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八中的文革往事
作者：朱松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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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八中的文革往事
作者：朱松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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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八中的文革往事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作者简介：朱松滨，1948年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八中十年一贯制班；1968年入伍；1977年考入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1987年转业；1989年赴美国，后创建“美国松林集团”至今。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早就在酝酿了。在1965到1966年期间，北京中学的四清运动；毛主席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讲话；我们学校高三年级某些班里出现的大字报、大辩论；其他学校不时传来的一些消息等等，文革的毛毛雨，我们在文革前夕就已经感受到了。 1965年的深冬，我父亲带我去故宫午门上面看一个展览，题目好像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果展览”。我记得是个非常寒冷的傍晚，宽敞的大展厅里空无一人，只有父亲带着我，边看边听讲解。展厅陈列了一系列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况。午门之上，大殿之内，本来就灯光暗淡，阴森森的，形形色色的资料介绍，真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农村党支部成员的合影，他们个个都披挂着一身宗教袈裟，几个年轻一点儿的，还打着宗教旗番，香烟缭绕，好像在进行宗教仪式。这场景对我来说，见所未见，一个农村的党支部竟然整个都变色了！让我感到农村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真有一种要“变天”的感觉。 我父亲是从来不带我们到什么公共场所的，更别说看展览，这次竟然不顾如此寒冷的天气，带着我爬到冻的像冰窖的午门上面看这样一个展览。我猜想，是他也觉得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到了风起云涌的紧急关头，作为一名军队的干部，不能不认真地去了解地方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顺便也让儿子受教育吧。 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这才感到文化大革命真的来了。学校里开始出现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领导。同时一些大字报展开了老师之间的揭发批判。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也开始了。6月上旬，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6月、7月两个月，学校的运动主要集中于教职员工揭发学校领导，而且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每天总有大字报贴出来，总有批斗会，批斗学校领导，今天这些老师上台揭发、控诉，明天可能就有大字报揭发这些老师的什么事，弄的我们学生莫衷一是。学生们无非是被裹挟在这些活动中，跟着《人民日报》的口号和社论精神以及工作组的调子，摇旗呐喊。 我在这段时间里参加了工作组领导下的材料组工作。第一次住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我渐渐和其他年级、班级的同学也熟悉了，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军干子弟和工人子弟。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学校传达了团中央书记胡克实的讲话，说可以给工作组提意见。学校里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不确定气氛下的文革运动有了新动向。 真正把北京中学生的文革积极性调动起来，应该是7月29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亮相接见学生，我也跑去了。在这个大会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一起，也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先是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讲话。然后突然台上的领导人都站了起来，侧幕拉开，毛主席缓缓走出来，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觉得很振奋，但是并没有非常激动的感觉。我对毛主席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就是从这天起，北京的中学生才开始以主人公的姿态，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好像也是那几天，工作组黯然离开学校。 近年有许多文章揭露、研究文革初期北京中学发生的打人、特别是殴打校领导和教师的事件。暴力殴打事件集中在哪一段时间里呢？想来想去对不准，我想应该是8月初工作组离开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学校的管理突然瘫痪了，许多红色恐怖事件发生，北京的中学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我在八中的校园里见过几个低年级的女生打一个躺倒在地上的人，还见过当时被批斗关押的温寒江校长和韩玖芳主任从楼道里拖出一个被打得满身是血的人……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干涉一下，我也一直在追问自己，当时究竟是个什么心理？会如此麻木不仁？
