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只有上级社会没有上流社会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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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只有上级社会没有上流社会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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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级社会没有上流社会 作者：陈丹青 来源：微信公号 第一哲学家 人不可貌相和相由心生，我都相信 南方周末：有人对你的评价是“耳朵背后都干净的男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陈丹青：那我得赶紧去洗澡，我洗澡时经常忘记洗耳朵后面。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别人评价你干净？ 陈丹青：可是我随口讲脏话。其实你说哪位“干净”，意思是指其他人“脏”。但什么是脏？譬如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开会、听报告，我瞧人连篇漂亮话，就觉得脏。 如果干净是指道德没瑕疵，正好木心在文学课里讲到18世纪法国文学，提到卢梭的《忏悔录》——他小时候看过，相信卢梭，因为卢梭说，我要坦白一切，毫无保留，我要忏悔。木心给我们讲课时已经六十来岁了，他说又看了一遍，心平气和，他说：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什么是真正的坦白呢？木心说：“‘我知道这是应该坦白的。我不敢说。’只能坦白到这一层。再说，好意思说的，不一定好意思听——我这样说，已经很坦白。”总之，他不相信忏悔这件事，他讲耶稣时也说，不要相信发誓，说耶稣看出来，有发誓就有背誓，发誓已经是虚伪，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发誓。 南方周末：你觉得“相由心生”有道理吗？ 陈丹青：我两句话都相信，“人不可貌相”、“相由心生”。 譬如“文革”时大家都讨厌江青张春桥，谁敢说呢，谁又真了解他们？可是电影里看他们的相，就是讨厌。还有，人跟人一照面，好感、恶感、反感、无感，一秒钟就有，事后接触，也大致是的。一见钟情是稀有的经验，一见反感，例子太多了。 “人不可貌相”，例子也多。我记得小时候在弄堂里、在乡下，善良忠厚的大人、大嫂，都长得一般，甚至难看。还有就是才华。我认识几个其貌不扬的家伙，非常非常有才气。
南方周末：文人和流氓这两个称谓，你总喜欢说自己是流氓，为什么？ 陈丹青：知青就是草寇流氓。我从小班里要好的同学，一半是流氓，有成天打架闯祸的，有判了刑的。小时候不懂，就知道他们好玩，有劲，他们也喜欢和我玩。下乡后不用说了，江湖上没有一点流氓气，不好自保，也不好办事啊。 我们可以换个词，“草莽气”，有一次参加我同学在普林斯顿的婚礼，我做伴郎，特别买了套西装，去了，木心也在，他看我走出来，后来就说：蛮好，看过去有点英气、有点秀气、有点流氓气，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草根里面，我又很喜欢遇到有点书卷气的人，包括民工，很爱看书，有内秀。我也喜欢非常书卷气的人，半点草莽气没有，你比方陈寅恪，骨子里的书生，看照片就喜欢。鲁迅有点流氓气，豪爽，侠义，周作人比较没有，可他说自己内里有绅士鬼，有流氓鬼。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身上的草莽气和流氓气来自哪里？ 陈丹青：你们误会了，以为我画画写文章，其实我是个粗人。小时候父母打成右派，工资大减，四岁开始家里就很穷，后来又去插队，没过过好日子。你会留下一套生活习惯，譬如吃东西狼吞虎咽，非常将就，哪里都能睡，怎么着都能过，到纽约了还是这样。 草莽气，就是见过下层的世面，不计较，无所谓，仗义，承受力强，忽然就能行动，就能决断，大概就是草莽气吧。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身上草莽的部分是哪些？ 陈丹青：我不要被人以为是个艺术家。我认识太多艺术家，原来我跟他们一样，我就是他们？特别受不了老要问你怎么定位自己，画家还是作家，还是公知？这种身份焦虑，我慢慢明白了，大概苦逼屌丝太多了，快点想有个身份，有个说法，公务员啊，科长处长啊，至少部门主管吧。艺术家也这样，巴望有个说法，有张名片，有个头衔。 陈丹青：你耍流氓！这是流氓手段，其实是指无赖。旧社会，旧上海，流氓的定义就是“白相人”，白相人的定义，就是黑道。 目前我看过最朴实的黑道定义，是杜月笙的儿子。记者问他，到底怎么看那代流氓？