学园》总能保持有二、三十篇范文。课间与各年级同学聚在这儿，仰着头欣赏不同风格的新作文，是我一大享受。作文能上《学园》，意味着一种肯定，我也几次入选。 印象最深是郑锦章老师在课上申明“命题作文不准许写诗歌体”。一次课上，我写完作文，看看时间还多，就以同样题目多写了一篇诗歌体附后，后者居然上了《学园》！那份意外的惊喜与得意，至今没忘。更谢恩师早年栽培，人生后30年得以采访播音、记述写作为业，深受其益。
初一共6个班，学校规定前3班学英语，后3班学俄语。母亲知道后，刚开学就陪我去过学校，希望把我调到英语班。学校答复：所有学生都不能调班。 初一的俄语老师是马新云，圆脸，大眼睛，以浑厚的女中音读出每个单词。最特别的是她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突突突突”来上班，她是学生心目中的传奇——鲁迅的儿媳，在苏联买的摩托车。初二的俄语老师是裴静英。初二那年，课程改革，取消了原来初二的几何和化学课，安排到初三再学，而数学课内容与外语课课时在初二学年加强。 离开女附中13年后，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公共俄语班，开学测试班里学生程度，以决定教学起点。老师采用的办法是，他读出中文单词，同学抢答俄语怎么讲，或者老师读出俄语单词，学生抢答中文。想不到当过10年知青学业荒废的我，竟然能抢答出不少。十几年不复习居然没忘！连自己都惊奇，唯有感谢女附中二位俄语老师教练的“童子功”。 离开女附中18年后，我以俄语通过全国研究生公共外语统考，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离开女附中25年后，我有机会在俄国莫斯科生活了20个月。每有当地人夸奖我这个外国人俄语发音还不错时，都是对早期教我俄语的女附中老师们的夸奖。谁都知道，学习外语，发音先入为主。 离开女附中30年以后，我在美国西部一个城市意外遇到初二时的俄语老师裴静英，她已退休定居美国享受天伦之乐。欢聚畅谈之后，我与她的女儿、孙辈们合影，记录下这人生难得的巧遇。 离开女附中34年以后，我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马新云老师家的电话号码，再次听到中学记忆中马老师那亲切浑厚的女中音。随后我采访了她的先生，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人物——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之后制作播出了上、下两集专题节目《<鲁迅与我七十年>与作者周海婴》。
走进女附中的学生，谁没有美丽的梦想？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大操场边锅炉房背后的高台（那里常常作为集会的讲台）上，同学们演讲的题目是“女附中学生的理想”，有同学说要当女作家，有同学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还有人说要当中国的女总理、女部长（倒是没人敢说要当女主席），后来激烈辩论起来——究竟做什么对中国贡献更大？…… 无论如何，走进女附中的学生，潜意识里觉得咱学校直通着大学的校门，虽然知道中间还要经过一次高考的统考，也有被淘汰到低分高校的可能，但自信那种可能不会属于努力着的自己。所以，大家只是纠结于从这里毕业后该进哪所大学的校门？该学哪个专业为好？ 我们初二（4）班教室在南楼正门左转右侧第四间。全班同学走进这间教室的时候，万万不会想到我们今生今世只有初二，没有初三，这是我们中学时代的最后一间教室，最后一站。我们将在这里告别中学时代，其中大部分同学，今生再没有重新走进学校的机会，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1964年入校后不久，开始学习“教育方针”，政治空气渐浓。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上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往农村派工作队搞“四清”。舞台上在演《箭杆河边》，银幕上在放《千万不要忘记》（意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课枯燥的内容被日益提升到高于重于其它一切课程的位置，乖乖牌好好学习的女生头脑，被越来越拧紧“阶级斗争”的发条。 1965年底到1966年初，社会上阶级斗争气氛更浓。报纸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样已经在报刊上越来越高频率出现。班里气氛有明显变化，升入初二开始有人申请入团，高二（4）“姐姐班”派来的李辅导员开始跟同学“一对一”谈入团、谈出身。听话听音，我听出虽然她肯定我的优点，但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好像属于必须被特别严肃对待的一类。 入团，原本在我看来，意味着优秀与成熟。女附中校徽上加一枚团徽，可称当年北京女中学生最完美、最令人艳羡的“标配”。我的同桌于同学最早入团。她年龄稍大，少年老成，很少说话，即使老师上课提问叫到她，她站起来半晌不说话，老师只好让她坐下。看她佩戴上大家羡慕的团徽，团员标准在我心里突然变成一团迷雾。 大约同一时期，我们班的“干部”和“班务”有一次较大“驿动”。我稳稳地当了一年多的语文科代表，不知怎的就换成由外号“学儒”的同学担任。“学儒”语文成绩确实不错，但我也还算领先，而且我并没有失职啊。不久，“学儒”也入团了。 