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中的别离

作者：沈宁

来源：微信公号 虚构与未来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跟几万中学生一起，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那天阴云密布，寒风凛冽。

我本来是不应该去陕北的，可是我去了陕北，也许是对我不积极响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的惩罚。毛主席发出城市中学生下乡插队的伟大指示之后，我们北京男八中的学生，第一批是去北大荒，我没有报名。第二批是去内蒙古，我也没有报名。第三批是去晋北，我还没有报名。我父亲当时被关在外文出版局的牛棚里，日夜不能回家。我的弟弟在内蒙插队，已经两年没有回北京。我的妹妹还在读初中，每天早出晚归。而我的母亲病残在身，需柱拐杖，行动不便。作为长子，我必须留在北京，照顾母亲，支撑我们濒临破碎的家庭。

学校革命委员会老师终于忍无可忍，找我谈话，要求我报名下乡插队。我申诉了自己的家庭困难，请求得到学校照顾。可领导们没有同情我，那个年月，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谁还会来同情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谁还会愿意照顾一个国民党反动派后代的家庭。不仅不同情，而且警告我：如果我再不报名下乡插队，学校就要给外文出版局革命委员会发函，告发我的父亲教子无方，纵容儿子抗拒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我听了，二话不说，当场报名，下乡陕北去插队。

母亲知道了，苦笑着说：下乡去也好，离开我们这个家，摆脱我们的阴影，你也许能够另外闯出一条活路，得到另外一种生活，但愿能够轻松一些。然后她就开始计划如何为我准备行装，她说她从小经常逃难，很会收拾行李。

第二天，我到外文出版局，向父亲报告，我要离开家了，也跟他告个别。外文局两个三十岁左右的红卫兵，臂上带着红箍，装模做样，让我坐在一个办公室里。从关进牛棚，父亲每天上午的工作，是打扫外文局多层大楼西侧的全部男女厕所。

过了一阵，父亲来了，脚下踢踢踏踏的响，身上溅满污水。他低着头走进来，没有看我一眼，慢慢坐在长桌一端，仍旧低着头，好像在研究桌子的边缘。我坐在长桌的另一端，看着他。长桌侧边，两个满脸胡须的红卫兵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们要知道我和父亲谈什么话，是否会互通反党情报，或者交换反对毛主席的罪恶言论。

我告诉父亲：我已经在学校报了名，很快就要下乡到陕北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听了，没有抬头，低声说：听毛主席的话，好好接受改造。

我说：你要保重身体。刚说完这半句，看出桌边的红卫兵好像变了脸色，打算开口，我立刻又补充：你也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于是那个红卫兵安静下来。

静默片刻，父亲站起身，依旧低着头，说：我要回去继续工作。

我也站起来，望着父亲苍老弯曲的后背挪到门口，匆匆说了一句：姆妈在家都还好，你不要担心。

父亲没有停步，没有转身，只是脚下蹒跚一下，走出门去。

我的喉头发紧，可我不愿意在红卫兵面前表露伤感，便匆匆戴好手套，稳定住情绪，说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个要求：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插队，可是家里没有钱准备行装，我想在父亲冻结的工资里借一点。

红卫兵听了，想了想，说：我们研究研究，应该可以吧。

我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带了七十块钱。从冻结父亲工资开始，到现在银行里至少存了上万块钱，我因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插队，才终于领出不到百分之一。

四十年过去，当年插队的中学生，已过艾年。前些时，我道听途说，有些老知青很激动，好了伤疤忘了疼，经常回顾往事，把下乡插队说成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说是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自觉自愿，青春无悔。还有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回东北，回内蒙，回山西，回陕北，回吉林，回云南，重温当年的插队生活，甚至还带了自己的儿女同行。

也许他们是真情，也许他们是实意，但在我，感受却完全不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再回陕北，重温插队的日子，虽然那些岁月至今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心里。我始终没有感觉到过下乡插队是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坚持青春有悔而且是大悔大恨，永不能释怀，我绝不肯说当年下乡是自觉自愿，我完完全全地是被学校领导恐吓要胁，为保护父亲的安危才不得不报名插队陕北。

我不能轻易地饶恕邪恶，我不能假装宽宏大量的高姿态，我不能把苦痛的经历当作段子，我不能不为自己青春的被剥夺而感伤。在二十岁的年龄，一个人最辉煌最美丽的生命时段，我被强制驱赶到陕北的山沟，度过那些不与书为伍，没有音乐作伴，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日日夜夜。

我的一个高中朋友钟里满，告诉过我一个故事。他在晋南插队的时候，村里有个下中农，家里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不准自己的儿子下地干活，每天只许好好读书，即使星期天或学校放农假也都关在屋里写功课。连北京的高中生都给赶到乡下来了，何以这乡下的农民不许自己儿子务农？钟里满有一次问他为什么，那农民笑着说：这个道理再清楚不过。一个孩子，先读书学科学，以后还来得及学干农活。要是颠倒过来，从小干农活，长大了再读书，还读得进去么？钟里满说：可现在大家不是都这样么？那农民想了想，回答：你骗不了我。