流氓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只说一句话：“就是帮忙”——你在这个地面上，本地人，外邦人，你进上海街面混口饭吃，要做小生意，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要人帮忙。今天人家帮你，有一天你有力量了，兜得转了，你帮人家的忙。 白道不是。所谓黑道有一系列规矩，白道也有一系列规定，玩儿规定的人，管人的人，吃官饭的人，他都有交易，但轻易不帮忙，也轻易不拆台。清末民初，孙中山、蒋介石闹革命，都要靠“流氓”。 包括今天，赖昌星就是大流氓，他要是活在民国，就是第二个杜月笙。你看他一路出来，家乡父老孩子都管，逃亡时还每年给他办的家乡老人院老人打电话，问年终补贴拿到没有，也办中学。他哥哥要被捕了，全村老少拿着家伙，一层层护着他，最后他说服乡亲，自己出来就捕。 我相信每个省、每个小地方，都有杜月笙这样的人。草根里永远有这样的人，书都没念过，聪明、仗义、有办法、敢担当。 但流氓打地盘时，要打架，甚至杀人——《水浒》为什么流传，不就是一群土匪流寇——他要维护本帮，要对付别的流氓群，这是丛林生态。我们下乡时，农民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出门就是靠朋友，一路大家帮忙。到纽约我要人帮，也帮别人。国内来个电话，老朋友，新朋友，接个飞机，住个一阵，等等等等。 所以我回来和许多人没法玩，他们是单位思维，不是江湖思维。 南方周末：大多数“文人”或者“流氓”不关心时尚的，甚至看不起时尚，但是你不同，你很关心时尚，为什么？ 陈丹青：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艺，两大摊：一摊娱乐(美国所有电影电视统称“娱乐业”)，一摊时尚，两者都是大生意。这两摊没了，弱了，你谈什么现代文化？ 当代艺术都要跟时尚界找灵感，为什么？古代也一样，文艺复兴那会儿，画家雕刻家这一摊是最牛逼的时尚，创造经营整个景观。现在最有活力的人精，许多在时尚界。大都会博物馆、现代博物馆，每年有顶级时尚人物的专展。中国是两头不着调：美术馆是官府，不懂时尚，看不起时尚，时尚界也拿不出真东西、真角色。 我回国一看到时尚，还有什么时尚派对之类，觉得对了，这就是演变嘛！有人说我庸俗到和娱乐圈时尚圈玩，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青少年文化、摇滚乐、走台、派对，都是改革开放的正果啊。 不要把我当读书人，书架上这些书顶多看过千分之一，以后也不会看，我得找个时候扔掉。 南方周末：你怎么定义奢侈？ 陈丹青：奢侈品在中国又是一大奇观，是送礼的主项，跟国外奢侈品概念完全两回事。它还被卷入权力游戏。洋人惊呆了，奢侈品居然可以是这个概念，这种效应。 南方周末：有的中国官员最近因为手表和皮带落马，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陈丹青：那是小焉者。总比艳照上网好多了。公布艳照很可怕，太恶劣了。我讨厌官员，但无论如何这是隐私，他也是人。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官员的穿着打扮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内地大部分官员穿着西装，更像乡巴佬。建议至少向台湾官员学习。
南方周末：几年前人们在讨论中国有没有上流社会，几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现在有上流社会吗？ 陈丹青：中国没有“上流社会”，但有“上级社会”。某某会所之类，是超级消费场所，哪里是上流社会，直白说，十九是官商聚首之地。各种文章会称他们“贵族”，天晓得，中国哪有贵族？ 南方周末：你觉得贵族对中国精神和文化的贡献在哪里？消失对中国精神和文化的损害又在哪里？ 陈丹青：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一小撮儿精英没了，可是国家又很有钱，很强盛的样子，会所夜夜客满——这种文明我不知道怎样定义。 南方周末：2011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盛典给你做了一身民国服装，你也很喜欢，可以讲讲民国衣服的好处吗？ 陈丹青：民国衣服正好是在古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这么一段，其实是尴尬的。旗袍不是汉服，古人并没有长衫。汉唐的中国、宋元的中国，骤然过渡到摩登中国，几乎没有缓冲地带。一个唐人看到男人穿长衫，会很惊讶，怎么可以？现在一个八零后看长衫，觉得老气横秋。前面是五千年、两千年，民国加上部分清末，只有五六十年，能留下长衫旗袍，已经有符号效果，不容易，但如今是失效失传的符号了。 南方周末：中国男人似乎只有几种衣服可以穿，一个是夹克、一个是西装，夏天就是POLO衫、衬衣或T恤，你觉得他们不会选择还是没有选择？ 陈丹青：阶级消灭，大家族消失，人群就一体化，有钱没钱、南方北方，一体化。长久之后，人心是从众的，大家都这么穿。这是世界范围的事。全世界平民化，民主化——其实是消费化。还有交通便利，地域差异打通后，差异的美感和特色在萎缩，在消解。原因还有很多，成衣业最早使人群划一。人会懒，美感，良性的虚荣感，会一代代消褪。英法这些老帝国，上流社会仍然很有讲究，但他们在院墙里面，你不易看到他们。 我见过大街上最爱打扮、最会打扮的人群，是日本，还有俄罗斯。这俩都是崇西洋的国家，各有各的自尊和自卑：你要知道，爱打扮的心理之一，其实是自卑。美国分析过为什么不少黑人喜欢不惜工本，全套西装。 从前中国人穿衣服，太多规矩了，不说解放前，1950、1960年代，好家庭出门见人，衣服都有规矩、有讲究。现在有时尚，但没讲究，也不懂讲究，我被领着参加过几个花大钱的媒体或时尚活动，会穿的人太少太少了。香港至今有一小撮人，富有，开私家派对，穿的是奇装异服。 一个社会得有一小群怪人。以我观察,和明面的时尚不太有关系——很大胆，很成熟，很过分的打扮，我指的是异常出格的打扮，其实是蛮善良，蛮规矩，甚至有点孤僻，十分害羞的人。
