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国教育事业的十大劫难

来源：微信公号 精英的文史哲

文革中，“教育界”可称为造反派攻击最烈、折腾最欢、受灾最重的一个领域。因为这里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因为这里是红卫兵的根据地，因为这里是反动学术权威最集中的地方，还因为教育改革是文革的重点目标之一。

1、大学校长首当其冲

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无疑是引爆全面文化大革命的一颗原子弹。高校首先受到巨大冲击波，青年学生教师纷纷响应，大字报顷刻间贴满校园，许多教授学者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大学领导人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被“揪出”的“黑帮”。由此开始，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全国各所高校的校长们，像滚雪球一样纷纷被打倒、罢官、受批判、靠边站。他们成了文革暴力迫害的第一批受难者，有的因之惨死。

6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向全国播出的聂元梓大字报点名，应声落马，“荣登”大学校长“黑帮榜”的榜首。74年后始得以恢复工作，任航天部部长。

6月9日-11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身兼高等教育部部长）先后由张际春在高教部，“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宣布为黑帮分子，停职反省，成为这一榜单中的领军人物。77年后才得以重获解放。

6月10日，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上海市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被宣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随之在全国性报纸上受到点名批判。此后贺绿汀遭抄家，被关押。上海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在1968年3月13日，先后两次召开全市电视大会批斗贺绿汀。贺绿汀的三个女儿都受到“隔离审查”，1968年4月7日，次女贺晓秋自杀。

1973年1月24日，经与毛泽东同学的三哥进京面见毛主席求情，他才得以获释。

6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代陈垣行校长职权）程今吾被打倒。7月康生亲自到北师大点名："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1970年10月因癌症去世。

6月12日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群众大会上被揪斗，会上宣布了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南京大学第一书记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6月16日，《人民日报》点名打倒匡亚明。1978年复出，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同日，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孙泱（校长吴玉章因年事已高，基本挂名，原二把手郭影秋刚刚上调到北京新市委，孙泱实际主持人大工作）被打倒。1967年9月陈伯达和江青先后在群众大会上说，孙泱是坏人，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1967年10月6日，惨死于人大的地下室中。一年之后，1968年10月16日，妹妹孙维世因追查此事也被抓，惨死于狱中。

6月17日西安交大校长彭康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1968年3月28日，在游斗中被殴打致死。

6月21日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被市委决定停职检查。7月30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在会上宣读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8月2日，被强制隔离前用剃须刀割颈自杀。

6月21日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被造反派批斗中从三楼坠下，当场死亡。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全国第一个自杀的大学校长6月25日，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被甘肃省委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日下午自杀。江隆基是党内资格最老的教育家之一，原北大校长。

6月30日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中共一大代表）被湖北报纸电台点名“批判”。8月24日被湖北报纸电台点名“批判”，直接写信向毛主席求救未果，被迫害致死（一说为自杀）。

6月，辽宁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邵凯，被错误地定为“三反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7年1月23日，含冤去世。

7月6日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高芸生不堪工作组和红卫兵的批斗殴打，自杀身亡。

7月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传纲被校党委抛出，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7月28日，原人大副校长郭影秋（实际代替吴玉章主持工作，刚刚调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因为康生编造的二月兵变谎言，被揪回学校批斗。1967年3月，戚本禹在人民大学群众大会上宣布“人民大学的敌人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此后长期受迫害致残，失去一条腿。

８月，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被山东省委宣布＂停职反省。10月，被《人民日报》点名。批斗中被打折三根肋骨。

9月11日，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言慧珠因连续遭批斗、殴打，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死前特意换上戏装。

11月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常溪萍被聂元梓污蔑为出卖北大社教的叛徒，在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支持下，常溪萍很快被打倒。1968年5月25日坠楼死亡。自杀或他杀存疑。

1967年之后被迫害至死的大学校长还有许多。我们不再一一列举。

2、大学教授整体蒙难

如果说大学校长们是最先献上文革祭坛的“祭品”，大学教授们就是被打入文革地狱最深的的“冤魂”。他们所遭到的肉体折磨和精神屈辱，那种欲哭无泪、生不如死的煎熬，那种斯文扫地、尊严尽失的痛楚，那种知识被践踏、书籍被焚烧的绝望，可谓中国上下五千年所未有，世界各文明时代所未闻。

我们不想对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进行全景式扫描，只选取了；两所大学的两个镜头，让今天的未经历文革的人们，对当年的浩劫有一点点感性认识！