于同学和“学儒”的共同点是父辈都有非同一般的红色革命资历。一些同学的手里开始出现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都是红色家庭从“内部”得到的，不时在同学眼前晃一晃，显示着一种优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2日中午，我们初中几个班从郊区的苗圃劳动归来。与以往一样，女附中学生队列所到之处，歌声整齐嘹亮，只要有同学起头，大家立即跟上，好像没有不会唱的革命歌曲。劳动既已结束，疲劳得到放松，歌声分外高亢。 初二（2）班的高红十同学在领唱“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大家立即跟上“做革命的接班人！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歌声与强有力打着拍子的整齐步伐声在街道两旁的大楼间回响，学校已经很近了。 唱着歌凯旋般走进校园的我们，瞬间惊呆——礼堂外、锅炉房高台、宿舍楼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最醒目的一张大字报署名是“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她们是全校知名的凤毛麟角的高中学生党员。 从此全校停课，继而全北京大、中、小学停课。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非战争时期全国所有在校学生无课可上、无学可升的时代被我们在中国赶上了！我们停止在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年级”，因而后来有了共同的称号，中国的前所未有的专有名词——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
1966年7月底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贴在礼堂、南楼和宿舍楼门口。“拼爹时代”的肃杀与恐怖气氛充斥校园。 我的父亲是1937年至1946年全程参加抗战的国军军人，我的“家庭出身”在文革血统论的归类中属于“黑五类”中的“最黑”。1966年8月3日晚，几个同学到我家通知“明早一定要到校，否则格杀勿论”。 第二天的教室里，课桌贴着三面墙摆放，凹处有几排椅子。班里40多名同学一夜间被分成三类：20个“红五类”同学（父母至少有一方1945年以前加入中共）坐在椅子上；10个“黑五类”同学一字排开，被一根长绳拴住，站在放讲桌的水泥台前，背向黑板，面朝大家；其余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同学坐在地上观看，不能动手，但要参与揭发批判。“红五类”则有充分的“革命”权力，对“黑五类”尽可打骂斗争。 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的险恶，从13岁到15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提交、揭发，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聊以自慰的是，10个“黑五类”无一例外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批判一再交替。 同班同学，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和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要我们揭发父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女孩子最珍爱的自尊所遭受的践踏，言语难表。 那天，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这样的“批斗会”。中午，高中的黄同学开门通知我们班红五类头头说“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班头头接着要求我们明天上午必须到校。
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副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搡，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在大操场上被批斗殴打之后，卞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们被带到另外的地方，有人跟去，有人走散，原来押着我们的“红五类”们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魏同学、崔同学和孙同学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人体和动物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校长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目击者不多。 8月6日，高中学生党员刘进通过校内各教室喇叭广播，告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进邮电医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医院前已经去世。 卞校长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卞校长是老革命，她是红色革命的参加者，也是被红色革命吞噬的受难者。