划分文明与野蛮，比划分中西更重要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微信公号 每周星星点点 西方文明在进入非西方世界之前，你说那是西方的，这是对的。但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明进入了，跟你的文明已经发生了碰撞，你再说寻找自己特点的文明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晚明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使人类的融合之势和文明层次的更迭之势、上升之势已鲜明地呈现出来，我们现在还试图去找一个碰撞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政治规则，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未来的文明一定不是既定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文明间相互碰撞的结果。这一点中国人自己没有接受。 长期专心致力于既定的中华文明，这对中国可能是一个出路，但对人类可能是一个灾难。因为没有人类情怀，我们常常不能摆正主次、轻重、先后、缓急，我们为既定文明辩护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文明未来的谋划。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华文明的自我辩护一定要以美利坚文明的衰落为前提，这是非常好笑的。这是排斥的文明形态，不是高级的文明形态。世界现代史表明，凡是迈过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文明形态没有一个被打回原形，被打回原形的都是现代转型中中途夭折的文明和国家。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了，但英国是落后国家吗？不是，它还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我们无法说明未来中华文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可以归纳出来的，而是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下代干出来的。但文明的交汇永远比文明寻找自身的特点重要一百倍。希腊文明之所以逐渐领先世界2500年，是希波战争导致西方文明深刻地吸收、融汇了中东文明，同时也宣告了希腊传统文明的终结。新生的一种文明是优势文明。中华文明真要有出路，先得对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持开放态度，得把西方文明好好消化、好好创新，否则别指望。所以我强调中华文明还有未来，一定是远东文明跟中东文明、西方文明会合起来，然后再次融合，实现文明升华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华文明是要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区域发展的文明形态，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今天说的“中国必崛起，美国必衰败”。 当然，中华文明的另一种未来可能是往回走，重回封闭。最近几年，这种重回封闭的状态非常明显，我们把西方说得一塌糊涂。这有点接近于1914年之后，梁启超去欧洲看过之后写的《欧游心影录》，对欧洲大失所望，我们现在就差一个有名人士写一本《新欧游心影录》了。这个心态非常糟糕。 划出文明与野蛮的界线，比划分是他们的文明市场还是我们的文明市场更重要。文明发展的最大状态是跟野蛮划出界限。文野界限，从政治立规上说，第一，把人当人来看待，而不把人当手段来对待；第二，权力必须规范、平和、周期性地交接，约束政治上的权力滥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这点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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