镜头一：北京大学1966年6月18日六·一八”事件这一天，部分北大学生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批斗了40多名（有的回忆说是60多人）教师、干部，其中包括著名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这些学生在39楼设了“斗鬼台”，采取戴高帽、挂牌子、打骂、罚跪，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套在被斗人头上，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种肆意折磨蹂躏、人格侮辱的手段。很多人反对并谴责了这种野蛮做法，工作组出面予以制止，并将此事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刘少奇批准转发了《简报》，表示支持工作组的做法。聂元梓却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工作组的做法是镇压群众。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则表态“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北大的这次事件，与后来在全国各大学发生的集体迫害教师事件相比，只能算冰山一角。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同类事件中最早的，而且发生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北京大学，从而有了示范作用。它是文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为刘少奇否定，但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最终成为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当毛主席的态度通过中央文革等渠道被传播出来后，全国立刻闻风而动，掀起了批斗、侮辱、迫害教授学者的高潮。在后来的北大校园内，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过类似的折磨，如美学教授朱光潜、东语系教授季羡林、西语系教授吴兴华，等等。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在后来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详细描述了这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许多被批斗、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无法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

镜头二复旦大学1966年8月5日“斗鬼风”这一天，复旦大学校园内出现了疯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刮起后来人们所称的“斗鬼风”。从８月５日傍晚批斗经济系老教授萧纯锦开始，接着在８月６日、７日两天之内，连续批斗了4０多名“牛鬼蛇神”，红色恐怖笼罩整个校园。在用乒乓球桌搭起的斗鬼台上，各系竞相拉出本系的“牛鬼蛇神”上台批斗。他们被逼跪在台下，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然后轮流被揪到台上进行批斗。他们被反架双臂，手揪头发，不断的拳打脚踢，变着花样肆意折磨，有的不幸当场死去。

从复旦开始的斗鬼风，不但在本校越刮越烈，而且迅速蔓延至上海的其它高校，各校互相模仿，变换花样，使此风越演愈烈，直到次年转入夺权斗争，才渐被冷落。

文革十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教授何止成千上万。许多老教授和专家学者因不堪忍受，选择了以死抗争。有的还选择了夫妻同时自杀：如北大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宛、陕西师范大学著名地理学家与妻子范雪茵、武汉大学著名文学家刘绶松和妻子张继芳、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与妻子程卓如、复旦刘德中夫妇、北师大胡明夫妇、赵亮铿夫妇等等。

以上所披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3、停课停考课堂关闭

大学造反闹翻天，中学自然不甘落后。

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四中高三（5）班学生的来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学生的倡议书，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中学生们以一种近乎病态的狂热迎接这一决定，欢呼他们的狂欢节日的到来。确实，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有一个最长最长的假期，不用为任何功课烦恼，不必受任何记律的约束和家长老师的管束；他们将享受从未有过的自由，不但可以在校内，甚至冲向社会，跑遍全国，去任意妄为，冲杀打斗；他们将拥有一个无限风光的头衔——“红卫兵”，被毛主席赋予文革重任，被江青夸赞为“小月亮”，被全社会当作宠儿，从前严厉的教师和令人敬畏的校长如今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这是中国几千年，世界五大洲的青少年从未有过的“魔幻世界”。

原定推迟半年的高考一推就是十二年，原定半年的停课闹革命一停就很难再复。就是这些当年狂热消费宝贵青春的一代人，在恢复高考时才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节日欢乐，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岁月蹉跎的惆怅。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除了短暂的战乱或异族入侵，通过各种方式选拔人才的工作从未中止过。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大学仍克服种种困难，在纷飞的战火下坚持办学招生上课。像文革这样，在国家处于最稳定最兴旺的时期，为了一场运动的需要就自行停课停招停办大学，实属自毁国运的旷世奇闻。而最终最大的受害者，首先就是当初的狂热支持者。但你能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吗？他们当年只是一群充满热情的十几岁的孩子！

4、恢复高考成面目全非

从1966到1970年，我们的大学校园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有的大学已经关闭，例如久负盛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有的已经外迁，例如北京八大学院中的矿业学院、地质学院、林学院和石油学院。北京市文革前的55所大学，只剩下18所。这些劫余苟活的大学，随着最后一批大学生的毕业，已经没有在校的学生。管理学校的已不再是校长，而是工宣队和军宣队。教师有的被打倒批判，有的去了五七干校，留下的每天被迫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就是没有人再关心业务。教学科研设施大都被毁被弃，一片狼藉。学校的地盘也被一些部队、单位进占，变成了超级大杂院。北京如此，外地也不例外。在中国，大学已经奄奄一息，名存实亡。

1970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国务院科教组。停课5年之后，大学开始试点招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原则。《纪要》还由张春桥、姚文元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十六字”和“两个估计”也由此成为金科玉律。招生办法是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制缩短为2-3年。这就是后来通称的工农兵大学生。