卞校长死去的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是最高统帅对暴力殴打和杀戮表示的认可。这段著名的对话通过广播、电视和报刊迅速传遍中国。 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各地，又有许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己学生的棍棒拳脚之下。文革“红八月”是暴力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仅仅这一个月内，北京的红卫兵小”就打死1772人。 从6月2日全校停课到8月4日同学群殴斗争同学，8月5日学生群殴斗争校领导，（详忆见敏一鸿：《卞仲耘致死案钩沉与省思》一文），再到全社会“红八月”的恐怖杀戮，我亲见红色中国在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文火慢功”之后，短短两个月燃成熊熊烈焰，红卫兵学生包括文弱女生变成行凶暴徒的全过程。女附中与众学校不同的学生来源所具备的“通天”特点，使它成为中国政治生态大版图的一个小缩影。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一些红五类同学的老革命父母被打成“走资派”、“黑帮”，一夜间就变成了“黑五类”。就血统来说，其类型和颜色本来有与生俱来、生而不变的固定性，但在荒唐诡异的政治游戏中，血液也可以一夜“变色”。文革最早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老革命笔杆子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夜里自杀，成为最早的以死相抗者。女附中同学们注意到邓拓的女儿初二（2）班文弱的邓小虹同学在校园里一直表情凝重一脸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红领巾。 后来，刘少奇、邓小平分别成了“中国第一、二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女儿、女附中初一（2）班的刘亭亭同学和邓小平的女儿、女附中高一（1）班的邓榕同学从最活跃、最红的“红五类”，一下子变成沉默的、最黑的“黑五类”。她们人生的大起大落，为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残酷荒诞的血统论拼爹时代做了最经典的注脚。
学生群体施暴，殴打斗争校长、老师和同学，正常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被疯狂践踏。登峰造极的邪恶，假革命之名，美其名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资产阶级的反”。这是古今未有的邪恶一页，先写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进而写在全中国1966年的历史上。 然而，即使在最残酷无情的文革铁血年代，在师生关系对立、人人自危、不敢“沾黑”的“阶级斗争”险风恶浪之中，仍有一些老师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关爱被压制迫害的学生，包括从未教过我们班课的老师，我非常珍惜这份记忆。 1966年，先是我母亲自杀，后是我在班里挨斗，紧接着卞校长被群殴致死，我越来越恐惧自危，我知道了“说话”和“写日记”何其危险，我烧掉了自己自小学三年级以后连续5年的日记，我以沉默不语应对凶险的环境。 体育老师张婉蓉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满脸慈祥，她主动接近我说“看你这活泼开朗的孩子，一下子变得这么孤僻”。“孤僻”这词，从小学到初二，8年里在所有老师给我的评语中从来没出现过。张老师常常到教室来，坐在我身边跟我聊天，让我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怜。 数学老师金元没教过我们班，在师生关系紧张的日子，她那乐观爽朗的笑声，总让我感到她是可以信赖的，是随时能帮助我的大朋友。生物老师白正衡负责帮助准备上山下乡的同学与外界联系，有问必答，辛苦耐心。我在女附中认识的第一位老师马成瑞，一直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马老师在文革中对我关心最多，时常一起聊天，有时还让我到附近教工宿舍她的住处坐坐，直到把我送上奔向北大荒的列车。 在下乡后10年里不多的按日掐算的“探亲假”回北京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看望马老师，也看望过其他几位老师，一次次唤起我在腥风血雨年代里那不多的温暖记忆。