听了这故事，我心里滴血。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好奇心最强，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最应该也最适合读书的时候，连那个乡间的穷苦农民都讲得出的道理，怎么伟大的国家领袖们，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们，十亿勤劳智慧的人民大众们，却都忽然那么不明白了，而且还偏要倒行逆施，关闭学校大门，夺去孩子们手中的铅笔和作业本，把他们赶到乡下去种地。那是明显的别有用心，那是绝对的罪大恶极，那是要被钉在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也无法洗去的。

可是四十年前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被歪曲着，社会就是这样被颠倒着，人民就是这样被欺骗着。我被强迫插队，北京和全国成千成万的中学生被强迫下乡。连续三代青少年，被改造成弱智，后果已显，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我以为此一去便永无归家省亲的日子，所以把我的所有，全部变卖，甚至一双冰鞋和一个球拍，陕北乡下不会有溜冰场，也不会有羽毛球场。我们用光了从父亲工资里取出的七十元，也用光了我卖东西拿到的所有零钱，由母亲安排，买了尽可能多的日用品。可是到临行前一晚，那只提箱还是没有装满，母亲怕路上压坏箱子，只好在里面装个枕头，填补了空间。

就这样，我走上了插队之路。

北京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广播震天。孩子们笑，父母们哭，有人敲锣打鼓，有人送礼送花。爸爸关在牛棚里，就是送我上山下乡也不给放一天假。弟弟远在内蒙，还不知是否收到我去的信。只有母亲，不顾天寒，坚持穿了大衣，蒙了头巾，戴了手套，拄了拐，让妹妹搀扶着，到火车站送我。

我们三人立在站台上，面面相对。虽然周围拥满了人，可我们感觉到自己十分孤单，只有二月的寒风环绕着身边。

我在男八中本来没有朋友，同班同学又都去了东北，内蒙，山西等地，没有一个熟人与我同行。我不去那些地方，也是怕跟熟悉的同学在一起，永远摆脱不了家庭出身的压迫。去陕北，我心里悄悄怀着一种侥幸，绝对人生地疏，或许可以凭自己奋斗，争夺一点作人的权力。孤身独行，好像隐约也是一种解脱。

没有什么话可说，该说的都说过很多遍，我们只是默默地站着，相互望着眼睛。车站广播响起，招呼插队学生们上车。

我对母亲说：我要上车了，你们回去吧。

妹妹说：大哥哥，一到了就来信。你常写信回来，别让姆妈惦记。

母亲伸出弯曲变形的手，替我拉拉衣领，说：看着点天气，知道冷暖，别生病。

我说：姆妈，我不是小孩子了，二十岁了。

母亲对我苦笑一下，说：二十岁又怎样，还是我的儿子。

我喉头一紧，没有说话，注视母亲的脸，清清楚楚看到她额头两颊的每一条皱纹，她眼中唇边深深的愁容。那面庞，那神情，那凄楚，那痛苦，比达芬奇或米盖朗奇罗所创造的一切雕刻或绘画，都更千百倍的真实，千百倍的深刻。

过了一会儿，母亲轻轻推推我，说：别管我们，上车吧，火车不等人。

我说：我一上车，你们就走，不要等开车。也许我的座位在对面，看不见你们。

母亲答应：别担心，早说好了的。你进了车门，我们就会走。

我说：姆妈，我保证不哭，你也不要哭。

母亲说：从小到大，家人离别太多次了，我不会再哭，放心走吧。

我转过身，大步走到车门口，一脚跨进去，再不回头。走过一节车厢，我站到一扇没有开的车门边，隐着身子，默默注视仍在站台上张望列车的母亲和妹妹。

她们远远离开站台上的人群，孓然独立一片空地当中，没有一个人跟她们讲话打招呼，没有一个人看她们一眼，她们那样的孤独，那样的凄凉。

站台上的人群忽然疾速往后退去，汽笛一声长鸣，每个车门口的列车员吼叫起来，关起车门。

我没有移动，继续盯着母亲。她们母女两人，慢慢转过身。母亲右臂拄着拐，妹妹扶着她的左臂，沿着空旷的站台，一瘸一瘸，朝出口走。到铁栏干边的刹那，母亲突然站住，回头来张望了片刻，然后又掉转回头，依靠着妹妹，步履蹒跚，走出门去。她的头巾一角，在寒风中激烈抖动，好像在奋力地挣扎。

望着母亲逐渐消失的背影，我再也忍不住心酸，随着火车一震，铁轮启动的刹那，泪水猛烈涌出，像江河绝口，奔腾倾泻，很久止不住。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或许今生再不能相见了。离别真是凄苦，何况母亲这样的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