中学生闹革命，革谁的命呢？可能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北京一些中学突然兴起了“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街面上所有能和“旧”字沾边的东西就遭殃了。但毕竟街面上的“四旧”有限，“破四旧”很快就演变成了“抄家”，因为更多的“四旧”是与“四旧”沾边的家庭及深宅大院联系在一起的。我没有参加过“破四旧”，主要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十几年都住在干部宿舍院里，想象不出社会上有什么不得了的“四旧”。不过一天到晚看到许多“破四旧”的传单，有时候也挺激动，等跟上形势了，“四旧”早就被人家捷足先登“破”了。有一次在学校宿舍里，大家议论起来，怎么我们就想不出个招也破个什么“四旧”呢？记不清是罗旭东还是郝延塔，开玩笑地说，我他妈的干脆喝上一瓶白酒，乘着酒劲儿，到西单把个什么老字号的牌楼给砸了算了。 抄家我参加过一次，是抄我们班主任陶祖伟老师的家。1966还是1967年？只记得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后来当形势比较缓和之后，陶老师来班上请求同学们归还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班还集体开了一个会，那时班上已经分成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了，我坚决主张归还，可有些同学坚决反对，会议好像没有任何结论。 陶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平时十分敬重的老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辛辛苦苦培养教育多年的学生们竟然上门去抄了他的家！现在想起来，内心还是十分沉重。陶老师当时打成“反革命”了吗？似乎没有。我们班哪位同学与陶老师有仇恨吗？肯定也没有。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真的发生了。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怎么就会在那一天成为了那样的一群人？这难道不是那个阶级斗争教育灌注在我们血液中的毒素的发作吗？我想我的儿子对这样的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过来人决不能不面对那段历史，决不能默不做声。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曾经发生过的事告诉后代，让他们警醒，使他们牢记，在他们身上，乃至世世代代，决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我们八中有些班级在7月里就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没有什么加入的章程、程序和管理。是否参加红卫兵？开始我并不积极，因为对我们这些平时的“好学生”、团干部来说，这也太离经叛道了。可是进入8月，红卫兵在各个学校发展得很快，党中央又积极支持，我们也就成立了。根据那时红卫兵的成分要求，我是当然的一员。对我来说，成为红卫兵，至少表明了我个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认同。从此每天参加活动，就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了。 我们班红卫兵做过的事情，有一件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去一个民主党派的驻地，参加他们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会。按理说中学生和民主党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一个同学的母亲是这个民主党派的共产党支部成员，这个共产党支部希望能借红卫兵小将的气势，推进这个民主党派的文革运动，于是在和这个党支部开了一次会后，就安排了我们的这一次行动。在这个批斗会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分子聚集在一起，跪在地上，一些人发言批判，我们就呐喊助威，还上去踹了跪在地上人的屁股。我记得被批斗的人里有吴晗。 还有一件事就更加荒唐了。既然“破四旧”没有做什么事，我们就想起了“取缔民主党派”的主意。现在陈小鲁担责说是他的主意，我也算是积极参与者吧。我们起草了一个《通告》，一天夜里，我、李勇，可能还有郝延塔，乘着一辆北京吉普去了北京市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的总部，敲开大门，向工作人员宣读《通告》，没收这些民主党派的公章。当时看着李勇深更半夜，站在冷清的机关院子中间，对着零星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一板一眼地宣读所谓《通告》，他那个认真劲儿，我心里着实想笑，感觉这家伙还真有一股钦差大员的派头，换上我可端不起这个架子来。回去后我们都得意的不行，自认终于做了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
1966年8月初，学校里展开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辩论。这个对联从表面上看，明显违背党的一整套阶级路线，充斥着阶级歧视和对人格、人权的蔑视。但在实质上，又恰恰是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教育对年轻人思想意识的邪恶影响的必然反映。我作为一个共青团的干部，文革前这些年，经常苦恼的就是如何做出身不好同学的思想转化工作，对联的说法，我怎么可能认同呢？！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过去的工作不都白做了吗？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对联所明确指出的“革命”和“反动”的阶级划分，以及所包含的强烈阶级斗争意识，不正是党组织多年来谆谆教导我们的吗？！那几天我的思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困惑。 