1967年春，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进校军训，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稻草和麦秸铺在教室里，秸秆通铺中间留出一小条下脚的地方。全班同学都住进教室，人挨人以各自窄窄的褥子为界，划出每人的“领地”。 个头很高皮肤黝黑的装甲兵排长冯天发自我介绍，特别把装甲兵说成“庄稼兵”，说自己来自农村，是庄稼人。他常常队前训话，或盘腿正坐在秸秆上跟大家促膝谈心。 中国领袖毛泽东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当时学生崇拜毛泽东，也就崇拜解放军，专心听冯排长讲话。目不转睛看着他，很快记住他的特点，包括他那显然一说话就太过频繁眨动着的不大的眼睛。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重温旧事，想象着当年驾驭装甲车的20多岁的庄稼兵，忽然被派到40多个清一色16岁花季女学生中间担负教导责任，坐在她们的铺位旁循循善诱，会是怎样的心情？有着怎样的怪诞？ 写到这里，还是忍俊不禁。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觉得可笑，严肃是绝对的主旋律。无论如何，冯天发排长是个尽职尽责的客串儿老师。 显然，他也清楚知道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他们来执行军训的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括否定“血统论”的对联，给“黑五类”指出唯一的光明大路——听毛主席的话“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尽管冯排长给我和同学们的印象质朴可信，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自己仍被锁定在“黑色”一族，无可逃遁。
“黑五类”的黑色在我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我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黑暗世界，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附丽于光明和进步的事业。内心简单的推理是：工人和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祖国，与他们相结合没有什么不好，只要用吃苦受累就能“洗白”自己，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属于黑色营垒。 于是，1967年12月，16岁初二的我，找到17岁初三的8位报名去北大荒学姐，结伴去了黑龙江八五二农场。 到三分场场部当晚，我们住在一个能睡几十人的长长的帐篷里，两旁铺位间通道上，几个废弃的铁质大油桶作炉子，烟筒横着走一大段，再向上伸出帐篷外。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女附中9位同学一起爬上场部背后白雪覆盖的尖山子，登顶看日出。 同列火车分在三分场的有北京各学校的很多男女学生。女附中初三（4）班的胡全瑜、周晓红、钱德琳、朱新青位4学姐被分到一队，初三（2）班的刘仲文、忻明智、谭琏、沈新4位学姐和我被分到四队。我的10年北大荒生活开始了。 在以后的10年里，白雪皑皑与绿树茵茵周而复始的尖山子，见证我们如何将青春岁月、真诚与汗水注入这片黑土地，化作小麦、大豆、玉米一车车原粮，上交国家，运往四方。
我在北大荒10年，干过田间各样农活，也当过保育员、饲养员、粮食化验员、晒场保管员，还当过副连长和连队指导员。扛着160斤的出口大豆麻袋装汽车，扛着几十斤原粮的麻袋上两节跳板入囤，是基本功。受灾的涝年，拖拉机下不了地，在齐腰深的水里捞麦子、在雪地里挥镰刀割大豆、手指戴着铁抓钩掰苞米、摄氏零下42度在排水工地上夜班。 尽管体力劳动繁重，因为与4位女附中学姐和北京八中等校同学在一个连队，读书好学的知青多，带着字典和书籍的多、有书传着看的多。大家几度办夜校、开诗歌会，写墙报黑板报更是从未间断。大宿舍里，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的知青同居一室，有时为了确定一个字的正确读音，吵到非翻字典不可，旁边也有人不解地喊“叫什么真儿啊？念什么不行呀？还是没累着”。 殊不知，在文化百无一用的年代，没人会想到，写黑板报成为若干年后当教师的必要准备；正音正字成为若干年后当播音主持的一分积累。母校女附中文革前对学生好学求知精神的肯定与鼓励，让学生在无可指望的年代勤学不止，终身受益。 我在农场从事各种行当，干什么，就学什么。当晒场保管员，就自学气象学，观云识天气；当养猪班长，就学习饲养和兽医知识。1971年深秋，看到《兵团战士报》上刊登八五二农场二分场13连养猪班“牛胃液发酵饲料”试制成功，养猪班长北京知青杨XX功不可没——竟是女附中我同班的杨同学！我们连队派我去学习先进经验。那天下午我到达13连时，夕阳西下，杨同学在地里放猪还没回来。老职工听说我是她的同学，围着我讲她多么能干，讲她的很多趣事。 见面的一刻百感交集：1966年8月4日班级批斗会，她是可以坐椅子的，我是站在台前被绳子拴住的。时隔5年，她红扑扑的圆脸，好像更胖了点儿。做梦也想不到，如今同是两个养猪班长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重逢！我俩大笑着，周围人跟着笑，但只有我俩明白这笑的全部意味。百感交集的我们，开口说的都是“发酵饲料”和养猪的事儿。 人们渐渐散去，屋外的秋夜分外静谧，皓月当空，飘着零星的清雪，我俩在月光里并肩慢慢走着。她说“我是投奔我姐来的，前些时候，家里已经把我姐办回城了，过不了多久也会把我办回去”。我说“以后又难得再见面了”。她诚恳地说“真的，很对不起”。