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普遍较低，学习文化课有很大困难，教师为此可谓绞尽脑汁。特别是工科院校，不学习高等数学，就无法讲授哪怕是最起码的专业课程，但要让许多连初等数学都没有弄懂的学员听懂高等数学，又无异于“隔山对话”、“讲天书”。清华大学组织力量，费尽周折。最后总算编出了一本《微积分》，用锉钢件成圆来解释微积分原理。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则为此欢呼，称”一把大锉捅开了微积分大门。“但仍有很多学员连这样的门槛都迈不过去。而被彻底否定了的高校教育和完全变了样的招生方式，则使恢复高考成为一出闹剧。

5、校园禁唱“园丁歌”

1973年，距离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已过去五年有余。全国的中小学虽然已经全面复课，但校园里仍弥漫着浓重的文革造反之风，学生不爱学习，教师不敢管理，尤其严重的是文化课被冲击压缩，不仅时间减少，而且内容简单。这种情况引起了复出的邓小平和一些主管教育同志的重视，试图进行正确的引导。在这一年的高校招生中，对文化知识的考核有所强调。这立刻遭到江青一伙的阻扰。他们以批判《园丁之歌》为突破口，进行了疯狂反扑。

湘剧《园丁之歌》热情地歌颂了忠于教育事业、辛勤培育学生的小学教师，并批评了学生不好学，教师不能教，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强调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973年4月，根据华国锋指示，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7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审查此片后，就横加指责。

江青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能是教员？男教师的人物形像也不好。又说：“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奶。

张春桥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现在有一种倾向不好：让孩子像小大人一样。女教师有一点还是符合这个人物的，她热爱工人；但最后，又给孩子出了个难题，这是压服。结果是听她摆布。最后矛盾没有很好解决和发展下去。

从1974年初到7月份，江青在接见电影工作者的两次谈话中，都责令要批判《园丁之歌》。1974年6月14日，江青批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于是国务院文化组发出了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发动了一场围剿电影《园丁之歌》的批判。受此影响，刚刚有些复苏的中学校园一度又重新陷入混乱。

1974年冬，毛泽东到湖南，指定要看影片《园丁之歌》，看完后鼓掌，说：“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讲有什么问题?我看是出好戏。”但江青等竟把毛泽东的话当作谣言进行追查，继而仍严密封锁，不准上演。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76年。76年10月至11月，《创业》、《海霞》、《园丁之歌》等受到“四人帮”批判的电影陆续恢复上映。

6、白卷先生成英雄

从1972年开始，根具周总理“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提议，教育上采取了一些新举措，出现一些新气象。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在总理的支持下，继续采取了一些整顿措施，包括在高校招生中加强文化课的考核。被四人帮”大肆攻击为“右倾复辟”，掀起“反回潮”的妖风，并先后制造了“张铁生白卷事件”和“考教授”的闹剧。

1973年6月30日，正在辽宁省兴城县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却几乎交了白卷，理化课只得了8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7月19日，《辽宁日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这封信。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如获至宝，亲自为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的‘白卷’，是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四人帮”借机掀起了对高考制度的猛烈批判。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

7、旷古奇闻考教授

四人帮对“白卷英雄”的宣传，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仅《辽宁日报》在短短一个月里就收到两千多封表示质疑和抗议的群众来信。

为了压制反对之声，毛远新狂叫：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他来到沈阳医学院。让学院革委会和工宣队以开会为名，把学院基础部的38名教授、讲师召集到教室，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釆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考试。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就把这些教师赶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直到他们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张铁生是“反潮流英雄”，才让他们走出学习班。毛远新听到汇报后大为高兴，指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么！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考考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很快，在江青一伙的支持之下，这股“考教授”歪风就在从辽宁刮向全国。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毛远新“考教授”的做法，他还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在北京搞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考教授”。

1973年12月30日，江青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开会，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为了怕教授们预先知道，釆取了欺骗手法，以召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们骗到考场，突然拿出试题说要考试。理由是毛主席讲过：老师成天考学生，现在也要考考老师。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组织者还假惺惺地说：“考教授不是出哪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是要“破师道尊严”。于是发下数学、物理、化学考题，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生物等不同专业的“臭老九”们当场答卷。这些考试的题目跟这些教授学的专业毫无关系，纯粹是为了要反一反“师道尊严”，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结果北京市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200名教授、副教授交了白卷；及格者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总平均为20分，其中一个学校6个教授得了6分，人均只有1分。

上海不甘落后，也如法炮制“考教授”。19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要求参照辽宁及北京的做法，也对大学正、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1973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上海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