一次学校里开对联的辩论会，我，还有王鲁军、吴新潮、陈海洋，可能还有李大震，几个人一起跑上台，王鲁军代表我们发言，因为他是前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留校担任团委工作，无论理论水平还是讲话水平都比我们高。我们表示坚决不同意这副对联，可是王鲁军的发言无论多么“政治正确”，还是被台下一阵阵狂热的反对吼声打断。现在想来，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更勿论说服别人了。好在对联的辩论没有几天，就因中央文革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了否定的纠正而平息下来。这期间还传出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里的观点。 “出身论”和“血统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当时也没有对《出身论》抱有多少好感，因为这篇文章是对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颠覆，自然得不到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的认同。现在我们认识到，遇罗克是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里，第一个敢于挺身而出，为人性，为人权，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战的伟大的先驱。 围绕对联的辩论表面上平息下来，但是却深深触动了班上一些同学文革前就形成的心灵创伤，把过去同学之间由于阶级教育造成的裂痕彻底撕扯开来。一些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从对文革的期待和热情，转向了困惑和沉默。以我文革前做团支部工作的经验，可以察觉出他们内心的痛苦。即使今天没有人会再提及家庭阶级出身，但是文革初期那一场场的对联辩论，把连接我们同窗情谊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很快运动形势又有了变化。从8月18日到11月底，毛主席十几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逐步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将出身不好的或者出身一般、感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同学们的反抗精神逐步唤醒和调动起来，他们的这种反抗精神，是又一次的火山爆发！支撑他们信念的是，你们老红卫兵不许我们革命，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允许我们革命！现在许多老人怀念文革和毛泽东，恐怕与他们当时的这种情感不无关系吧？ 遗憾的是这批同学发动起来，也只是重复我们老红卫兵走过的路。因为党的阶级斗争这条主线是须臾不能偏离的。前段时间我们批他们，反过来就是他们批我们。同学之间的界限分明、针锋相对仍然是愈演愈烈。当然毛主席的感召力还是巨大无比的。各个派别，无论分歧多大，都自称是坚决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当时坐火车不用花钱买票，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基本不花钱。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独立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哪能坐的住？在1966年的8月底9月初，我、陈海洋、李大震、王鲁军，决定赴哈尔滨，因为陈海洋的姐姐在哈军工上学，我们自然会有落脚之处。这一路只记得哈军工坐落在松花江之滨，高楼绿瓦，远远望去，很是宏伟。 这一路有件事记忆犹新。我们到沈阳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后，当地的红卫兵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这些首都来的红卫兵取经，学习如何造反。有个穿着干净整洁、略显单薄的男青年，趁着没人的时候突然走过来，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我是地主出身，但我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你们一起闹革命。听了他的话，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应。多少天来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都是红卫兵、红五类，是无产阶级的后代，几乎没有出身不好的人敢接近我们。我们所熟悉的话题都是怎样成立红卫兵，怎样和当地的“走资派”做斗争。如果在文革前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他这样的话，如今突然听到这样个陌生的年轻人初次见面就表示与“反动家庭”决裂，诧异之余，我也为他的革命立场所感动，可是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自己内心深处还是一堆糊涂帐呢。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恶的潘多拉瓶子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点良知和理性，都已经迅速的土崩瓦解了。
8月下旬，在学校里听说有人提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或许提出这个倡议的人，看到社会的混乱多是红卫兵乱来造成的，于是想起了大革命时期的工人纠察队、农民纠察队吧。我们由于外出串联心切，无暇关心此事。考虑到路上能听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及时了解北京的形势，我去九三学社找罗旭东借一个小收音机，从他处证实确有此动议。罗旭东从会议室里出来，递给我收音机的同时告诉我，他们一些人正在里面开会，商量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后简称“西纠”）的事。拿了收音机，我没多问，扭头就走，我的心早已飞到松花江畔了。 一个星期左右，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我很快去了西纠总部，那时西纠总部在西四的一个胡同里，后来说是育翔小学的校址。