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没什么，那时我们都小”。我说。我有一点儿知足地想，现在扯平了，我们平等了，马上又想，其实没有，她们想回城就能回去，我不能。 1970年代初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虽然连年被高票推荐，都因政审通不过，上不成学。每次被推荐，都有回北京探亲的知青把好消息告诉我父亲，之后因政审通不过而落空，对父亲的打击更甚于我。 1975年因邓小平复出“落实政策”，我被破天荒“重用”派到另一连队当副连长。这年推选工农兵大学生，20个小单位投票，我得19票，随后被告知不能去上大学，要提拔我当正指导员。眼睁睁看着得1票的上海陈姓女知青收拾行李去复旦大学读无机化学专业。我与大学失之交臂，我与化学无缘，我与复旦无缘，我有我的定命。与我同火车去北大荒分在另一个生产队的4位初三（4）班学姐中有3位先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同队的5个女附中学生无一人上大学。 对于城里长大的女孩来说，北大荒严寒的气候，过重的劳动，可谓严峻挑战，甚至会威胁健康。有女附中体育锻炼习惯的我，只要有机会，都不忘体育运动。当晒场管理员时，我每天围着晒场跑步、作俯卧撑。女附中晨练时的呼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50年来无数次回响在我耳边。每年参加农场运动会，我的短跑、中长跑常拿名次。
1977年，是千百万知青命运的转折点。1977年6月，我在北大荒收到北京的电报，父亲食道癌晚期已不能手术，医生说生命不会超过6个月，需人照顾。母亲11年前自杀身亡，父亲没有再婚，我只有一个小我5岁的妹妹。我赶回北京，和妹妹轮流在医院陪床。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统考定于冬季举行。因为我的户口在黑龙江，只能在黑龙江报名考试。重病的父亲让我赶快回北大荒报名高考。我说，“以后年年都可以考，等您病好了我再考”。 11月18日父亲病逝。七七级全国高考报名已经结束。22天后的12月10日是文革后恢复首次全国高考统考的第一天，之前的一天恰是我下乡十周年的日子，我被命运再次甩在大学门外。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又回到北大荒。 返城回京怀孕，错过高考末班车 1978年2月父亲单位以父母双亡的条件帮我办“困退”回到北京待业。我的先生朱晓明是当年与我同车去北大荒分在同一生产队的北京八中初三学生。他早我半年返城，回到他父母的下放地点承德。 1978年我们正预备一起参加高考时，我发现怀孕了。我先生去参加高考，我决定推迟一年。不但为了顺利把孩子生下来，也为了保住我和孩子来之不易的北京户口，这样的权衡，当今年轻的校友们一定听不明白，也无法理解。 待业的日子在街上偶遇女附中同年级初二（1）班同学、乒乓高手孙晓华。她讲自己怎样在1978年秋挺着快要临产的大肚子进考场，赶上了高考末班车，正在读大学。我受到沉重的一击，从此知道，我没能进大学是自己的错，也许一生无法挽回。
1979年高考简章贴出来，很多科目都降低了报名年龄上限，显然渐渐不再收容老三届。先生考到省会上学，我一人在北京带着孩子，无法脱身。待业将近两年后，我被分配到北京156中学（原北京女六中）传达室看大门。 进传达室第一天，等我接班的老大妈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我问“认字吗？”我差点没哭出来，忍住泪点了一下头。她交了班出去。领我“上岗”的总务主任告诉我，这位老大妈原是学校任课老师，她女儿也是下乡知青，因为返城手续办不成，探亲时一气之下在自家院里的大树上上吊自尽。这位老师受刺激，不能正常上课，临时到传达室替班。 我每天分发报纸、信件，停电时电铃不工作，我绕着操场摇上课下课的铜铃铛。教职员工来来往往，我这28岁的女勤杂工，马上成了学校一景。老师们很快就知道了传达室新来的看门人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他们告诉我，“咱们这学校（北京女六中）的优等生李XX同学下乡回来在不远的西四中学当清扫工！”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为我惋惜？ 我坐在传达室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常想命运为什么要和我开这么尖刻的玩笑？！我以满分考进师大女附中，只上到初二。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十度春秋汗洒边疆，难道就为了后半辈子坐在这里天天看着别人上学，终老此生？！ 第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招收在职学生，凭本单位介绍信报名考试。教导处不给我开证明，“你工作不对口”。“我想上学，哪个专业对我的口？”“反正你不行”。我去求校长帮助。校长很忙，比我下班还晚。我不敢打扰，下班后就等在校长室门口。 校长方幼玲非常慈祥，她听了我的事由，说“教导处掌握条件，我帮不上忙”。我想不通，也不甘心：“就请学校如实介绍我是这个学校勤杂工行不行？师大如果不让我参加考试，或我考不上，我也就死心了，不后悔了”。我婉言央求。每天下班后，坚持在校长室门前等候，不停地变换着恳求的说辞。足有20多天吧，眼看快到报名截止日期，我的恳求也更加急切。 报名截止日前两、三天，方校长看见我，长叹了一声“唉！——”她找到教导主任说“给她开个介绍信吧，不就是报个名考个试嘛，也不是保送，谁知道她能不能考上呢！”教导主任马上就给开了介绍信。我去向方校长道谢，她只说了一句“我女儿也是下乡回来的”。