面对突然袭击考试，教授们备受屈辱，心怀激愤，他们中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反抗。有的拒绝作答，干脆交了白卷。有的当场在考卷上写下自己的反对意见，有的故作怪异的答案，或讽刺诗句，表达内心的愤懑。北师大历史系著名教授白寿彝被骗进“考场”后，在卷子上只写下名字，便拂袖而去。，结果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

对于突袭考倒教授的“成果”，江青一伙十分得意，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生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他们发表了一篇《考教授有感》，登在国务院科教组的刊物上，嘲讽教授们：“这样的考试结果，用参加考试的一位教授的形象语言来讲就是：考（烤）‘糊’了！“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可是，这个法宝，一旦用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就考（烤）糊了呢？”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姚文元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用“考教授”戏弄知识分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江青接着说：“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江青们甚至还专门拍了一部未来得及上映的电影《反击》，重点讲述了这个“考教授”，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果”。而文革后的一部“伤痕电影”《苦恼人的笑》，则让人们带着眼泪回顾了”考教授“的荒诞场面。

8、电影《决裂》成笑柄

从1970到1976年，围绕高校办学方针和招生办法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江青一伙拍摄于1975年的电影《决裂》就是这场斗争的真实反映。这部电影虽然把时间设定在1959年，但却完全被“文革化”了，出现了很多诸如贴大字报，交白卷，反对工作组，群众辩论等文革中才有的场景和“彻底批判”，“横扫”，“工农学生”，“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极富文革色彩的语言。而电影中的正反双方斗争更使人处处联想到邓小平、周荣鑫整顿教育与四人帮的“办学方向”之争。影片中着意渲染了两个情节。一个是没有合格文凭的贫下中农子弟被拒于大学门外，而作为正面人物的龙校长则高举起考生满是老茧的手掌，充满激情地说：“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当工农学员因参加劳动而在考试中交上白卷时，龙校长又慷慨激昂地说：“这些白卷很说明问题。在这些白卷里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同学们的汗水，有贫下中农的几万斤粮食。同学们做得好，做得对！”这明显是对白卷先生张铁生的赤裸裸的宣传。另一个情节是“反动学术权威”在课堂里大讲“马尾巴的功能”，被学生们和当地农民嘲弄，成为“知识无用”，“教育脱离实际”的典型。这显然又是清华大学“考教授”闹剧的再现。

9、师生关系成对立

文革造成了学校里极不正常的师生关系，学生有错不让管，教师见错不敢管。下面是当年发生在中小学里的两起最著名的事件。

“马振扶事件”   1973年7月10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的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下这样几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英语老师把考卷交给班主任杨天成。第二天早操后，校长罗长奇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1973年7月14日张玉勤投水自杀身亡。

1973年9月，南阳地区革委会文教局和唐河县革委会文教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做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12月15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后来调查报告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

1974年1月，江青看到这个材料后如获至宝，声称“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1974年1月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要求“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各地区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河南省委接到中央文件后，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为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

1974年2月，有关部门又做出逮捕法办马振扶公社中学校长罗长奇、班主任杨天成的决定，均判处有期徒刑2年。全省一大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因之被打成“复辟典型”。仅唐河县就被揪出“罗长奇、杨天成式人物”280人，全国教育战线也很快掀起了落实中央5号文件，揪“罗、杨式人物”的狂潮。

这一冤案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79年才平反昭雪。

“黄帅事件”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日记和来信，并加长篇编者按语。原本日记表现的不过是师生之间的日常冲突，但却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一伙看中，报刊、电台一载再载。一时间，黄帅成了小学生“反潮流”的好榜样，孩子们又开始像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造起反来。

事件本身其实并不复杂。1973年9月，她在学校里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她的父母指使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信反映日记中的事情。黄帅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北京日报》公开发表黄帅日记后，许多人写信给黄帅声援，一些中小学生则争相效仿。而反对这种“反潮流”做法的人却遭到迫害。几名内蒙知青化名王亚卓写信对这一事件提出质疑，竟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受到残酷迫害。

10、知青岁月枉蹉跎

文革十年，浩劫十年，教育受害尤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代人才遭劫。当年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在事业的黄金期一事无成，壮志难酬；当年的小学生，没能得到完整的初、中等教育，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文化基础薄弱的硬伤；最惨的还是那些当年的中学生，他们以革命的狂热参与了砸烂高考制度，为自己关上了大学之门。同时又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上山下乡的大门。除了少数“工农兵学员”幸运儿，大都只能望大学兴叹。而当这扇大门重新打开后，才发现自己的人生列车早已过站。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他们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代人。无数本应进入大学进而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长期务农，以致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出现了严重知识断层，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动乱的恶果之一。尽管很多人强调上山下乡对青年人生成长的积极意义，也有一些当年的知青誓言今生无悔，但那与文革摧残人才的罪过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