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自己学校的大门，开始跨校的活动。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外校的人，有四中的，六中的，四十一中的，十三中的。还有女校的女生，丰盛中学的。也是在西纠总部，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爱人的李晓林。 西纠队员许多是我们八中的。大约有几十个八中的红卫兵，常驻在那里，我印象中他们都是初中年级的学生，一天到晚围在我身边讨论这个讨论那个。 我去西纠的时候是9月份，当时在西纠总部管事的3个人，是四中的孔丹、王向荣和赵胜利。我后来一直纳闷，印象中西纠是由我们学校吴新潮、罗旭东和郝延塔发起的，怎么成立没几天，主事人都成了四中的呢？近年看到小鲁的文革回忆，才知最初是小鲁发起的。那时候，西纠接受了政府交给的安置外地来京红卫兵的任务，那可是个极其繁重的任务。小鲁带领一部分西纠队员坐镇位于北京火车站的“外地红卫兵接待站”，这样总部就只能由这几个四中的人来主事了。西纠本不是个有规章的组织，红卫兵把这样一个组织，当作可能的一种资源，来做红卫兵觉得应该做的事。四中的人比我们八中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上层联系，也更懂得如何与上面合作，自然许多事情都得他们主持。我在西纠参与的工作主要是两件，一件是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值勤，一件是编写西纠通令。我去的时候，西纠通令已经出到十几号了。我参与的是十一号还是十三号，记不清了，内容是关于红卫兵串联需要注意的事项。 1966年国庆节即将来临，西纠领受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值勤的任务，小鲁也从火车站回来了。我们全体上下，着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记得我和袁塞陆还去北京卫戍区接洽后勤物资保障方面的工作，多少被子以及具体安排之类。“十一”当天我们西纠的指挥部设在中山公园大门里，有大粥锅、果子面包、开水桶等等。大家忙得焦头烂额。我在后勤组，前前后后送水。我们学校的杨树东负责指挥天安门一侧最外面的标兵线，他自己站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是中暑，竟直挺挺栽倒在地上，急救也成了一项工作。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游行队伍像潮水一样，一波连着一波。到了晚上毛主席走下金水桥，硬要走进沸腾到极点的人群中去。我们西纠队员组成值勤防线，很多人都累了一天了，依然精神抖擞。人群太拥挤，人人想见毛主席，人人都想挤到前面，想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愿望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有时我们的防线也被冲的东倒西歪，溃不成军。我亲眼看见一个毛主席的贴身卫士被拦在了防线的另一侧，他发疯似地要冲过防线，追上走在前面的毛主席和林彪一行人，撕扯之间，腰上别的手枪都露了出来。 这段时间，西纠也出面阻止过一些群众组织的静坐请愿活动。前因后果已有许多文章回顾研究。我参与过一次行动，应该是1966年9月里一天的深夜，我们常驻总部的西纠队员奉命全体集合赶往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地点是现在解放军三总部所在的平安里那边。据说是北航造反派在那儿静坐了许多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服他们撤出。我们八中的西纠队员全去了。我是乘郭冀豫开的摩托去的。头头儿里，好像孔丹、赵胜利、孔栋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造反派组织在政府机关门前的静坐活动。我们的队员都在卡车里等候，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夜色中双方头头儿在接触。9月的夜晚，天气已经凉了，我跑到前面去看情况如何，见孔丹和孔栋讲完电话走出来，叫我们撤离现场，回西纠总部。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文革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组织。它是老红卫兵发起的，也的确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时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政府自然希望利用群众组织维持公共秩序。但是这样的组织，从文革初期的政治势头、家庭背景、人员构成以及后面运动的走向来看，显然属于保守派。这种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组织必然会被当时的政府机构操控和利用，成为文革某个时期、某种政治力量的工具，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还做了坏事。所有这一切，我认为总体上应该由当时的文革路线来负责。对西纠所做的具体事情，则应该一事一议。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派运动的深入，西纠这种组织很快就不再适应运动的发展，也失去了政府的有力支持（我们西纠总部的汽车、摩托，直至服务人员、被服、伙食等等都是北京卫戍区提供的。我至今似乎还能闻到那些深绿色的崭新军被的味道。有段时间，我们几个人还一天到晚去中南海西门拦截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车，无非是要求得到政府的继续支持），西纠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没几个月的时间就解散了。