1980年秋天，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学生。上课时间是晚上和周末。這是中国重点大学最早开办的夜大学，是有识之士们出手第二轮挽救“文革”失学“老三届”们的“安慰号”收容列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师与全日制本科接近。200多同学在文史楼大阶梯教室上课，同学大都在与文史有关的单位上班，夜里放学时的自行车流颇有几分壮观。 我在北京只身带着蹒跚学步的儿子，边工作，边上学。无论严寒酷暑，下班后，自行车轮飞转，风雨无阻。那是刻苦而奔跑的岁月。那是把历史年表用毛笔抄成大字报贴在家里墙上，抱着孩子也能记的日子；那是把外语单词贴在厨房锅台边时常更换，做着饭也能背的年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为这列收容车的开出和高效运行尽心竭力、待我们与全日制同学全无二致的老师们。这些践行“有教无类”教书救人的好教授，其中不乏名教授：马家骏、刘宗绪、刘乃和、章景琪，还有一位负责教务的郝老师，都是我们生命中的恩人。3年后，我拿到大专毕业文凭，成为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历史教师，同时继续修读历史系本科。 站在二龙路中学教室的讲台上，我能看见与母校女附中仅隔一条窄路的我读初一时的北楼。母校已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82至1983年间，北京市教育系统开展“分析文革成因、反思文革教训”的活动。暑假里，各校教师返校，与附近学校就近组成大组，再按学科分成小组，回忆文革经历，学习、反思、讨论。二龙路中学和实验中学被划为一个大组。 我跟着二龙路中学历史教研组长杨群荣老师走进南楼指定的教室，实验中学的历史教师们已经等在那里，其中有我当年的历史老师张少勋先生。我们每人依次先简短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环顾教室，我突然觉得这个教室就是当年我的初二（2）班教室，我不敢相信真会有这样的巧合。 会间休息，我赶快跑到门厅，仔细数着右首的教室“一、二、三、四”，再数一遍，千真万确是当年初二（4）班教室！此刻对文革的回忆，在我成为旧地重游、实地追忆。后来，我还向张少勋老师多次讨教若干历史教学法。这次重回母校，往事重提，真是一桩奇事！历史的因果与人生各种因缘际会竟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奇妙神秘！ 女附中百年校庆前夕，我在网上更多留意母校的消息，才知道北京二龙路中学现名为北师大实验二龙路中学，同属北师大实验教育集团。这是否意味着，我有了作为曾经的教师与曾经的学生双重的校友身份？莫非是又是一种奇缘？
在二龙路中学做历史教师，当学生低头答题时，我常有意无意看一眼自己上初一时的北楼，亲身体会着公平考试获得文凭带给我的命运转变，也看到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在北京156中学和二龙路中学工作期间，我听到很多中学教师的个人故事和他们对普通教育现状的看法，自己也有很多亲身体会。从教两年多以后，我应聘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录用，做调研员，更多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和社会问题涌进我的视野。 我特别希望能把自己和同时代人所经历的一切，把各种见闻、重大社会问题记录下来，于是萌生报考中文或新闻专业、修读更高学位的想法，遂报考了新闻系研究生。当时年龄已达允许报考的上限，胜败在此一举。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修完五年课程，获得本科毕业文凭。就在参加毕业典礼临出家门时，收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传媒大学）新闻系采编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当时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首届200多名学生中唯一考取全日制大学研究生的人。 我是幸运的，回顾中国近60多年的历史，升学不看家庭出身、不大规模拼爹“递条子”、能够大体上“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年份屈指可数。我毕竟赶上过一年，赶上过一次，只一次就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因此，我时刻不敢忘记那些像我过去一样得不到公平机会的人们，我知道只要没有确保平等公平的机制，就会有无数被屈枉和埋没的人。 我感谢一路上数不清的给过我各种帮助的师友，我也知道强大的学习动力来自各方合力，其中不乏母校女附中给我的底气。在人生路上第一次统考中，能凭成绩进入北京取分最高女子中学母校女附中，它所给予人的自信会一生受用。更难忘曾在女附中经历过的疯狂岁月，遭遇过甚于别校的不平等、歧视与虐待，深知践踏自由平等人权的“血统论”怎样残害人的身心，使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会有正常的人生。 因为有过这样的曾经，我终生不会放弃追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终生不会忘记，要为还没得到平等公正权利的人们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类的良知与女附中曾赋予我和我校友们的求知好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心中不灭的火种。我相信，百年来女附中校友已经用自己的年华在我们所生活的特殊年代，写就出无数顽强与命运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人生路上公平竞争的优胜者，一辈子对争取和维护平等与公正情有独钟。