红卫兵是从北京的中学兴起的，随着文革运动向大专院校发展和在全国铺开，中学反而陷入了停顿状态，去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们老红卫兵，从1966年的秋冬之后，逐步成了逍遥派。许多老红卫兵自己家里也出事了，有的家长被打成走资派，遭到群众揪斗；有的家长尽管还没被揪出，可也成了惊弓之鸟，处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中。老红卫兵对文革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我在这段时间里基本上就是个逍遥派。当然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和王小民、李晓林、张立文、宋淑英和雍玲玲在1966年的10月、11月一起去南方串联，韶山、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一路千辛万苦。我们也深入到农村，感受了农民的生活。我们看了刘文彩庄园的展览，还采访了一个据说解放前受过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老妈妈。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冲，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西纠的兰某某和骆某某如何如何，说是被中央文革给抓起来了，这不是说兰小兵、骆小峰吗？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她俩在西纠看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立刻打道回府，回到北京已经12月了。一看两人好好的，才松了一口气。大概在1966年12月左右，一些西纠的老红卫兵希望能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西纠联络站，不过大势已去，西纠联络站也就是秋后的蚂蚱吧。 作为红卫兵，我们还是希望能继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教育革命搞起来，因为教育革命是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部分。自从一起串联后，我和王小民就开始讨论此事，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又是同年级同学，所以我俩经常聚在一起。他父亲为了躲开造反派，被周总理安排在中南海里，我和他时不时去中南海给他爸爸送大米（那时粮食按人口定量供应）。一来二去，我们就对教育革命有了共同的看法，认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一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办教育的路。于是我带上我弟弟小运，他带上他弟弟小弟，我们4人来到北京西北郊一个叫东北旺的村子里住下，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接触当地农民，一边思考如何推进中学的教育革命。李晓林、张立文还从城里骑自行车跑来看我们。 在党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后，我们到街上去刷有关教育革命的大字报，根据几个月来自己的认识，我想出了一句口号，斗大的字贴在墙上：“教育革命，百年大计，红卫兵当仁不让”，尽管这个口号充满了派性的火药味，但起码说明我的红卫兵激情还未熄灭，理想的火花仍在闪耀。 1967这一年，我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有时为响应复课号召，去学校看看。那时学校已是四三派、四四派互斗的局面了，“复课闹革命”根本没可能。这个时期我和闫增武，我们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几乎天天泡在一起，海阔天空，聊形势，聊政治，聊今后，无事不聊。我还学会了吹笛子和拉小提琴，一天到晚宅在家里，过个把天去学校陪班级的军训干部闲聊。虽然学校里一片冷清，此时神州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炮声隆隆、烽火连连、杀声四起了。 班里掌权的四三、四四派也组织过一些社会活动，我们也就跟着参加。去过东郊木材厂劳动，住在那里，和工人同住同劳动。在那儿我们认识了李瑞环，那时他已经被打倒，正在这个厂子里劳动改造。我们和他住一个宿舍，他经常和我们聊当年他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干部和毛著学习标兵的故事，他讲起那些故事，又具体，又风趣，我们都非常爱听。这期间，李晓林、张立文还蹬自行车从城里来看我。 我在学校里还办了一个小报，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然后贴到学校的墙报栏。我们班同学张润德最近回忆说，我在自己办的小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必然和必须》（我自己想不起来了)，大致是说，我们老兵犯错误，现在轮到你们新上来的造反派，特别是四三派开始犯同样的错误了。犯错误是必然的，认真改正错误是必须的，云云。他还回忆说，我（针对造反派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说过“小资批小资”，当时很多四三派同学对我这话不满意，说明那时我们中学生的思想依然陷在派别争斗里。 近年在历史研究的思潮中，即使同样是反思文革，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派别，人们不能求同存异，团结起来推动社会理性的进步，而是出现了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这种对立出现在我们一代同龄人身上，出现在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身上，除了现实因素外，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人群严重撕裂的根源，必定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果能彻底反思文革，探究真相，厘清曲直，捐弃前嫌，认清社会的共同底线，取得共识，唯一的途径就是坐到一起，理性、客观、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经历，找到毒害我们思想意识、撕裂我们同学感情、造成我们人群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这将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我的中学年代，随着我1968年参军入伍就结束了。那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和同学们联系，直到199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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