带着人生30多年收获的各种各样的真实故事，我走进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因自己的命运随着国运变化，我不能不关心国运、关注中国的现实与未来。1980年代，深切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普通教育的发展、人的心灵的健康等方面都直接关系中国命运。 在广播学院读研期间，我曾花一、两年课余时间继续调查走访多所中小学、几十位教师，以及精神病院的医生、病人，我与报告文学课老师、作家苏晓康先生合著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和《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作家冰心老人读到《神圣忧思录》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请求》，请求每一个知书识字的中国人都读读我们这篇报告文学。赵紫阳总理因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给全国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百分之十。 1987年夏天我从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获法学硕士学位。我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做编辑，后在“午间半小时”节目做记者、编辑。 与苏晓康先生合作两篇报告文学之后，我与他谈起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我们又投入相关的采访（后因突发重大事件，有关卞仲耘校长之死的采访中断）。回想当时几次重回母校，也到北京四中去采访过文革时的女附中教导主任刘秀莹，她已是四中的校长。 去实验中学采访，接待我们的当时的副校长张锦斋老师（后来多年担任实验中学校长），正是我们初二（4）班当年的班主任。突然间时空倒错，不禁想起当年调皮的我们爱学张老师的山东口音，他在黑板上演示对数题，刚开口说“Log”，大家就齐声学着他的山东腔“零点零零零零……”恶作剧故意把“零”念很多，拖着长声不肯停。年轻英俊而又和善的张老师回头看看我们，只是一笑，有点脸红。 实验中学高中学生告诉我，语文老师刘超尘把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列入课外必读篇目。 1987年七十周年校庆时，终于见到多年想念的语文老师郑锦章，老师还记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想到当年的“第一推动力”，我对恩师有道不尽的感谢。 1996年2月，我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UBC校园内的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做了半年访问学者，提交了关于《近年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新特点》的研究报告。9月进入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获基督教研究硕士。 上学期间开始兼作国际广播普通话节目特约记者。1998年7月毕业后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全职主持访谈节目，记录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现实，已经进入第二十年。20年来，多次获各种新闻专业奖。在美国纽约，我两度登上美国妇女广播电视基金会“Gracie Allen”奖领奖台。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专业评奖中，成为为数不多的亚裔获奖者。 当我站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面对众多世界各国广播电视界女同行，举起沉重的奖座，当我站在各种领奖台上，最深的感受莫过于——此时我是公平竞争的再次受益者；过去，我曾是不平等侵权的受害者，我有责任继续为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努力工作。 我的六卷本访谈录《穿墙的短波》近年已在香港出版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和第二卷《红潮沉浮录》；另在香港出版了《走向开端——一个中国人的寻找与仰望》，记录了我接受基督信仰的心路历程。以上3本书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收藏。 在以上每本书中，都有关于卞校长之死和“红八月”的记述与思考。1994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1966年8月4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而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由于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注定成为被打的？” 我凭良心如实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与不打人之间自觉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时代，15岁的我，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 是谁把女附中学生变成了打手？是谁把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案里？1966年8月4日和8月5日两天我在女附中亲历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铸成了我的人生道路。卞仲耘副校长以她的死，留给我一个必须追问的“为什么”，留下一份需要以一生完成的作业。
我在美国主持中文广播节目的早期，即把“卞仲耘校长之死”与“红八月”列入报道选题，采访过多位事件当事人和文革研究者。多次采访卞校长的先生王晶垚，采访女附中的学姐王友琴，也采访女附中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每次采访，我的心思意念都在当下与当年之间、在大洋彼岸与女附中校园之间往返穿行。 卞校长遇难41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王晶垚先生，他保存着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血衣和其它遗物至今，他多次讲述卞校长离家前后的细节以及他多年锲而不舍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的真相与真凶。 从199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8月在我主持的节目中都有关于卞校长遇难事件的回顾反思与研究专题访谈。如《八月的纪念》、《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1966年的“八五’”》、《卞仲耘副校长和她的学生们》等等 女附中高一（3）班王友琴学姐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王友琴博士以历史义工身份，30多年来一直在业余时间调查寻找受难者。她2004年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录了包括卞仲耘副校长在内的659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学姐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51年来，王友琴和一切如实回忆记述文革经历和史实的校友一起，为1966年在校的师大女附中学生挽回荣誉。 当我为百年校庆赶这篇文章时，王友琴带着她的美国学生去北京进行暑期教学项目刚刚返回美国。她告诉我，现年96岁的王晶垚先生现在医院里，已经辨认不清亲友了。老人家为寻求命案真相努力了半个世纪，真相与公平仍未求得。 百年校庆临近，而王晶垚老人已经没有机会到爱妻的殒命之地做一次真相大白的祭奠与回忆。卞校长在天之灵是否会来看看她曾经付出心血的工作之地？看看当年被“阶级斗争”挑动起来做了杀手的学生们50年后重回校园是否有了些长进？ 近日母校校园里百年庆典活动彩排的照片传到我的手机上，喜庆气氛扑面而来，看着学弟学妹们年轻的笑脸，想到当初我这女附中低年级的小女生，已年过花甲，怎能不百感交集！ 百年名校，走出众多杰出的校友。桃李满天下的母校，送出的每一位学子，无论人生经历如何，生命形态怎样，都是这百年中国历史的一粒活化石。我们生在中国，生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空前绝后的进行共产实验的这100年里。我想，我们有责任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见闻。如同拿出一小块“帕则”（puzzle）拼版，为最大限度拼出历史全景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 如今尚未退休的我，空闲时间不多。在百年校庆日9月3日前紧赶慢赶，希望这篇来不及精雕细刻的文字，能带着我的心意、回忆和对母校与老师们无尽的感谢，飞越大洋，飞往百年校庆日欢乐的师大女附中校园。 （2017年9月1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熊窝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5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